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诗中有画的写景诗,又是一首哲理诗,哲理蕴含在对庐山景色的描绘之中。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句说的是游人从远处、近处、高处、低处等不同角度观察庐山面貌是可以得到不同观感的。有时你看到到是起伏连绵的山岭,有时你看到的是高耸入云端的山峰。这两句概括而形象地写出了移步换形、千姿万态的庐山风景。
结尾两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即景说理,谈游山的体会。之所以不能辨认庐山的真实面目,是因为身在庐山之中,视野为庐山的峰峦所局限,看到的只是庐山的一峰一岭一丘一壑,局部而已,这必然带有片面性。这两句奇思妙发,整个意境浑然托出,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回味经验、驰骋想象的空间。这不仅仅是游历山水才有这种理性认识。游山所见如此,观察世上事物也常如此。这两句诗有着丰富的内涵,它启迪人们认识为人处事的一个哲理——由于人们所处的地位不同,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难免有一定的片面性;要认识事物的真相与全貌,必须超越狭小的范围,摆脱主观成见。
一首小诗激起人们无限的回味和深思。所以,《题西林壁》不单单是诗人歌咏庐山的奇景伟观,同时也是苏轼以哲人的眼光从中得出的真理性的认识。由于这种认识是深刻的,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所以诗中除了有谷峰的奇秀形象给人以美感之外,又有深永的哲理启人心智。因此,这首小诗格外来得含蓄蕴藉,思致渺远,使人百读不厌。
苏轼的诗既是人生感悟,也是一种政治体验。苏轼自进入仕途后卷入了新旧之法的争议,他在政治倾向上更贴近保守派,反对王安石主导的新法。但他不偏激,主张汲取新法合理成分,主张讲究执行策略,反而又为旧党所不容。因此,苏轼笔下的庐山,也可以看成是扑朔迷离的政局,新旧两党立场不同,结论也不同。事实上,人们都置身局中,置身历史长河中,都不免陷入当局者迷的困境,应该更客观地思考问题,得出恰当结论。
如果说宋以前的诗歌传统是以言志、言情为特点的话,那么到了宋朝尤其是苏轼,则出现了以言理为特色的新诗风。这种诗风是宋人在唐诗之后另辟的一条蹊径,用苏轼的话来说,便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形成这类诗的特点是:语浅意深,因物寓理,寄至味于淡泊。《题西林壁》就是这样的一首好诗。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从正面、侧面看庐山山岭连绵起伏、山峰耸立,从远处、近处、高处、低处看都呈现不同的样子。
之所以辨不清庐山真正的面目,是因为我身处在庐山之中。
注释
西林:西林寺,在现在江西省的庐山。
横看:从正面看。庐山总是南北走向,横看就是从东面西面看。
侧:侧面。
各不同:各不相同。
不识:不能认识,辨别。
真面目:指庐山真实的景色,形状。
缘:因为;由于。
此山:这座山,指庐山。
这是一首诗中有画的写景诗,又是一首哲理诗,哲理蕴含在对庐山景色的描绘之中。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句说的是游人从远处、近处、高处、低处等不同角度观察庐山面貌是可以得到不同观感的。有时你看到到是起伏连绵的山岭,有时你看到的是高耸入云端的山峰。这两句概括而形象地写出了移步换形、千姿万态的庐山风景。
