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首诗是苏轼题在惠崇所画的《春江晓景》上的。惠崇原画已失，这首诗有的版本题作《春江晓景》，现已无从考证。画以鲜明的形象，使人有具体的视觉感受，但它只能表现一个特定的画面，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一首好诗，虽无可视的图像，却能用形象的语言，吸引读者进入一个通过诗人独特构思而形成的美的意境，以弥补某些画面所不能表现的东西。
其一
“竹外桃花三两枝”，隔着疏落的翠竹望去，几枝桃花摇曳身姿。桃竹相衬，红绿掩映，春意格外惹人喜爱。这虽然只是简单一句，却透出很多信息。首先，它显示出竹林的稀疏，要是细密，就无法见到桃花了。其次，它表明季节，点出了一个“早”字。春寒刚过，还不是桃花怒放之时，但春天的无限生机和潜力，已经透露出来。
“春江水暖鸭先知”，视觉由远及近，即从江岸到江面。江上春水荡漾，好动的鸭子在江水中嬉戏游玩。“鸭先知”侧面说明春江水还略带寒意，因而别的动物都还没有敏感到春天的来临，这就与首句中的桃花“三两枝”相呼应，表明早春时节。这句诗化用了唐人诗句：孟郊“何物最先知？虚虚草争出”，杜牧（一作许浑）“蒲根水暖雁初下，梅径香寒蜂未知”（《初春舟次》）。苏轼学古而不泥，前人诗句的造意，加上自己观察的积累，熔炼成这一佳句。“鸭知水暖”这种诉之于感觉和想象的事物，画面是难以传达的，诗人却通过设身处地的体会，在诗中表达出来。缘情体物又移情于物，江中自由嬉戏的鸭子最先感受到春水温度的回升，用触觉印象“暖”补充画中春水潋滟的视觉印象。鸭之所以能“先知春江水暖”是因为它们长年生活在水中，只要江水不结冰，它总要跳下去凫水嬉戏。因此，首先知道春江水温变化的自然就是这些与水有着密切关系的鸭子。这就说明：凡事都要亲历其境，才会有真实的感受。这句诗不仅反映了诗人对自然的入微观察，还凝聚了诗人对生活的哲理思索。鸭下水而知春江暖，可与“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相媲美，具有见微知著、举一反三的道理。
“蒌蒿满地芦芽短”，这两句诗仍然紧扣“早春”来进行描写，那满地蒌蒿、短短的芦芽，黄绿相间、艳丽迷人，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河豚欲上”借河豚只在春江水暖时才往上游的特征，进一步突出一个“春”字，本是画面所无，也是画笔难到的，可是诗人却成功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给整个画面注入了春天的气息和生命的活力。苏轼的学生张耒在《明道杂志》中也记载长江一带土人食河豚，“但用蒌蒿、荻笋即芦芽、菘菜三物”烹煮，认为这三样与河豚最适宜搭配。由此可见，苏轼的联想是有根有据的，也是自然而然的。诗意之妙，也有赖于此。
“正是河豚欲上时”画面虽未描写河豚的动向，但诗人却从蒌蒿丛生、芦苇吐芽推测而知“河豚欲上”，从而画出海豚在春江水发时沿江上行的形象，用想象得出的虚境补充了实境。苏轼就是通过这样的笔墨，把无声的、静止的画面，转化为有声的、活动的诗境。在苏轼眼里，这幅画已经不再是画框之内平面的、静止的纸上图景，而是以内在的深邃体会和精微的细腻观察给人以生态感。前者如画，后者逼真，两者混同，不知何者为画境，何者为真景。诗人的艺术联想拓宽了绘画所表现的视觉之外的天地，使诗情、画意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这一首诗成功地写出了早春时节的春江景色，苏轼以其细致、敏锐的感受，捕捉住季节转换时的景物特征，抒发对早春的喜悦和礼赞之情。全诗春意浓郁、生机蓬勃，给人以清新，舒畅之感。诗人苏轼提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卷五《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在他的这首题画诗《惠崇春江晚景》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其二
本组诗中的第二首诗一般鲜为人知，但其创作水平也是很高。
“两两归鸿欲破群，依依还似北归人。”这一句大体写惠崇所绘的“飞雁图”，大雁北飞，有几只雁不舍这春天美景，差点脱离了队伍。并且运用拟人的手法，将依依不舍的几只归雁比作了“北归人”，使画中内容更加生动形象。
