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荔枝诗”看东坡先生的岭南心境。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
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炙人口,解诗者多以为东坡先生在此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其实这是东坡先生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
不错,从一些现象上看起来,苏轼在岭南时的心情与初贬黄州时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平静,不见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失意与苦闷。《宋史》本传说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贬为琼州别驾后,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介绍: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东坡在岭南时,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交往频繁,诗文中就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这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了避世意识。
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苏东坡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会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实很能说明这个有趣的问题。
晚年的苏东坡似乎很喜欢陶渊明,不厌其烦地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以居岭南时为最多。从绍圣二年正月在惠州贬所到元符三年八月迁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个月里,和陶诗凡四十四次一百余首。东坡先生还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这仿佛在告世人:苏东坡从此绝意仕途,欲效陶渊明归隐园田,长作岭南人了。
有意思的是,东坡先生那位心迹相通的老弟却对东坡自述的和陶诗用意提出了疑问,他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清人纪昀也以为苏轼“敛才就陶,亦时时自露本色”。
苏辙不信其兄会真心归隐,几百年后纪昀的看法也一样。他们的看法可以在苏东坡和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其十八曰:“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明年起华堂,置酒吊亡国。”其二十曰:“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咏三良》有:“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都可以看出苏轼恬淡的外表掩饰不了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
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首先借汉唐故实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恶本质:“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千年以后,我们尤可想见苏学士老泪纵横,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恋恋不忘国运民生终于没能做到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罗浮山下四季都是春天,枇杷和黄梅天天都有新鲜的。
如果每天吃三百颗荔枝,我愿意永远都做岭南的人。
注释
罗浮山:在广东博罗、增城、龙门三县交界处,长达百余公里,峰峦四百多,风景秀丽,为岭南名山。
卢橘:橘的一种,因其色黑,故名(卢:黑色)。但在东坡诗中指枇杷。《冷斋夜话》 卷一载:“东坡诗:‘客来茶罢无所有,卢橘杨梅尚带酸。’张嘉甫曰:‘卢橘何种果类? ’答曰:‘枇杷是也。’”
岭南:古代被称为南蛮之地,中原人士闻之生畏,不愿到广东来。此句有三个版本。本诗为“不辞长作岭南人”、《苏东坡全集》:“不妨长作岭南人。”、《锦绣中华历代诗词选》:“总教长作岭南人”
绍圣三年(1096)作于惠州,此题下有两首,这里选第二首。岭南两广一带在宋时为蛮荒之地,罪臣多被流放至此。迁客逐臣到这里,往往颇多哀怨嗟叹之辞,而东坡则不然,他在这首七绝中表现出他素有的乐观旷达、随遇而安的精神风貌,同时还表达了他对岭南风物的热爱之情。
从“荔枝诗”看东坡先生的岭南心境。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
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炙人口,解诗者多以为东坡先生在此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其实这是东坡先生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
不错,从一些现象上看起来,苏轼在岭南时的心情与初贬黄州时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平静,不见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失意与苦闷。《宋史》本传说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贬为琼州别驾后,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介绍: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东坡在岭南时,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交往频繁,诗文中就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这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了避世意识。
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苏东坡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会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实很能说明这个有趣的问题。
