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东坡喜吟诗，词集中颇多歌席酬谢、即事明笔的“急就章”。这些临时随意而发、肆口而成的作品，不容深思，无暇推敲，未必完美，但却更足以显示东坡丰富的生活积累、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敏捷的创作才华，别有系人之处。这篇《采桑子》，正属于此类即兴之作。

　　据东坡的友人杨绘（元素）记载：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仲冬，东坡由杭州通判调知密州，途经润州（今江苏镇江），与孙洙巨源、王存正仲集会于该地风景奇胜的甘露寺多景楼。席间，京师官妓甚多，而一个名叫胡琴的，姿色技艺尤其美好。酒阑，孙巨源请求东坡说：“残霞晚照，非奇词不尽。”东坡于是填了这篇《采桑子》。东坡另有《润州甘露寺弹筝》一诗，亦为同时所作，可参读。

　　“万事开头难”，吟诗填词也不例外。但东坡填这篇《采桑子》却能毫不费力地从“多景楼”的“多”字获取灵感，从杜甫《水宿遣兴兴奉呈群公》的首句“鲁钝仍多病”借来句型和后三字，写出了连用三个“多”字的言情语句作为发端。它像“劈地抽森秀”的太华，以其奇兀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并顿时产生出磁铁般吸引读者的力量。多景楼在今镇江市北固山后峰、甘露寺后部，下临长江，三面滨水，登楼四望，整个城市可尽收眼底，曾被米芾赞为天下江山第一楼。东坡是个博古通今、关心时政、喜欢寻幽探胜的人，在这样的多景楼上眺望壮丽的江山，他能不触景生情吗？想到三国时的孙权曾建都于此地，六朝的宋武帝刘裕曾居住于此地、起兵讨伐桓玄于此地，东晋谢安、梁武帝萧衍曾流连于此山等等历史事实，他能不感慨系之吗？想到他先因与执政的王安石政见不合，自请外任离京而今奔走于道路，他能不满怀愁绪，病已病时吗？东坡不把自已的“情”、“感”和“病”之“多”的内容一一写出，只用此七字概括。近人陈洵说：“词笔莫妙于留。盖能留则不尽而有余味，离合顺逆，皆可随意指挥，而深沉浑厚，皆由此得。”（《海绡说词》）东坡可以说是深得“留”的三味了。关于这起句有善“留”之妙，还必须补充说明一下，就是他所以那样戛然而止，迅速道出“多景楼中”，为的是顾及全篇，不使这忧愁情绪的抒发过多而成为赘疣。紧接著的“樽酒相逢”，点明与孙巨源、王正仲等集会于多景楼之事，极其平实。像山脉之有起伏，浪潮之有高低，如此平实，为的是给下面抒情的“乐事回头一笑空”，与起句“多情多感仍多病”的语意相连，意谓这次集会多景楼而饮酒停歌，诚为“乐事”，可惜不能长久，“一笑”之后，“回头”来眼前的“乐事”便会消失而“空”无所有，只有“多情”、“多感”、“多病”依然留在心头。哀怨无穷，尽在言外。以上四句构成上片。它是虚与实的结合，言事与言情的结合，而以虚为主，以言情为主。唯其如此，所以既不浮乏，又颇空灵。四句之中，前二句先言情后言事，后二句先言事后言情，亦错落有致。上片由情至事，由事归情，借眼前之景，写心中之情，意蕴盎然，如神来之笔。

　　“停杯且听琵琶语”，领起下片。“停杯”承上，与“樽酒相逢”相呼应。“且听琵琶语”启下，是“乐事”的补充。“琵琶语”，由白居易《琵琶行》的“今夜闻君琵琶语”句而来，指琵琶所弹奏的乐曲。“且”是姑且的意思。因为既“多情多感仍多病”，又认为“乐事回头一笑空”，就不能以认真的态度来对待音乐，以振奋的精神来欣赏音乐，东坡所以特地挑选了这个虚字“且”来著于“听”字之前，用以表现他当时无聊赖、不经意的心态。“细捻轻拢”句，亦自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句化出，赞美弹奏琵琶的技艺。他本无心欣赏，然而却被吸引，说明演奏得确实美妙。“捻”，指左手手指按弦在柱上左右搓转的手法。“拢”，指左手手指按弦向里推的手法。赞美之情除了通过“细”和“轻”两字来表达外，还借助于这四个从《琵琶行》诗句中化出的字来引起读者对《琵琶行》中那段脍炙人口的“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么。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描写之联想来实现。赞罢弹奏琵琶的美妙，顺势描写弹奏者，也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位叫做胡琴的姑娘。东坡惜墨如金，不去写其容貌、形体和服饰等，只用“醉脸春融”四字表现其神态。这四字写其神，丽而不艳，媚中含庄，活脱脱描摹出一个喝了少许酒后怀抱琵琶的少女两颊泛红，嘴角含笑的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动人姿态。“结局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沈义赋《乐府指迷》）此词的结句“斜照江天一抹红”，正是景语，可视为当时“残霞晚照”的写实，也可视为是借以形容胡琴姑娘之“醉脸”的，而它的妙处则在于“以迷离称隽”，令人难以捉摸，耐人反复寻味。这句“斜照江天一抹红”，其意同于李商隐《乐游原》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只不过尽在言外而已。它的色彩尽管明快，但其基调仍是感伤的，与上片完全一致。