“遥知朔漠多风雪，更待江南半月春。”也是拟人化，给北去大雁赋予了人的情感。大雁恋恋不舍是因为南方比北方温暖，所以诗人就写下了大雁认为北方很冷，而且远远地就知道了沙漠风多雪多；这还不止，最后一句诗人进一步写大雁希望在江南多呆几日。这种拟人手法的运用，使惠崇的绘画由“定格”转变成了“录像”，使大雁北飞的情景充满着人的情感，是颇有新意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竹林外两三枝桃花初放，水中嬉戏的鸭子最先察觉到初春江水的回暖。
河滩上长满了蒌蒿，芦苇也长出短短的新芽，而河豚此时正要逆流而上，从大海回游到江河里来了。
北飞的大雁就像那向北归去的人一般，依依不舍，差一点掉队离群。
远隔千里就已经知道北方的沙漠多风雪了，还是再在江南度过半月的春光时节吧。
注释
蒌蒿：草名，有青蒿、白蒿等种。
芦芽：芦苇的幼芽，可食用。
河豚：鱼的一种，学名“鲀”，肉味鲜美，但是卵巢和肝脏有剧毒。产于我国沿海和一些内河。每年春天逆江而上，在淡水中产卵。
上：指逆江而上。
归鸿：归雁。
破群：离开飞行队伍。
依依：不舍之貌。
归人：回家的人。
朔漠：北方沙漠之地。
更待：再等；再过。
这两首诗是苏轼题在惠崇所画的《春江晓景》上的。惠崇原画已失，这首诗有的版本题作《春江晓景》，现已无从考证。画以鲜明的形象，使人有具体的视觉感受，但它只能表现一个特定的画面，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一首好诗，虽无可视的图像，却能用形象的语言，吸引读者进入一个通过诗人独特构思而形成的美的意境，以弥补某些画面所不能表现的东西。
其一
“竹外桃花三两枝”，隔着疏落的翠竹望去，几枝桃花摇曳身姿。桃竹相衬，红绿掩映，春意格外惹人喜爱。这虽然只是简单一句，却透出很多信息。首先，它显示出竹林的稀疏，要是细密，就无法见到桃花了。其次，它表明季节，点出了一个“早”字。春寒刚过，还不是桃花怒放之时，但春天的无限生机和潜力，已经透露出来。
“春江水暖鸭先知”，视觉由远及近，即从江岸到江面。江上春水荡漾，好动的鸭子在江水中嬉戏游玩。“鸭先知”侧面说明春江水还略带寒意，因而别的动物都还没有敏感到春天的来临，这就与首句中的桃花“三两枝”相呼应，表明早春时节。这句诗化用了唐人诗句：孟郊“何物最先知？虚虚草争出”，杜牧（一作许浑）“蒲根水暖雁初下，梅径香寒蜂未知”（《初春舟次》）。苏轼学古而不泥，前人诗句的造意，加上自己观察的积累，熔炼成这一佳句。“鸭知水暖”这种诉之于感觉和想象的事物，画面是难以传达的，诗人却通过设身处地的体会，在诗中表达出来。缘情体物又移情于物，江中自由嬉戏的鸭子最先感受到春水温度的回升，用触觉印象“暖”补充画中春水潋滟的视觉印象。鸭之所以能“先知春江水暖”是因为它们长年生活在水中，只要江水不结冰，它总要跳下去凫水嬉戏。因此，首先知道春江水温变化的自然就是这些与水有着密切关系的鸭子。这就说明：凡事都要亲历其境，才会有真实的感受。这句诗不仅反映了诗人对自然的入微观察，还凝聚了诗人对生活的哲理思索。鸭下水而知春江暖，可与“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相媲美，具有见微知著、举一反三的道理。
“蒌蒿满地芦芽短”，这两句诗仍然紧扣“早春”来进行描写，那满地蒌蒿、短短的芦芽，黄绿相间、艳丽迷人，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河豚欲上”借河豚只在春江水暖时才往上游的特征，进一步突出一个“春”字，本是画面所无，也是画笔难到的，可是诗人却成功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给整个画面注入了春天的气息和生命的活力。苏轼的学生张耒在《明道杂志》中也记载长江一带土人食河豚，“但用蒌蒿、荻笋即芦芽、菘菜三物”烹煮，认为这三样与河豚最适宜搭配。由此可见，苏轼的联想是有根有据的，也是自然而然的。诗意之妙，也有赖于此。
“正是河豚欲上时”画面虽未描写河豚的动向，但诗人却从蒌蒿丛生、芦苇吐芽推测而知“河豚欲上”，从而画出海豚在春江水发时沿江上行的形象，用想象得出的虚境补充了实境。苏轼就是通过这样的笔墨，把无声的、静止的画面，转化为有声的、活动的诗境。在苏轼眼里，这幅画已经不再是画框之内平面的、静止的纸上图景，而是以内在的深邃体会和精微的细腻观察给人以生态感。前者如画，后者逼真，两者混同，不知何者为画境，何者为真景。诗人的艺术联想拓宽了绘画所表现的视觉之外的天地，使诗情、画意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这一首诗成功地写出了早春时节的春江景色，苏轼以其细致、敏锐的感受，捕捉住季节转换时的景物特征，抒发对早春的喜悦和礼赞之情。全诗春意浓郁、生机蓬勃，给人以清新，舒畅之感。诗人苏轼提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卷五《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在他的这首题画诗《惠崇春江晚景》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其二
