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五言古体诗大约是綦毋潜因安史之乱爆发而归隐之后创作的作品。诗人在一个春江花月之夜，泛舟若耶溪，滋生出无限幽美的情趣。
此诗开篇“幽意无断绝”句，以“幽意”二字透露了全诗的主旨，即幽居独处，不与世事，放任自适的意趣。这种“幽意”支配着他的人生，不曾“断绝”，因此，他这次出游只是轻舟荡漾，任其自然，故云“此去随所偶”。“偶”即“遇”。诗人在这里流露出一种随遇而安的情绪。
以下写泛舟的时间和路线，描写沿岸景物。“晚风吹行舟，花路入溪口”，习习晚风，吹拂着游船，船儿任凭轻风吹送，转入春花夹岸的溪口，恍如进了武陵桃源胜境，多么清幽，多么闲适！“晚”字点明泛舟的时间，“花”字切合题中的“春”，看似信笔写来，却又显得用心细致。“际夜转西壑，隔山望南斗”，写出游程中时间的推移和景致的转换。“际夜”，是到了夜晚，说明泛舟时间之久，正是“幽意无断绝”的具体写照。“西壑”，是舟行所至的另一境地，当置身新境，心旷神怡之时，抬头遥望南天斗宿，不觉已经“隔山”了。
“潭烟飞溶溶，林月低向后”二句，是用淡墨描绘的如画夜景。“潭烟”，是溪上的水雾：“溶溶”，是夜月之下雾气朦腾的景状，而着一“飞”字，把水色的闪耀，雾气的飘流，月光的洒泻，都写活了，“林月低向后”，照应“际夜”，夜深月沉，舟行向前，两岸树木伴着月亮悄悄地退向身后。这景象是美的，又是静的。
诗人以春江、月夜、花路、扁舟等景物，创造了一种幽美、寂静而又迷蒙的意境。而怀着隐居“幽意”的泛舟人，置身于这种境界之中，“生事且弥漫，愿为持竿叟”，人生世事正如溪水上弥漫无边的烟雾，缥缈迷茫，作者愿永作若耶溪边一位持竿而钓的隐者。“持竿叟”，又应附近地域的严子陵富春江隐居垂钓的故事，表明诗人心迹。末二句抒发感慨极其自然，由夜景的清雅更觉世事的嚣嚣，便自然地追慕“幽意”的人生。
殷璠说綦毋潜“善写方外之情”（《河岳英灵集》）。作者超然出世的思想感情给若耶溪的景色抹上一层孤清、幽静的色彩。但是，由于作者描写的是一个春江花月之夜，又是怀着追求和满足的心情来描写它，因而这夜景被状写得清幽而不荒寂，有一种不事雕琢的自然美，整首诗也就显得“举体清秀，萧肃跨俗”（《唐音癸签》引殷璠语），体现出一种兴味深长的清悠的意境。在写法上，诗人紧扣住题目中一个“泛”字，在曲折回环的扁舟行进中对不同的景物进行描写，因而所写的景物虽然寂静，但整体上却有动势，恍忽流动，迷蒙缥缈，呈现出隐约跳动的画面，给人以轻松畅适的感受和美的欣赏。
“白日射金阙，虎豹九关开。”十字写的是皇宫富丽堂皇，气象森严。在那里，朝美“谏疏频上，谈笑挽天回”。四句两层，一张一弛，作者描绘出朝美朝堂上从容和无畏。据《稼轩词编年笺注》引《京口耆旧传·汤邦彦传》：“时孝宗锐意远略，邦彦自负功名，议论英发，上心倾向之，除秘书丞，起居舍人，兼中书舍人，擢左司谏兼侍读。论事风生，权幸侧目。上手书以赐，称其‘以身许国，志若金石，协济大计，始终不移’。及其他圣意所疑，辄以诹问。”那时候的宋孝宗还有些进取之意。淳熙二年八月派汤朝美使金，向金讨还河南北宋诸帝陵寝所在之地。不料汤朝美有辱使命，回来后龙颜大怒，把他流贬新州，尝尽“蛮烟瘴雨”滋味。这一层“千君”、“万里”两句似对非对，中间再作一暗转。对于心怀忠义肝胆但却遭贬的朋友，辛弃疾并没有大发牢骚，徒增友人的烦闷。而是安慰朝美“往事莫惊猜”。因为有才干的人终会发迹的。眼前你不是已经奉诏内调了吗？恐怕还会有消息从皇帝身边下来，“日边”这里用以比喻帝王左右，“恐”字是拟想之辞，却又像深有把握似的，这是稼轩用典的妙处！从“蛮烟瘴雨”的黯淡凄惶到日边消息之希望复起，中间再作一暗转。上片凡三暗转，大起大落，忽而荣宠有加，忽而忧患毕至；忽而蛮烟瘴雨，忽而日边春来，乍喜乍悲，亦远亦近，变化错综，既是对友人坎坷的同情又有对其振作的鼓励。
下片转叙作者自己乡居生活情怀。“门掩草，径封苔”，本是冷落景象，词人但以一笑置之。不难看出，这笑，是强作豁达的苦笑，是傲岸不平的蔑笑。
下片基调无限幽愤，都被这领起换头的一个“笑”字染上了不协调的色彩，反映出一种由于受压抑而形成的不平而又无奈的心情。一“笑”字，内中感情复杂，可为下片基调之凝练。接下去仍是正言反出：未必我这双手就没有用处，不是可以“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怀”吗？试想，当国步蜩螗（tiáo táng）之际，他那双屠鲸剚（zì）虎的巨手，不能用来扭转乾坤，却去执杯持蟹，这是人间何等不平事！而稼轩但以“未应两手无用”的反语轻轻挑出，愈见沉哀茹痛。循此一念，又找足“说剑”一层。说剑论诗，慨言武备文事。辛弃疾“壮岁旌旗拥万夫”，后来又曾上《十论》《九议》，慷慨国事。这时看来，这文韬武略都是无用的“余事”。剩下的，他只有终日痛饮长醉，摇摇欲倒。