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词的上片，淋漓尽致地描写了深秋的景色。那苍翠的山色纵横扩展，沾染着长空中的五彩晚霞，湘川的秋风寂静不动，茂盛的菊花正绽苞开放。远处的村舍散落在树林丛中，突然听到晚鸦的阵阵啼叫声，它们正在傍晚飞归故巢。这些秋景的描写，如唐代李白的“秋色无远近，出门尽寒山”（《赠卢司户》）及元曲家白朴的“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天净沙·秋》）的深秋意象，给人以萧瑟寂寥的艺术感受，这情景会勾起游子们的无限思乡情感。

　　在此思乡之情油然而生的当口，下片立即转入了“梦到故园”的具体描写。苏轼喟叹着说：“离开故乡不知有多少路程了!”于是，苏轼喝醉了酒昏昏欲睡，却在梦中忆起了离别故乡的依依不舍之情。在梦惊之后贪婪地遥望着西南方的远隔天涯的眉山“故园”，不禁一阵空虚寂寞。此情此景，触目伤神，全词便在那月亮正静静照着江岸千里沙原的怅惘中戛然而止。

　　全词即景抒情，如行云流水，“望”字是整首词的“词眼”。先是远望山色，既而仰望空中晚霞，再是近望地上寒花，进而平望远林村舍，最后着眼于南望故园。层层递进，首尾相映。在时间安排上，起自傍晚，终至夜深，表示其思乡之念，悠悠绵长。故其情感自然质朴，又委婉曲折，含蕴丰富，可谓一唱三叹，真堪与杜甫名句“远岸秋沙白，连山晚照红”（《秋野五首》）的韵味相媲美。此词的主旨是游子思乡的情感抒发，也是与苏轼的淡漠名利的观念相一致。这与苏轼《南行集》诗中的“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初发嘉州》），及“幽怀耿不寐，四顾独徬徨”。“却思旧游处，满陌沙尘黄”（《牛口见月》）的诗句情绪遥相呼应。

　　谢枋得此诗，抓住了杜鹃鸟啼声的这些特点来抒写自己的感情。其最成功之处在于用望帝的传说来抒发自己彻骨的思归之情，并把这种情绪描绘得缠绵往复，回肠荡气。

　　作者在二十八字的短短篇幅里，高度地集中题材。全诗紧紧围着一个人（作者自己）、一种物（杜鹃）、一件事（归）展开。仅从字面上来看，四句中有两句出现了作者自己，两句出现了杜鹃鸟，三句出现了“归”字。进一步研读，还发现其实四句都没有离开这人、物、事三者。这种反复吟唱的写法，类似民歌中的复沓，仿佛仍有“杜鹃催人归，我归，我归，我归……”的旋律不断萦绕耳际，律感强烈，引起共鸣。

　　全诗的结构也十分巧妙。诗的开篇先用杜鹃催归起兴，并连用“日日”二字，足见此鸟之殷勤多情，好像在说物有情而人无意。但接下来次句却说，我的归心如此急切，可惜无人知道，当然，杜鹃也是不理解我的。这样一来便使起兴鹃鸣反倒成了铺垫，从而把作者思归的情绪推向了高潮。三、四句在前两句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使人与杜鹃之间形成直接联系，用人向物发问的方式表达作者对归期的盼望和对可能出现的永无归期的忧虑。

　　通观全诗，这种由物（劝归）到人（思归），再由人（问归）到物（预示归期），最后仍然归结到人（归期何时）的结构方式，在人、物、事三者之间构成循环不断的关系，极符合作者所要表达的缠绵不绝、难解难断的思想感情。

　　这首诗实际上是写给亲人的一封书信，表达自己的思念，也安慰妻子的思念。

　　诗的前两句照应题目“题苜蓿峰”从首宿峰写起。春天又来到苜蓿峰、胡芦河上。眼望边地景物，诗人不由泪下沾巾。开始就点出边地、点出季节。“逢”，实则是“又逢”，这就强调了置身边塞已非一日。“苜蓿峰”、“胡芦河”说的都是边地，上下两句以互文句式作反复说明，不仅点明地点，而且它们本身又是异地景物，从而强调了与“家人”相去之远。这一切正是触动诗人感情的契机。“泪沾巾”这一形象性的活动便概括了此时此地诗人的心情。至于“泪沾巾”的原因，则由下两句来具体写。格调是沉重的。