本组诗中的第二首诗一般鲜为人知，但其创作水平也是很高。
“两两归鸿欲破群，依依还似北归人。”这一句大体写惠崇所绘的“飞雁图”，大雁北飞，有几只雁不舍这春天美景，差点脱离了队伍。并且运用拟人的手法，将依依不舍的几只归雁比作了“北归人”，使画中内容更加生动形象。
“遥知朔漠多风雪，更待江南半月春。”也是拟人化，给北去大雁赋予了人的情感。大雁恋恋不舍是因为南方比北方温暖，所以诗人就写下了大雁认为北方很冷，而且远远地就知道了沙漠风多雪多；这还不止，最后一句诗人进一步写大雁希望在江南多呆几日。这种拟人手法的运用，使惠崇的绘画由“定格”转变成了“录像”，使大雁北飞的情景充满着人的情感，是颇有新意的。
这首题图诗，着意刻画了一派初春的景象。
诗人先从身边写起：初春，大地复苏，竹林已被新叶染成一片嫩绿，更引人注目的是桃树上也已绽开了三两枝早开的桃花，色彩鲜明，向人们报告春的信息。接着，诗人的视线由江边转到江中，那在岸边期待了整整一个冬季的鸭群，早已按捺不住，抢着下水嬉戏了。
然后，诗人由江中写到江岸，更细致地观察描写初春景象：由于得到了春江水的滋润，满地的蒌蒿长出新枝了，芦芽儿吐尖了；这一切无不显示了春天的活力，惹人怜爱。诗人进而联想到，这正是河豚肥美上市的时节，引人更广阔地遐想……全诗洋溢着一股浓厚而清新的生活气息。
惠崇，福建建阳人，北宋著名九僧之一，王安石称他有“绝艺”（《纯甫出释惠崇画要予作诗》），著名国画史学家郭若虚说他“工画鹅、雁、鹭鸶，尤工小景，善为寒江远渚。萧洒虚旷之景，人所难到也”（《图画见闻志》卷四）。由此可见，惠崇的画享誉一时，而《春江晚景》（钱钟书《宋诗选注》作“晓景”）应是他擅长的得意之作。惠崇原画已经失传，但从诗人传神的描写中，我们可以想到画面图景。北宋诗人晁补之说：“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和苏翰林题李甲画雁》）苏轼的这首诗妙在既能写出“画中态”，又能传出“画外意”，使诗情、画意完美地结合起来，难怪清代大才子纪昀在读到此诗时惊叹说：“此是名篇，兴象实为深妙!”（《纪昀评苏文忠公诗集》卷二十六）
诗的首句“竹外桃花三两枝”，静静的江岸上绿竹潇潇，在青翠嫩绿的竹叶外点缀着三两枝桃花。竹外桃花，红绿相映，淡淡一笔，将那花竹交错、红绿掩映的“桃花报春”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桃花报春，春天来临，而桃花才三两枝又说明季节实为早春。
诗的第二句“春江水暖鸭先知”，视觉由远及近，即从江岸到江面。江上春水荡漾，好动的鸭子在江水中嬉戏游玩。“鸭先知”侧面说明春江水还略带寒意，因而别的动物都还没有敏感到春天的来临，这就与首句中的桃花“三两枝”相呼应，表明早春时节。这句诗化用了唐人诗句：孟郊“何物最先知？虚虚草争出”（《春雨后》），杜牧（一作许浑）“蒲根水暖雁初下，梅径香寒蜂未知”（《初春舟次》）。苏轼学古而不泥，前人诗句的造意，加上自己观察的积累，熔炼成这一佳句。“鸭知水暖”这种诉之于感觉和想象的事物，画面是难以传达的，诗人却通过设身处地的体会，在诗中表达出来。缘情体物又移情于物，江中自由嬉戏的鸭子最先感受到春水温度的回升，用触觉印象“暖”补充画中春水潋滟的视觉印象。鸭之所以能“先知春江水暖”是因为它们长年生活在水中，只要江水不结冰，它总要跳下去凫水嬉戏。因此，首先知道春江水温变化的自然就是这些与水有着密切关系的鸭子。这就说明：凡事都要亲历其境，才会有真实的感受。这句诗不仅反映了诗人对自然的入微观察，还凝聚了诗人对生活的哲理思索。鸭下水而知春江暖，可与“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相媲美，具有见微知著、举一反三的道理。
