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诗人写赠给好友刘景文的。诗的前两句写景，抓住“荷尽”、“菊残”描绘出秋末冬初的萧瑟景象。“已无”与“犹有”形成强烈对比，突出菊花傲霜斗寒的形象。后两句议景，揭示赠诗的目的。说明秋景虽然萧瑟冷落，但也有硕果累累、成熟丰收的一面，而这一点恰恰是其他季节无法相比的。诗人这样写，是用来比喻人到壮年，虽已青春流逝，但也是人生成熟、大有作为的黄金阶段，勉励朋友珍惜这大好时光，乐观向上、努力不懈，切不要意志消沉、妄自菲薄。
苏轼的《赠刘景文》，是在元祐五年 (1090)苏轼在杭州任知州时作的。《苕溪渔隐丛话》说此诗咏初冬景致，“曲尽其妙”。诗虽为赠刘景文而作，所咏却是深秋景物，了无一字涉及刘氏本人的道德文章。这似乎不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实际上，作者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将对刘氏品格和节操的称颂。不着痕迹地糅合在对初冬景物的描写中。因为在作者看来，一年中最美好的风光，莫过于橙黄橘绿的初冬景色。而橘树和松柏一样，是最足以代表人的高尚品格和坚贞的节操。
古人写秋景，大多气象衰飒，渗透悲秋情绪。然此处却一反常情，写出了深秋时节的丰硕景象，显露了勃勃生机，给人以昂扬之感。因此宋人胡仔以之与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诗中“正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两句相提并论，说是“二诗意思颇同而词殊，皆曲尽其妙”（《苕溪渔隐丛话》）。
荷与菊是历代诗家的吟咏对象，常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可是为什么此诗一开头却高度概括地描绘了荷败菊残的形象，展示了一幅深秋的画面？这全然是为了强调和突出一年之中的最好景象：橙黄橘绿之时。虽然橙和橘相提并论，但事实上世人正偏重于橘，因为“橘”象征着许多美德，故屈原写《橘颂》而颂之，主要赞其“独立不迁”、“精色内白”、“秉德无私”、“行比伯夷”。此诗的结句正有此意，在表达上融写景、咏物、赞人于一炉，含蓄地赞扬了刘景文的品格和秉性。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荷花凋谢连那擎雨的荷叶也枯萎了，只有那开败了菊花的花枝还傲寒斗霜。
一年中最好的光景你一定要记住，那就是橙子金黄、橘子青绿的秋末冬初的时节啊。
注释
荷尽：荷花枯萎，残败凋谢。
擎：举，向上托。
雨盖：旧称雨伞，诗中比喻荷叶舒展的样子。
菊残：菊花凋谢。
犹：仍然。
傲霜：不怕霜冻寒冷，坚强不屈。
君：原指古代君王，后泛指对男子的敬称，您。
须记：一定要记住。
最是：一作“正是”。
橙黄橘绿时：指橙子发黄、橘子将黄犹绿的时候，指农历秋末冬初。
这首诗是诗人写赠给好友刘景文的。诗的前两句写景，抓住“荷尽”、“菊残”描绘出秋末冬初的萧瑟景象。“已无”与“犹有”形成强烈对比，突出菊花傲霜斗寒的形象。后两句议景，揭示赠诗的目的。说明秋景虽然萧瑟冷落，但也有硕果累累、成熟丰收的一面，而这一点恰恰是其他季节无法相比的。诗人这样写，是用来比喻人到壮年，虽已青春流逝，但也是人生成熟、大有作为的黄金阶段，勉励朋友珍惜这大好时光，乐观向上、努力不懈，切不要意志消沉、妄自菲薄。
