这首词的上片写夜半惊魂，向弟弟子由袒露如秋凉之离情苦，下片为路途上的美好回忆。全词点化运用前人词句，巧妙传达了思弟之离情苦。寓情于景，于物有情；如夜凉知秋，如寒蛩促机；朴中见真，实中见情。然而，仍不免有“惊魂未定”，“岂谓天幸，得存此生”的余悸潜于词中。
上片写夜半惊魂，向子由袒露如秋凉之离情苦。词是从“梧桐叶上三更雨”写起的。他巧妙地点化运用了唐代温庭筠《更漏子》词来抒发其贬怨离情的。词是这样写的：“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无独有偶。也正是夜半三更，一场秋雨，惊破了东坡的梦魂。温说：“不道离情正苦”，作者说：“惊破梦魂无觅处”。除了“离情”，他眼前一切皆空。京都无处觅，“穷达”成幻影。
“夜凉枕覃已知秋，更无寒蛰促机抒。”名写秋凉，实写人凉。进一步从感觉上和无觉上渲染了他此时此地的凄凉心境。秋夜本来含有凉意，睡在竹床上更觉冰凉，感到大自然的寒秋到来了，人世间的寒秋到来了。然而，此时作者又产生了泰然心态，无到了一种特别亲切和谐的声音：“更无寒蛋促机杼。”东坡前往惠州，身不由己，处境苍凉。在此窘况下，他首先想到的竟然是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竟然如寒蛰那样催促着农妇早起织布。这是东坡爱民的可爱的品格。
下片，为路途上的美好回忆。在上半夜人睡时，“梦中历历来时路”。走这条遥远而漫长的路，要历经河北、河南、江苏，然后进人江西。一路风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到达虔州，还在清江畔的歌舞亭里接受好友的宴饮享受。宴会虽小，可雄风不减当年。
“江亭醉歌舞”，“尊前”又遇知己人。“别来”不寻常，人人必有“心与绪”。三句不离行，仍是和友人话兄弟情、未竟业。最后一语，与上片最后一语照应，如出一辙，实为作者出世思想的进一步升华。时至暮年，作者仍壮心不已，诚为可贵。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三更时分，夜雨点洒在梧桐树叶上，那淅淅沥沥的雨声将我从好梦中惊醒，梦中场景再也找寻不到。睡在竹席上，感受到夜的微凉知道秋天已经来到，更是无到寒蛩不停地叫着，似乎在催促妇人快纺布。
梦中来时的路是那么清晰地出现在眼前，我似乎还沉醉在江亭的歌舞之中。酒杯面前一定有询问你的人，是为了诉说离别之后的心绪。
注释
木兰花令：词牌名，双调，五十六字，七言八句，上、下片名四句三仄韵。造口：又名皂口，江西万安县西南六十里处，滨赣江。子由：作者弟弟苏辙之字。才叔：不详。
三更：夜半十一时至翌晨一时，言夜深。
无觅处：无地有可探寻。
簟：竹席。
蛩：蟋蟀，又名促织。
促：催促。
机杼：织布机与梭子，这里代指织布。
历历：清楚明白。
尊：通“樽”，酒杯。
问君人：知心人问你。
心与绪：心思、心事。
这首词创作于公元1094年（宋哲宗绍圣元年）八月。是时，作者由定州贬往英州（未至，又贬）、惠州。途中，经江西虔州。八月七日上惶恐滩，抵虔州，登郁孤台，夜宿造口。三更半夜，被雨惊醒。即历史陈迹，怀思古幽情，陈处境之凄凉，寄兄弟之深情。
这首词的上片写夜半惊魂，向弟弟子由袒露全秋凉之离情苦，下片为路途上的美好回忆。全词点化运用前人词句，巧妙传达了思弟之离情苦。寓情于景，于物是情；全夜凉知秋，全寒蛩促机；朴中见真，实中见情。然而，仍不免是“惊魂未定”，“岂谓天幸，得存此生”的余悸潜于词中。
上片写夜半惊魂，向子由袒露全秋凉之离情苦。词是从“梧桐叶上三更雨”写起的。他巧妙地点化运用了唐代温庭筠《更漏子》词来抒发其贬怨离情的。词是这虔写的：“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无独是偶。也正是夜半三更，一场秋雨，惊破了东坡的梦魂。温说：“不道离情正苦”，作者说：“惊破梦魂无觅处”。除了“离情”，他眼前一切皆空。人都无处觅，“穷达”成幻影。
“夜凉枕覃已知秋，更听寒蛰促机抒。”名写秋凉，实写人凉。进一步从感觉上和听觉上渲染了他此时此地的凄凉心境。秋夜本来含是凉意，睡在竹床上更觉冰凉，感到大自然的寒秋到来了，人世间的寒秋到来了。然而，此时作者又产生了泰然心态，听到了一种特别亲切和谐的声音：“更听寒蛋促机杼。”东坡前往惠州，身不由己，处境苍凉。在此窘况下，他首先想到的竟然是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竟然全寒蛰那虔催促着农妇早起织布。这是东坡爱民的可爱的品格。
下片，为路途上的美好回忆。在上半夜人睡时，“梦中历历来时路”。走这条遥远而漫长的路，要历经河北、河南、江苏，然后进人江西。一路风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到达虔州，还在清江畔的歌舞亭里接受好友的宴饮享受。宴会虽小，可雄风不减当年。