诗的三四两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这两句诗仍然紧扣“早春”来进行描写，那满地蒌蒿、短短的芦芽，黄绿相间、艳丽迷人，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河豚欲上”借河豚只在春江水暖时才往上游的特征，进一步突出一个“春”字，本是画面所无，也是画笔难到的，可是诗人却成功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给整个画面注入了春天的气息和生命的活力。王士祯在《渔阳诗话》卷中说：“坡诗‘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非但风韵之妙，盖河豚食蒿芦则肥，亦如梅圣俞之‘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无一字泛设也。” 有关河豚的应时风味，欧阳修《六一诗话》说：“河豚常出于春暮，群游水上，食柳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苏轼的学生张耒在《明道杂志》中也记载长江一带土人食河豚，“但用蒌蒿、荻笋即芦芽、菘菜三物”烹煮，认
为这三样与河豚最适宜搭配。由此可见，苏轼的联想是有根有据的，也是自然而然的。诗意之妙，也有赖于此。画面虽未描写河豚的动向，但诗人却从蒌蒿丛生、芦苇吐芽推测而知“河豚欲上”，从而画出海豚在春江水发时沿江上行的形象，用想象得出的虚境补充了实境。苏轼就是通过这样的笔墨，把无声的、静止的画面，转化为有声的、活动的诗境。使读者见到了、听到了、感受到了从画面上所不能得到的东西。在苏轼眼里，这幅画已经不再是画框之内平面的、静止的纸上图景，而是以内在的深邃体会和精微的细腻观察给人以生态感。前者如画，后者逼真，两者混同，不知何者为画境，何者为真景。诗人的艺术联想拓宽了绘画所表现的视觉之外的天地，使诗情、画意得到了完美的结合。《惠崇春江晓景》成功地写出了早春时节的春江景色，苏轼以其细致、敏锐的感受，捕捉住季节转换时的景物特征，抒发对早春的喜悦和礼赞之情。全诗春意浓郁、生机蓬勃，给人以清新，舒畅之感。诗人苏轼提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卷五《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在他的这首题画诗《惠崇春江晓景》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这是一首题画诗，惠崇的《春江晓景图》没有流传下来，不过从苏轼的诗中，我们可以想个大概：一片竹林，三两枝桃花，一条江，几只鸭子，河岸上满是蒌蒿，芦芽刚刚破土，天上还有两两归鸿。河豚是看不到的，是馋嘴的苏轼在想：河豚该上来了，用蒌蒿和芦芽一炖，比东坡肉鲜多了。
惠崇为宋初“九诗僧”之一，跟苏轼不是一个时代的人。苏轼是只见其画，未见其 人。此僧诗画俱佳，尤其擅长画水乡，再放上几只飞禽走兽，人称“惠崇小景”。
王安石很推崇他的画，在《纯甫出僧惠崇画要予作诗》中赞到：“画史纷纷何足数，惠崇晚年吾最许。”
明清两朝眼里只有唐诗，从不把宋诗放在眼里。康熙年间大学者、大诗人毛希龄就批评苏轼这首诗说：“春江水暖，定该鸭知，鹅不知耶？”
这老头真有点瞎抬杠。春江水暖，鹅当然也知。宋人还有“春到人间草木知”的诗 呢。这是题画诗，可能画上根本没有鹅啊。
不过毛希龄也不是就跟苏轼过不去，他谁也看不上眼。他读朱子，身边都得摆个稻草人朱熹，看到他哪地方解的不对了，就要连打带骂，非得让这稻草人朱熹认错才行。对苏轼，已经够客气了。
这首是题画不，作于元丰八年(1085)。
下面是对这首不的赏析：好的题画不，既要扣合绘画主题，又不能拘于画面内容，既要能再现画境，同时又能跳出画外，别开生面，离开绘画而不失其独立的艺术生命。苏轼这首不可以说做到直这一点。不的前三句咏画面景物，最后一句是由画面景物引起的联想。整首不又如同不人即景言情，当下所得，意象妙会而自然。说前三句再现画境，其实两者也不全然等同。第二句中“水暖”(温度)、“鸭先知”(知觉)云云，是不能直接画出的。不能描写如画，不咏物性物理又过于画。这是因为绘画属于视觉艺术，而不是语言艺术，有着表现上的绝对自由。最后一句进一步发挥联想，在前三句客观写景的基础上作出画中景物所属时令的判断，从而于添直南方风物之美的丰富感觉，这更是画所不能的。有关河豚的应时风味，梅尧臣《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一不写首：“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虾。”欧阳修《六一不话》说：“河豚常出于春暮，群游水上，食柳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苏轼的学生张耒在《明道杂志》中也记载长江一带土人食河豚，“但用蒌蒿、荻笋(即芦芽)、菘菜三物”烹煮，认为这三样与河豚最适宜搭配。由此可见，苏轼的联想是有根有据的，也是自然而然的。不意之妙，也有赖于此。
