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此词作于元丰二年（1079）三月，为苏轼由徐州调至湖州途中。词中化用李商隐《无题》诗中“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句意，将积郁的愁思注入即事即地的景物之中，抒发了作者对徐州风物人情无限留恋之情，并在离愁别绪中融入了深沉的身世之感。

　　词的上片以感慨起调，言天涯流落，愁思茫茫，无穷无尽。“天涯流落”，深寓词人的身世之感。苏轼外任多年，类同飘萍，自视亦天涯流落之人。他在徐州仅两年，又调往湖州，南北辗转，这就更增加了他的天涯流落之感。这一句同时也饱含着词人对猝然调离徐州的感慨。“既相逢，却匆匆”两句，转写自己与徐州人士的交往，对邂逅相逢的喜悦，对骤然分别的痛惜，得而复失的哀怨，溢于言表。“携手”两句，写他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最后离开此地时依依惜别的动人一幕。“携手佳人”，借与佳人乍逢又别的感触言离愁。“和泪折残红”，写作者面对落花，睹物伤怀，情思绵绵，辗转不忍离去，同时也是写离徐的时间，启过拍“为问”三句。末三句由残红而想到残春，因问东风尚余几许，感叹纵使春光仍在，而身离徐州，与谁同春。此三句通过写离徐后的孤单，写对徐州的依恋，且笔触一波三折，婉转抑郁。

　　词的下片即景抒情，继续抒发上片未了之情。过片“隋堤三月水溶溶”，是写词人离徐途中的真景，将浩荡的悲思注入东去的三月隋堤那溶溶春水中。“背归鸿，去吴中”，亦写途中之景，而意极沉痛。春光明媚，鸿雁北归故居，而词人自己却与雁行相反，离开徐州热土，南去吴中湖州。苏轼是把徐州当成了他的故乡，而自叹不如归鸿。“彭城”即徐州城。“清泗与淮通”暗寓作者不忍离徐，而现实偏偏无情，不得不背鸿而去，故于途中频频回顾，直至去程已远，回顾之中，唯见清澈的泗水由西北而东南，向着淮水脉脉流去。看到泗水，触景生情，自然会想到徐州（泗水流经徐州）。歇拍三句，即景抒情，于沉痛之中交织着怅惘的情绪。徐州既相逢难再，因而词人欲托清泗流水把千滴相思之泪寄往徐州，无奈楚江（指泗水）东流，相思难寄，令词人不禁怅然若失。托淮泗以寄泪，情真意厚，且想象丰富，造语精警；而楚江东流，又大有“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意，感情沉痛、怅惘，读之令人肠断。

　　此词写别恨，采用了化虚为实的艺术手法。作者由分别之地彭城，想到去湖州途中沿泗入淮，向吴中新任所的曲折水路；又由别时之“和泪”，想到别后的“寄泪”。这样，离愁别绪更显深沉、哀婉。结句“流不到，楚江东”，别泪千点因春水溶溶而愈见浩荡，犹如一声绵长的浩叹，久远地回响在读者的心头。

　　开头两句就写得很别致。韩愈的《毛颖传》将毛笔拟人化，为之立传，还说它受封为管城子。作者不明说自己靠着一支笔杆子立身处世，既升不了宫，也发不了财，而是精心选择了四个本无关联的典故，把它们巧妙地组合到一起，构成了新颖奇特的联想。笔既然称“子”，就可以食肉封侯；钱既然称“兄”，也就能够写绝交书。他将自己富贵无望的牢骚，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出来，非但不显得生硬，还产生了谐谑幽默的情趣。

　　三四句承上作进一步阐述，将自己未能博取功名富贵的原因归咎于文章无益于世，表面看来是自责，实际上以反语暗指文章不为世人赏识，在自嘲中寓有自负的意味。丝窠缀露珠，用清晨缀附于蛛网上闪闪发亮的露水珠子，来比喻外表华美而没有坚实内容的文章。构想新奇动人。