晚年的苏东坡似乎很喜欢陶渊明,不厌其烦地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以居岭南时为最多。从绍圣二年正月在惠州贬所到元符三年八月迁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个月里,和陶诗凡四十四次一百余首。东坡先生还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这仿佛在告世人:苏东坡从此绝意仕途,欲效陶渊明归隐园田,长作岭南人了。
有意思的是,东坡先生那位心迹相通的老弟却对东坡自述的和陶诗用意提出了疑问,他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清人纪昀也以为苏轼“敛才就陶,亦时时自露本色”。
苏辙不信其兄会真心归隐,几百年后纪昀的看法也一样。他们的看法可以在苏东坡和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其十八曰:“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明年起华堂,置酒吊亡国。”其二十曰:“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咏三良》有:“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都可以看出苏轼恬淡的外表掩饰不了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
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首先借汉唐故实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恶本质:“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千年以后,我们尤可想见苏学士老泪纵横,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恋恋不忘国运民生终于没能做到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这两篇作品记叙的是宴会的场面和醉后的归思。
这是一个富有边地特色的军中酒会。第一首诗开头两句在点出酒会及其时间地点的同时,便以“剑舞”、“击鼓”写出戎旅之间的酒会特色,点染着边地酒会的气氛,为“醉”字伏笔。紧接着两句写席间胡筋声起,催人泪下。何以“泪如雨”,这里没有交代,但隐含的情调却是慷慨悲壮的,这种气氛也为“醉”准备了条件。《全唐诗》将以上四句列作一首七言绝句是有原因的,因为它们可以勾划出一幅完整的、情景交融的意境。这在这组诗中也起到笼罩的作用。
第二首诗的前四句写宴席间情景。上两句从所闻方面写歌曲,下两句从所见方面写酒肴。乐器是“琵琶长笛”,歌者为“羌儿胡雏”,菜是“犁牛”“野驼”,酒为“交河美洒”,这一切可以看出主人的热情,宴席的高贵;而它们所点染的边塞情调又使归途中的诗人感触良多。这也为“醉”准备了条件,遂引出诗的最后两句。醉后吐真言,梦中见真情,诗的最后两句写醉后梦中归家,描写十分真切。用“无奈”写出归思之难以摆脱,也许这正是“座上相看泪如雨”的重要原因。
这两首诗写宴席场面,罗列边地物产以渲染边地情调;同时,把酒席场景的描绘与座上客人的感情交织起来,使诗歌情景交融。第二首诗最后两句直写乡思,显得十分深沉。这两首诗格调慷慨悲凉,从中可以看到戍边将士日常生活的一个侧面。
诗的首联中“日无事”、“只是闲”从两个方面点出“闲”字。“日”、“只”都对“闲”加以强调。“闲”是此诗所写的主要内容,也是此诗的基本情调,以疏谈的笔调引起全诗。
诗的中间四句用公府所见所闻的景物写闲静生活和闲适情调。“草根侵柱础,苔色上门关”,这两句写公府之内景物。无人频繁往来,以致野草滋生、青苔蔓延,可见“公府日无事”,而诗人得以有足够时间对柱础间的草根、门关上的苔色作细致观察,可见“吾辈只是闲”这两句上句从形着笔,下句从色落墨,一“侵”一“上”,写出草根、青苔潜移默化的发展形态,刻画极细致入微。“饮砚时见鸟,卷帘晴对山,”这两句写公府之外景物。前一句写飞鸟并不直接去写,却以鸟影掠过砚水来写,由府内自然转到府外,手法很高明。而用一“饮”字,把鸟影掠过砚水好似啄水的形态写得既十分形象,又很有情趣。这种闲情是只在“无事”时才有的。后—句用“卷帘”把诗人的视线由府内转到府外,与上句是同样巧妙的手法。而晴空之下,满目青山,场面却是松开阔极有边塞特征的。这种逸致也是“无事”时才有的。上下两句,由近及远,一动一静,均突出了闲静情趣。
诗的最后两句承上文写乡思:“新诗吟未足,昨夜梦东还”。能在边地字斟句酌,从容吟诗,仍流露“闲”字,而新诗未足即被乡梦打断,写“闲”中乡思愈切,十分符合闲居异地的生活情调。
这首诗以“闲”字为贯串全诗的线索,而以乡思作结,中间四句写闲居所见景物,写近景则刻画入微,写远景则场面开阔,笔法轻松疏谈。
这是一首借酒浇愁感慨激愤的小词,盖作于金源灭亡前后。当时,元好问作为金源孤臣孽子,鼎镬馀生,栖迟零落,满腹悲愤,无以自吐,不得不借酒浇愁,在醉乡中求得片刻排解。这首词就是在这种背景和心境下产生的。
词的上片四句,表述了两层意思。前两句以议论起笔,为一层,是说只近浮名而不饮酒,也未必有其成就。“浮名”即虚名,多指功名荣禄。元好问在金亡前后,忧国忧民,悲愤填膺,既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乃尽弃“浮名”,沉湎面于醉乡。其《饮酒诗》说:“去古日已远,百伪无一真。独馀醉乡地,中有羲皇淳。圣教难为功,乃见酒力神。”《后饮酒》诗又说:“酒中有胜地,名流所同归。人若不解饮,俗病从何医”,因而称酒为“天生至神物”。此词上片第二层意思,便是对酒的功效的赞颂:“三杯渐觉纷华远,一斗都浇块磊平。”“纷华”,指世俗红尘。词人说,三杯之后,便觉远离尘世。然后再用“一斗”句递进一层,强表现酒的作用和自己对酒的需要。“块磊”,指郁结于胸中的悲愤、愁闷。词人说,用这种特大的酒杯盛酒,全部“浇”入胸中,才能使胸中的郁愤平复,也就是说,在大醉之后,才能暂时忘忧,而求得解脱。词人就是要在这种“醒复醉,醉还醒”即不断浇着酒的情况下,才能在那个世上生存。“灵均”以下三句,将屈原对比,就醉与醒,饮与不饮立意,从而将满腹悲愤,更转深一层。“灵均”即屈原;“憔悴”、“可怜”,暗扣上片“且看”句意。《楚辞。渔父》说,“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但屈原却不去饮酒,仍是“众人皆醉我独醒”。以其独醒,悲愤太深,以致憔悴可怜。这里词人对屈原显然也是同情的,但对其虽独醒而无成,反而落得憔悴可怜,则略有薄责之意。
因而对其《离骚》,尽管“读杀”,也总觉得全然无味了。“浑无味”,并非真的指斥《离骚》无味,而是因其太清醒、太悲愤,在词人极其悲痛的情况下,这样的作品读来只能引起更大的悲愤;而词人的目的,不是借《离骚》以寄悲愤,而是要从悲愤中解脱出来,这个目的,是“读杀”《离骚》也不能达到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所以只有饮酒了(像阮步兵那样)。以“好个诗家”独赞阮步兵,显然,词人在屈阮对比亦即醒醉对比之中,决然选中了后者,词人也走了阮步兵的道路。
据宋人洪迈《夷坚志》记载:侯蒙其貌不扬,年长无成,屡屡被人讥笑。有轻薄少年画其形容于风筝上,侯蒙见之大笑,作《临江仙》词题其上。后一举登第官至宰相。
假如有人把你的相貌绘于风筝之上,即使你相貌英俊,恐怕也不会高兴,或许要勃然动怒,或者告他个侵犯肖像权或者恶语相向或者诉诸武力了。然而侯蒙却没这样做,他不但不动怒,还见之大笑,并为此写了一首词,题写于风筝之上,可见侯蒙绝非一般人物。
绝非一般人物的侯蒙写的词又如何呢?