　　诗的后两句照应题目“寄家人”写自己的思念：妻子在家中是那样思念征人，却只能空然想想而己，她怎会知道沙场之上又是怎样地令人愁肠欲断呢？这里作者没有直接去写自己思念“家人”，却去写“家人”思念自己，而且知道“家人”是在“空思想”。“空”，有徒然之意，即使思念也难以排遣；“空”，又有凭空之意，叫思念也难知沙场征人之苦。表达了诗人对“家人”的深深理解和怜惜，也就衬托了诗人思念之苦，较之一般写家人亿征人更为深切。诗人之所以“愁”，是由于沙场征战之苦，是由于家人思念之苦，“泪沾巾”的原因在这里也就得到了回答。身为征人的诗人理解“家人”，同时也希望“家人”理解征人，慰藉之意，关切之情，自在其中。

　　全诗语言朴质自然，感情真挚深切，格调苍凉沉重，先从自己思念“家人”写开去，又从“家人”思念自己写拢来，结构回环，语意深长，很好地传达了诗人愁肠百转的心情。

　　让我抓住不放的是“钟山”这个词。后主对“钟山”这个词很有爱，自号钟隐、钟山隐者。“钟山”对后主来说，意味着出世、隐居、清逸。因此联系全文，“钟山”一次并非实指而是虚指。无乃见钟山并非说见不到钟山，而是说无法继续目前这种类似隐居的闲逸的状态。这首诗的中心思想应该是，有一件事他不想去做。不想做的理由是因为环境恶劣，无法像现在这样清逸闲散。

　　他说“不想去”，意味着有选择的余地。又说不想去的理由是因为“不能这么安逸”，意味着他目前的生活状态是相当安逸舒适的。如果是亡国前后期的作品，是否去汴京，是他可以选择的吗？他当前的生活状态，能用“安逸”来描述吗？显然不能。所以这不是亡国前后的作品。

　　将这首诗和后主的生平相联系，可以作以下猜测：所谓异国，并非指某个国家，而是指自己灭亡的唐朝。所谓惊涛，并非是说渡江的情景，而是自己现状。所谓钟山，并非是说某座山，而是说隐居的生活。而在后主心目中，隐居不代表清苦，而代表清逸。

　　他现在正过着十分安逸的生活，很舒服满足，不想放弃这种生活去过另外一种类似于“惊涛骇浪”般的，有别于现在的生活。

　　《端正好·上高监司》为叙事套曲，分前、后两套。在元散曲作品里，表现作者厌世的、玩世的和出世的作品占着很大的比重，直接反映社会现实、表现社会重大问题的题材却寥若晨星。而在这些为数很少的题材中，指斥时弊的作品更是屈指可数。这两套《上高监司》则可称得上是这类作品中的佼佼者。它不仅篇幅最长，且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为历来的文学史家和元曲研究者所称道。

　　前套反映的是元代大旱之年，颗粒无收，物价飞涨，天灾人祸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时又歌颂了高监司开仓赈粮、救济饥民的“德政”；真实描绘了一幅惨绝人寰的灾民流离图和刻画了一个恤老爱贫、公正无私的清官形象，深刻揭露和无情批判了当时昏暗无道的社会现实。

　　全套十五支曲子大体可以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首曲〔端正好〕，可视为全套的序曲，与〔尾声〕相呼应，交待写作的缘起。第二部分是〔滚绣球〕与〔倘秀才〕的三次反复，共六支曲子，描写天灾与民瘼。这是全曲的重头戏。第三部分是〔滚绣球〕与〔伴读书〕两支曲子，揭露官吏昏庸，与劣绅勾结，加重了百姓的困苦。第四部分是〔货郎儿〕和〔叨叨令〕两支曲子，先写高监司的仁政给百姓带来一线生机，继而再写百姓的困苦情状，向高监司呼吁。第五部分由〔煞〕〔尾〕四支曲组成，歌功颂德，表达了对高监司的感激与祝福。

