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通过联想,在上阙运用以形象描写不同风格的音乐,从开始的轻柔旖旎,瞬间变为雄壮高扬,然后归于悠扬致远;在下阙则对比音乐本身,一是同一时间内,繁音细响与清越之声之对比,二是不同时间内,音乐之抑扬起伏的对比,添之以自己的感慨,使整首诗具备与原作不同的艺术韵味。
词先写乐声初发,仿佛一对青年男女在静夜微弱的灯光下,亲昵地私语 ,谈爱说恨,卿卿我我,往复不已。“弹指泪和声”倒点一句,见出弹奏开始,音调轻柔而又哀怨。“忽变”三句,写曲调由低抑到高昂,犹如战士在鼓声下驰骋沙场,无人可挡。结尾的“回首”两句,以景物形容声情,把音乐形象化给人缥渺幽远之感,。"回首暮云远",让人联想起王维"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之将士,也与上文中“轩昂勇士”相联系,将独立的音乐片段串起来。白云浮动,柳絮漂浮,若有若无,忽远忽近,难以捉摸,却逗人情思。
接着是百鸟争喧,明媚的春色与啁哳之声相伴,唯独彩凤不鸣。这里写以凤凰不鸣,起到"留白"的特殊效果,也点出了深刻哲理:真正内涵的,从不在言语上夺人眼球。之后琴声在瞬息间高音突起,曲折而上,曲调转向艰涩,好象走进悬崖峭璧之中,脚登手攀,前行一寸,也要花费很大气力。正在步履维艰之际,音声陡然下降,恍如一落千丈,飘然坠入深渊,弦音戛然而止。至此,词人确乎借助于语言,把这位乐师的高妙弹技逼真地再现出来了。最后五句,则是从听者心情的激动,反映出成功的弹奏所产生的感人的艺术效果。“指间风雨”,写弹者技艺之高,能兴风作雨;“肠中冰炭”,写听者感受之深,肠中忽而高寒、忽而酷热;并以“烦子”、“置我”等语,把双方紧密关联起来。音响之撼人,不仅使人坐立不宁 ,而且简直难以禁受,由于连连泣下,再没有泪水可以倾洒了。“推手从归去”描写的是琴师奏完将琴推开的动作,也在其中暗示这诗人心中归隐的情怀。“无泪与君倾”,表现出诗人此时肠中之郁结,比起原诗中“湿衣泪滂滂”更为不堪较之,更为含蓄,也更为深沉,虽然无落泪,但是更加表现出心情的郁结。
诉诸听觉的音乐美,缺乏空间形象的鲜明性和确定性,是很难捕捉和形容的。但词人巧于取譬,他运用男女谈情说爱、勇士大呼猛进、飘荡的晚云飞絮、百鸟和鸣、攀高步险等等自然和生活现象,极力摹写音声节奏的抑扬起伏和变化,借以传达乐曲的感情色调和内容。这一系列含义丰富的比喻,变抽象为具体,把诉诸听觉的音节组合,转化为诉诸视觉的生动形象,这就不难唤起一种类比的联想,从而产生动人心弦的感染力。末后再从音乐效果,进一步刻画弹技之高,笔墨精微神妙,可说与韩诗同一机杼,同入化境。
苏轼这首词的“隐括”,即把韩愈的诗文《听颖师弹琴》剪裁改曲词,虽保留了韩诗的总体构思和一些精彩的描绘,但又在内容、形式以及两者的结合上,显示了自己的创造性,从而使此词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和独特的审美价值。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欧阳文忠公曾经问我:“琴诗哪一首写得最好?我回答认为韩愈的《听颖师弹琴》诗最好。欧阳公说:这首诗最为奇妙艳丽,但不是听琴,而是听琵琶呢。我深以为然。建安章质夫的家里有擅长弹琵琶的人,请我替他写首曲词。我很久没有写词了,为此特意拿韩愈的这首诗,稍微加以隐括,使它合乎声律,用来送给那个擅弹琵琶的人。
乐声初发,仿佛静夜微弱的灯光下,一对青年男女在亲昵地切切私语。弹奏开始,音调既轻柔、细碎而又哀怨、低抑。曲调由低抑到高昂,犹如气宇轩昂的勇士,在镇然骤响的鼓声中,跃马驰骋,不可阻挡。乐曲就如远天的暮云,高空的飞絮一般,极尽缥缈幽远之致。
百鸟争喧,明媚的春色中振颤着宛转错杂的啁哳之声,唯独彩凤不鸣。瞬息间高音突起,好像走进悬崖峭璧之中,寸步难行。这时音声陡然下降,宛如突然坠入深渊,一落千丈,之后弦音戛然而止。弹者的指间好像能兴风作雨,好像把寒冰火炭轮番置我腹中。琴师演奏完后将琴推开放下,我再也没有泪水可以倾洒了。