这首题画诗既保留了画面的形象美，也发挥了诗的长处。诗人用他饶有风味、虚实相间的笔墨，将原画所描绘的春色展现得那样令人神往。在根据画面进行描写的同时，苏轼又有新的构思，从而使得画中的优美形象更富有诗的感情和引人入胜的意境。
竹林外两三枝桃花初放，鸭子在水中游戏，它们最先察觉了初春江水的回暖。河滩上已经满是蒌蒿，芦笋也开始抽芽，而此时河豚正是上市的好时节，可以在市场上销售了。（一作沿潮水而上的时节）
好的题画诗，既要扣合绘画主题，又不能拘于画面内容，既要能再现画境，同时又能跳出画外，别开生面，离开绘画而不失其独立的艺术生命。苏轼这首诗可以说做到了这一点。诗的前三句咏画面景物，最后一句是由画面景物引起的联想。整首诗又如同诗人即景言情，当下所得，意象妙会而自然。说前三句再现画境，其实两者也不全然等同。第二句中“水暖”(温度)、“鸭先知”(知觉)云云，是不能直接画出的。诗能描写如画，诗咏物性物理又过于画。这是因为绘画属于视觉艺术，而诗是语言艺术，有着表现上的绝对自由。最后一句进一步发挥联想，在前三句客观写景的基础上作出画中景物所属时令的判断，从而增添了南方风物之美的丰富感觉，这更是画所不能的。有关河豚的应时风味，梅尧臣《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一诗写首：“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虾。”欧阳修《六一诗话》说：“河豚常出于春暮，群游水上，食柳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苏轼的学生张耒在《明道杂志》中也记载长江一带土人食河豚，“但用蒌蒿、荻笋(即芦芽)、菘菜三物”烹煮，认为这三样与河豚最适宜搭配。由此可见，苏轼的联想是有根有据的，也是自然而然的。诗意之妙，也有赖于此。
诗人先从身边写起：初春，大地复苏，竹林已被新叶染成一片嫩绿，更引人注目的是桃树上也已绽开了三两枝早开的桃花，色彩鲜明，向人们报告春的信息。接着，诗人的视线由江边转到江中，那在岸边期待了整整一个冬季的鸭群，早已按捺不住，抢着下水嬉戏了。
然后，诗人由江中写到江岸，更细致地观察描写初春景象：由于得到了春江水的滋润，满地的蒌蒿长出新枝了，芦芽儿吐尖了；这一切无不显示了春天的活力，惹人怜爱。诗人进而联想到，这正是河豚肥美上市的时节，引人更广阔地遐想。全诗洋溢着一股浓厚而清新的生活气息。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此赋以时间为序展开，先写鹤从仙境降落人间后所见的凄凉景象，然后铺叙鹤美妙的舞姿，最后写鹤不能自由的悲哀。全赋语言灵活多变，情节跌宕起伏，通过艺术的想象和夸张创作出了优美动人的艺术形象和高远的意境。
此赋据其情节发展可分为三层。从开头到“心惆惕而哀离”为第一层，这层写仙鹤禀赋高贵、美丽，却不幸为人所捕缚，而无限悲哀。从“于是穷阴杀节”到“不可谈悉”为第二层。这层首先写鹤从仙境降落人间后所见的凄凉景象，作者这样安排，一是衬托鹤舞的优美，二是说明鹤的悲哀，仙界是那样幽美，人间却如此凄惨。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令鹤不禁伤悲。在岁暮萧瑟的背景上，作者笔锋一转，开始精心描绘仙鹤变幻迷离、美妙无比的舞姿：动则“惊身蓬集，矫翅雪飞”、“将兴中止，若往而归”、“奔机逗节，角睐分形。长扬缓骛，并翼连声”；静则“烟交雾凝，若无毛质”。这优美的舞姿，就像一缕温馨的春风，吹进了冷瑟的人间；恰似一股涓涓的清泉，流淌在人们的心田，令人陶醉，令人飘然。仙鹤正因此而受尊宠，然而它满心“哀离”之情。所以最一层紧扣中心，写到：“既散魂而荡目，迷不知其所之”、“仰天居之崇绝，更惆惕而惊思”。尽管人们在赞美它，惊服它，“燕姬色沮，巴童心耻”，一切舞乐都不能与它比拟。它可以乘大夫之车，可以使所有的人倾倒。但这种尊宠并不是它的目的。它需要的是能够骋志翱翔的天空，是自由自在的生活。因而，越是备受尊宠，为人所养，它越感到悲哀。最后，作者用两句韵味深长的话为仙鹤唱了挽歌：“守驯养于千龄，结长悲于万里。”唱出了仙鹤，也是作者无限的惆怅。
在艺术方面，此赋也有其突出特色。
首先，此赋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根据神话传说，通过艺术的想象和夸张，创造出了优美动人的艺术形象和高远的意境。如写仙鹤的姿质清丽及其信步天庭，自由翱翔的生活，无不充满神奇的幻想：它生活帝乡，游于日域，戏于芝田，饮于瑶池；它有圆润的歌喉，洪姱的修趾，雪白的羽毛；目含丹星，顶凝烟华。这一切并非作者亲见，亦非现实中真有，而是根据传说进行艺术想象、加工创造出的。这种想象给鹤染上了一种神秘的、不同凡响的色彩，使之高雅、美丽、动人。又如写仙鹤的舞姿，作者将历史上所有舞蹈的优美动作集于仙鹤一身，精心地描绘，创造出一种恍若仙界、缥缈迷离的意境，从而突出了仙鹤的形象。正是这种浪漫主义的气息，使读者受到了强烈的感染。
