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山堂位于扬州西北的大明寺侧,乃欧阳修于公元1048年(庆历八年)知扬州时所建。公元1079年(宋神宗元丰二年)四月,苏轼自徐州调知湖州,生平第三次经过平山堂。这时距苏轼和其恩师欧阳修最后一次见面已达九年,而欧阳修也已逝世八年。适逢自己政治处境艰难,苏轼为重游故地、缅怀恩师而作的这首词,自然会有抚今追昔的万千感慨。
词的上片写瞻仰欧词手迹而生的感慨。作者对他的恩师欧阳修怀有深挚的情谊,此刻置身于欧公所建的平山堂,自然思绪万千。“三过平山堂下”,是说自己此番已是第三次登临此堂了。此前,公元1071年(熙宁四年)他离京任杭州通判,熙宁七年由杭州移知密州,都曾途经扬州,来平山堂凭吊恩师。“半生弹指声中”,是作者抚今追昔,感慨岁月蹉跎、遭遇坎坷、人生如梦。
“十年不见老翁”,是说十年前作者曾与欧阳公欢聚,不料此次聚会竟成永诀,次年恩师就仙逝了。“壁上龙蛇飞动”,是说欧公虽早已仙去,但平山堂壁上仍刻有他亲书手迹,其中有他的词《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瞻仰壁间欧公遗草,只觉龙蛇飞动,令人发扬蹈厉。此句以景衬情,睹物思人,令人为人生无常而感慨万千,低徊不已。
词的下片写听唱欧词而生感慨,道出缅怀之情。“欲吊”、“仍歌”均用欧词原句,既重现当日欧公风流自赏之态,又有欧公手植杨柳、所题诗词仍留存世间,可堪告慰之意。作者由过平山堂睹物思人,想及欧阳恩师的某些事迹,感念他的恩德;又由自己的坎坷经历想到恩师的某些遭遇,因此,当他凭吊逝者,目睹平山堂前恩师手植的“欧公柳”,耳闻歌女演唱欧词,自然会生发万千感慨。白居易说:“百年随手过,万事转头空”。苏轼则比之有更深层次的认识:“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是梦”。欧公仙逝了,固然一切皆空,而活在世上的人,又何尝不是在梦中,终归一切空无。不要轻言东坡消极,或许正是心怀此念,他才得以坦然面对纷至沓来的政治打击:人生既然不过虚幻,政治失意与挫折,算得什么呢?故而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六云:“‘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追进一层,唤醒痴愚不少。”
苏轼受佛家思想影响颇深,习惯用佛家的色空观念看待事物。白居易诗云“百年随手过,万事转头空”,苏轼则更进一步认识到“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是梦。”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感,这种携带某种禅意玄思的人生偶然的感喟,其中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苏词中传达的这种独特的人生态度,是解读其作品的关键所在。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这大半辈子到过平山堂三次,前半生在弹指声中过去了。整十年没见到欧公了,但他留在墙上的墨迹,仍是那样气势雄浑,犹如龙飞中舞。
我本想悼念恩师“文章太守”欧阳修,但还是为杨柳春风大好年华而歌。千万不要说回头一看,万事万物皆是一场空。因为不回头看,生活已是梦幻。
注释
平山堂:在扬州大明寺侧,欧阳修所建。
弹指:佛教名词,比喻时间短暂。
老仙翁:指欧阳修。苏轼于熙宁四年于扬州谒见欧阳修,至此为九年,十年盖举成数。
龙蛇飞动:指欧阳修在平山堂壁留题之墨迹。
未转头时皆梦:此翻进一层,谓未转头时,已是梦幻。
平山堂位于扬州西北的大明寺侧,乃欧阳修于公元1048年(庆历八年)知扬州时所建。公元1079年(宋神宗元丰二年)四月,苏轼自徐州调知湖州,生平第三次经过平山堂。这时距苏轼和其恩师欧阳修最后一次见面已达九年,而欧阳修也已逝世八年。适逢自己政治处境艰难,苏轼为重游故地、缅怀恩师而作的这首词,自然会有抚今追昔的万千感慨。
词的上片写瞻仰欧词手迹而生的感慨。作者对他的恩师欧阳修怀有深挚的情谊,此刻置身于欧公所建的平山堂,自然思绪万千。“三过平山堂下”,是说自己此番已是第三次登临此堂了。此前,公元1071年(熙宁四年)他离京任杭州通判,熙宁七年由杭州移知密州,都曾途经扬州,来平山堂凭吊恩师。“半生弹指声中”,是作者抚今追昔,感慨岁月蹉跎、遭遇坎坷、人生如梦。