结尾两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即景说理,谈游山的体会。之所以不能辨认庐山的真实面目,是因为身在庐山之中,视野为庐山的峰峦所局限,看到的只是庐山的一峰一岭一丘一壑,局部而已,这必然带有片面性。这两句奇思妙发,整个意境浑然托出,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回味经验、驰骋想象的空间。这不仅仅是游历山水才有这种理性认识。游山所见如此,观察世上事物也常如此。这两句诗有着丰富的内涵,它启迪人们认识为人处事的一个哲理——由于人们所处的地位不同,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难免有一定的片面性;要认识事物的真相与全貌,必须超越狭小的范围,摆脱主观成见。
一首小诗激起人们无限的回味和深思。所以,《题西林壁》不单单是诗人歌咏庐山的奇景伟观,同时也是苏轼以哲人的眼光从中得出的真理性的认识。由于这种认识是深刻的,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所以诗中除了有谷峰的奇秀形象给人以美感之外,又有深永的哲理启人心智。因此,这首小诗格外来得含蓄蕴藉,思致渺远,使人百读不厌。
苏轼的诗既是人生感悟,也是一种政治体验。苏轼自进入仕途后卷入了新旧之法的争议,他在政治倾向上更贴近保守派,反对王安石主导的新法。但他不偏激,主张汲取新法合理成分,主张讲究执行策略,反而又为旧党所不容。因此,苏轼笔下的庐山,也可以看成是扑朔迷离的政局,新旧两党立场不同,结论也不同。事实上,人们都置身局中,置身历史长河中,都不免陷入当局者迷的困境,应该更客观地思考问题,得出恰当结论。
如果说宋以前的诗歌传统是以言志、言情为特点的话,那么到了宋朝尤其是苏轼,则出现了以言理为特色的新诗风。这种诗风是宋人在唐诗之后另辟的一条蹊径,用苏轼的话来说,便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形成这类诗的特点是:语浅意深,因物寓理,寄至味于淡泊。《题西林壁》就是这样的一首好诗。
苏轼于公元1084年(神宗元丰七年)五月间由黄州贬所改迁汝州团练副使,赴汝州时经过九江,与友人参寥同游庐山。瑰丽的山水触发逸兴壮思,于是写下了若干首庐山记游诗。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此诗第一句“初疑夜雨忽朝晴”,写诗人夜宿山寺,听到屋外水声,初疑夜雨,待次日早晨起来,才知夜里根本没有下雨。一个“疑”字,暗示诗人当时未尝实地观察,“夜雨”的判断乃是出于推测,这就为以下“忽朝晴”三字留下余地,显得极有分寸。
“夜雨”的错觉来自第二句:“乃是山泉终夜鸣。”原来扰了诗人一夜清梦的原来是急湍而下的山泉。山泉下泻,冲击山石,终夜响个不停。在睡意朦胧中产生某种错觉,这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此句是符合生活逻辑的。
第三句紧承上句,进而写出山之后的山泉在山中“终夜鸣”,那是因为水道弯曲不平,故而潺潺作响。这一句说山泉“流到前溪无半语”,那是因为河床变得宽阔平坦,故而静寂无声。可见由于所处环境的改变,同一种事物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表现。
末句“在山做得许多声”,是诗人针对上述事实所发的议论。冷冷一语,讽刺辛辣有力,有如画龙点睛,全诗的主旨在这句议论中被明白地点了出来。从字面上看,诗人讥讽的对象是山泉,其实弦外有音,别有深意。它讽刺了那些在做官前指点江山,高谈阔论,慷慨激扬,忧国忧民,但是一但掌握了权力,有了一定地位,就和其他昏官一样尸位素餐、了无建树了。此诗说明很多官员一但成了利益既得者,就把自己的抱负和群众利益抛于脑后了。
此诗在艺术上很有特色。第一,它采用了传统的“比”的手法,借事寓意,以物比人,构思十分巧妙。第二,叙述与议论有机结合,使议论立足于具体事件的基础上。第三,语言平易浅近,笔调幽默轻快。