其次，此赋情节曲折多变、波澜起伏、寓意深刻。开头先写了自由、美丽的仙界，接着突而转到人间，却值冬季岁寒， “穷阴杀节，急景凋年。凉沙振野，箕风动天”，这是情节的第一次剧变，这一变化使天上、人间形成鲜明对比，从而衬托出仙鹤的悲哀，且影射了现实的无比黑暗。写仙鹤的舞姿，是那样优美动人，可接着转到其心情描写，却是“仰天居而崇绝，更惆惕而惊思”。这又是一次令人未暇预及的波折，这波折是紧紧围绕一个中心：仙鹤见羁思乡之哀愁，也是作者的无限哀愁。因而，能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最后，此赋的语言灵活多变，前后用六字句，中间鹤舞一节用四字句，以抑扬顿挫、富有音乐美的语言突出中心的同时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此诗借一位逃难的妇女之口描述了唐末黄巢起义时的社会乱象，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全诗情节曲折丰富，结构宏大严密，语言流丽精工，在思想与艺术两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为中国古代叙事诗树立了一座丰碑。因在诗成时就深受人们称赏，诗人还得到“秦妇吟秀才”的雅称。后人把此诗与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北朝乐府《木兰辞》并称为“乐府三绝”；也有人认为它是继杜甫“三吏三别”和白居易《长恨歌》之后唐代叙事诗的第三座丰碑。
长诗《秦妇吟》全诗可分四个大的段落。第一大段由开始的“中和癸卯春三月”到“妾亦与君停玉趾”共八联十六句，是全诗的引子，叙述作者与一位长安城奔东都洛阳的女子（即秦妇）途中相遇的情形。
第二大段从“前年庚子腊月五”到“天街踏尽公卿骨”，共六十五联一百三十句。这一大段又可分六个层次，层层深入地叙写农民军入城后的情形。“前年庚子腊月五”到“已见白旗来匝地”十六句为第一层，描写广明元年十二月五日农民攻入京城的情况。从“扶羸携幼竞相呼”到“妖光暗射台星拆”十六句为第二个层次，描写起义军入城后兵荒马乱的情形。百姓东躲西藏，朝廷官员四处逃散。从“家家流血如泉涌”到“六亲自此无寻处”，写妇女所受的兵灾战祸，这是第三个层次。前四句概叙：家家流血，处处冤声，小孩子都被抛弃。次写四邻妇女受难情况：东邻美女被掳掠，西邻、南邻女子死于刀下，北邻少妇被火烧死。最后是女郎自己被军人胁迫，做了从妇。通过女子的种种遭际，画出了战乱风云以及战乱中长安女子的群象，具有相当的认识价值。从“一从陷贼经三载”到“暮见喧呼来酒市”，是第四个层次，描写女郎被迫嫁给黄巢部下的军人之后的生活，以及她看到的新贵们的种种情况。其中“还将短发戴花簪”等句，运用漫画笔墨，把农民将领迷恋富贵安乐，得意忘形，刻画得十分生动，入木三分，闹剧有足悲者。第五个层次从“一朝五鼓人惊起”到“又道官军悉败绩”，写长安城中人民所知的唐军与农民军争战的情况，既见出农民军斗争之艰难顽强，又见其士气与实力之日渐衰竭，描绘得情态毕现，刻画得力透纸背。从“四面从兹多庖束”到“天街踏尽公卿骨”为这一大段的最后一个层次，写唐军败退，农民军收复长安后的情况。兵燹后的京都“长安凄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从坊市到宫室，从树木到建筑，“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曲曲遭来，纤毫毕见。尤其“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堪称警策之句，广为流传。