这首词用了托物言志的手法,借风筝来写诗人个人的志向、意愿和理想。
未遇行藏谁肯信?是自问亦是自答,自己其貌不扬,又年长无所成就,谁又能了解自己呢?世上的人有谁不以貌、以权、以钱取人呢?人们看到的都是外在的东西,内在的修养才学志向抱负谁又能看到呢?不为人理解相信当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诗人的名声却一下子显扬起来,原来不知是哪个画家把他的形象绘制于风筝上,他也就随着风筝飞上了天空。
“当风轻借力,一举入高空”,是写风筝也是写诗人的志向。诗人明明白白的正告我们,风筝只有在有风的时候才能飞上天空,如果没风,任谁风筝也飞不起来。一个人在社会上有成或者无成何尝不是如此呢?才能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机遇也必不可少,如果没有机遇,没有可以借力的风,即使一个人再有才华,也不可能有所成就。世上的人们,你们只知道我在地上的样子,和你们似乎一样;但你们要知道,一旦风起,那临风飘举就是我!诗人借风筝却写出了“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的志向。
才得吹嘘身渐稳,是写风筝已飞上天空迎风飘举的样子;只疑远赴蟾宫,是诗人借风筝来表明自己的志向,那就是去“蟾宫”折桂,成就自己的功名事业。雨余时候夕阳红,是写雨过天晴,傍晚时分夕阳无限红。风雨是自然界的风雨,同是也是诗人所遭受的人生的风雨。阳光总在风雨后,风雨之后,属于自己的阳光终究会到来,哪怕来得晚一点,但诗人始终坚定的相信,他终将会大器晚成。
几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表面是写绘有诗人形象的风筝飞翔于碧空之中,平地上人们都在观看;其实是借风筝飞翔碧空来表达自己的不凡志向。正如《红楼梦》中贾雨村借月亮来表达的自己志向的诗句“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一样,诗人要表达也是同样的志向。
或许我们今天看似一样,但谁又能知道明天会如何呢?明天,就在明天,我们也许就会判若霄壤,因为你们是“翱翔蓬蒿之间”的蜩与学鸠,而我则是“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你们是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而我则是志向高远的豪杰之士。
非豪杰之士不能写出豪杰之词,此词便是豪杰之士写的豪杰之词
按照战争的起因、发展和结局,文章可分为三个部分。由开头至“秦师遂东”为第一部分,主要写卜偃传命、杞子密报、蹇叔哭师三个情节,这是战争的酝酿阶段。从“三十三年春”至“灭滑而还”为第二部分,包括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皇武子辞客三个情节,主要写秦军的骄纵无礼及袭郑未遂的情况。从“晋原轸曰”到篇末为第三部分,包括先轸论战、秦军败师崤山、文赢请三帅、先轸怒唾于朝、孟明谢赐、穆公悔过等情节,主要写崤之战的爆发和结局。这篇文章善于通过对话和行动塑造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外交辞令也写得委婉含蓄,表面上谦恭有礼,实则暗寓讥讽,意在言外。
由开头至“秦师遂东”为第一部分,主要写卜偃传命、杞子密报、蹇叔哭师三个情节,这是战争的酝酿阶段。文章以晋文公出殡开端,卜偃假借晋文公的神灵告诫晋国大夫: “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这表明秦晋两国争霸的矛盾已十分尖锐,这是觳之战爆发的根本原因。文章故意颠倒事件发展顺序,次写秦国决策,而把卜偃的预见放到最前面,对于揭示战争起因、渲染战争气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所谓“柩有声如牛”,以卜筮之官的预言说明秦要伐晋,使文章一起笔就充满怪诞神秘的色彩,这也是《左传》叙事的常用手法。
第二个情节写杞子给秦送密报。杞子等三人是秦穆公在郑国的内线,他们骗取了郑国信任、掌管了郑都北门的锁钥,以为袭郑时机已经成熟,就派人给秦穆公送信。信中提出“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暗示秦穆公尽快出兵、夺下郑国。这个情节虽然只有一句话,却是导致觳之战的直接原因。