列子这篇寓言在结构上很有特色,采取了寓言套寓言的复合寓言的方法。羊寓言故事本身从这个寓言引出另两个寓言,一个是心都子讲的三兄弟同学儒术领会却完全不同的寓言,另一个是心都子讲的众多人学泅水近半数人溺死的寓言,最后是心都子的评论。一些寓言选本,对这篇寓言往往只选它的前半部分即歧路亡羊寓言故事本身,而不选从这个故事引出的后两个寓言故事,更不选最后的心都子的评论。但这种节选的做法,并不是很妥当的。因为只从歧路亡羊故事本身,是不能直接领会到,至少是很难领会到这篇寓言的深刻寓意的。
让我们先来分析歧路亡羊故事本身。在这个故事中,杨子的邻居的羊逃跑了,已经有家属亲友等人去追寻,还觉得人不够,又来请求杨子的童仆帮助去追,结果还是没有追到。为什么呢?因为岔路太多,岔路中间又有岔路,不知道该从哪条岔路去追,所以这么多人去追,还是追不到。杨子对这事感触很深,很长时间不言不笑,他的学生问他为什么这样,杨子竟然没回答。
从整篇寓言看,当时杨子没有回答学生们的疑问,是因为杨子对歧路亡羊一事,感触很深,一时难以对学生们解释清楚,需要采取譬喻的形式,特别是寓言这种高级譬喻的形式,才能使学生们明确无误地领会到其中所蕴含的深刻的寓意,这也就是杨子对歧路亡羊一事所引起的深刻的感受。
这篇寓言最后部分的心都子的一段话“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学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异若是,唯归同返一,为亡得丧。”表达了这篇寓言的深刻寓意。“大道以多歧亡羊”一句是对“歧路亡羊”故事本事的概括;“学者以多方丧生”既是对众多人学泅水近半数人溺死故事的概括,又是对三兄弟学儒术领会完全不同故事的概括(这里“丧生”的“生”字,不能够机械地只理解为“生命”,而还要理解为“性”字,当“本性”讲,“丧”生也应当作“丧失本性”。理解前一个故事和后两个故事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这就是,前一个“大道以多歧亡羊”故事是用以比喻“学者以多方丧生”的,意思是:求学的人经常改变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就会丧失本性,迷失方向,甚至丧失生命,只有抓住根本的东西、统一的本质的东西不放,才不会误入歧途。寓言中心都子的话“学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异若是”。曾被西晋人卢谌用为典故,写在他的《给司空刘琨书》中:“盖本同末异,杨失兴哀。”这两句话中“本同末异”是心都子的话“学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异若是”的浓缩;“杨朱兴哀”是歧路亡羊故事本身中杨朱听说此事后心里难过,长时间不言不笑的心情概括,毫无疑问,这两句话是出自列子的这篇寓言。有的学者认为不是卢谌这两句话出自《列子》,而是伪作《列子》者,以卢谌的这两句话为素材,并根据这两句话伪造出歧路亡羊的寓言故事。乍一看,卢谌引用《列子》和伪作《列子》者根据卢谌的这两句话敷演成歧路亡羊寓言,两种可能都有。这两种可能互相矛盾。一种是真的,另一种就必定是假的,究竟哪一种是真的,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分析探讨。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或当时古书已有比章(伪)作《列子》者用之也”,这是一种“想当然”“也许有”的说法,从古代的文献记载和传世文献看,歧路亡羊故事以及心都子的评论,均仅见于《列子》而不见于他书,如卢谌当时已有此事,也只能是《列子·说符》中记载了歧路亡羊故事和心都子的评论的这一章,但持《列子》伪书说者,却偏偏不甘心承认,说什么也许有别的古书有此章,伪作《列子》者引用了这个故事,这种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没有根据却硬要这样说,只不过是“遁辞知其所穷”罢了。