第三大段从“来时晓出城东陌”到“夜宿霜中卧荻花”。这首长诗是一个动乱时代的面面观，其笔锋所及远不止农民军的一面，在第三大段作者将批判的锋芒指晦李唐王朝的官军和割据的军阀。这一大段可分四个层次，从“来时晓出城东陌”到“行人夜宿墙匡月”，是第一个层次，是这一大段落的序引，写女郎走出长安后一路所见彦闻。到处有军人巡逻；无有人烟；当年的台殿楼阁已劈没；路上没有宿店，风光宛如荒凉的塞上一般。从“明朝晓至三峰路”至“何须责望东诸侯”，为第二个层次，写女郎第二天继续东行华阴县的情况。借金天神讽刺潼关易东那些节度使拥兵自保，对农民军无法，却纵容部下虐蔷百姓。第三个层次由“前年又出杨震关”到“暮插金钗唯独行”。一个女子在茫茫宇宙中踽踽独行“朝携宝货无人问，暮插金钗唯独行”，到处是死一般沉寂，甚至比战争爆发还可怕。这些描写较之汉魏古丧“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一类诗句表现力更强，细至成功地营造出一种恐怖的气氛。从“明朝又过新安东’到“夜宿霜中卧荻花”为第四个层次。诗中借新安老翁之口对唐军的罪恶进行痛心疾首的控诉：他们的罪恶更重于黄巢军。“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而售军来到“入门下马若旋风，磬室倾囊如卷土”，抢劫民库财物不遗余力，胜过“贼寇”黄巢，这是其一。其二诗中隐约地透示出官军杀人甚至卖人肉的勾当。诗中写道：“黄巢机上割人肉。”“朝夕一味入肝脍。”据《旧唐书·黄巢传》载：“官军皆执山寨万姓鬻于贼人获数十万。”再联系前面所写的“筵上牺牲无处觅”“诛剥生灵过朝夕”和这一层写的“山中更有千万家”，都可以看出官军以杀人、贩卖人肉大得暴利的罪恶行径。
最后一大段从“妾闻此老伤心语”到“咏此长歌献相公”。秦妇通过道听途说，对相对平静的江南寄予一线希望，为全诗的结尾。
总体上说，《秦妇吟》这首长诗是一部具有强烈现实主义倾向的巨作，思想内容丰富而复杂，时间跨度达三年之久，空间范圈兼及两京，所写又是历史的淹桑巨变，作者采用人物回忆的倒叙手法，将不同时间、蹦点、人物、景物集中于一个场面上，收到情节紧凑，题旨集中的效果。艺术上则有所开创，其笔力当在写安史之乱的《长恨歌》《连昌宫词》之上，不仅是韦庄的代表作，在中国古代叙事诗方面也堪称丰碑式的杰作。
韦庄能写出如此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巨作，诚非偶然。他早岁即与老诗人白居易同寓下邽，可能受到白居易濡染，又心仪杜甫，寓蜀时重建草堂，且以“浣花”命集。《秦妇吟》一诗正体现了杜甫、白居易两大现实主义诗人对作者的影响，在艺术上且有青出于蓝之处。
第一，结构模式。《秦妇吟》在继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把汉代确立的横剖面的串联式与白居易奠定的纵向发展的并联式两种结构完美地结合起来。全诗采用的是白居易纵向发展的并联式结构——诗人遇见秦妇，秦妇讲述自己的遭遇，故事简单，人物极少，而在全诗整体的纵向并联中又突出地穿插了若干个横剖面的戏剧性生活场面。如妇女们惨遭强暴凶杀的悲剧性场面、带有污蔑性的黄巢起义军的喜剧性场面（从“衣裳颠倒言语异”至“呼啸喧争如窃议”）、神自述的悲喜剧等等，它们相互串联，集中生动地展示了历史风云突变时的社会景况。这种并联、串联并用的叙事结构方式较之单用一种结构，无疑使作品含量更大、包孕更广，也更生动、更复杂，更具艺术魅力。
第二，叙事角度。《秦妇吟》继承了杜甫、白居易把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并用的传统，又有所创新。第一人称“我”表面上与杜甫《石壕吏》中的“我”一样，似乎只是事件的见证者，实际上，“我”虽然仅在开头出场，但伴随故事的女讲述者直到诗歌结束，并且像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我”一样，与女讲述者构成“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相应关系，而且增加了特定历史时期所赋予的对战乱的厌弃、亡国之痛、故园之思以及对和平的向往等心理内容，这在诗歌结尾的“适闻有客金陵至”至“怀安却羡江南鬼”句有所点明。“江南”既是和平的象征，又隐含昔日和平繁华的故国的影子。并与前面“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等充满强烈感情的战乱场面描写遥相呼应，隐隐体现出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秦妇吟》的创新之处在于，不仅把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结合起来，而且借他人之酒浇自己块垒——通过女叙述者之口表示自己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这种结合第一、第三人称，并借他人之口或经历、遭遇表达自己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的方式。