这“醉舞狂歌欲倒”六字，写尽词人悲愤心怀，潦倒情态，然后束以“老子颇堪哀”。“堪哀”是堪怜念之意，语出《后汉书。马援传》，意思是说，自己如此狂歌醉舞，虚置年华，这心情应该是故人所理解、怜恤的。歇拍“白发宁有种？——醒时栽”，将一腔幽愤推向一个高潮。“白发”写愁，本近俗滥，但稼轩用一“栽”字，翻出了新意。这两句有几层意思。词人春秋正富，本不是衰老的时候；但忧国之思，添他满头霜雪，这是一层。国事不堪寓目，醉中尚可暂忘，醒来则不胜烦忧，此白发乃“——醒时栽”也，又翻进一层。白发并不是自然生出来的，而是“栽”上去的，可见为国势之操劳宦途之喜悲使他年富而白发徒增。这样，就从根根白发上显示出词人人生道路上的风风雨雨，隐然现出广阔的社会背景，这又是一层。单就“栽”字齿音平韵，于声则无限延长，于情则芊绵不尽。这下片一路蓄意蓄势，急管繁弦，最终结在这个警句上，激昂排宕，化为感慨深沉。千载后读之，犹觉满腔不平之气，夹风雨霜雪以俱来。
这首词，上片文意一波三折，于无字处出曲折，极掩抑零乱，跳跃动荡之美；下片却一气奔注；牢骚苦闷，倾泻而来，并且反语累出，在感情激荡中故作幽塞，豪放中仍不失顿挫曲折，词的构局可谓错综多变。
全词核心在下片，但上下两片，对比映衬，表现力增强。上片一起，白日金阙，虎豹九关，何等高华气象；下片一转，门为草掩，径被苔封，又何等荒凉寂寞！这是一层对比。上片赞美汤朝美，誉其巨手可以“谈笑挽天回”；下片写自己，则两手只堪把蟹持杯，又是一层对比。上片写对方，终能日边消息重上朝堂，下片说自己，则满头白发，终日醉舞狂歌为消磨，再加一层对比。通过强烈对比，益见“斯人独憔悴”的不平之情，这是此词的另一个艺术特色。
上片鼓励友人，意气飞扬；下片抒一已之愤，悲愤无奈。乍读之下，上下片的思想感情，好像矛盾。其实，此等矛盾之处，正是显示稼轩的伟大之处。稼轩是虽身处闲散而时时不忘忧乐天下的血性男儿。他既不能不为一已之遭际而愤然不平，又不忍以一已之遭遇挫尽天下志士仁人之壮志。因此，他总是本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顽强精神，鼓舞同道，力挽既倒的狂澜。故上片激劝再三，下片却沉忧抑郁。此矛盾虬结之处，正见出词人一片忠贞爱国之苦心，这正是此词的思想光辉之所在。善乎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之评辛苏词曰：“读苏辛词，知词中有人，词中有品。”
作者在序文中对于上司官高禄厚、有志文学说了一番称颂之辞，但是主要在于阐述“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的文学理论。揭示了封建时代达官显贵，骄奢淫逸，志得意满，不可能唱出时代的强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备受压抑的贫士却往往能写出真实感人的诗歌。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直快，立论雄健挺拔，颂扬诗有分寸，爽直诗有余味。
文章劈头一句“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显然是想讲清楚这篇文章是应人所请，并非主动邀宠。但行文中却有意隐去了“从事” 的主人，隐去了拿诗给作者看的目的，似乎从事是漫不经心毫无目的地拿来给我看看罢了，并非裴公有意求序，这就不露痕迹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维护了他的自尊心、谦恭的态度无疑会使求序者高兴，从诗在心理上产生后面的感慨肯定是对自己赞扬的直感，诗不去深究底层的蕴含。
作者的感慨无疑是全文的主体，是作者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段双关语性质的议论。从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运用常见的反衬手法，用写作的平常规律来反衬裴、杨二公的特殊性，从诗得出“材全诗能钜”的结论，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转合，环环相扣。对方听了自然心满意足，深信不疑，不仅点头称是，裴公也欣然首肯，连忙命人“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这里通过强烈的对比，强调的是深切的感受，真实的内容。那些和平之音、欢愉之词，由于缺乏真情实感，哪怕在文辞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谈无味，难以打动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声、穷苦之言。