　　五六句转入当前仕宦生活的自白。这两句诗不单纯是记实，同时也在用典。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中谈到，梁朝全盛之时，贵家子弟大多没有真才实学，却担任了秘书郎、著作郎之类官职，以致当时谣谚中有“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即秘书”的讽刺语。这里套用成语，说他受任校书郎、著作郎的职位，也跟梁代那些公子哥儿们一样，仅能登上车子问候别人身体如何罢了。诗意表面上说他尸位素餐，其实是对于碌碌无为的官场生涯的不满。

　　仕宦既不如意，富贵又无望，于是逼出了最后两句的追思。这是诗人在内心矛盾解脱不开的情况下所能想到的唯一出路。不直说退隐，却写对往事的追忆，也给诗篇结尾添加了吞吐含茹的风韵。

　　这首诗抒写不得志的苦闷，却采用了自我嘲戏的笔调，感情上显得比较超脱，而诗意更为深曲。不明了这一点，反话正听，把作者真看成一个对功名事业毫不婴心的人，则会误解这一诗篇。文字技巧上的最大特点是善用典故，不仅用得自然贴切，还能通过生动的联想，将不同的故事材料串联组合起来，形成新的意象，取得了出奇制胜的效果。

　　柳宗元于公元805年（永贞元年）冬贬至永州，至则无处可居，只得寄寓在永州龙兴寺，得以与僧人重巽相识结交。重巽赠以新茶，柳宗元作诗回赠，应当是第二年春以后的事情。观此诗，柳宗元心情已较平静，又新茶当采于春天，王国安先生《柳宗元诗笺释》认为此诗作于公元807年（元和二年）春，可从。

　　茶叶的品质好坏，直接与茶树的种类、采摘的时间、当地的气候等多种因素相关。茶树喜好阴凉湿润，刘禹锡《试茶歌》云：“阳崖阴岭各不同，未若竹下莓苔地”，可知古人认为竹下茶最佳。重巽所赠茶叶，正是所谓竹间茶。

　　这首诗开头两句是说，这茶树生长在密密的斑竹林中，为清莹的雨露所滋润，“湘竹”二字既给茶叶赋予了美丽动人的神话色彩，又照应到诗题“竹间”二字。富有经验的采茶者都知道，采茶时间最好是每年初春谷雨前后的新芽之时，若在清晨日出前带露采摘其品质更高。诗中第三四句说重巽亲自“晨朝掇芽”，表现出重巽深懂茶道，正合采茶之法。采茶的时间是否适当，对茶叶品质的好坏，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诗中用一个“复”字。这个“复”字，乍读之下，很难理解和译出，其实是把奇特的竹间茶树和正确的采摘时间两方面联系起来。第三四句诗，既说明了茶叶品质美好的另一个原因，又与诗题中“自采新茶”四字相照应。茶叶又以高山云雾茶为佳，诗中第五六句诗所说的“蒸烟”和“丹崖”，正是指明了云雾和高山这两点，表明了茶叶品质上乘。第七句是说盛装茶叶的器具其形状之美，色泽之奇之特，间接衬托出了这茶叶的名贵与稀罕。第八句则是用典故比喻，直接评述茶叶品质的纯美无瑕。