求学的人经常改变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就会丧失本性,迷失方向,甚至丧失生命,只有抓住根本的东西、统一的本质的东西不放,才不会误入歧途。
从这篇寓言,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领会到,不仅学习上要紧紧抓住根本的东西,一致的本质的东西,观察和处理一切事物都应该这样。客观事物错综复杂,干什么事情,都必须专一,不能三心二意,见异思迁。如果毫无主见,见到岔路就想另走,那就会歧路亡羊寓言所告诫的那样,到头来是会一无所获甚至会有丧失本性甚至丧失生命的危险的。
由这篇寓言凝炼而成的成语“歧路亡羊”、“多歧亡羊”,比喻因情况复杂多变或用心不专而迷失本性、迷失方向,误入歧途,一无所成,后果严重。如明马中锡《中山狼传》中说:“然尝闻之,大道以多歧亡羊。”清初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中指出:“而诸儒之言,故为纠纷,徒俾歧路亡羊……一字不审,则入迷津。”
告诉人们:在研究一门学问时,要把握方向,注重领会其实质,而不要被各种表象所迷惑。
作者先描绘了达官贵人、名娃闺秀、名妓闲僧、慵懒之徒四类看月之人;与这些附庸风雅的世俗之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后一类,即作者的好友及佳人,其观景赏月时行为的持重高雅、情态气度与西湖的优美风景和谐一致。作者对五类人的描述,字里行间不见褒贬之词,然孰优孰劣、孰雅孰俗则昭然若示。文章表面写人,又时时不离写月,看似无情又蕴情于其中,完美而含蓄地体现了作者抑浅俗、颂高雅的主旨。
农历七月半,正当月圆之际,此时游湖,本应赏月观景,文章一开头却说“一无可看”,先将题目正面一笔扫倒,接着说“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从反面揭题,选择一个独特的视角来抒写自己的观感。开头这闲闲两句,简练警切,不落俗套,且直接导出下文。
接着即写“看七月半之人”。七月半游湖之人千千万万,何能遍看,作者自有手眼,即“看五类看之”。
其一,是有身分、有地位的官僚,坐着豪华的大船,摆开丰盛的宴席,奴仆侍奉,演员献艺,船上灯火通明,声乐齐鸣,好不气派。这种人“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即有意自炫而无心赏月,作者一语刺破此辈假冒风雅的嘴脸。
其二,是豪富之家,千金闺秀,携带美貌家童,露坐于船上的平台上,哭哭笑笑,娇声娇气,左张右望,“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这一类人是乘机玩乐,本不想看月,也不必作出看月的样子,其有别于第一类者在于不借“看月”之名,虽然庸俗,却不假冒风雅。
第三类,船上有声歌,有名妓闲僧随侍陪游,可见也非等闲之辈。浅斟低唱,颇有韵致,且“亦看月”,较之“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和“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的前二类人,似乎要风雅一些。作者用了四个“亦”字,正是比较而言。但这一类人虽然“亦看月”,更重要的却在于“欲人看其看月”,则不免有意做作,其“风雅”也要大打折扣了。
第四类,是一批市井好事之徒,他们与前三类大不同,不坐船,不乘车,衣衫不整,三五成群,在人丛中乱挤乱撞,专拣热闹处钻。他们大呼小叫,旁若无人,甚至假装酒醉,东倒西歪,手舞足蹈,嘴里哼着走了调的流行曲调,左顾右盼,洋洋自得。此辈“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无所不看,而“实无一看”。他们看此为乐,什么雅与俗,统统不在话下。古往今来,大凡在人群簇拥的热闹场合都能碰到此辈。作者在此白描传神。