　　沈祥龙在《论词随笔》中说：“小令须突然而来，悠然而去，数语曲折含蓄，有言外不尽之致。”东坡这篇《采桑子》小令，倏忽来去，只用了只言片语，却达到了曲折含蓄，言尽而意隽的境界之美。虽然不是完美无缺的精品，但却非常符合沈祥龙所总结的对小令的要求，当可为则。

　　《答客难》是东方朔晚年的作品。他从二十岁负才自荐 可以为天子大臣以来近四十年间，虽然 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时方外事胡、越，内兴制度，国家多事，自公孙弘以下至司马迁皆奉使方外，或为郡国守相至公卿 ，而对他，却一直与对枚皋、郭舍人一样， 诙啁而已 ， 终不见用.因此内心幽愤难以平衡，遂作此篇，发泄牢骚，自慰表志。

　　作品开始即虚构出一位 客 以不解之辞问难东方朔： 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自以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其故何也· 愤懑不平之情已经沛然而出。继而再以 东方先生喟然长息，仰而应之 辩答，引出一大篇 发愤以表志，……渊岳其心，麟凤其采 （《文心雕龙·杂文》）的妙文。在这部分中，作者旁征博引，谈古论今，首先以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 的所谓 时异事异 ，表面上看似责怪 客不知权变而终惑于大道 ，颂扬当今之 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动犹运之掌，贤不肖何以异哉· 实际上则是在机巧地反话正说，极辛辣地讽刺汉武帝刚愎昏暗、贤愚不分，甚至还不如战国诸侯明白 得士者强，失士者亡 的用人之道。尤其是当他嘲弄了 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 的所谓盛世之后，顺势揭露封建帝王唯我独尊，凭个人好恶，对人才 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 ，致使才士 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 其感情的激越、笔锋的犀利、针砭的深刻，都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至于后面对自己的困境，表示要以 务修身 ，完善道德来求得解脱，自慰之中，又流溢出封建专制制度之下多数正直的知识分子内心的无奈与悲哀。

　　《答客难》在艺术上成就也是很突出的。它承继被称为宋玉的《对楚王问》，又有重要发展创新。就汉代赋体文学而言，它既不同于以司马相如《子虚赋》为代表的对统治者表示规谏的散体赋，也不同于正面抒发遭世不遇的骚体赋，而是以散文笔法通过反话正说、对比映照，在似是而非之中进行耐人寻味的发泄与嘲讽，名为 客难 己，实则为独出心裁地 难 皇帝。和贾谊《吊屈原赋》以来的骚体士不遇赋相比，前者沉郁悲慨，后者则辛辣尖刻，从而更加丰富了汉赋的艺术表现力，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于扬雄、班固、张衡、蔡邕， 迭相祖述 ；《解嘲》、《答宾戏》、《应间》、《释诲》，应运而出，蔚为大观。

　　《答客难》以主客问答形式，说生在汉武帝大一统时代，“贤不肖”没有什么区别，虽有才能也无从施展，“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揭露了统治者对人才随意抑扬，并为自己鸣不平。此文语言疏朗，议论酣畅，刘勰称其“托古慰志，疏而有辨”(《文心雕龙·杂文》)。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张衡的《应间》等，都是模仿它的作品。

　　《田园乐》是一组由七首六言绝句组成的组诗，题目一作《辋川六言》，是诗人退居辋川别业时所作。在王维笔下，这首诗简直像一幅萧疏清淡的水墨画。

　　它描绘的是远景。“山下”，不是指近处山下，而是指远处山下，因为山下有“远村”作伴。可见，“远村”暗示出远山。且此山与“天边”作邻，就更可见其远了。从渲染的氛围来看，毫无城市喧嚣繁华的景象，只有稀稀落落的村庄。诗人虽没有正面表现人物的活动，但从“孤烟”一词的点化中，却衬托出人。由此可见人烟非常稀少。尤其是“独树”与“孤烟”相对，“高原”与“远村”相连，就更感苍凉孤寂了。在这里，诗人所绘的乃是北方的远山，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在画面上，色彩淡薄。至多，可以领悟到那远处的孤烟尚带一缕淡灰，那天边高原似有一层淡黄。在此清静的天地中，有颜回、陶潜那样的雅兴，多么恬适安闲、自由自在。倘若没有淡到极至的修养，则不能臻此妙境。如果说前两句是重在描绘冲淡的景物的话，那么后两句是重在抒发冲淡的情感。而冲淡的景情，又是彼此交融、相互渗透的。