“十年不见老翁”,是说十年前作者曾与欧阳公欢聚,不料此次聚会竟成永诀,次年恩师就仙逝了。“壁上龙蛇飞动”,是说欧公虽早已仙去,但平山堂壁上仍刻有他亲书手迹,其中有他的词《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瞻仰壁间欧公遗草,只觉龙蛇飞动,令人发扬蹈厉。此句以景衬情,睹物思人,令人为人生无常而感慨万千,低徊不已。
词的下片写听唱欧词而生感慨,道出缅怀之情。“欲吊”、“仍歌”均用欧词原句,既重现当日欧公风流自赏之态,又有欧公手植杨柳、所题诗词仍留存世间,可堪告慰之意。作者由过平山堂睹物思人,想及欧阳恩师的某些事迹,感念他的恩德;又由自己的坎坷经历想到恩师的某些遭遇,因此,当他凭吊逝者,目睹平山堂前恩师手植的“欧公柳”,耳闻歌女演唱欧词,自然会生发万千感慨。白居易说:“百年随手过,万事转头空”。苏轼则比之有更深层次的认识:“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是梦”。欧公仙逝了,固然一切皆空,而活在世上的人,又何尝不是在梦中,终归一切空无。不要轻言东坡消极,或许正是心怀此念,他才得以坦然面对纷至沓来的政治打击:人生既然不过虚幻,政治失意与挫折,算得什么呢?故而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六云:“‘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追进一层,唤醒痴愚不少。”
苏轼受佛家思想影响颇深,习惯用佛家的色空观念看待事物。白居易诗云“百年随手过,万事转头空”,苏轼则更进一步认识到“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是梦。”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感,这种携带某种禅意玄思的人生偶然的感喟,其中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苏词中传达的这种独特的人生态度,是解读其作品的关键所在。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这是一首女子思念恋人的词,与《乐章集》中同类题材不同的是,它从秋日的水边分别写到春日的洞房遥念,以时间的推移为线,时间的跨度相当大。
上片主要写秋日离别。着重谊染惨淡、冷寂的自然景色, 以及分别时的凄惨情景。首句“红板桥头”是分别之地,“秋光暮”是分别之时。以下三句是分别之景:夜雾笼罩,月色惨淡,水边大路垂杨成行, 柳枝悬垂,沾浸着寒冷的碧水。淡月、寒溪、垂杨等意象,渲染着凄凉、依恋的气氛。在上述的氛围之中,以下二句、九字,直写分别情景:“重分飞,携纤手、泪如雨”。这“携纤手泪如雨”与《雨霖铃·寒蝉凄切》 之“执手相看泪眼”形似而实不同。“执手”二句是从双方落笔,二人相互执手,相看泪眼;而此二句,从一个“纤”字可知,这情景所写的是女子眼中的男人,他正紧紧地握住女子的“纤手”,泪落如雨。这是动态与悄思的描写;而前面的“重分飞”三字则是女子对这位恋人内心的认知,自古道:“商人重利轻别离。”这位男子显然不同,他是重情重义重别离的人,绝不会为名为利而轻易弃置爱情。柳词中有不少词作是从自身的角度抒写与爱人分离的无奈,这一首却是从所爱女子的口吻道出,分量自是不同,它反映出彼此之间心心相知之深, 因而也可以说这女子是哀而无怨的。
但无论怎样伤别,“分飞”毕竟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于是以下二句再从女子的眼中写男子登上水路行程。波之“急”,帆之“举”,意味着舟行之速,促使离人速速远去,离人的身影也就迅速地从送别人的眼前消失,离恨自在其中。堤之“远”,使人体味到其中包蕴着离恨的绵长、悠远;这里又运用了“隋堤”的意象,遍植垂柳的“隋堤”作为一种送别“符号”,自然更加重了离恨中的不舍之情,依恋之意。至此,秋日离别已写尽。
最后以岁月的飞速流逝与旧日期约的受阻结束上片,“倏忽年华改,向期阻。”这虽是两个叙述句,但此中包含了一个较长的时间流程,成为连接秋日分别与下片春日相思的过渡。
过片换头“时觉春残”一句,明写出时光已自秋暮进入残春,呼应上片,由后句可知,恋人已是超过了预先约定的归期。由于恋人的不归而“长孤负”了春日的“好夕良天”。既然没有心思欣赏春色,故词中自然不再有春景的描绘,现在只有“渐渐飘花絮”这一典型的残春景象,表现着春光的最后一抹印迹,又包含着青春流逝的悲哀,同时也暗示了自己对这一段爱情能否长久的担忧。
春已将逝,无心赏春,所以词的描写空间转入“洞房”之中。“洞房闲掩,小屏空、无心觑”。“闲掩”二字,明写洞房之门,实写门内人的孤寂,百无聊赖;“空”字明写小小画屏的闲置,实写屏旁人的冷清、寂寞空虚,因此她对洞房内的一切同样“无心觑”。她一心想着恋人,但恋人仙乡杳远,不知何处,天边那缥缈无定、不可捉摸的“归云”,正与恋人的情况相仿,故而她不免“指归云”、望“仙乡”而叹路杳、伤“何处”了。