第三，表达方式。《秦妇吟》运用了把女子的命运与国家衰亡结合起来的表达方式。作者明确地把“秦妇”等一大批美女的命运与唐帝国的衰亡结合起来，通过红颜薄命的美女命运及悲惨遭遇寄托自己的亡国之恨、故国之思。这是以往的叙事诗所没有的，或比较淡化的。《秦妇吟》却把自己深挚的故国之思、沉郁的亡国之痛巧妙地借美女的命运表现出来。家国的兴亡决定美女的命运，美女的悲惨遭遇又使国破家亡之痛显得更具体可感，更触目惊心。
第四，叙事手法。《秦妇吟》更多地继承了白居易的叙事手法，并加以丰富与创新。它开头直叙，然后接之以大段倒叙，而在倒叙之中，既有妇女们的悲剧性遭遇，又有丑化黄巢起义军的喜剧性场景，还有神的惭愧之插叙、“寒天霜露宿”的老翁之补叙，既反映了更为广阔、深刻的社会人生，又使叙事手法更灵活多变，从而使这首叙事长诗，夭矫灵动，绝不单调、呆板。此诗继承了白居易开始在叙事诗中大量运用对句的手法，并真正创造性地使对句和散句发挥其独特的艺术功用：以对句展现浓缩了的时间与空间，展现广阔的历史背景。如写义军入城前情景：“适逢紫盖去蒙尘，已见白旗来匝地”；写乱后的都城：“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写长安绝粮：“六军门外倚僵尸，七架营中填饿殍”；写战后的荒凉：“破落田园但有蒿，摧残竹树皆无主”；写难民的生活：“朝饥山上寻蓬子，夜宿霜中卧荻花”。而以散句来细致入微地、行云流水般地叙写事件的细节、动作、心理。这样，对句简，散句繁。对句与散旬之间形成一种有趣的张力，扩大了诗歌结构的弹性限度、诗的包容量及艺术的生动性。
综上所述，《秦妇吟》既借鉴了唐以前的叙事艺术，又学习唐代诗人的艺术开拓，并大胆地进行了独特的艺术创新，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此诗本身的艺术成就昭示了对此前叙事诗的创造性继承，并在不少方面预示了清代吴伟业叙事诗的发展趋势，这充分说明它是中国古典叙事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首杰作。
该词上片写碾茶煮茶。开首写茶之名贵。宋初进贡茶，先制成茶饼，然后以蜡封之，盖上龙凤图案。这种龙凤团茶，皇帝也往往以少许分赐从臣，足见其珍。下二句“分破”即指此。接着描述碾茶，唐宋人品茶，十分讲究，须先将茶饼碾碎成末，方能入水。“金渠”三句无非形容加工之精细，成色之纯净。如此碾成琼粉玉屑，加好水煎之，一时水沸如松涛之声。煎成的茶，清香袭人。不须品饮，先已清神醒酒了。
换头处以“味浓香永”承接前后。正待写茶味之美，作者忽然翻空出奇：“醉乡路，成佳境。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以如饮醇醪、如对故人来比拟，可见其惬心之极。
作者在《戏答荆州王充道烹茶四首》一词中也提到“醉乡”：“三径虽鉏客自稀，醉乡安稳更何之。老翁更把春风碗，灵府清寒要作诗。”怀中之趣，碗中之味，确有可以匹敌的地方。词中用“恰如”二字，明明白白是用以比喻品茶。其妙处只可意会，不能言传。这几句话，原本于苏轼《和钱安道寄惠建茶》诗：“我官于南（时苏轼任杭州通判）今几时，尝尽溪茶与山茗。胸中似记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省。”但作者稍加点染，添上“灯下”、“万里归来对影”等字，意境又深一层，形象也更鲜明。这样，作者就将风马牛不相及的两桩事，巧妙地与品茶糅合起来，将口不能言之味，变成人人常有之情。
这首词抒发的是多情才子月夜相思的别情愁绪。起首二句点出时间是在深夜，隐含的背景是在酒醉之后，交代的事情是“清无梦”和“愁倚阑干”。用“清”字描写夜深人静酒醒之后神志的极端清晰和周围环境的极端宁静，见出词人当时索寞无聊的意绪。“无梦”二字，十分准确地描绘出酒醒之后神经依旧麻木思绪却骤然清醒之后，脑海里出现短暂的思维空白时的惶恐、无聊和失落。
接下来两句写倚阑干时所见。“雨打”一句，化用唐代白居易《长恨歌》诗意：“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而抒情色彩更浓。这两句写景，实际上饱含着作者的主观色彩。
过片交代愁因：与佳人一别之后，彼此音讯全无，而一片痴情，却日甚一日，纵然是“为伊消得人憔悴”，瘦损不堪，也毫无衰竭之势。“瘦尽难拚”，可见出其愁情的深挚。
最后两句，又转回写愁倚阑干所见。陷入沉思之中的词人，丝毫没有感觉到时间的推移，不知不觉地，夜已更深了，明月已经移过红楼十二间了。透过其“愁倚”时间之久，精神之集中，折射出其相思之深挚。“无端”二字，露出怨意，看似怨月，实则是词人内心无绪、愁怨难排时的痴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