第五类,是清雅之士。他们坐的是小船,船上还挂着细薄的帷幢,大约是不想露面吧。明净的几案,通红的沪火,煮好茶,慢慢地品味,二三好友,绝色佳人,一同赏月,确实雅兴不浅。但是他们不想被人看见,有的把小船隐蔽在树荫下,有的则悄悄地划向里湖,躲避喧闹的人群。他们在清净处得看从容看月,而不被别人看见,他们的看月纯是兴之所至,自然而然,并无做作之态。
作者写五类人,观察细致,描绘生动,各色人等,无不现身纸上,而作者似乎不动声色,五个“看之”,大有冷眼旁观之概。然而他的主观褒贬之情还是从笔下的形象中表现出来了,第一类是假冒风雅的官僚,第二类是无意风雅的豪门,第三类则欲显风雅而不免做作,第四类是不知风雅为何物的市井好事之徒,第五类是不欲显其风稚而真正风雅的文人雅客。作者对前二类人显然嗤之看鼻;对第三类有所肯定,也有所讥刺;对第四类虽然不作肯定,却似乎欣赏其放荡中亦有几分天真;对第五类则显然引为同调。五类人,依次写来,如镜头推移,声态各异,境界不同。纷杂的情景再现于笔下,作者并不现身评点,却于客观的画面中分雅俗、寓褒贬,兼有史笔与传神之妙。
第二段写杭人游湖好虚名,凑热闹。“已出酉归,避月如仇”,即喜欢白天游湖,像怕见仇人一样躲开月亮。袁中郎在《晚游六桥待月记》中也批评过杭人只爱白天游湖,不会选择时间,白白放过西湖最美的时刻。农历七月十五之夜,例应游湖,杭人出于好名,则成群结队而出。西湖在杭州城西,游湖须经城门,而城门关闭有定时,这一晚就多赏给守门的兵士一些酒钱,好晚些关门。二更看前,湖上人声乐声,闹成一片,“如沸如撼,如魔如吃,如聋如哑”,连下六喻,形容声音嘈杂,含糊难辨一。这一片刺耳的嘈音,破坏了西湖月夜的静谧气氛。这是写听觉感受的不堪。从视觉一面来说,则“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连用四个短句,将湖上密密麻麻舟船相触,肩摩踵接的拥挤状况形容尽致。拥挤中的人群,哪里还有兴致赏月,见到的无非是一张张贴得很近的油汗淋漓的面孔罢了。这与其说是游湖,不如说是赶市。“少刻兴尽”,狂热的兴头维持不了多久,官老爷们宴席已散,衙役喝道,率先离去。船上的人也纷纷上轿,轿夫还看城门将闭来催促人们上岸,岸上的人也争先逐队进城。各色人等作鸟兽散。灯笼火把,排列成行,如闪烁的星星在夜幕中移动消失。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莫名其妙,名为游湖看月,实与西湖风月毫不相干。这一段插叙,回应开头“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的论断,具体描写,缴足其意,同时又为下文作铺垫和反衬。
“吾辈始般舟近岸。”最后一段从前面第三人称的叙述,突然转为第一人称的“吾辈”,叙述角度变换了,加强了主观的抒情色彩。“始”字,很可玩味,表示喧闹嘈杂的场面一告结束,西湖恢复了宁静安闲的本貌,湖山美景即开始属于“吾辈”,“吾辈”也就开始登场了。“断桥石瞪始凉”,这个“始”字,则表示被人踩热的石阶也刚刚退烧,恢复平静,这是一种外化了的心理感受。“此时月如镜新磨,山复整妆,湖复靧面”三句,则写一种崭新的审美感受,唯“此时”才能有此感受。一规圆月,如新磨之镜,清光格外皎洁可爱;湖光山色,如美人重新梳妆打扮,益发显得容光照人。此时,对景畅怀,与客纵饮,“向之浅斟低唱者出,匿影树下者亦出。吾辈往通声气,拉与同坐”。“浅斟低唱者”即前文所写之第三类人,大醇小疵,还算有赏月雅兴;“匿影树下者”则为第五类清雅之士。五类人中唯此二者独留,故与之声气相通,有共同语言,拉来同坐。“韵友来,名妓至,杯著安,竹肉发”,这四个短句,写相得共赏之乐,节奏欢快,心情亦极欢快。“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写通宵盘桓,兴尽方散,与前文众人游湖匆匆聚散恰成对照。兴尽而散,却并不急于回城,而复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这个富有诗意的结尾,更显得雅韵流溢,余香沁人。可见西湖七月半自有其迷人之处,一被俗人点污,则一无可看;一成为雅人的世界,则处处是诗。作者的审美情趣自然是高雅脱俗的,但也不免传统文人孤高自赏的毛病。
