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虽寿》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与《观沧海》是一致的。但《观沧海》是写景诗，以景抒情。此篇则完全是一篇富有人生哲理的抒怀言志之作。这首诗写于北伐乌桓胜利的归途。此时，曹操已经五十三岁，在古代，这已是将近暮年的年龄。虽然刚刚取得了北伐乌桓的胜利，踏上凯旋的归途，但诗人想到一统中国的宏愿尚未实现，想到自己已届暮年，人生短促，时不我待，怎能不为生命的有限而感慨！但是，诗人并不悲观，他仍以不断进取的精神激励自己，建树功业。《龟虽寿》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个积极的主题。
诗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开头，作者用这两个形象的比喻说明世间万物都不是永恒存在的，新陈代谢是大自然的根本规律。这就等于告诉人们说，人虽寿夭有别，但最终都是要死的，表现了作者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和无神论的观念，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既然人总是要死的，那么是不是可以对人生采取消极悲观的态度呢？诗人认为这是不可以的。承认生命有限正是为了充分利用这有限的生命，建功树业，有所作为。
接着诗人诗人紧承上意写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笔力遒劲，韵律沉雄，内蕴着一股自强不息的豪迈气概，深刻地表达了曹操老当益壮、锐意进取的精神面貌。“壮心不已”表达了要有永不停止的理想追求和积极进取精神，永远乐观奋发，自强不息，保持思想上的青春，曹操以切身体验揭示了人的精神因素对健康的重要意义。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表现出一种深沉委婉的风情，给人一种亲切温馨之感。盈，是满的意思，可以引申为寿；缩，是专职的意思，可以引申为夭。这就是说，人的寿命的或长或短，不完全出于天定，只要调养有方，是可以保持身心健康、延年益寿的。
人寿命的长短不完全决定于天，只要保持身心健康就能延年益寿。曹操所云“养怡之福”，不是指无所事事，坐而静养，而是说一个人精神状态是最重要的，不应因年暮而消沉。这里可见诗人对天命持否定态度，而对事在人为抱有信心的乐观主义精神，抒发了诗人不甘衰老、不信天命、奋斗不息、对伟大理想的追求永不停止的壮志豪情。
《龟虽寿》更可贵的价值在于这是一首真正的诗歌，它开辟了一个诗歌的新时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汉代人的思想禁锢了三四百年，弄得汉代文人不会写诗，只会写那些歌颂帝王功德的大赋和没完没了地注释儒家经书，真正有感情，有个性的文学得不到发展。直到东汉末年天下分崩，风云扰攘，政治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变化，作为一世之雄而雅爱诗章的曹操，带头叛经离道，给文坛带来了自由活跃的空气。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身边聚集了“建安七子”等 一大批文人，他们都是天下才志之士，生活在久经战乱的时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慷慨激昂。正如《文心雕龙·时序》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气也。”尤其是曹操，鞍马为文，横槊赋诗，其诗悲壮慷慨，震烁古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种充满激情诗歌所表现出来的爽朗刚健的风格，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千百年来，曹操的诗就是以这种“梗慨多气”风骨及其内在的积极进取精神，震荡着天下英雄的心灵。也正是这种可贵特质，使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闪灼着夺目光彩。钟嵘将曹操置于下品，主要是嫌其“古直”而少文采，殊不知曹操这样一位豪气盖世的英雄，是不屑于雕章琢句的。钟嵘六朝时人，当时文学之士很讲究文采华美，所谓“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钟嵘对曹操的评价过低，显然是时代风气使然。任何文学——包括诗歌在内，文采较之内容，毕竟是第二位的。关于曹操的文学地位，过去常为其政治业绩所掩，而不为人重视，其实，他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是有卓越贡献的人物，特别对建安文学有开创之功，实在是应当大书一笔的。
文章起笔写京师人与南方人对待竹子的不同态度，一贵一贱，形成鲜明的对照；进而推理叙写“绝徼海外人”可能有的态度，从而发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慨叹；接下来既写人又写竹，借竹的形象对任光禄的人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点明他知竹爱竹的根源在于他不流于俗的美好品德。
入题之前，作者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世人对竹的态度，其所论的内容虽说与记述的中心有关，但由于所涉的对象广泛，其中不仅有“斩竹而薪之”的江南人，还有“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的京师人，甚至还有绝徼海外之人，一旦见竹，必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这就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这段文字并不是专为任君而书。在这里，形成对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贱竹者，而是江南人和京师人、绝徼海外之人。以三者不同的好恶之情，充分显示了世人“物去乡则益贵”的心理状态，从而得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结论。
这一段内容有叙，有议，有结论，其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系统，作者似乎只是有感而发，泛泛议论，显得随意而亲切。这一番议论的真实意义，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后才得到显露的。正因为对世人贵竹贱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论述，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经写出，其不同寻常处即豁然可见：他身居江南，却不同于江南人的贱竹；他贵竹，却又并非如京师人一样因竹难致之故。
