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词是伤春之作。
这首词将伤春之情表达得既深情缠绵又空灵蕴藉,情景交融,哀婉动人。清人王士禛《花草蒙拾》称赞道:“‘枝上柳绵’,恐屯田(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坡但解作‘大江东去’耶?”这个评价是中肯的。苏轼除写豪放风格的词以外,还写了大量的婉约词。可是却总被“无情”所恼。这正说明他对待生活的态度:不忘情于现实世界。他在这首词中所流露出的伤感,正是基于对现实人生的热爱。
词一开篇即呈现出暮春景色。作者的视线是从一棵杏树开始的:花儿已经凋谢,所余不多的红色也正在一点一点褪去,树枝上开始结出了幼小的青杏。“残红”,他特别注意到初生的“青杏”,语气中透出怜惜和喜爱,有意识地冲淡了先前浓郁的伤感之情。
接着,作者将目光从一花一枝上移开,“绿水人家绕”一句中的“绕”字,曾有人以为应是“晓”。通读全词,并没有突出的景物表明这是清晨的景色,因而显得没有着落。而燕子绕舍而飞,绿水绕舍而流,行人绕舍而走,着一“绕”字,则非常真切。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这是词中最为人称道的两句。枝头上的柳絮随风远去,愈来愈少;普天之下,哪里没有青青芳草呢。
“柳绵”,即柳絮。柳絮纷飞,春色将尽,固然让人伤感;而芳草青绿,又自是一番境界。苏轼的旷达于此可见。“天涯”一句,语本屈原《离骚》“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是卜者灵氛劝屈原的话,其思想与苏轼在《定风波》中所说的“此心安处是吾乡”一致。最后竟被远谪到万里之遥的岭南。此时,他已人到晚年,遥望故乡,几近天涯。这境遇和随风飘飞的柳絮何其相似!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墙外是一条道路,行人从路中经过,只听见墙里有荡秋千的声音,一阵阵悦耳的笑声不时从里面传出,原来是名女子在荡秋千。这一场景顿扫上阕之萧索,充满了青春的欢快旋律,使行人禁不住止步,用心地欣赏和聆听着这令人如痴如醉的欢声笑语。作者在艺术处理上十分讲究藏与露的关系。这里,他只写露出墙头的秋千和佳人的笑声,其它则全部隐藏起来,让“行人”去想象,在想象中产生无穷意味。小词最忌词语重复,但这三句总共十六字,“墙里”、“墙外”分别重复,竟占去一半。而读来错落有致,耐人寻味。墙内是家,墙外是路;墙内有欢快的生活,年轻而富有朝气的生命;墙外是赶路的行人。行人的心情和神态如何,作者留下了空白。不过,在这无语之中,有一种冷落寂寞之感。
“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也许是行人伫立良久,墙内佳人已经回到房间;也许是佳人玩乐依旧,而行人已渐渐走远。总之,佳人的笑声渐渐听不到了,四周显得静悄悄。但是行人的心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墙院里女子的笑声渐渐地消失了,而墙外的行人听到笑声后却心绪难平。他听到女子甜美的笑声,却一直无法看到女子的模样;心情起伏跌宕不已,而女子也并不知道墙外有个男子正为她苦恼。男子多情,女子无情。这里的“多情”与“无情”常被当爱情来解释,有感怀身世之情,有思乡之情,有对年轻生命的向往之情,有报国之情,等等,的确可谓是“有情”之人;而佳人年轻单纯、无忧无虑,既没有伤春感时,也没有为人生际遇而烦恼,真可以说是“无情”。作者发出如此深长的感慨,那“无情”之人究竟会撩拨起他什么样的思绪呢?也许是勾起他对美好年华的向往,也许是对君臣关系的类比和联想,也许倍增华年不再的感慨,也许是对人生哲理的一种思索和领悟,作者并未言明,却留下了丰富的空白,让人回味、想象。
下阕写人,描述了墙外行人对墙内佳人的眷顾及佳人的淡漠,让行人更加惆怅。在这里,“佳人”即代表上阕作者所追求的“芳草”,“行人”则是词人的化身。词人通过这样一组意象的刻画,表现了其抑郁终不得排解的心绪。
综观全词,词人写了春天的景,春天的人,而后者也可以算是一种特殊的景观。词人意欲奋发有为,但终究未能如愿。全词真实地反映了词人的一段心理历程,意境朦胧,令人回味无穷。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花儿残红褪尽,树梢上长出了小小的青杏。燕子在天空飞舞,清澈的河流围绕着村落人家。柳枝上的柳絮已被吹得越来越少,但不要担心,到处都可见茂盛的芳草。
围墙里面,有一位少女正在荡秋千,少女发出动听的笑声,墙外的行人都可听见。慢慢地,围墙里边的笑声就听不见了,行人惘然若失,仿佛多情的自己被无情的少女所伤害。
注释
褪:褪,脱去,
小:毛本作“子”。
子:毛本误作“小”。
飞:《二妙集》、毛本注一作“来。”
绕:元本注“一作晓。”
柳绵:即柳絮。
何处无芳草句:谓春光已晚,芳草长遍天涯。
多情:这里代指墙外的行人。
无情:这里代指墙内的佳人。
这首词是伤春之作。苏轼长于豪放,亦擅婉约,这首词写春景清新秀丽。同时,景中又有情理,人们仍用“何处无芳草”以自慰自勉。作者的“多情却被无情恼”,也不仅仅局限于对“佳人”的相思。这首词下片所写的是一个爱情故事的片段,未必有什么寄托。只是一首很好的婉约词。王士祯《花草蒙拾》所说的“枝上柳绵,恐屯田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同时指出这首词与风格婉约的柳永词不相上下。
