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大女儿要出嫁,他的心情异常复杂,遂写了此诗。此诗是父女情的白描,是真性情的流露,令人读来感伤不已。
女儿即将远行,父亲心有不舍,却情难敌义。开头点明女儿将出嫁之事:女儿要嫁往夫家路途很遥远。念及女儿幼年丧母,自己一身兼父母之慈爱,当此离别之际,心中甚为不忍。然而女大当嫁是天经地义的事。诗人忍痛告诫女儿到了夫家,要遵从礼仪孝道,要勤俭持家,这是对女儿的一片殷殷期望。
这是一首送女出嫁的好诗。送女出行,万千叮咛;怜其无恃,反复诫训。诗人早年丧妻,因为对亡妻的思念,对幼女自然更加怜爱。在长女出嫁之时,自然临别而生感伤之情。诗中说幼女与长女“两别泣不休”,其实父女之间也是如此。作者没有多写自己的直观感受,而是把更多的笔墨用于谆谆教导和万般叮咛:“自小阙内训,事姑贻我忧。赖兹托令门,任恤庶无尤。贫俭诚所尚,资从岂待周。孝恭遵妇道,容止顺其猷。”强忍住泪水说完这些,送走女儿才发现自己还是控制不了自己,只能与幼女相对而泣。一个情感复杂、无可奈何的慈父形象由此跃然纸上。
全诗情真语挚,至性至诚。慈父之爱,骨肉深情,令人感动。“贫俭诚所尚,资从岂待周”两句,可作为嫁妆的千秋典范。
这是一首弃妇申诉怨愤的诗。《毛诗序》说:“《日月》,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答于先君,以至困穷之诗也。”朱熹《诗集传》说:“庄姜不见答于庄公,故呼日月而诉之。言日月之照临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处,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都说此诗作于卫庄姜被庄公遗弃后,以此诗作者为卫庄姜,所指责的男子为卫庄公。而鲁诗则认为是卫宣公夫人宣姜为让自己的儿子寿继位而欲杀太子伋,寿为救伋,亦死,后人伤之,为作此诗。今人一般认为这是弃妇怨丈夫变心的诗。
诗的第一章把读者带入这样的境界:在太阳或月亮的光辉照耀下,一位妇人在她的屋旁呼日月而申诉:日月能如常地照耀大地,为何我的丈夫不能如以往一样顾念我!以后各章的第一句“日居月诸”作为起兴,还有一种陪衬的作用。日月出自东方、照临大地,是有定所,而结为夫妇的“之人”竟心志回惑,“胡能有定”。作者之所以反覆吟咏日月,正是为了陪衬其反覆强调的“胡能有定”的。
第二第三章承第一章的反覆咏叹,真是“一诉不已,乃再诉之,再诉不已,更三诉之”(方玉润《诗经原始》)。第四章沉痛已极,无可奈何,只有自呼父母而叹其生之不辰了,前面感情的回旋,到此突然一纵,扣人心弦,“埋怨父母极无理,却有至情”(牛运震《诗志》)。
诗中没有具体去描写弃妇的内心痛苦,而是着重于弃妇的心理刻画。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是很复杂的,有种被遗弃后的幽愤,指责丈夫无定止。同时她又很怀念她的丈夫,仍希望丈夫能回心转意,能够“顾”(想念)她,“报”(答理)她。理智上,她清醒地认识到丈夫“德音无良”;但情感上,她仍希望丈夫“畜我”以“卒”。朱熹《诗集传》说:“见弃如此,而犹有望之之意焉。此诗之所为厚也。”这种见弃与有望之间的矛盾,又恰恰是弃妇真实感情的流露。因此,《日月》能强烈震撼读者的心灵。延伸解析古代学者以为这是首弃妇声诉幽怨的愤诗,且很多人认定是“卫庄姜”(卫庄公夫人)感喟“州吁之难”(卫庄公庶子“公子州吁” 弑杀庄姜养子、卫桓公“姬完”的宫廷政变)的穷困诗。这种观点看似成立的理由是比较充分的,日月比喻国君与夫人,未亡人庄姜目睹宫廷剧变(卫公子州吁首开弑杀犯上之风,挑衅姬周宗法制度,被时人认为大逆不道),所以作诗追念先君亡夫,痛惜枉死的嗣君养子,哀叹自己的不良遭际但是仔细研究诗中细节,弃妇之说则疑窦颇多。尤其是抱怨父母一节,既不合于周人礼法(强调“孝悌”),也语意突兀:常人以给父母养老送终为俗,怎可颠倒要求父母终养自己?实际上结合周初历史和邶人的渊源,综合看待《国风.邶风》的低闷、忧郁风格,将这首诗同样视为殷遗怀旧的歌谣可能才更靠谱。熟悉中国上古史的研究者都知道:周朝推翻商朝后,最初的政策对亡国民众比较友好,武王君臣采取了各种措施极力安抚;后来因殷顽叛乱、周公旦才在镇压平叛后对其施以重大惩罚。如果扩大思路,将周人、商人这段恩怨变化的背景套入到《邶风.日月》篇中,则很多细节就更容易对号入座、解释通畅。日月起兴,是因为天道有恒,衬托人世容易变幻,暗喻商族亡国亡族(没有灭族,大贵族微子、萁子和其他小贵族保留了商族血脉,但纣王和武庚禄父这条主根化为浮云了)的沧海桑田悲剧。两厢难处,是当年周、商两族复杂关系的真实写照。处境飘摇窘困,是因为大叛乱后惩罚加身。作为曾经显赫、现在弱势的“殷顽”,自然会抱怨周朝,很容易将所有灾难都委过周室而不愿意深刻自省。所以诗中屡屡出现“逝不古处”、 “宁不我顾”……、 “德音无良”的抱怨,希冀处境得到改善,如此才“俾也可忘”。抱怨父母其实完全是比喻。犹如说:我们商人的祖先是天下共主,轮到我们这代人却不仅失去霸权,还因两次战败(前为武王克商的“牧野之战”,后为周公东征的二次征服),宗族亲人被离析打散、族群主体被监视居住。