苏轼的《赠刘景文》，是在元祐五年 (1090)苏轼在杭州任知州时作的。《苕溪渔隐丛话》说此诗咏初冬景致，“曲尽其妙”。诗虽为赠刘景文而作，所咏却是深秋景物，了无一字涉及刘氏本人的道德文章。这似乎不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实际上，作者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将对刘氏品格和节操的称颂。不着痕迹地糅合在对初冬景物的描写中。因为在作者看来，一年中最美好的风光，莫过于橙黄橘绿的初冬景色。而橘树和松柏一样，是最足以代表人的高尚品格和坚贞的节操。
古人写秋景，大多气象衰飒，渗透悲秋情绪。然此处却一反常情，写出了深秋时节的丰硕景象，显露了勃勃生机，给人以昂扬之感。因此宋人胡仔以之与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诗中“正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两句相提并论，说是“二诗意思颇同而词殊，皆曲尽其妙”（《苕溪渔隐丛话》）。
荷与菊是历代诗家的吟咏对象，常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可是为什么此诗一开头却高度概括地描绘了荷败菊残的形象，展示了一幅深秋的画面？这全然是为了强调和突出一年之中的最好景象：橙黄橘绿之时。虽然橙和橘相提并论，但事实上世人正偏重于橘，因为“橘”象征着许多美德，故屈原写《橘颂》而颂之，主要赞其“独立不迁”、“精色内白”、“秉德无私”、“行比伯夷”。此诗的结句正有此意，在表达上融写景、咏物、赞人于一炉，含蓄地赞扬了刘景文的品格和秉性。
这首诗作于1090年（元祐五年）初冬，当时苏轼正在杭州任职，任两浙兵马都监的刘季孙也在。两人过从甚密，交情很深。诗人一方面视刘景文为国士，并有《乞擢用刘季孙状》予以举荐；另一方面赠此诗以勉励之。
此诗写初冬。
第一句写枯荷。荷出污泥而不染，本为高洁品质之象征，惟到秋末，池荷只剩残茎，连枯叶也已无存，确是一片凄寂。昔李璟作《山花子》，首句云：“菡萏香销翠叶残。”王国维乃谓“大有‘从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苏轼此诗首句，殆更过之。夫留得枯荷，尚能听雨，近则连枯叶亦无之，其衰飒至极矣。
然则作者嗟叹感喟之情仅此一句，第二句便将笔势劈空振起，转到了“菊残犹有傲霜枝”。残菊与枯荷，虽同为衰飒场面，却以“傲霜枝”三字写出了秋菊的孤高之态和贞亮之节，看似与第一句对文，有互文见义、相与呼应之势；事实却侧重在“傲”字上。“擎雨”之“盖”乃实写，不过说像伞盖一样的荷叶都已一干二净；而“傲霜”之“枝”的“傲”则以移情手法写出了菊的内在精神，示人以凛不可犯的气概。这就比第一句深入了，也提高了。
第三句则爽性喝破，人人皆以萧瑟秋风、严寒冬日为苦，作者却偏偏赞之为“一年好景”，且谆谆嘱咐“君须记”，此真以平淡无奇之语言给人以出乎意料之感受；至于收句，倘无力回天，则全诗必成虎头蛇尾，强弩之末。
而作者乃从花写到枝，从枝叶写到果实，所谓“正是橙黄橘绿时”，乃金秋乍逝，百物丰收的季节，“橙黄橘绿”，又呈现一派熙熙融融景象，在前两句枯淡凄清的背景下突然出现了炫目摇情的色彩，真使人疑为神来之笔。然而作者除了用几个植物名称和几种简单明快的色调之外，再无其他噶枝蔓之句，这就给予作者一种踏实稳重、矜平躁释的美的感受。古人说：“情随事迁”。而东坡妙处，竟能用景移情，把日渐凋残的初冬一下子打扮成一片金黄翠绿，虽说用笔雅淡温柔，却具有不尽的蓬勃朝气。写冬景而能化凋谢零落为饱满丰硕，非贤如东坡诚不可臻化。