此文写人物场景,极纷繁复杂,而又极有条理。五类人物,两种场景,写来如见其人,如临其境。其观察之深人细致,笔墨之精练老到,确实令人佩服。行文错综,富于变化,转接呼应,均极自然。开头奇警峭拔,结尾则韵味悠长,全篇运用对比映照,严于雅俗之分,而又妙在不作正面按断。
此诗描写了初春的山景水色,表现游子淡淡的思乡之情。一句写水,初春气暖,冰融水流,河床空旷宽阔了,是横写。二句写山,青山苍翠,一片碧绿,是纵写。前两句诗描写“江旷”、“山长”之景,雄浑阔大,气象万千,为诗歌的展开提供了广阔的背景。后两句诗突出“他乡”二字,在天长地阔的春光中,诗人独自一人在异地他乡面对,此情此景类似杜甫“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三、四句进一步写远望,特意点出“他乡”,后边才有了驿道“长亭”以及柳和花。春天往往是家人思念外出之人的时节,也是游子思乡的最甚时节,何况又在早晨。诗写得含蓄美妙,情景交融。此诗与杜甫的另外一首诗相似:“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绝句》)杜甫漂泊他乡,望着眼前迷人的春景,思乡之情越发强烈,不禁发出春将归去,而人无归期的感叹。同样的感慨也出现在王勃的诗中,不同的是王勃比较含蓄,他只是客观地、不动声色地描写春潮、青岫、花树、边亭,但身在他乡的羁客面对此景时的慨叹,表现十分明显。因此杜甫的感叹也是王勃诗中的潜台词。
这首小诗没有细致的动态描写,诗人只是纵目远望,以描写远景的方式描写春光。诗浑厚开阔的气势,充满着淡淡的乡愁。此诗作者表现手法高明,诗人野望,首先看见江湖,青岫,但这不是野望的最终目的,因而诗人就登高极目瞭望,望见的只有“花树映边亭”。诗人并没有直接提到思乡,只是描写了一望再望,可是思乡已从一望再望的字里行间里反映出来了。
首联“边烽警榆塞,侠客度桑乾”,言这边报警的烽火刚一燃起,那边御敌的军队就已到来,表现了“侠客”高昂的爱国热情与牺牲精神。与“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之类的诗句相比起来,更显陡率、有力。诗歌的主人公是“侠客”,唯有这样的诗句才能自然、准确地表现出“侠客”的性格,侠客既不同于书生,又迥异于一般的军人。他豪爽而又能雷厉风行。“榆塞”不仅是实际的地点,而且还暗示了战争的正义性。诗中点出“榆塞”,是想表明“侠客”是为了戍卫边疆而出征。
紧接首联,诗人在颔联中就以生动的笔触,生动传神地表现出“侠客”非凡的武艺。“柳叶开银镝”,这里借用战国时养由基百步穿杨的典故,形容“侠客”箭无虚发,技艺过人。“桃花照玉鞍”,一个“照”字,将奔腾驰跃的骏马写得活灵活现。因为只有马飞驰时,鞍鞯上的金玉饰物才会闪闪发光。这里用的是烘云托月手法,不正面描写人,借写马从侧面衬托出“侠客”英姿飒爽、光彩夺人的形象。
颈联进一步表现“侠客”勇于拼搏的大无畏精神,“满月临弓影,连星入剑端”,本来是指弓拉得满以致影如十五的圆月,剑出鞘光若闪闪的群星。但诗人有意不直说,反而写成“满月”是临摹弓的影,“连星”是飞入了剑之端。奇思异喻,生动传神。这里关于两军如何对阵未着一字,而敌人的望风披靡由此可见一斑。
尾联“不学燕丹客,徒歌易水寒”,因郑少府远渡桑干,诗人联想到荆轲的易水之歌。“不学”“徒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说郑少府赴辽从戎,是为了卫国守疆,不同于荆轲的报私仇;二是说此行抱有坚定信念,不作风萧水寒“一去不还”的悲歌。
这首诗送人从军,写得豪侠壮美。全诗写实的同时,把优美与雄壮两种风格截然相反的事物和谐地统一融合在一个画面中,体现了唐人乐观开朗的胸襟以及新型的战争观念。该诗不但格调高亢,音韵优美,词藻华艳,而且构思新颖,富于浪漫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