以下,时间自白昼而进入“通夜”,“香衾暖,算谁与”所写虽涉风情,却不鄙俗、不露骨,亦是相思之情的明白流露。由此,她不能不对恋人产生了丝丝疑虑,而发出“知他深深约,记得否”的疑问,这是发自心底的一问。
总观这首词,上下片各有四个层次,全从女子的角度着笔,自秋至春,由景及情;自分别至独处,由实境及前程,层层推进,多侧面地表现了一位相思中的女子,且写得疏淡雅静、含蕴深沉。这首词可称得上是一首颇有特色、不落俗套的词作。
这首词是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闲居带湖之作。上情下景,情景交融。上片以少年春意狂态,衬托老来春意索然。下片风卷残花,当悲,但以“休恨”开解;“花开元自要春风”,一反一正,寓意颇深,耐人寻味。春归无迹,但飞燕却于来时夕阳中相见,则于迷惘惆怅间,掠过一缕欣慰情思。
此词分上阕与下阕。
上阕以“少日”与“老去”作强烈对比。“老去”是现实,“少日”是追忆。少年时代,风华正茂,一旦春天来临,更加纵情狂欢,其乐无穷。对此,只用两句十四字来描写,却写得何等生动,令人陶醉!形容“少日春怀”,用了“似酒浓”,已给人以酒兴即将发作的暗示。继之以“插花”、“走马”,狂态如见。还要“醉千锺”,那么,连喝千杯之后将如何颠狂,就不难想象了。而这一切,都是“少日”逢春的情景,只有在追忆中才能出现。眼前的现实则是:人已“老去”,一旦逢春,其情怀不是“似酒浓”,而是“如病酒”。同样用了一个“酒”字,而“酒浓”与“病酒”却境况全别。
什么叫“病酒”?冯延巳《鹊踏枝》词说:“谁道闲情抛弃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敢辞镜里朱颜瘦。”
“病酒”,指因喝酒过量而生病,感到很难受。“老去逢春如病酒”,极言心情不佳,毫无兴味,不要说“插花”、“走马”,连酒也不想喝了。只有呆在小房子里,烧一盘香,喝几杯茶,消磨时光。怎么知道是小房子呢?因为这里用了“小帘栊”。“栊”指窗上棂木,而“帘栊”作为一个词,实指窗帘。挂小窗帘的房子,自然大不到那里去。
过片“卷尽残花风未定”,有如奇峰突起,似与上阕毫无联系。然而仔细寻味,却恰恰是由上片向下片过渡的桥梁。上阕用少日逢春的狂欢反衬老去逢春的孤寂。于“茶瓯香篆小帘栊”之前冠以“唯有”,仿佛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关心。其实不然。
下阙写道他始终注视那“小帘栊”,观察外边的变化。春风不断地吹,把花瓣儿吹落、卷走,而今已经“卷尽残花”,风还不肯停,春天就会随之破败,如此看来,诗人自然是恨春风的。可是接下去,又立刻改口说:“休恨!”为什么?因为:“花开元自要春风。”当初如果没有春风的吹拂,花儿又怎么能够开放呢?在这出人意外的转折中,蕴含着深奥的哲理,也饱和着难以明言的无限感慨。春风催放百花,给这里带来了春天。春风“卷尽残花”,春天就要离开这里,回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
“试问春归谁得见?”这一句问得突然,也令人感到难于回答,因而急切地期待下文。看下文,那回答真是“匪夷所思”,妙不可言;离此而去的春天,被向这里飞来的燕子碰上了,她是在金色的夕阳中遇见的。古典诗词中的“春归”有两种含义,一种指春来,如陈亮《水龙吟》:“春归翠陌,平莎茸嫩,垂杨金浅。”一种指春去,其例甚多,大抵抒发伤春之感。
诗词中的“春归”有两种含义。一种指春来,如陈亮《水龙吟》:“春归翠陌,平莎茸嫩,垂杨金浅。”
一种指春去,其例甚多,大抵抒发伤春之感。
辛弃疾的名作《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亦不例外。而这首《定风波》却为读者打开广阔的想象领域和思维空间,诱发人们追踪春天的脚步,进行哲理的思考,可谓另辟蹊径,富有独创精神。
把春天拟人化,说她离开这里,又走向那里,最早似乎见于白居易的《浔阳春·春生》:“春生何处暗周游?海角天涯遍始休。先遣和风报消息,续教啼鸟说来由。展张草色长河畔,点缀花房小树头。若到故园应觅我,为传沦落在江州。”
黄庭坚的《清平乐》,则遵循这种思路自制新词:“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
王观的《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构思也很新颖:“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