由于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即使在文辞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带有一种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这不单单是作者观察文艺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也给读者树立了品评诗文优劣的标准。作者把这个观点首先亮出来，作为立论的根据，接着又得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诗好之，则不暇以为”的结论。
照对上述观点，再看作者对裴、杨二人的介绍，表面上虽然是一派赞扬之词，说得很热闹，但突出的只是他们的位高权重，只是他们的“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诗对诗歌的内容却较少提及。 “统郡惟九”的荆南节度使，领“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观察使，明显是属于“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他们虽然“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 “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但通过两者对照，读者不难做出客观诗中肯的评价：作者在慑于权势、碍于情面的情况下违心地说了些恭维之词，通情达理的读者是会理解的，作者给后人提供了品评诗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荆谭唱和诗》并没有因那些恭维之词诗流传千古，诗他这篇序文却因为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诗永放光彩。
作者应友人要求为诗集《荆潭唱和诗》写序文，并借着这篇应酬式的序文，趁机阐明他的文学主张，间接诗含蓄地评价了这部诗集。这篇序言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和平之音淡薄，诗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作者这几句话，其实是其“不平则鸣”之文论、“以文为诗”之技法的延伸，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翻开一部中国度学史，虽不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还是那些感时伤世、抒发优国忧民愁思的作品。描写愉悦之情的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样的作品，实属少见，诗脍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则是抒写穷苦与愁恨的作品。这大概与中国古代社会乱离，民生多艰，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忧患意识有关。
晖上人的赠诗内容不明，从此诗意推测应是与秋居禅坐有关。因此，这首回赠诗开头从山林的幽静写起。“皎皎白林秋，微微翠山静”，秋居的山林禅院充满了幽寂的禅意。此诗中间两联写景咏物。颔联“禅居感物变，独坐开轩屏”，住在这僧房里感到了景色的变化和季令的推移，由于心绪无比烦乱，不禁打开门扇，独坐沉思幻想起来。这里点出了晖上人的禅悟境界。禅定使人心情平静，从而智慧现前。颈联“风泉居声杂，月露宵光冷”，描绘出一片清幽冷寂的境界，极具诗情画意，也颇具禅意。最后“多谢忘机人，尘忧未能整”二句，感叹世人不能如晖上人般忘却机心，饱受尘世烦扰，实在是无奈又可怜，表达了诗人对晖上人入景清明那种境界的追求。
此诗结构极其精巧。起承转合，自然从容。写景写人，浑融一体。陈子昂还有一首诗《同王员外雨后登开元寺南楼因酬晖上人独坐山亭有赠》，内容与此诗相关，可以互相参照。
这是一首咏史诗，题写于梁元帝萧绎所撰的《金楼子》书页之上，主要内容是抒发对梁元帝萧绎焚书之事的感慨。不过诗中所言焚书的史事是两起，这两起历史事件却不是一回事。