注释
水调歌头:词牌名,又名“元会曲”“凯歌”“台城游”等。双调,九十五字,平韵(宋代也有押仄韵的)。相传隋炀帝开汴河自制《水调歌》,唐人演为大曲,《歌头》即大典开始的第一章。
欧阳文忠公:即欧阳修,北宋文学家。
退之:即韩愈,字退之,唐代文学家。
听颖师琴诗:指韩愈诗作《听颖师弹琴》。
隐括:亦作“檃括”,原义是矫正曲木的工具。词的檃括是将其他诗文剪裁改写为词的形式,宋人常有此类作品。
昵昵:音逆,古音尼。象声词,形容言辞亲切。
尔汝:表亲昵。
填然:状声响之巨。
青冥:①形容青苍幽远。指青天。②形容青苍幽远。指山岭。③指海水。
跻攀:登攀。跻音机。
寻:长度单位。《史记·张仪传》有“蹄间三寻”。索隐云“七尺曰寻。”亦有云八尺为寻者。如寻常,八尺为寻,倍寻为常,皆惯见之长度也。
此词作于元丰三年(1081)七月。苏轼黄州《与朱康叔书》说,“章质夫求琵琶歌词,不敢不寄呈”,时朱康叔任鄂州(州治在今武昌)太守。元丰四年四月,章质夫为荆湖北路(治所在江陵)提点刑狱,离黄州不远,有书信往来。但此词在寄呈《次咏章质夫〈杨花词〉》及《七夕》之后。
苏轼通过联想,在上阙运用以形象描写不同风格的音乐,从开始的轻柔旖旎,瞬间变为雄壮高扬,然后归于悠扬致远;在下阙则对比音乐本身,一是同一时间内,繁音细响与清越之声之对比,二是不同时间内,音乐之抑扬起伏的对比,添之以自己的感慨,使整首诗具备与原作不同的艺术韵味。
词先写乐声初发,仿佛一对青年男女在静夜微弱的灯光下,亲昵地私语 ,谈爱说恨,卿卿我我,往复不已。“弹指泪和声”倒点一句,见出弹奏开始,音调轻柔而又哀怨。“忽变”三句,写曲调由低抑到高昂,犹如战士在鼓声下驰骋沙场,无人可挡。结尾的“回首”两句,以景物形容声情,把音乐形象化给人缥渺幽远之感,。"回首暮云远",让人联想起王维"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之将士,也与上文中“轩昂勇士”相联系,将独立的音乐片段串起来。白云浮动,柳絮漂浮,若有若无,忽远忽近,难以捉摸,却逗人情思。
接着是百鸟争喧,明媚的春色与啁哳之声相伴,唯独彩凤不鸣。这里写以凤凰不鸣,起到"留白"的特殊效果,也点出了深刻哲理:真正内涵的,从不在言语上夺人眼球。之后琴声在瞬息间高音突起,曲折而上,曲调转向艰涩,好象走进悬崖峭璧之中,脚登手攀,前行一寸,也要花费很大气力。正在步履维艰之际,音声陡然下降,恍如一落千丈,飘然坠入深渊,弦音戛然而止。至此,词人确乎借助于语言,把这位乐师的高妙弹技逼真地再现出来了。最后五句,则是从听者心情的激动,反映出成功的弹奏所产生的感人的艺术效果。“指间风雨”,写弹者技艺之高,能兴风作雨;“肠中冰炭”,写听者感受之深,肠中忽而高寒、忽而酷热;并以“烦子”、“置我”等语,把双方紧密关联起来。音响之撼人,不仅使人坐立不宁 ,而且简直难以禁受,由于连连泣下,再没有泪水可以倾洒了。“推手从归去”描写的是琴师奏完将琴推开的动作,也在其中暗示这诗人心中归隐的情怀。“无泪与君倾”,表现出诗人此时肠中之郁结,比起原诗中“湿衣泪滂滂”更为不堪较之,更为含蓄,也更为深沉,虽然无落泪,但是更加表现出心情的郁结。
诉诸听觉的音乐美,缺乏空间形象的鲜明性和确定性,是很难捕捉和形容的。但词人巧于取譬,他运用男女谈情说爱、勇士大呼猛进、飘荡的晚云飞絮、百鸟和鸣、攀高步险等等自然和生活现象,极力摹写音声节奏的抑扬起伏和变化,借以传达乐曲的感情色调和内容。这一系列含义丰富的比喻,变抽象为具体,把诉诸听觉的音节组合,转化为诉诸视觉的生动形象,这就不难唤起一种类比的联想,从而产生动人心弦的感染力。末后再从音乐效果,进一步刻画弹技之高,笔墨精微神妙,可说与韩诗同一机杼,同入化境。