辛弃疾《定风波》的下阕和上述这些作品可谓异曲同工,其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
建安时代,由于曹操招贤纳士,文人群集于邺下(今河北省临漳县) ,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其时曹操忙于军政大事,曹植比较年轻,而曹丕和这些文人“出则连舆,止则接席” (曹丕《与吴质书》) ,一同切磋诗文,相处密切。因此,他便成为“邺下风流”的核心人物。在那文学繁荣、创作经验不断积累和交流的情况下,文学理论研究有了基础,曹丕的文学思想逐渐孕育成熟; 同时,作家们也急需理论指导,于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论《典论·论文》便应运而生了。
这篇评论一开始就指出文人的一种积习: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随即举例说明:傅毅与班固相比,文才相差不远,在“伯仲于间”,但是班固却小看傅毅,嘲笑傅毅写起文章来没完没了,不能很好地驾驭文字。作者在举这个事例时,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叙述中寓批评于意。接着,文章分析“文人相轻”的原因,指出人们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而文章并非只有一种体裁,能把各种体裁的文章都写得很好的人是少有的,所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看问题的片面性造成了“文人相轻”。文章在分析了“文人相轻”的原因于后,又举出一个谚语来说明问题,“里语曰: ‘家有弊帚,享于千金。’ 斯不自见于患也。”作者指出,这是看不见自己短处的弊病。文章至此为第一段。在这一段中,批评“文人相轻”,先说那些文人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再说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短处,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交错论述,只寥寥数语,就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不过,曹丕论文,为什么首先批评“文人相轻”的积习呢? 因为这种积习,妨碍相互研究和取长补短,不利于文学的繁荣。而在曹丕看来,文章是“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所以对于这种妨碍文学繁荣的“文人相轻”的积习,一开始就提出批评。
第二段开始,遂举出建安七子。曹丕认为这“七子” “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就是说他们无所不学,为文不因袭别人,能够创新。又说他们都自以为是能日行千里的良马,仗着自己的才能,步伐一致地并肩驰骋,以这样的情况而能互相佩服,诚为难能可贵的了。这是称赞“七子”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文章在上一段批评了 “文人相轻”的积习,这一段接着称赞“七子”能互相佩服的风范。一批评,一赞扬,作者的目的都在于培养一种良好的文坛风气,使文人能更好地互相尊重,互相切磋,互相学习,以促进文学的发展,来为“经国”服务,并求得“不朽”。至于作者自己,他认为是能“审己以度人”的,即能够看清自已再去衡量别人,所以能够避免“文人相轻”的积习,而平心地写出这篇《论文》。我们从这一段和上一段的对照中可以看出,作者是要改变“文人相轻”、“弊帚自珍”的积习,而代于以“审己以度人”的态度来公正地评论作家。“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于匹也。”作者指出,王粲擅长于写辞赋,徐干的辞赋常有齐地舒缓于气,但是仍可以和王粲相媲美。接着举出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四篇辞赋以及徐干的《玄猿》、《漏巵》、《圆扇》、《橘赋》四篇辞赋为例,说明即使是辞赋名家张衡和蔡邕的作品也没能超过它们。这是很高的评价。不过,作者随即指出: “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王粲和徐干对于其他体裁的文章,就不能象辞赋那样写得好了。这里对王粲和徐干的评论,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琳、瑀于章表书记,今于隽也。”