焚书之事，历来最为士人所痛心。书是人类经验认识的结晶，是知识的储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得以沿袭的重要载体是属于人类的财富。焚书之事并不始于秦始皇，焚书之事在秦之后也屡屡有之。不过，秦始皇的焚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焚书事件，以至于遮掩了其他的焚书之事。如果就书籍而言，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的损失却未必大于梁元帝萧绎的焚书。秦始皇焚书影响之大，一是由于是统一政权所采取的大规模行动，地域之广，涉及的人群之多，与此前的六国焚书相比，影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二是秦始皇的焚书是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实行，若有违抗，国家就有严厉的惩处，充分表现了专制政权的粗暴与专横。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却并非是“尽焚其书”，而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为了钳制士人的政治批评，确定皇帝“别黑白而定一尊”的绝对权威，李斯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批曰：“可。”这段文字说得很清楚，在这一次禁焚书籍的政治举措中，有实际的生活功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被禁焚之列，有关社会治理的法令之书也不在被禁焚之列，被禁被焚的是那些会启示人的思想、带动人的思考的书籍，一是史书，二是战国以来的以儒学典籍为首的诸子之书。而这两类书籍的被焚也规定了范围：史书中要焚毁的是非秦国的历史之书，也就是说，只许保留秦的记忆，借此以构建秦之统一天下的历史合理性；诸子之书则禁止在民间流传。朝廷中的博士之官要备皇帝的顾问，要参与政治的决策，仍然需要广泛的知识，故皇家图书馆中收藏的“《诗》、《书》、百家语”不在禁焚之列。因此，秦始皇的焚书是为了在民间实行禁学而愚民的政策，行为虽严酷，焚毁的书籍种类与范围都是有限的。
梁元帝萧绎的焚书就不同了。萧绎自幼好学，酷爱读书，手不释卷，甚至在患眼疾时也是如此。他在一眼失明之后，不便执卷而读，就安排了专人为他朗读，以代自读。而且是每晚五人轮流值班，通宵达旦，诵读不歇。萧绎涉猎甚广，颇以学问自许，曾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南史》卷八）又在《金楼子序》中说：“窃重管夷吾之雅谈，诸葛孔明之宏论，足以言人世，足以陈政术，窃有慕焉。”他以管仲、诸葛亮为期许，自信有治国平天下之才，而将书籍视为知识与智慧的宝库。因为爱书，故收藏丰富。萧绎在江陵藏书之多，有十四万卷之巨。这里有他的收藏，还有从金陵运来的历代皇家藏书，不仅是经、史、子、集俱全，儒、道释、仙兼备，而且多是珍本。这十四万卷图书是自秦汉以来数百年的精神财富又历尽战乱之后的珍藏。当西魏攻破江陵之夕，萧绎将这批珍藏一炬焚之，又将自己的佩剑在柱上砍折，自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不将珍藏留于敌人，在萧绎，这是血与泪的共泣，是悲与愤的并发。但看他焚书与折剑，有用则珍藏，无用则焚毁，十四万卷历代珍藏与一把佩剑一样，都不过是他个人的私产。萧绎虽然爱书，却并不尊重文化知识的历史公有性。这样的焚书，对文化传承带来的破坏就要远胜于秦始皇的焚书。
李煜此诗正是着眼于萧绎与秦始皇两件焚书事件的区别而发表感慨。前二句以书卷的华丽装饰与“火烧”对比，说萧绎曾有感于荆州焚书而使王粲作品仅存一篇，但是当他自己焚书之时，却连王粲仅存的一篇也一同焚毁了。这是以沉重的感慨来印证序文中两次出现的“尽焚其书”。后二句说即使酷烈的秦始皇，当年也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民间书籍虽然无存，宫廷典籍尚可流传，因此后人才有可能读到“遗篇”。相比于萧绎行为的绝对与自私，秦始皇的焚书可以说是网开一面，对书籍的文化价值有手下留情之意。这层意思以反问出之，与前二句写萧绎事不仅有对比的效果，也加强了语气，对萧绎之举深感痛心。
古人素来有谶语一说，即本来是偶尔言之的事情，最后却成了事实，仿佛冥冥之中有命运之神在聆听与拨弄，人则“不幸而言中”。李煜就萧绎焚书而作的历史批评，表达了他对书籍价值的认识与珍惜，也见出他有超越一己之私的历史识见。可是当北宋攻破金陵城池之际，他却将南唐三代君主所收藏的典籍字画同样付于火烛，这首诗在某种程度上因此而具有谶语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