　　诗歌的第二部分是惊赞茶叶香气的奇妙。首先是香气持久悠长。第十句，“馀馥”是说香气不是一飘而尽，而是久留不散。“延”指香气渐渐弥漫开来，“幽遐”则指香气传到了很深很远的地方。其次是茶香的神奇功效。喝了好茶，可以提神、祛秽，诗中的第十一句和第十二句，就是围绕这两方面来说的。“荡昏”，即清除心神上的昏沉困倦，可以提神。“荡邪”，就是除秽。“涤虑”，就是洗去心中的烦躁，去掉昏惑和邪气，保持心神的安宁和清醒。这样，喝好茶有益于身心的健康，这是一般人从生理角度来理解的。然而柳宗元则从心理角度加以发挥，提升到了人的精神思想品格的高度来评价好茶的妙用。“涤虑发真照”，是说茶香净化了人的思想道德，显露出人的毫无污染的真情本相。“还源荡昏邪”，是说茶香清除了精神意识中的昏浊邪恶，使人回复到自然天性，保持清白纯洁的境界。可见，诗人在此用到了双关象征手法，这么立意构思，就非常巧妙深刻，富有诗意。正因为这茶香不仅有益于人的生理健康，还能有益于人的精神的健康，使人脱俗，所以才是最为神妙的珍异的上品。也正因为这茶叶具有这样的神奇功效，所以下面柳宗元连用佛教道教中的两种神奇的故事来加以比较。佛祖如来的甘露饭，香气熏染了毗耶城和大千世界，其实是说佛法广大，教化感人，使人皈依正道。道家仙客所饮流霞仙酒，使人数月不饥，其实是丹药神力，使人清心寡欲，不贪不痴，修成仙体。它们同为食物，都具有神奇功效，所以柳宗元用它们来与茶叶相比。不过，柳宗元自己更为信佛，而且斋饭、茶叶易得，流霞难求，所以诗中要说香茶“犹同”甘露饭，而“贵”于流霞。

　　对这珍贵的名茶，柳宗元自然十分赞赏和珍视，但是既为其物，更为其人，因为这是柳宗元在贬谪永州时的第一位友人所赠，且为亲手所采，关爱殷切，情意殷深，使困窘中的柳宗元倍感精神上的慰藉和友情的可贵。赞美茶叶，其实更是赞美友人的情谊。所以柳宗元要用“金鼎”烹茶，要以自作新诗回赠，更要从精神人品的高度来立意构思，这既为共勉，也为自励。人品的高度来立意构思，这既为共勉，也为自励。

　　这首小令极力刻画天台山高峻、险绝、阴森、寒冷的自然景观。“攒雪剑”，“挂冰帘”使画面具有动感。然而，这些描写不过是为针砭世情作铺垫。末句笔锋陡然一转，“比人心山未险”，比起世态之炎凉，人心之险恶，陡峭的山崖，山间的阴冷都算不了什么。此曲别具一格，它借写景来讽刺世情，借山势之险恶抒写人心更险恶，从中可见作者对元代世道危艰、人心险恶的社会现实的慨叹与愤懑。这种风格刚健，以景取譬，直抒感慨的作品，在张可久曲中并不多见。

　　全曲可分两层：前五句为一层，突出天台山和天台山飞瀑之险，从而为第二层（“比人心山未险”）的议论作好铺垫。

　　第一层：写山与瀑布之“险”。前两句分明写实，写雪剑‘‘峰攒”，写冰帘“悬崖”，突显这两种实景之险峻高寒。继之三句，对前两种实景作进一步的渲染烘托。猿之哀，鸟之啼，风之吼，三种声音之出现，使“险恶”的天台山染上更为悲凉凄厉的氛围。通过这奇妙并层层深化的景物描写，酿造一种一触即发的“险恶”势态，第二层写人心更加险恶便显得意味无穷。

　　第二层：写人心之险。这层就一句：“比人心山未险”，并且以之煞尾，颇出人意外。不过，上下观照，读者恍然大悟，原来前面所写的天台山之“险”全在于托出这一句。也因为有了这一句，才使全曲艺术境界大大超出一般的写景之作，成为格高意深之杰作。真乃豹尾。

　　作者将写景与议论巧妙结合，寓情于景，情与景交融，构成作者所要表现的某种意境。张可久善于写景，他的写景意念极为高超，所酿造的“险恶”意境非常奇妙。天台山因其高，所以寒，以致峰攒白雪，水挂冰帘；因其险，所以峰如剑，崖如悬，又招来哀猿、杜鹃、飞廉。然而，作者用意不在写景，而是通过写景去揭露险恶的人心。在作者看来，实现这目的，由“议论”手法去完成最得当，于是便出现“比人心山未险”这一收煞句，从而达到写景为议论服务、议论深化写景的艺术效果。正由于两者紧紧相连，结合得当，于是一种针砭世情、痛斥奸心的愤恨之情表现得既鲜明又新颖。