然此诗乃东坡写赠刘景文者。刘固以世家子弟而潦倒终身，年近六十，犹朝不保夕。作者第二次到杭州做官，与刘一见如故。既悯伤其愁苦，又希望他振作，不致因老病困穷而长此颓唐下去。就此诗首句而言，荷所以比君子；而时值岁尾，荷枯叶尽，正以喻君子生不逢辰，难免潦倒失路；次句言菊，菊所以喻晚节，而景文晚年并无亏缺，犹有凌霜傲雪之姿。但人到暮年，加上一生失意，总不免多向消沉颓唐一面着想；而对于读书人，特别是对有理想抱负者来说，却还有收之桑榆、获取丰收的一面。所以诗人乃以三、四两句对刘勖勉有加，给以支持，使刘认识到前景还是大有可为的。“橙黄橘绿”才是人生最成熟的收缘结果之期，这使刘不仅看到荷枯叶尽的一面，还有傲霜雪抗严寒和收成果实的一面，希望他能振作起来，坚持下去。只是诗人纯用比兴手法，没有把本意直截了当地说出来罢了。
东坡作此诗时年已五十五，也已步入老年了。他当然不能预知不久的将来还遭到流放海南之厄。但他一向旷达乐观，主张应多方面地适应外界的环境变化，不因年老而颓唐消沉。然则此诗也不妨看做诗人本身的一生写照。盖苏轼一生，坎坷挫折，亦云多矣，却始终没有被逆境吓倒，而稍摧其志。然则此诗固亦夫子自道也。其身后“橙黄橘绿”，使千载以下之人尚能分享其甘美的艺术果实，也算是美不胜收了。故窃以为如仅以景语之美来赏析此诗，犹属皮相也。
诗中所咏为初冬景物。为了突出“橙黄橘绿”这一年中最好的景致，诗人先用高度概括的笔墨描绘了一幅残秋的图景：那曾经碧叶接天、红花映日的渚莲塘荷，早已翠减红衰，枯败的茎叶再也不能举起绿伞，遮挡风雨了；独立疏篱的残菊，虽然蒂有余香，却亦枝无全叶，唯有那挺拔的枝干斗风傲霜，依然劲节。自然界千姿万态，一年之中，花开花落，可说是季季不同，月月有异。这里，诗人却只选择了荷与菊这两种分别在夏、秋独领风骚的花，写出它们的衰残，来衬托橙橘的岁寒之心。诗人的高明还在于，他不是简单地写出荷、菊花朵的凋零，而将描写的笔触伸向了荷叶和菊枝。终荷花之一生，荷叶都是为之增姿，不可或缺的。苏轼用擎雨无盖说荷败净尽真可谓曲笔传神！同样，菊之所以被誉为霜下之杰，不仅因为它蕊寒香冷，姿怀贞秀，还因为它有挺拔劲节的枝干。花残了，枝还能傲霜独立，才能充分体现它孤标傲世的品格。诗人的观察可谓细致矣，诗人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亦可谓强矣！这两句字面相对，内容相连，是谓“流水对”。“已无”、“犹有”，一气呵成，写出二花之异。
可是，不论是先谢还是后凋，它们毕竟都过时了，不得不退出竞争，让位于生机盎然的初冬骄子──橙和橘。至此，诗人才满怀喜悦地提醒人们：请记住，一年中最美好的风光还是在“青黄杂糅，文章烂兮”（屈原《橘颂》）的初冬时节！这里橙橘并提，实则偏重于橘。从屈原的《橘颂》到张九龄的《感遇（江南有丹橘）》，橘树一直是诗人歌颂的“嘉树”，橘实则“可以荐嘉客”。橘树那“经冬犹绿林”、“自有岁寒心”的坚贞节操，岂止荷、菊不如，直欲与松柏媲美了。难怪诗人要对它特别垂青！
这首诗写的是初冬的景色。作者说，虽然秋去冬来，荷尽菊残，但仍是橙黄橘绿的美好时光。诗中用“傲霜枝”作比，意在歌颂刘景文孤高傲世的高洁品格。“菊残犹有傲霜枝”，后来有人借用它比喻坚贞不屈的人。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公元1136年（宋高宗绍兴六年）旧历二月，陈与义寓居苕溪畔的青镇，怀念对岸的两位朋友天经和智老，因而写下这首诗。