对于陈琳、阮瑀,作者指出他们的奏章、表文、书信于类,是当今写得最出色的。至于别的文章如何呢?作者没有说,但不言而喻。这里同样是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不过长处实写,短处虚写,以实带虚,言约意密,在修辞上是很高明的。“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 对于应玚和刘桢的评价,从他们的文章风格着眼,各用四个字来概括其特点,兼及长处和短处,语言也极其凝练。“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对于孔融,作者说他禀性和才气都很高妙,有超过别人的地方; 但不善于写理论文章,辞藻胜于说理,还常掺杂一些嘲戏的词句。这里对嘲戏于辞的批评,是有历史背景的,最明显的就是建安九年曹操破袁绍后,让曹丕娶了袁绍的儿媳甄氏,孔融遂写信给曹操,说: “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嘲讽曹操。不过作者在指出孔融的短处后,接着说,至于孔融那些写得好的文章,是可以和扬雄、班固的文章相匹敌的,仍坚持全面地看一个作家。至此,论文的第三段结束。在这段评论中,曹丕力求用全面的观点、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七子”。从“七子”现存的文章来看,曹丕的这段评论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或者还有些私人关系上的原因,曹丕对“七子”的评论,也还不免有偏颇于处。例如对孔融的评价就难免夹杂一些成见。据史载,孔融起初与曹操交好,后来“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后汉书·孔融传》)对于把文章看成“经国于大业”的曹丕来说,孔融的政治态度,当然会引起他的不满。再加上为娶甄氏的事,孔融嘲讽曹操,曹丕当然也很难堪。所以,对孔融的评论,虽力求全面,终也难免有些成见和偏颇。正如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至于他对孔融,就称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辞’ ,不免有些微辞了。”曹丕在这一段中,初次提出了文气问题,接触到文章风格和人的关系 (即与作家气质的关系),这是在曹丕于前不曾有人谈到过的,对后来文论的发展影响很大。
第四段开头,文章遥承第一段意脉,指出文学批评者的两种错误态度: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接着再遥承“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意脉,进一步论述: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于者偏也; 唯通才能备其体”。作者说明,文章的本源相同,支流各异,就是说既有共性,又有不同文体的特殊性。由此提出四科八目的文体论,认为奏议要典雅,书论要有条理,铭诔要崇尚真实,诗赋要辞藻华丽。这“四科”不同,作家的所长只偏于某些方面,只有具备各方面才能的人,才能掌握所有的文体。“通才”当然是很少的,所以,“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是不对的。曹丕把文体分类,虽非首创,但是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把文体分得更细密了。他对各体的特点和要求的论述,虽然还不完全恰当和周密,但对我国文体论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是一个里程碑。在曹丕于前,人们对文章的认识,重在本;曹丕这种把本末结合起来的看法,推进了后来的文体研究。桓范的《世要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里的文体论,都是这篇《论文》中文体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段既照应上文,又阐述了对文体的新鲜见解。笔法上不脱不黏,摇曳生姿。