紧接着写蹇叔对秦穆公的劝阻。蹇叔是秦国元老,在秦国享有很高威信。秦穆公“访诸蹇叔”,问他袭郑与否。蹇叔坚决反对,指出: “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秦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郑国对秦国潜师偷袭的意图必然得知而有所准备,内线密报的准备就等于白白浪费。“且行千里,其谁不知”,指出晋国必然密切注视秦军态势。蹇叔深谋远虑,他的战略分析鞭辟入里,颇中肯綮。但穆公野心膨胀,拒绝劝告,一意孤行,悍然出师。
“蹇叔哭师”的场面描写尤为生动深沉。怀着拳拳忧国之心.这位近百岁的老人痛哭流涕地送秦师于东门。他先对孟明说: “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人也。”明确地指出秦军必丧。“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秦穆公傲慢无礼的回答让他伤心不已,于是他哭送随军出征的儿子,更是老泪纵横:“晋人御师必于彀……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不仅表达了父子诀别的悲痛,更从地理形势、敌我部署等方面对秦军必败的预言作了,具体说明:此后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完全是按照他的预言发展的。可见,蹇叔哭师的情节在全篇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
从“三十三年春”至“灭滑而还”为第二部分,包括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皇武子辞客三个情节,主要写秦军的骄纵无礼及袭郑未遂的情况。
按照礼节,各国军队经过周都洛邑北门时,将士应该下车步行而过,以表示对天子的恭敬。但是秦军却只是摘掉头盔,并不脱甲,也不收兵器,好多人刚刚下车,马上又跳回去,十分轻佻放肆。这恰好被王孙满看见了。王孙满年龄虽小,但透过秦军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表面现象,却看到了他们纪律涣散、骄横傲慢的本质,得出了“秦师轻而无礼,必败”的正确结论。这与蹇叔的看法不谋而合,是从另一方面说明秦师必败的原因。
郑周商人弦高,在去周都经商的路上碰到袭郑的秦军。这个机智的郑商,用四张熟牛皮、十二头牛作为礼物,以郑军使者的名义“犒劳”秦军,暗示郑围已有所准备。而这其实是在稳住秦军,派人回郑国报信,使郑同做好应战秦军的准备。郑穆公收到情报后,立即派人察看杞子等人,果然发现他们已捆束行装,磨砺兵器,喂足马匹,做好了内应的准备工作二于是郑穆公赶快派皇武子赶走了杞子、逢孙、扬孙三人。这同前面蹇叔所言“师之所为,郑必知之”相照应,说明了蹇叔的分析完全正确,也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从“晋原轸曰”到篇末为第三部分,包括先轸论战、秦军败师崤山、文赢请三帅、先轸怒唾于朝、孟明谢赐、穆公悔过等情节,主要写崤之战的爆发和结局。
晋在得知秦袭郑未成而还的情况下,讨论是否应该利用这一机会截击秦军。先轸以秦国劳民伤财、傲慢无礼为由,驳斥了,以栾枝为代表的反对意见,主张“必伐秦师”二晋国由于地理优势,又是以逸待劳,致使秦师全军溃败。骰之战的战争过程只以“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骰,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一笔带过,言简意赅,交待了,交战的时间、地点和结局。至此,蹇叔的预言已全部应验,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
从文赢请三帅以下则是崤之战的尾声。秦穆公之女、晋文公夫人文赢请求将孟明等三位秦国主帅放归秦国,得到应允。先轸闻讯赶来,怒唾于朝,表现了一介武士的有胆有识、深谋远虑和对晋国的赤胆忠心,在文章结构上则引出了以下情节:晋国阳处父追孟明于河中,孟明巧妙地谢绝阳处父假托君命所赐的骏马,回到秦国。不过秦穆公并没有杀掉他们,而是勇于自责、悔改可见,最后两段的作用预示着秦国并没有彻底失败,秦晋争霸的新的战争又在酝酿之中。
全文并不重在描写战争过程,而是对秦晋役之战的起因、酝酿和结果作了细致入微的描绘,意在揭示秦国败绩的原因:一是出师错误,这在蹇叔哭师一节中有详细的原因分析;二是骄兵无礼,这是王孙满观师所说明的道理。因此,文章在反映秦晋争雄的同时,重点在对战争发展规律的揭示,为后人提供历史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