作品的开篇写时间变化，一夜之间，春水已涨，尽向东流，顿生怀友、访友之意。但笔意至此，先出一折，从自己写起。安于贫贱，甘于淡泊，在吟诗作赋的生涯中，看到杏花春雨又送来一个春天，心中充满了顺适之感。自己如此，友人也是一样。所以下面写到禅伯之多病，儒先之固穷。实则写己即写友，写友即写己，二者交相为用，互为生发，以见出心灵的相契，见出溪涨思友的心理依据。有了前面的铺垫，末二句就顺理成章地踏上了访友的路途。至于见到友人后的情形，却全都忽略了，留给读者自己去想像。但作者另有一诗题为《与智老天经夜坐》：“残年不复徙他邦，长与两禅同夜釭。坐到更深都寂寂，雪花无数落天窗。”其中对雨夜谈禅的描写，正可与此诗互相补充。
“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是陈与义的名句，曾经得到宋高宗的激赏。这一联写诗人观赏杏花，以诗自娱，以自然清新的笔触表现了诗人的平淡闲适之情，却并未道出诗人是喜是悲，是苦是乐，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空间。就对仗来说，此联除了“里”、“中”外，其余都不算工对，但也正因为如此，反映了作者在古典诗歌的对仗艺术上所作的探索，因而曾被魏庆之的《诗人玉屑》列为“宋朝警句”。方回在《瀛奎律髓》卷二十六中对此作了分析：“以客子对杏花，以雨声对诗卷，一我一物，一景一情，变化至此。乃老杜‘即今蓬鬓改，但愧菊花开’，贾岛‘身事岂能遂，兰花又已开’，翻窠换臼，至简斋而益奇也。”对仗要求和谐工稳，是六朝以来的总体趋势；但至唐代发展到极致以后，一些有创造性的诗人如杜甫、韩愈等又致力于打破已成模式化的对仗方式，力图求新求变，突破这种工稳，以求得在不平衡中的平衡。到了宋人手里，就更是有意识地忽略字面上的工稳，而着重于两句之间的内在联系。陈与义的这一联，上句写客中吟咏送日的宁静、淡泊，下联写一个清丽的境界，从而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至于两句之间在字面上是否的对，倒没有特别注意。从这个角度看，这联诗也反映了宋人对唐诗的发展。
这是一首别具情趣的写景小诗。小路上花团锦簇，长满花朵的枝条被压得低垂下来，花瓣之上是流连忘返的彩蝶，它们围绕着花枝翩翩起舞。从这里，我们嗅到了浓郁的花香。花旁的小路上，有清脆啼鸣的黄莺，它们活泼自在的神态，给人一种轻松愉悦的感觉。诗人用时时、恰恰这些极富韵律的字眼，使得全幅明丽纷繁的画面充满了动感，也使得诗歌有着更明快、更流利的节奏。全诗语言充满了口语化色彩。读起来令人感到非常亲切，而诗人在春天所感受到的由衷的快乐跃然纸上。
首句点明寻花的地点，是在“黄四娘家”的小路上。此句以人名入诗，生活情趣较浓，颇有民歌味。次句“千朵万朵”，是上句“满”字的具体化。“压枝低”，描绘繁花沉甸甸地把枝条都压弯了，景色宛如历历在目。“压”、“低”二字用得十分准确、生动。
第三句写花枝上彩蝶蹁跹，因恋花而“留连”不去，暗示出花的芬芳鲜妍。花可爱，蝶的舞姿亦可爱，不免使漫步的人也“留连”起来。但他也许并未停步，而是继续前行，因为风光无限，美景尚多。“时时”，则不是偶尔一见，有这二字，就把春意闹的情趣渲染出来。正在赏心悦目之际，恰巧传来一串黄莺动听的歌声，将沉醉花丛的诗人唤醒。这就是末句的意境。“娇”字写出莺声轻软的特点。