　　这套曲子真实地描绘了一幅灾年流民图。旱灾发生时，田野龟裂，麦谷无收，物价高涨，钞票贬值；米比珍珠还贵，无米为炊，锅子生尘，灾民个个饥肠辘辘，僵卧于惨淡的夕阳之下，或者靠剥树皮、采野菜充饥。灾民个个面黄肌瘦，东倒西歪，四处流落于街头巷尾，偶尔能吃点麻柘浆糊、麦麸糠米，就得感谢上天的恩赐；癌疫流行，死者暴尸于野，人们为了活命，卖光家产，甚至卖儿卖女，骨肉生分，水无见时，那些无人要的奶娃，只好忍痛抛入江中活活淹死。人们被迫背井离乡，外出逃荒，奄奄一息，瘦骨嶙峋的人们，抱女携男，拄杖弓背，拖着沉重的步子边走边哭，泪如雨下，再加路途艰辛，风吹日晒，更是惨景非常。

　　作者采用鲜明对比的手法一面描写人民的苦难，一面揭露富豪奸商和地方官吏的种种罪恶活动，在同一幅天灾图中勾画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当灾民食不果腹，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之时，那些“殿实户”和“停塌户”却“欺心不良”，“瞒天不当”，怀着“吞象心肠”，在“谷中添秕屑，米内插粗糠”，或者非法倒卖，抬高粮价，克扣斤两，牟取暴利；还有各色官吏，平日就大量侵吞义仓的粮食，灾荒发生以后名义上是开仓赈济，实际上仓中并没有多少存粮，有的也被有钱人家买通官吏把粮食发放给了他们，老百姓得不到一点实惠，什么印信凭证都是谎话，都不过是画饼充饥，只有官吏从中捞取油水。总之，有钱的贩米谷，置田庄，添债息，纳宠妾，买人口，好不兴旺；无钱的饥饿难挨，骨肉分离，尸填沟壑，倾家荡产，好不悲惨，这是多么鲜明的阶级对比，多么不合理的社会现实。

　　作者不是对现实作纯客观的描写，而是在描写中表现出鲜明的爱。他一面对人民怀着深切的同情，写出了“万民失望”的愤怒情绪，以“小民好苦也么哥”的呼声喊出了人民抗争的心声，一面以无比憎恨的感情揭露富豪奷商、贪官污吏的“伎俩”，称他们是无耻之徒，诅咒他们断子绝孙。与此同时，他还对在灾荒严重的紧急关头能够不辞辛劳，亲临灾区，开仓赈济，爱民忧国，发政施仁，恤老怜贫，视民如子，起死回生，扶弱摧强的高监司加以赞颂。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王充《论衡·佚文篇》中说：“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作者是实践了这些有关现实主义的传统理论的。

　　后套以生动具体的写实手法再现了元代历史上起恶劣作用的“钞法”给广大人民的无穷危害，揭露了从官吏到商人的种种罪行。

　　第一首〔端正好〕是序曲。内容说，官府很清明，能采纳舆论，听众人申诉。愿在江西大郡南昌府您的亲临处，广开言路，听那大家的意见。第二首〔滚绣球〕至第十五首〔呆骨朵〕，揭露了钞票库藏管理中的严重弊端、商人的虚伪和庸俗、商人们狼狈为奸、勾结官府的罪行，揭露了官府吏役伙同奸商、贪赃枉法、坐地分账，揭露了官府在管理“钞法”中营私舞弊行为、贪污受贿、高利盘剥、窝藏商贾、倒卖假钞的罪行，揭露了元代“钞法”行市和押送钞票中的种种弊病，揭露了暴发户穷奢极侈的生活，指出暴发户也有麻烦、倒霉的时候。第十六首〔脱布衫〕请求高监司出谋划策，剪除邪恶。第十七首〔小梁州〕抨击市井小人横行霸道的行为。第十八首〔幺〕提出要使盗窃府库者受到重处。第十九首〔十二月〕作者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第二十首〔尧民歌〕强调严肃法纪的重要性。第二十一首〔耍孩儿十三煞〕至第二十九首〔五〕说明中国币纸的源流及其意义、元初所行币制的重要作用，揭露变更“钞法”之后的弊病。叙述到京都中都省交送管钞的情况，抨击了盗窃仓库者和管理们作威作福、欺压乡邻的罪行，揭露了官吏和商人的妻妾儿女的奢侈生活、奉官差赴京师的旅途之苦。第三十首〔四〕至第三十三首〔一〕建议官府对贪污舞弊者要施以严刑峻法、改革官吏任免赏罚制度，清除不称职的官吏，制定相应的制度。第三十四首〔尾〕是全曲的结束语。