“胡能有定?报我不述。”也可以顺理成章解释。中国上古传统,灭人国而不绝其祀,夏、商、周三代均遵循这条重要国际规则。传说夏后(夏朝君主的称号)册封上古著名氏族为诸侯(实际上是认可);汤王灭桀,也专门册封禹王的后人,承认各地氏族部落首领的诸侯地位(夏商封建都不是严格意义的封建制度,所谓封国其实是氏族部落或更大型的联盟而非地域国家,周朝的封建制才是真正意义的叠层封建联盟体制,周朝封国很多都是打破了血缘关系的地域型国家);武王遵守传统,册封周人认定的上迄黄帝、炎帝、下止夏禹、商汤的后裔为诸侯。只是由于武庚组织叛乱,周公才粉碎了武庚的政权,重新安排处置“殷顽民”。诗中的“报我不述”应该是指武庚政权被粉碎的事情,作者认为周朝这样处置不合古礼和惯例。对这首诗的新解属于个人的一家之说,可以存疑,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深度研究和发掘,权当是对继承发扬我国古老的国学文化略效绵薄之力。如果新说被证明成立,那么《邶风.日月》的创作时间就不是春秋,而是远为久远的周初。这首诗文辞古朴、风格与《邶风.柏舟》雷同也就相当自然,前面仔细分析过“柏舟”、可以更肯定的说和周初的大叛乱关系密切。
本诗所引武陵,自然是陶渊明名篇《桃花源记》中的武陵源。可以说整首诗都是从其中化出。
陶渊明作《桃源记》,云:‘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自是之后,诗人多赋《桃源行》,不过称赞仙家之乐。”武陵之于桃源,不仅在唐诗中得以继承和发展,而且对于初唐的山水田园诗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一些“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不仅具有更浪漫的想象空间和绚丽色彩,而且还产生了神奇诡异的仙化意象。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当时唐朝社会道教盛行,再加上富裕的生活和繁荣昌盛的社会使得人们追寻心灵深处中对于生命短暂的忧郁。因此,许多笃信道教的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常常会描写他们近乎幻觉式的想象。据刘中文先生考证,在现存的唐人诗词中,以“桃花源”为题的作品达21题24首之多,包融的《武陵桃源送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本词是一首送别词。写一位女子与爱人分别时的离情愁绪。起首一句,写女子在爱人离别之前无精打采的神情。她整天百无聊赖,连黛眉也不扫了,可见心情确实糟糕透了。古代有“女为悦已者容”之说。《诗经》中也有“自伯之东,首如琶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的诗句。这里的女主人公既有为爱人要出门远行,没有心情去化妆之意,也寓有今后没有爱人的欣赏,不必化妆之意。自己没有心情化妆也就罢了,她甚至一见爱人打点行装就产生了无限愁绪,可见两人之间依恋之情是多么深厚。这里的“愁见”一词的运用也恰到好处,与“愁看”是有意识、尚可接受的情形不同。“愁见”则有情绪突然触发,没有思想准备之意。同时也说明了她虽然知道爱人即将出发,但对于何时理征衣却还没来得及想过,这也表观了女子在离别突然到来之时的种种惊愕和惘然。“愁见”对应前句“无心”,意思上则深入一层。虽然分别在即,心存难舍和不忍,然而又唯恐对方伤心,便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至于饯别的宴席上,女子虽然难受得两眼是泪,却不敢让自已的泪泉涌流出来。“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唐杜牧《赠别》)可见别情之凄婉厚重。
下阕写停下车马、把酒相别的情景。送别前“相斟相劝”,一语道破送别前女子心情的煎熬,表面的平静和内心隐伏的痛苦相对比。此处“相”是相互之意,说明二人情深意厚.有依依惜别的伤心之情。“忍分离”的“忍”字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不忍”,即内心不忍分离;另一方面又是必须“忍”,即强忍住痛苦,以免对方过分感伤。结尾两句是女子深挚婉曲的内心独白,构思奇特,最为警策。前面写自己强忍着眼泪想宽解心上人,但感情的自控总有个限度,说不定到分手时还会伤心流泪,情难自已。与其见证分别场面的种种痛苦情状,倒不如索性醉倒梦乡,不见离别不见泪,或许对于双方求说更好些。这两句同把女主人公的款款深情抒写得深沉含蓄、感人肺腑。前面的伤感情意至此已全面爆发。在全篇蓄势已足的情况下,正话反说,使得所有酝酿已久的情绪得到激发。以此收尾,也给人以含思不尽之况味。
全词语浅情深,深婉曲折,凄美灵动,诚为早期送别词中不可多得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