　　冲淡含有闲、静、淡、远等特点。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就是如此。“山下孤烟远村”就出现了远字，全诗闲、静、淡、远，为冲淡之绝唱。其他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鸟鸣涧》），“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分别展现了闲、落、静、空、寂、无、落等冲淡的景象。这些，都显示出王维诗的冲淡的意境。

　　“山下孤烟远村”，洗去人间的纷争，没有外界的干扰，只有大自然的宁静。诗人尽情地消受着、欣赏着、陶醉着，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之中，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诗人笔下的山下、孤烟、远村、天边、独树、高原，无不跳动着诗人的脉搏，回旋着诗人的声音，震荡着诗人的灵魂。因此，大自然被人格化了。王维笔下的大自然，反映了王维冲淡的心情。诗人将自己消融在大自然中。这种消融，意味着冲淡。诗人不是超然物外，而是融于物中。诗人所追求的，正是这种忘我、无我、有我的空灵境界。这种赋予大自然以诗人的人格的现象，这种变粗朴的自然为人化的自然的做法，就是王维热爱人生的表现。可见，王维的冲淡，不是象某些人所说的没有人间烟火味。只是这种人间烟火味，而是时断时续，若有若无，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在色彩上，它不用浓墨，不务华艳，而追求萧疏清淡。在运笔上，既非精雕细刻，又非粗线勾勒，而是点点染染，意到笔随。在情趣上，不作惊人语，不崇尚夸饰，不豪情满怀，也不执着于现实，不留意生活的纷争，不关心人事的纠葛，不激动，不悲痛，而是洁身自好，孤身静处，独善其身，寄情山水，吟咏风月，始终保持着内心的和平与淡泊。“山下孤烟远村”这首诗，就是诗人冲淡心情的写照。

　　诗中作者以兄长的身份对胞弟谆谆教诲，既有惜别之意，还有宽慰之语，表现出对弟弟的无限疼爱之情，足见手足情深。全诗用语含蓄，情感丰富，场面阔大，景物鲜明，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堪称送别佳作。

　　此诗写依依不舍之情和李煜对小弟弟的宽慰，而在宽慰之中，自然包含了委以重任的心意。首联以“且维”二字领起，说姑且把将行之舟系住吧，有一层祈请的意味在其中。而“别酒重倾”则见出送别的酒一遍又一遍地喝过，而人还是没有登舟，舟还是没有启行，就将这层祈请的意思化为了惜别的深情，再加上“更迟迟”的烘托，“惜解携”的说明，诗的开篇就营造出了浓浓的送别气氛。次联转而写景，而景中含情。行舟而去的水流，波浪起伏，粼光闪烁，有如人内心波动的离别情感；两岸远山重重，林木秋色，深浅斑驳，渐渐远去，渐渐模糊，牵动着人送别的心绪。第三联就二人作分写，以见手足情深。弟弟将乘舟而去，去得越远，对京城的思念就越深；自己倚着栏杆向西眺望，目送轻舟驶向日落之地，消失在一片黄昏的水面之上，却无法带去自己的思念之情。二人一行一留，相互牵挂，离情似水，渐远渐生。第四联则将离别的伤感挽回，作宽慰之语。毕竟离开的是小弟弟，毕竟小弟弟此去所承担的是国家重任，出行之际，如果感情过于哀伤，既不利于弟弟的身心，也不利于职守的履行。因而说金陵与宣城虽然是两地，但有长江的贯连，往来方便，仿佛只是咫尺之隔，那就不必凄凄惶惶如同永别。

　　诗中次联写景抒情，场面阔大而景物鲜明，写得生动形象而又深情脉脉。上句中的“浩浪”“荡漾”写水天宽阔，江流不息，送者想象行人将要乘轻舟沿江流而远去，伫立遥望，直至目光所不能及。本来这阳光下的满江波涛是映在送别者的眼中，却因为波光的闪动而用了一个“侵”字，仿佛这流水与波光直入人的怀抱，激起了离别忧伤，而忧伤就与这江水汇合一起，长流不息，与这波光一样，起伏荡漾。下句写山是“乱”，写秋色是“高低”，都已见出人的情绪，而特别用了一个“凝”字来刻画，就写出了离别情感的沉重。人的感情本是抽象之物，借助于景物来写，就有化抽象为具象的功能。这二句，一动一静，相互映照，以流水波光和乱山高低写离别的忧伤，不仅生动地表现出感情的形态，还写出了情绪的质感，可触摸，可掂量，故而动人。