苏轼这首词的“隐括”,即把韩愈的诗文《听颖师弹琴》剪裁改曲词,虽保留了韩诗的总体构思和一些精彩的描绘,但又在内容、形式以及两者的结合上,显示了自己的创造性,从而使此词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和独特的审美价值。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此诗《史记》、《汉书》都未见收载。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从《楚汉春秋》中加以引录,始流传至今。《楚汉春秋》为汉初陆贾所撰,至唐犹异。刘知风、司马贞、张守节都曾亲见,篇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载无异。本诗既从此书辑出,从材料来源上说,并无问题。有人认为汉初不可能有如此成熟的五言诗,颇疑其伪,但从见载于《汉书·外戚传》的《戚夫人歌》及郦道元《水经注·河水注》的《长城歌》来看,可知秦汉时期的民间歌谣,不乏五言,且已比较成熟。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二《考史》认为此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五言诗,可见其在中国诗歌史上地位之重要。
关于《垓下歌》,时下尽管有着种种不同的分析理解,日人吉川幸次郎甚至认为此诗唱出了“把人类看作是无常的天意支配下的不安定的存在”“这样一种感情,”从而赋予了普遍性的永恒的意义(参看《中国诗史》第40页,章培恒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但若与《虞姬歌》对读,便不难发现,项羽的这首诗原本是唱给虞姬听的爱情诗。“虞兮虞兮奈若何!”不是明明在向虞姬倾诉衷肠吗?项羽十分眷恋虞姬,所以在戎马倥偬之际,让她“常幸从”;虞姬也深深地爱着项羽,因此战事再激烈,她也不肯稍稍离开项羽一步。项羽在历次战役中所向披靡的光荣经历,深深赢得了虞姬的爱慕,项羽成了她心目中最了不起的理想英雄;而项羽的这些胜利的取得,又焉知没有虞姬的一分爱情力量在鼓舞作用?从爱情心理而言,像项羽这条刚强汉子,是不会在自己心上人面前承认自己有什么弱点的,因此,他即使心里十分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而在口头上却不能不推向客观,一会儿说是“时不利”,一会儿说是“骓不逝”,而自己呢?依然是“力拔山兮盖世”,一点折扣也没有打。项羽毕竟年轻,那会儿才三十出头,对爱情充满着浪漫的理想。他爱虞姬,就一意想在她的心目中保持一个完美的形象。对于虞姬来说,她也正需要这样。极度的爱慕和深情的倾倒,使她决不相信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英雄会有什么失误。尽管现实无情,“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步步进逼的汉兵与声声凄凉的楚歌已经使楚军到了瓦解边缘,但她仍对眼下发生的一切变化感到困惑不解。
在这种心态下,项羽的这支歌便成了她最好的安慰,最乐意接受的解释。坚贞的爱情,不仅驱逐了死亡的恐惧,且将人生的千种烦恼,万重愁绪都净化了,从而使她唱出了最为震撼人心的诗句:“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拔山盖世的气概与失败的结局是不和谐的,但英雄美人誓不相负的坚贞爱情是和谐的。在生死存亡的总崩溃的关键时刻,虞姬的这支歌,对项羽来说,不是死的哀鸣,而是生的激励。项羽处此一筹莫展之际,虽然痛感失败已不可避免,一生霸业转瞬将尽,但这犹可置而不论;而祸及自己心爱之人,则于心何忍!虞姬深悉项羽此种用心,故以誓同生死为言,直以一片晶莹无瑕的情意奉献,其意盖欲激励项羽绝弃顾累,专其心志,一奋神威而作求生之最后努力。若此说尚能探得古人心意,则不妨代项羽试为重和虞姬歌,以为此文之结束:汉兵何足惧?百战无当前。挥戈跃马去,胜败付诸天!