　　这套曲子能抓住社会生活的特征、细节进行具体描述，叙事生动，人物形象具体而突出。对历史的交待，对钞法的制度，叙述得非常真实；对形形色色人物的描绘，用于恰如其分，又含讥讽之意；典故的运用也恰到好处。整个作品感情强烈，寓感情于叙事之中，两者结合得相当好。作品强烈的思想性，借助于高超的艺术手法得到较好的表现。

　　作者以其惊人的胆气和无情的笔触，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元末社会金融市场的混乱和法律机关的贪污腐败，作者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凶狠贪暴的元蒙统治者。然而，作者毕竟受到其阶级地位的限制而从维护其阶级利益出发，提出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主张，并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所谓清官廉吏身上。在元蒙残酷的民族压迫之下，像这样大胆而深刻地切中时弊、揭出矛盾、最富现实性的作品实属罕见，它类似于白居易的新乐府而又超出了白氏的新乐府，堪称为元代散曲文学史上的旷世奇文。

　　《端正好·上高监司》，一扫曲坛吟风弄月、离愁别恨的旧习，直接以创作来评议当时现实政治的重大问题，反映人民的疾苦，揭露元代的残暴统治。这在元散曲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前套由十五支小令组成，描写在天灾人祸下，广大贫苦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悲惨遭遇。后套由三十四文小令组成，长达一千八百字，为元代散曲之冠，揭露了当时江西库吏的营私和钞法的积弊。尽管曲中也表现出作者的阶级局限，但其战斗性和思想艺术成就不容置疑。全曲不仅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也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称得上是元曲中的史诗性作品。

　　起首两句“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洲”，当从《北堂书钞》卷一O六引作“舟”。“搴洲中流”即在河中荡舟之意。这是记事，记叙了这天晚上荡舟河中，又有幸能与王子同舟这样一件事。在这里，诗人用了十分情感化的“今夕何夕兮”、“今日何日兮”的句式。“今夕”、“今日”本来已经是很明确的时间概念，还要重复追问“今夕何夕”、“今日何日”，这表明诗人内心的激动无比，意绪已不复平静有序而变得紊乱无序，难以控抑。这种句式及其变化以后常为诗人所取用，著名的如宋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的末两句“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进入诗的中间两句行文用字和章法都明显地由相对平易转为比较艰涩了。这是诗人在非常感情化的叙事完毕之后转入了理性地对自己的心情进行描述。“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是说我十分惭愧承蒙王子您的错爱，王子的知遇之恩令我心绪荡漾。

　　最后两句是诗人在非常情感化的叙事和理性描述自己心情之后的情感抒发，此时的诗人已经将激动紊乱的意绪梳平，因此这种情感抒发十分艺术化，用字平易而意蕴深长，余韵袅袅。“山有木兮木有枝”是一个比兴句，既以“山有木”、“木有枝”兴起下面一句的“心说君”、“君不知”，又以“枝”谐音比喻“知”。在自然界，山上有树树上有枝，顺理成章；但在人间社会，自己对别人的感情深浅归根到底却只有自己知道，许多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对别人的感情难以完全表达，因此越人唱出了这样的歌词。而借“枝”与“知”的谐音双关关系做文章的比兴手法，也是《诗经》所惯用的。如《卫风·芄兰》“芄兰之支，童子佩觽；虽则佩觽，能不我知”，《小雅·小弁》“譬彼坏木，疾用无枝；心之忧矣，宁莫之知”，即是。这种谐音双关对后代的诗歌如南朝乐府民歌《子夜歌》等恐怕不无影响。而“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二句，与《九歌·湘夫人》中“沅有茝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二句相仿佛（然“山”句为“A有B兮B有C”句式，“沅”句为“A有B兮C有D”句式，亦有不同），也可见出此楚译《越人歌》深受楚声的影响。虽然今人所读到的《越人歌》是翻译作品，但仍可这样说：《越人歌》的艺术成就表明，两千多年前，古越族的文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