　　杜笃的《论都赋》建议迁都长安，写得很策略；班固维护建都洛阳，在处理对前汉西都评价上，也极为谨慎小心。《西都赋》本为赞美、夸耀之词，不用说。《东都赋》开头云：

　　东都主人喟然而叹曰：“痛乎风俗之移人也。子实秦人，乎夸馆室，保界河山，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乌睹大汉之云为乎？”

　　批评的矛头对准的是秦皇而非汉帝。下面接着一小段写“大汉之开元”，十分概括。因为后汉以承前汉之皇统自居，对前汉不能不加肯定；但从前、后汉的比较来说，当时统治者需要的是对后汉功业和东都洛阳的赞扬、歌颂，故对前汉的功业不能作太具体、详细的表述。下面说：“今将语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监于太清，以变子之惑志”，开始对后汉王朝功业、礼制的铺叙。又说：“迁都改邑，有殷宗中兴之则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又从历史方面来论证定都洛邑，前有先例，且居天下之中，得地利之便。由赋中内容的安排和措词的上下照应情况，可以看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心态和班固对此的把握。

　　《东都赋》以封建礼法为准则，赞扬了建武、永平的盛世，以“盛乎斯世”一语作为大段描述的结尾，对西都宾先予称赞，再予批评，行文摇曳多姿，善于达意。下面又将西都同东都的形势及风俗直接加以比较：“且夫辟界西戎，险阻四塞，修其防御，孰与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秦岭九崚，泾渭之川，曷若四渎五岳，带河泝洛，图书之渊？建章、甘泉，馆御列仙，孰与灵台、明堂，统和天人？太液、昆明，鸟兽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侠逾侈，犯义侵礼，孰与同履法度，翼翼济济也？”态度鲜明地称赞东都洛阳地利、形势及礼俗之淳厚，建筑、设置之合于王道。“统和天人”、“同履法度”，点出了《东都赋》的主题；“图书之渊”、“道德之富”，是《东都赋》着力铺叙、宣扬之所在。下面照应《两都赋》开头部分：“子徒习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完全以一个新的尺度来衡量秦（实际上是代指前汉）和东汉王朝政教之得失。接着以西都宾的折服为赋正文部分的收束。这同《上林赋》的结尾完全一样。但整个说来，班固的《两都赋》开头、结尾、过渡等章法更为严谨、自然，且富于情态，长于韵味。

　　班固此赋由于创作的目的在于表述一个政治问题上的个人见解，甚至是为了参与一场争论，故它不似《子虚》、《上林》的有很多虚夸的部分，以气争胜，而更多实证。它主要不是抒发一种情感，表现一种精神，而是要表现一种思想，体现一种观念。这也可以说是同时代风气有关，是当时文风和社会风气的体现。另外，同该赋中强调礼制、强调崇儒思想相一致，赋的语言典雅和丽（马积高《赋史》即已指出这一点），节奏步武从容，和銮相鸣，可谓金声玉振，有庙堂朝仪的风度。

　　在结构上，此赋对《子虚》、《上林》也有突破，上文已言及。下面再看看其结尾上的创意。作为全赋的结束，《东都赋》末尾不是在西都宾“矍然失容，逡巡降阶，惵然意下，捧手欲辞”之后即结束，下面接上说：“主人曰：复位，今将授予以五篇之诗。”大约是考虑到下面即录附诗，会使结尾割裂而失去风韵，故将诗附于篇末，而以西都宾的称赞为结尾：宾既卒业，乃称曰：“美哉乎斯诗！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学，盖乃遭遇乎斯时也。小子狂简，不知所裁，既闻正遭，请终身而诵之。” 显得轻松而诙谐，多少带有一点寓言的味道，使这篇骋辞大赋在庄严之中，带有活泼之气。其中“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也可以看作是班固自己对《两都赋》特色的概括。

　　因为此赋写洛阳的形胜、制度、文物等，同《子虚》、《上林》的仅写田猎者相比，内容要更为丰富、开阔，也更能集中地、多角度、多方面地展现一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因而后世时有人加以摹拟，形成“京都赋”的类型。《昭明文选》分赋为十五类，“京都赋”列在第一。《文苑英华》、《历代赋汇》等也有“京都”或“都邑”一类。

　　尽管在班固之前已有京都赋之作，但能使这类题材以及表现方式、结构方式结合而形成大赋的一种门类，乃有赖于此赋取得的成就。历史上很多优秀的作品，尤其具有某方面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往往成为后来作家学习、甚至摹拟的范本。班固之前的京都之作，扬雄的《蜀都赋》已有残缺，崔骃、傅毅的《反都赋》只余残章剩句，傅毅《洛都赋》也有残缺，便说明了它们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