首联“一夕南风一叶危,荆门回望夏云时。”开篇就设置了一种气氛。这里的“一叶”、“一夕”,音韵和谐,给读者以“一”的具象,却说的是整夜不停的江风,整船不休止的担忧和困顿。在汹涌的江波中,人有一种向往安定的心情,此时船行前面不知有何凶险。在旅途的愁绪里,诗人翘首回望,已辨认不清荆州了。回首旧地,最是怅然。这江中的回望,引出了下面无尽的感慨和想象。
颔联“人生岂得轻离别,天意何曾忌险巇。”诗人用了个倒句,即把结论提到前面,把前提放在后面,使句意曲折有力,富于深度。可谓“情深意远,玉溪所独”。
颈联“骨肉书题安绝徽,蕙兰蹊径失佳朝。”在颠簸的小舟上,诗人回首旧地,感叹人生,天意难料,自然亿起自己温暖的家庭。这两句紧扣上两句“轻离别”,句意曲折深婉,耐人寻味。
尾联“洞庭湖阔蛟龙恶,却羡杨朱泣路歧。”因为杨朱遇到歧路,终究是在乎平坦的陆路上。不过,诗人此时不仅仅是失路之感迫于内心,还有一种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无可奈何的情绪。杨朱泣歧路,虽然前途未卜,尚可选择,而自己此行,只有奔往“险巇”之途,不容半点选择的余地。
纵观全诗,纪行抒怀,以颔联为中心,先叙风险波恶的江上行舟,回首旧地荆州,慨叹人生离别之苦,把握自身命运之难;进而忆及家室亲人,无限惆怅;最后把眼光投向未来,感到前途艰险,茫然无措。在排遣愁绪的同时,流露出一股自嘲情绪。全诗从头到尾,读来如舟行江中,起伏跌宕,首尾激荡,中间旋回,错落婉曲,体现了诗人独有的艺术特色。
蔡京是北宋末年臭名昭著的大奸臣。他投机官场,排除异己,极尽奉承拍马之能事。以他为首的群奸怂恿宋徽宗穷奢极欲,挥霍无度,致使国库空虚、民生凋敝,从而使金兵南侵屡屡得手,导致北宋灭亡。但是,蔡京却又是北宋杰出的书法家,他主编汇刻丛帖《大观帖》,为保存中国历代书法珍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他利用职权及自己的影响,促使木兰陂工程的成功建造,也算是为他的家乡办了一件大好事。
1125年(宣和七年)冬,金兵大举南侵,宋徽宗在金兵逼近开封时,匆匆忙忙把帝位让给宋钦宗,带着蔡京等一帮宠臣南逃。开封的太学生陈东等人联名上书给钦宗,要求严惩以蔡京为首的“北宋六贼”。宋钦宗迫于情势,下令把蔡京流放到海南岛。蔡京在流放途中死于潭州(湖南长沙)。
这首小令虽然只有八句,思想内容却很丰富,既有作者对现实的艰难处境的展示,也有对往昔的怀恋乃至炫耀,还反省了自己落败的原因。
这是一首描写西湖六月美丽景色的诗,这首诗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典范作品。
诗人开篇即说毕竟六月的西湖景色,风光不与其他季节相同,这两句质朴无华的诗句,更加说明夏天的西湖景色的与众不同。这两句是写六月西湖给诗人的总的感受。“毕竟”二字,突出了六月西湖风光的独特、非同一般,给人以丰富美好的想象。首句看似突兀,实际造句大气,虽然读者还不曾从诗中领略到西湖美景,但已能从诗人赞叹的语气中感受到了。诗句似脱口而出,是大惊大喜之余最直观的感受,因而更强化了西湖之美。
然后,诗人用充满强烈色彩对比的句子,给读者描绘出一幅大红大绿、精彩绝艳的画面:“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两句具体地描绘了“毕竟”不同的风景图画:随着湖面而伸展到尽头的荷叶与蓝天融合在一起,造成了“无穷”的艺术空间,涂染出无边无际的碧色;在这一片碧色的背景上,又点染出阳光映照下的朵朵荷花,红得那么娇艳、那么明丽。连天“无穷碧”的荷叶和映日“别样红”的荷花,不仅是春、秋、冬三季所见不到,就是夏季也只在六月中荷花最旺盛的时期才能看到。诗人抓住了这盛夏时特有的景物,概括而又贴切。这种在谋篇上的转化,虽然跌宕起伏,却没有突兀之感。看似平淡的笔墨,给读者展现了令人回味的艺术境地。
诗人的中心立意不在畅叙友谊,或者纠缠于离愁别绪,而是通过对西湖美景的极度赞美,曲折地表达对友人的眷恋。从艺术上来说,除了白描以外,此诗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虚实相生。前两句直陈,只是泛说,为虚;后两句描绘,展示具体形象,为实。虚实结合,相得益彰。二是刚柔相济。后两句所写的莲叶荷花,一般归入阴柔美一类,而诗人却把它写得非常壮美,境界阔大,有“天”,有“日”。语言也很有气势:“接天”“无穷”。这样,阳刚与柔美,就在诗歌中得到了和谐统一。
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并具体描述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碑文写得感情澎湃,气势磅礴,被人誉为“宋人集中无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韩愈)而上之”(《苏长公合作》引钱东湖语)。黄震甚至说:“《韩文公庙碑》,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三苏文范》引)