前文所写及的众人对竹的态度本已各各有异，互成对照，而任君之所为又与他们完全不同，这恰如峰回路转，忽见其异。倘若没有前面足够的铺垫，或者仅以贱竹者与任君形成简单的对比，任君之举绝不会产生如此醒豁的感觉。前面一段似乎不甚经意写就的文字，实际上每一层都包含着作者的深意。
作者对中心事件本身只用寥寥数语一表而过，而对任君之言却记叙颇详。任君把植竹一事说得极为轻淡，简单地把如此做的原因归之于“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正是这一笔推动了文意的发展，并最终导出了题旨。因为任君的举动已在世人映衬之下显得极不寻常，而他那轻描淡写的表白却与他的举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话语产生疑问和揣测。
作者把“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这样的推测之语作为引言以带出他对任君植竹意义的阐述，正表现了由上文所叙而引起的心理活动，文中接着对任君的赞美之辞，是上文所显现出来的内在走向之继续，是思维逻辑发展的必然，而不是勉强地加诸其身。经过层层推演，作品终于揭示出任君对竹的态度与世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任君之贵竹在于知竹，知竹又在于他的人格与竹自有某种相通之处；而“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作者最后断语，即使居地不产竹，任君必力致之；即使有足够的力量致奇花石，他也无意于此。有以上的反复衬托、对比和论析，这一推断的产生合情合理；同时，它与任君“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的表白逆相绾合，也使这一段前面的揣测语有了结论。
全文以竹与花石这一对处于矛盾状态的物体为中心，以各种人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为线索，不断构成新的矛盾与统一。江南人与京师人对竹的态度截然不同，却在奇花石上存在着一致，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较对象——绝徼海外之人；而这三者皆非知竹者，又共同成为任君的对照，充分映衬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全文前后环环相扣，舒卷自如，浑然—体。
这首词是词人写给副职范昂的寿词。上片写清明时节春意盎然，词人准备了笙歌酒筵为范昂祝寿，希望他青春永驻；下片写酒席上见到范昂瘦健有神，祝愿他日后回到朝廷任职，沐浴皇恩。全词将对春日景物和祝寿之事的描写紧密结合，情由景生，情景交融。虽用语平实，但蕴含了对友人的美好祝愿，同时在寿词中不乏诙谐之意，颇见词人匠心。
词的上片就“春”发挥。开头两句写春事。“春事”二字包括内容很广，这里当指春乐。范成大《泊衡州》诗说：“空江十日无春事，船到衡阳柳色深。”这两句不同，是说到了清明，花柳一番新，乐春之事极多。“唤得笙歌劝君酒”紧承“春事”二字，写召伎设酒，与君共饮，这是春乐之一，也暗含“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之意。“酒如春好”二句是说酒好春也好，“年年春色依旧”实指年年为君祝寿。“青春元不老”二句承上句作进一步发挥，既然“春色年年依旧”，青春自然就不会老，懂得这个道理，生活就会充满朝气。
上片的环境描写为下片祝寿作了充分的铺垫，下片则具体描绘祝寿的场面，以及范昂的仪态风神。“席上看君”二句是写范昂的人品，“竹清松瘦”是说其人品像翠竹那样清介，其体格像苍松一样瘦硬。“待与青春斗长久”呼应“青春元不老”，并紧承上文，祝其与“青春”同在，奋发向上，永不衰朽。据《滁州府志·职官通判》载：“范昂，乾道六年任。”到乾道八年春，任期将满，理应祝其升迁。而稍后所作《木兰花慢·滁州送范倅》说：“征衫，便好去朝天。玉殿正思贤。想夜半承明，留教视草，却遣筹边。”“三山归路”二句与之同意，都是祝其入朝为官，所不同的是此词只是说入朝以后，将供职翰林院，沐浴皇恩，稍微概括了点而已。结尾两句是说，等范昂入朝供职之后，词人将“更持金盏起，为君寿”，映带词题，点出作意，似结非结。
全词运笔布局峰峦起伏，颇具匠心，引三山入典，挥洒自如。词中跳荡转折，情景相生，且密切结合当前景色与祝寿之事，大处着眼，细心落笔，融祝贺之情于情境描写之中，这正是词人胸襟抱负与艺术手法的巧妙结合。
诗首先从节令上着手，说自然界的风物，随着季节的转换而不断更新，而痴心儿女何苦要对春天苦苦留恋；三四句从反对痴心儿女对春天的逝去而伤心遗憾上着手，指出对繁花的凋谢不需要抱恨，接下来的夏天，树木荫浓，同样令人高兴。诗一反旧例，没有悲伤的情调，却是顺其自然，豁达通变。
文人伤春，似乎是永恒的主题，春风春雨，落花垂柳，引起过多少诗人感叹。三月晦日，是春天的最后一天，更难免激起诗人无计留春住的愁思。唐诗人贾岛有首著名的《三月晦日赠刘评事》诗云：“三月正当三十日，风光别我苦吟身。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表现的就是浓重的惜春情绪。秦观这首绝句，与贾岛诗一样，也是通过议论，表达春将逝去时的感想。但秦诗一反旧例，没有悲伤的情调，却是顺其自然，豁达通变。
诗富有哲理，蕴含“理趣”。“三月晦日”，即暮春三月的最后一天，过了这天，意味着时令进入夏季。春去的伤感，对于情感敏锐的人而言，不言而喻。但这首诗，却反其道而行之，写出了新意。“节物相催”，是自然规律，非人力所能为。因为新陈代谢，是自然运行的铁的规律！但那些“痴心儿女”却想“挽留春”，不欲让春归去。这样写足了人们对春将逝去时的怅惘之感。为诗的后两句翻出新意，做了充分的铺垫。后两句，反振一笔，如异峰突起，醒人耳目。繁华似锦（“芳菲”）的春天归去，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那“阴阴”的“夏木”同样“可人”，诗人的乐观、豪放、豁达，跃然纸上！
诗是说理，指出了对春天的逝去的两种不同看法，强调应该顺其自然。推而广之，诗人也是在阐述自己的处世观：人生是处在不断地转换之中，好的可以变坏，祸福相倚。因此，当你失去了什么时，不要过分抱憾，要正视现实，知足常乐。春天有春天令人留恋的地方，夏天也有夏天使人 合意的所在；顺境有顺境的快乐，逆境何尝不可磨炼人，使人步入顺境。通过这诗，我们充分理解到诗人宽广的胸怀，并从中得到勉励。宋人的说理诗，虽然常常有陈腐惹人生厌的地方，但也不乏像这首诗一样有积极意义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