　　关于路六侍御的生平，详不可考，从诗的开头一句看，是杜甫儿时旧友。作此诗时，杜甫五十一岁，四十年前，他们都在十岁左右，正是竹马童年。诗人用“童稚情亲四十年”完满地表现出童年伙伴那种特有的亲切的感情。“四十年”，在这里不仅点明分别的时间，更主要的是表明童年时代的友情，并不随着四十年漫长岁月的迁流而归于淡忘。正因为如此，下句说，“中间消息两茫然”。在兵戈满地，流离转徙的动乱年代里，朋友间失去联系，想知道他的消息而又无从问讯，故有“茫然”之感。而这种心情，彼此间是相同的，所以说“两茫然”。一别四十年，时间是这样的久，没能想到会有重新相见的一天。所以说“忽漫相逢”。他乡遇故知，本来是值得高兴的事；然而同样没有想到，久别重逢，乍逢又别；当故交叙旧之日，即离筵饯别之时。“忽漫相逢是别筵”，在“相逢”和“别筵”之间着一“是”字，使会合的欢娱，立即转化为别离的愁思。笔力千钧，直透纸背。

　　从过去到重逢，聚散离合是这样的迷离莫测；从分别悬想将来，诗人把感慨集中地写在“更为后会知何地”这句话里。这是全诗的主脑。它包涵有下列两重意思：路六侍御这次离开梓州，回到长安去做官，勾起了杜甫满腹心事。他设想：“倘若今后能和路六再度相见，这地点又将在哪里？自己能不能够也被召还朝廷？”回答是不可知的。从他自身蹭蹬坎坷的生活历程，从这次和路六的聚散离合，诗人懂得了乱世人生，有如飘蓬泛梗，一切都无从说起。这是就空间而言的。从时间方面来说，过去的分别，一别就是四十年；别时彼此都在童年，相见时俱入老境。人生苦短，“更为后会”，实际上是不大可能的。诗人没有直说后会无期，而是以诘问语发出咏叹，体现出他的向往之切、感慨之深。

　　前四句写送别之情，诗人由“过去”想到“现在”，再由“现在”想到“未来”，它本身有个时间的层次。诗从“童稚情亲”依次写来，写到四十年来，“中间消息两茫然”，不接着写相逢和送别，而突然插入“更为后会知何地”。表明看，恍如天外奇峰，劈空飞来。但实际上，“更为后会”，就已逆摄了下文的“忽漫相逢”。因为没有眼前的“忽漫相逢”，诗人是不可能想到将来的“更为后会”的。这句对上句来说，是突接。由于这样的突接，所以能掀起波澜，把诗人感伤离乱的情怀，表现得沉郁苍凉，百端交集。就下文来说，这是在一联之内的逆挽，也就是颠倒其次序，用上句带动下句。由于这样的逆挽，所以能化板滞为飞动，使得全诗神完气足，精彩四溢。如果没有诗人思想情感上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他在诗歌艺术上深湛的造诣，也是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的。

　　诗的后四句写景，另起了一个头，颈联和颔联似乎毫无相干。其实，这景物描写，全是从上文的“别筵”生发出来的。尾联结句“触忤愁人到酒边”的“酒”，正是“别筵”饯别之酒：“酒边”的“剑南春色”，也就是诗人“别筵”的眼前风光。“桃红似锦”，“絮白于棉”，这风光是明艳的，而诗偏说是“不分”，“生憎”，恼怒春色“无赖”，是因为它“触忤”了“愁人”；而它之所以“触忤愁人”，则是由于后会无期，离怀难遣，对景伤情的缘故。颈联中的“不分”和“生憎”，恰恰成为绾合上半篇和下半篇的纽带，把情景融为不可分割的完美的诗的整体。全诗句句提得起，处处打得通，一气运转，跌宕起伏；而诗句的措辞，脉络的贯通，则又丝丝入扣，在宏大中体现了精细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