起笔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劈空而来,突兀高亢,豪迈警策,一下子就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作者并没有急于要说出具体是谁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远的影响,而是继续泛论这种伟人的作用,能“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接着又举出申侯、吕侯是岳神降生,傅说死后变为列星的古代传说来说明这类伟人降生到这世上来是有目的的,从这世上逝去后也能有所作为。这就为下文论述浩然之气作了充分的铺垫,蓄足了气势。于是,文章顺势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说明这种气无所不在,“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接着,连用三组排比句,从所遇对象的反应、此气存在的条件和此气存在的方式这三个方面来具体予以描述、评论。“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这组排比句是说,突然遇上这种浩然之气,能使人失去其原有的贵、富、智、勇、辩,可见其威力之大。文章又用“是孰使之然哉”这一设问句,引出对此气存在条件的评述:“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实际上是强调此气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正是因为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所以它的存在形式也变化不一,并不固定:“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以上三组排比句,如江海横流,浩浩奔涌,襄陵浸天,势不可挡。而为了疏荡其气,使文章形成顿挫,在一组和二组之间,用一设问句“是孰使之然哉”,表示意思的转换;在二组和三组之间,用一因果连词“故”,表示上下层之间的因果关系。三层写完,又用“此理之常,无足怪者”予以归纳小结,使其开合有序,奔放中现出严谨。这一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虽带有相当的夸张和较浓的神秘色彩,但浩然之气并非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确实存在着的,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正义的力量和精神。因此,它的影响极为深远,比如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将其写入著名的爱国诗篇《正气歌》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它在今后还将沾溉后人,涵育百代。
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作了充分的描述、评论,韩愈的高大形象已隐隐出现,于是二段顺势转入评述其道德文章。碑文先强调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之后,不仅统一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儒家思想也完全解体。先是道教和佛教盛行,到了晋朝,又出现释、道合一的玄学。因此,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儒道丧失、异端并起的说法并非夸张。再看文风,魏、晋文章已开始骈偶化,到了南期,骈文占了绝对的优势,讲究平仄押韵,堆砌辞藻和典故,内容空虚,陈言泛滥,连反对过于骈偶化的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也依然采用骈文,可见其势力之大,已积重难返。即使进入唐朝,在政治、经济上出现了贞观和开元盛世,并先后出现了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贤相,对于衰弊的文风,也无法改变。直到贞元、元和之际,“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用“谈笑”“麾之”“靡然”等词语来强调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号召力之强、声势之大,是完全符合文学史实际的。接着,碑文连用四个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以此从文、道、忠、勇四个方面来盛赞韩愈的道德文章和为人行事。一个分句一个方面,概括力极强,气势也极其充畅,因此这四个分句也成为整个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传千古、脍炙人口。而韩愈在文、道、忠、勇这四个方面的表现,正体现了上文所写的浩然正气,所以苏轼强调说:“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这样,将一、二两段完全挽合起来。至此,读者才充分理解,原来碑文首段所放笔泛写的浩然正气,实际上是句句都在描写韩愈。由此可见此文立意的精巧,用心的良苦。