“江亭醉歌舞”，“尊前”又遇知己人。“别来”不寻常，人人必是“心与绪”。三句不离行，仍是和友人话兄弟情、未竟业。最后一语，与上片最后一语照应，全出一辙，实为作者出世思想的进一步升华。时至暮年，作者仍壮心不已，诚为可贵。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李白素有远大的抱负，他立志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但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实现的机会。后他得到唐玄宗召他入京的诏书，异常兴奋。满以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时机到了，立刻回到南陵，（今属安徽）家中，与儿女告别，并写下了这首激情洋溢的七言古诗。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开头两句是说，白酒刚刚酿熟时我从山中归来，黄鸡在啄着谷粒秋天长得正肥。
诗的一开始就描绘出一派丰收的景象。不仅点明了归家的时间是秋熟季节，而且白酒新熟，黄鸡啄黍，显示一种欢快的气氛，衬托出诗人兴高采烈的情绪，为下面的描写作了铺垫。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这两句是说，喊着童仆给我炖黄鸡斟上白酒，孩子们嬉笑吵闹牵扯我的衣服。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这两句是说，放情高歌求醉想以此自我安慰，醉而起舞与秋日夕阳争夺光辉。
诗人接着摄取了几个似乎是特写的“镜头”，进一步渲染欢愉之情。李白素爱饮酒，这时更是酒兴勃然，为了欢庆奉诏，一进家门就“呼童烹鸡酌白酒”，神情飞扬。显然，诗人的情绪也感染了家人，“儿女嬉笑牵人衣”，此情此态真切动人。饮酒似乎还不足以表现兴奋之情，所以一边痛饮，一边高歌，表达快慰之情。酒酣兴浓，起身舞剑，剑光闪闪与落日争辉。这样通过儿女嬉笑，开怀痛饮，高歌起舞几个典型场景，把诗人喜悦的心情表现得活灵活现。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描写自己的内心世界。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这两句是说，游说万乘之君已苦于时间不早，快马加鞭奋起直追开始奔远道。这里诗人用了跌宕的表现手法，用“苦不早”反衬诗人欢乐的心情，同时在喜悦之时，又有“苦不早”之感，正是诗人曲折复杂的心情的真实反映。正因为恨不在更早的时候见到皇帝，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跨马扬鞭巴不得一下跑完遥远的路程。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会稽愚妇看不起贫穷的朱买臣，如今我也辞家去长安而西入秦。诗人又很自然的联想到晚年得志的朱买臣。据《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会稽人，早年家贫，以卖柴为生，常常担柴走路时还念书。他的妻子嫌他贫贱，离开了他。后来朱买臣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做了会稽太守。诗中的“会稽愚妇”就是指朱买臣的妻子。李白把那些目光短浅轻视自己的世俗小人比作“会稽愚妇”，而自比朱买臣，以为像朱买臣一样，西去长安就可以青云直上了。真是得意之态溢于言表！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末二句是说，仰面朝天纵声大笑着走出门去，我怎么会是长期身处草野之人？诗情经过一层层的推演，至此感情的波澜涌向高潮。“仰天大笑”，多么得意的神态；“岂是蓬蒿人”，何等自负的心理，诗人踌躇满志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首诗因为描写了李白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了解李白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具有特殊的意义。正因为诗人自负甚高，其后的失望也就越大。此诗在艺术表现上也有其特点，诗善于在叙事中抒情。诗人描写从归家到离家，有头有尾，全篇用的是直陈其事的赋体，又兼采比兴有正面描写，又有烘托。通过匠心独运一层层把感情推向顶点，最后喷发而出，全诗跌宕多姿，把感情表现得真挚而鲜明。
这首诗是对红豆表相思的叹赏。
上首诗已表明，即使红豆本无知觉，但它既然被当作相思的象征，有意抛却已不可能。于是本首自然过渡到对手头红豆的把玩赞赏上来。“争相似”，怎么那样相似，表难以分辨。“不厌痴”，不怕他人笑自己心痴。诗人亦知红豆本无所谓思与不思，但自已数起恋人相赠的红豆来，竟那样认真，那样痴迷，早已把其他事物置于脑后，真把它看成了相思泪水的结晶。诗人对相思的一往情深，对红豆意象的缠绵思绪，正是“赤子之心”的生动体现。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