文体各有特点,作家通常只长于某些方面,那么,为什么偏偏只长于此而不长于彼呢?曹丕在文章第五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以气为主。气于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认为,文章如何,主要在于作家的才气。俊爽超迈的阳刚于气和凝重沉郁的阴柔于气是有分别的,不是用力勉强可以达到的。他接着举例说:譬如音乐,曲调虽然相同,节奏法度也一样,但是运气行腔不一致,人的素质有巧有拙,即使父兄具备了这样的才能,也不能转移给自己的子弟。曹丕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提出“风格即人”的命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过分强调了气质、个性、风格的天赋性,甚至说“不可力强而致”,这就陷入了“先天决定论”的泥潭。尽管如此,曹丕的文体论却启发了后来许多人去研究,对推动文艺批评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最后一段,作者先郑重指出: “盖文章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这是本着致用的精神强调了文学的价值。在曹丕的时代,文学本来还包括哲学、历史等著作,而以“文章”来称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汉末的大动乱,使封建秩序遭到重大破坏,儒家思想的支配力量大为削弱,于是,文学从经学的支配下解脱出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曹丕抛弃前人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可以为“经国”服务,写得好的可以“不朽”。这种对文学的独立地位和重大作用的认识,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曹丕是提出文学价值的第一人。”但曹丕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强调尚有过分于处。接着,曹丕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指出人的寿命有终了的时候,荣乐也只限于自己的一身,这两者都有一定的期限,不如文章能永远流传。可见文章的价值真是“不朽于盛事”。他鼓励文人们说: “是以古于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于辞,不托飞驰于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就是说古代作者从事写作,把见解表现在文章里面,就无须乎借助良史的文辞,无须乎依托权贵的势力,而名声自然流传于后世。这些话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从事文学写作有这么大的意义,是不是所有文人都努力写作呢?曹丕说: 西伯被囚禁而推演易象作卦辞,周公旦显达而作《周礼》,不因穷困就不著作,也不因安乐就改变著作的意图。因此,古人轻视尺璧而重视寸阴,害怕时间流逝。可是,人们大都不肯奋发努力,贫贱时惧怕饥寒,富贵时纵情享乐。于是就只经营眼前的事务,而丢掉了千载不朽的功业——做文章。这里通过两种写作态度的对比,作者表现出他对前者的热情赞扬和对后者的强烈不满。随后,作者深有感慨地写道: “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于大痛也! ”曹丕简直是在大声疾呼,催促文人们抓紧时间,努力写作。末了,更以孔融等人已经逝世,唯有徐干著有《中论》,能够成一家于言的事例,说明抓紧有生于年努力写作的重要性。笔端带着感情,使人在觉得言于有理的同时,更受到情感的感染。
纵观全文,我国文学史上关于文学批评的几个重大问题: 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等等,都已涉及到。虽然曹丕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恰当,而且对问题的论述仅仅是“略引端绪”,但它毕竟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奠基作用,对后代的影响是深远的。
《文心雕龙·才略篇》评论魏文(曹丕)于才说: “乐府清越,《典论》辨要。”用“辨要”二字来概括这篇文章的内容和语言特点,是非常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