碑文第三段,完全转换角度,另起炉灶,从论“天人之辨”人手。所谓“天人之辨”,就是分清天意和人为两个方面的情况,也即是:“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人干坏事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天意是不能容忍的;人可以欺骗王公大人,但天意不能容忍人去欺骗小猪、小鱼,因为《易·中孚》的卦象象征着中心诚信,诚信到能感化小猪、小鱼等微细之物,如能扩大到以之施政,一定能获得吉祥,因为诚信正应合着天刚正的美德;人可以用暴力去夺取天下,却不能用暴力去征服匹夫匹妇之心,因为这也体现了天意。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有不少唯心的成分在内,但也不是毫无合理的内核。比如将天意理解为公理和法律,还是可以讲得通的。接着,碑文便从天意和人为的角度,连用排比句进行两相比照,指出:“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镩、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在这两相比照中,前项均属天意,后项均属人为。凡属天意者,韩愈都能取得成功;凡属人为者,韩愈全遭失败。所以结论是:“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这样论说,不仅能与上文论述浩然之气的话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强调韩愈受到贬滴、遭遇诽谤、不能安身于朝廷,全是人为的结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这样写,不仅是为了歌颂韩愈的忠诚和正直,也寄寓着对韩愈在政治上屡遭陷害打击的愤懑在内。
碑文第四段,重点描写韩愈在潮州的政绩以及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兴办教育事业,故“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对于王涤倡议重建韩愈新庙之举,“民欢趋之”。而当有人以韩愈生前在潮时间很短、对潮并不留恋为由认为在潮修建韩庙并无意义时,苏轼直接出面,以“如水之在地中”来比喻韩愈之神“无所往而不在也”,说明韩愈影响之广大深远,既极生动形象,又极具说服力。
碑文最后,为了进一步抒写作者对于韩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又展开浪漫的想象,创作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诗中想象韩愈是天仙下凡,“下与浊世扫秕糠”的;他的诗歌成就极高,可以“追逐李、杜参翱翔”;他忠诚耿直,敢于“作书诋佛讥君王”;他感动上苍,“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因而当他离开天廷以后,天帝十分悲伤,仍然将他召回。诗的最后,写作者献上丰厚的祭品,虔诚地向他祷告,希望他能在人间稍作停留,但他却翩然飞回天宫,于是作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涕泪滂沱了。诗中通过这种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韩愈的业绩,天人共鉴,韩愈的精神,感天动地,从而表现一位古文运动完成者对于古文运动开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紧密呼应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文心之深细严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综上所述,这篇碑文将议论、描述、引征、对话、诗歌等熔铸于一炉,高论卓识,雄健奔放,骈散兼施,文情并茂。正如王世贞所说:“此碑自始至末,无一懈怠,佳言格论,层见迭出,如太牢之悦口,夜明之夺目,苏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御选唐宋文醇》引)而宋代著名诗文评论家洪迈,则将它与唐代许多著名作家所撰写的韩愈碑、传、墓志等文章相比,指出它完全超越了前人:“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容斋随笔》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