“自在”不仅是娇莺姿态的客观写照，也传出它给作者心理上的愉快轻松的感觉。诗在莺歌“恰恰”声中结束，饶有余韵。此诗写的是赏景，这类题材，盛唐绝句中屡见不鲜。但像此诗这样刻画十分细微，色彩异常秾丽的，则不多见。如“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门前溪水流”(常建《三日寻李九庄》)，“昨夜风开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轮高”(王昌龄《春宫曲》)，这些景都显得“清丽”而杜甫在“花满蹊”后，再加“千朵万朵”，更添蝶舞莺歌，景色就秾丽了。这种写法，可谓前无古人。
盛唐人很讲究诗句声调的和谐。他们的绝句往往能被诸管弦，因而很讲协律。杜甫的绝句不为歌唱而作，纯属诵诗，因而常常出现拗句。如此诗千朵万朵压枝低句，按律第二字当平而用仄。但这种拗决不是对音律的任意破坏，千朵万朵的复叠，便具有一种口语美。而千朵的朵与上句相同位置的四字，虽同属仄声，但彼此有上、去声之别，声调上仍具有变化。诗人也并非不重视诗歌的音乐美。这表现在三、四两句双声词、象声词与叠字的运用。留连、自在均为双声词，如贯珠相联，音调宛啭。恰恰为象声词，形容娇莺的叫声，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听觉形象。时时、恰恰为叠字，既使上下两句形成对仗，又使语意更强，更生动，更能表达诗人迷恋在花、蝶之中，忽又被莺声唤醒的刹那间的快意。这两句除却舞、莺二字，均为舌齿音。这一连串舌齿音的运用造成一种喁喁自语的语感，惟妙惟肖地状出看花人为美景陶醉、惊喜不已的感受。声音的效用极有助于心情的表达。
上片写词人游览雨岩见到的景色。第一句“溪边照影行”，是点题，写游人；第二句“天在清溪底”，写清溪和蓝天；第三句“天上有行云”，写行云；第四句“人在行云里”如同电影中的定格，总写溪、人、云，展示了水底的一个画面。作者在这里所描写的人、天、云都不是实体，而是水中的倒影。清清的溪水，不但是雨岩的优美景色之一，而且也成了词人摄取这张风景小照的胶卷。游人的身影、碧蓝的天空、飘动的浮云，都通过清清的溪水映现出来。“人在行云里”这样神奇美妙的景象，真可谓巧夺天工，不但使描写的景物高度集中，而且意境更为清新活泼，整个画面非常生动，所描写的景物，全部处在变化之中，溪水自然是流动的，游人漫步岸边——“影行”，白云飘转空中——“行云”，这就使画面充满了动感，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
如果说上片的写景，重在刻画形象的话，那么这个下片的抒情，则是着力描绘声音。哗哗的流水，飘荡的上声，不仅使寂静的山谷增添了生气，也为上面的图画配上了音乐。
清人沈祥龙《论词随笔》说：“词贵藏于内……于言外有所感触。”蓦然读去，这首词意境优美，静中有动的图画，配着富于形象的上声与音乐，平易通俗、流畅自然的语言，也令人赞叹不绝。但仔细咀嚼，就会发现：作者把辛酸的感触，藏在迷人的画面背后；把满心的苦闷，融于优美的乐律之中。题目中的“独”字，已经为全词规定了基调，透露出苦闷的气息。下面的内容，自然全都围绕“独”字展开，所以起拍第一句就是“溪边照影行”。这一画面里，只有一个倒映在水中的人影，点出了“独游”，而比“独游”更深刻，因为它渲染出一种悲凉的气氛。
在这特定的氛围里，那清清的溪水，蔚蓝的天空，飘动的白云，这些美好的景物，也染上了凄凉冷清的色彩，成为词人表达孤独之感的衬景。“人在行云里”，不止是倒影交织的画面，也写出了词人不苟随世俗的决心和孤傲清高的品格，暗写了自己遭受打击的原因。内心澎湃的激情和遭受压抑的苦闷，终究是掩遮不住的，“高上”正是词人内心感情的流露和发泄。然而，并没有人能理解他，与他相和的，只是空谷里的溪水。词人的“独”唱，同哗哗的水声，从声音方面渲染了凄凉忧伤的气氛。这种“高山流水少知音”的感慨，是他内心苦闷的表现；而这种“曲高和寡”的情景，正是他收复中原的主张不能得到采纳的写照。那幽深寂静的山谷，那溪水漂浮的残花，不能不说带有象征意义。所以，这首词表面上是记游，描写水光山色，实际上处处贯注着词人愤激的感情，表现了词人遭受排挤、闲居家乡、有志难伸的苦闷和寂寞，也反映了他对时局的不满和对国事的关心。他热爱大自然的风光，又不忘怀于世事，正表现了词人退居时期的内心矛盾，说明他并没有因自然风光的优美而陶醉、而颓废。
这首词通过记叙独游雨岩的情景，抒发了遭受打击、闲居乡里的苦闷，反映了作者内心的不平和对国事的系念。同时，这首词构思新颖，剪裁精妙。题为“独游雨岩”，作者就在“独”字上作文章，上片写“形”独，下片写“声”独。随即带出了雨岩的优美景色，如清溪、蓝天、行云、山谷等。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意境清新自然而又沉郁，景愈美，愈可反衬出词人的不平与愤懑。语言通俗流畅，以虚写实，虚实结合，高度集中。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了这首词的高度艺术性。王国维《人间词话》称：“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于此可见。
清代乾嘉时期岭南的著名诗人和画家黎简，有诗云：“七十二峰倒江水，俯见峰尖插天底；一舟天上棹海松，回合三万寒虬龙。”其构思与辛词同，可见辛词影响之远。
这篇小品文一共两段，第一段叙述朱买臣“贵”后对其前妻表示的“仁者之心”；第二段记述“越妇”之言，揭露朱买臣“匡国济民”是假，“急于富贵”是真，本质虚伪。全文借古讽今，言辞犀利，借朱买臣前妻之口，表达对封建官僚的讽刺之意，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
朱买臣的故事在《汉书·朱买臣传》中是这样写的：朱买臣未得志时家中贫穷，不治产业，砍柴为生，讴歌道中，他的妻子感到没有面子，多次劝他，他更加高唱不止。他的妻子就离开他，改嫁别人。其后，朱买臣独自行歌道中，在山坟担柴。前妻与夫家上坟时看见买臣饥寒，给他饭吃。后来，朱买臣当上会稽太守，衣锦还乡，官府为迎接他差遣人打扫道路，他的前妻和她现在的丈夫也在其中。朱买臣收养了他们，一个月后，他的前妻上吊而死。在《汉书》中，这个故事是用赞美朱买臣不计前嫌、不忘旧情、感恩图报的笔调来叙述的；而他的前妻也只是一个见识短浅、不能吃苦的普通妇女。她是在惭愧悔恨中自杀的。罗隐在这篇短文中却反其意而用之，引申发挥，虚拟了朱买臣妻的表白，朱买臣成了被讽刺的对象，讽刺他一旦得到富贵就只贪图享受，不思匡国安民了；而他的前妻却是一个有见识、有气节的妇女。她不但敢于对近侍批判朱买臣，揭露他通达后不思“安民济物”，却“急于富贵”的虚伪本质；并且表现了不“食其食”“闭气而死”的可贵气节，从而揭露批判了晚唐时期的封建士大夫借口“匡国”“安民”，实则热衷功名利禄、言行不一的虚伪本质。
这篇文章一事一议，借古讽今，具有很强的批判精神。作者善于运用委婉的判断语气和反问语气加强讽刺意味。文章短小精悍，文笔生动，言辞犀利，发人深思，正如鲁迅先生在《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中所说的那样，“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这正是罗隐小品文的主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