“花褪残红青杏小。”开头一句描写的是暮春景象,这是说,暮春时节,杏花凋零枯萎,枝头只挂着又小又青的杏子。作者的视线是从一棵杏树开始的:花儿已经凋谢,所余不多的红色也正在一点一点褪去,树枝上开始结出了幼小的青杏。“残红”,他特别注意到初生的“青杏”,语气中透出怜惜和喜爱,有意识地冲淡了先前浓郁的伤感之情。“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燕子在空中飞来飞去,绿水着一户人家。这两句又描绘了一幅美丽而生动的春天画面,但缺少了花树的点缀,仍显美中不足。“绕”字,曾有人以为应是“晓”。通读全词,并没有突出的景物表明这是清晨的景色,因而显得没有着落。而燕子绕舍而飞,绿水绕舍而流,行人绕舍而走,着一“绕”字,则非常真切。“枝上柳棉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树上的柳絮在风的吹拂下越来越少,春天行将结束,难道天下之大,竞找不到一处怡人的景色吗?柳絮纷飞,春色将尽,固然让人伤感;而芳草青绿,又自是一番境界。苏轼的旷达于此可见。“天涯”一句,语本屈原《离骚》“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是卜者灵氛劝屈原的话,其思想与苏轼在《定风波》中所说的“此心安处是吾乡”一致。最后竟被远谪到万里之遥的岭南。此时,他已人到晚年,遥望故乡,几近天涯。这境遇和随风飘飞的柳絮何其相似。
上阕描写了一组暮春景色,虽也有些许亮色,但由于缺少了花草,他感到更多的是衰败和萧索,这正如作者此时的心境。作者被贬谪在外,仕途失意又远离家人,所以他感到孤独惆怅,想寻找一些美好的景物来排解心中的郁闷,谁知佳景难觅,心情更糟。上阕表达了作者的惜春之情及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墙外是一条道路,行人从路中经过,只听见墙里有荡秋千的声音,一阵阵悦耳的笑声不时从里面传出,原来是名女子在荡秋千。这一场景顿扫上阕之萧索,充满了青春的欢快旋律,使行人禁不住止步,用心地欣赏和聆听着这令人如痴如醉的欢声笑语。作者在艺术处理上十分讲究藏与露的关系。这里,他只写露出墙头的秋千和佳人的笑声,其它则全部隐藏起来,让“行人”去想象,在想象中产生无穷意味。小词最忌词语重复,但这三句总共十六字,“墙里”、“墙外”分别重复,竟占去一半。而读来错落有致,耐人寻味。墙内是家,墙外是路;墙内有欢快的生活,年轻而富有朝气的生命;墙外是赶路的行人。行人的心情和神态如何,作者留下了空白。不过,在这无语之中,有一种冷落寂寞之感。“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也许是行人伫立良久,墙内佳人已经回到房间;也许是佳人玩乐依旧,而行人已渐渐走远。总之,佳人的笑声渐渐听不到了,四周显得静悄悄。但是行人的心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墙院里女子的笑声渐渐地消失了,而墙外的行人听到笑声后却心绪难平。他听到女子甜美的笑声,却一直无法看到女子的模样;心情起伏跌宕不已,而女子也并不知道墙外有个男子正为她苦恼。男子多情,女子无情。这里的“多情”与“无情”常被当爱情来解释,有感怀身世之情,有思乡之情,有对年轻生命的向往之情,有报国之情,等等,的确可谓是“有情”之人;而佳人年轻单纯、无忧无虑,既没有伤春感时,也没有为人生际遇而烦恼,真可以说是“无情”。作者发出如此深长的感慨,那“无情”之人究竟会撩拨起他什么样的思绪,对此,他并没回答。也许是勾起他对美好年华的向往,也许是对君臣关系的类比和联想,也许倍增华年不再的感慨,也许是对人生哲理的一种思索和领悟,作者并未言明,却留下了丰富回味、想象的空白。
下阕写人,描述了墙外行人对墙内佳人的眷顾及佳人的淡漠,让行人更加惆怅。在这里,“佳人”即代表上阕作者所追求的“芳草”,“行人”则是词人的化身。词人通过这样一组意象的刻画,表现了其抑郁终不得排解的心绪。
综观全词,词人写了春天的景,春天的人,而后者也可以算是一种特殊的景观。词人意欲奋发有为,但终究未能如愿。全词真实地反映了词人的一段心理历程,于清新中蕴涵哀怨,于婉丽中透出伤情,意境朦胧,韵味无穷。
此词朱祖谋本、龙榆生本未编年。其后诸家编年有异,而主要观点有以下四种:
曹树铭本云:“细玩此词上片之意境,与本集《满江红》之上片相似。而这首词下片之意境,复与本集《蝶恋花》之下片相似。以上二词,俱作于熙宁九年丙辰密州任内。铭颇疑此词亦系在密州所作,志以待考。”
薛瑞生本、邹同庆、王宗堂本均据《冷斋夜话》所载王朝云在惠州贬所曾唱此词及苏轼惠州时期的诗文里惯用此词中出现的“天涯”一词而系于绍圣二年(1095)春,作于惠州。陈迩冬《苏轼词选》也怀疑这首词是“谪岭南时期的作品”。
张志烈《苏词二首系年略考》认为此同是苏轼罢定州任谪知英州启程南下时的寄托之作,是他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离定南行路途触景而发。
李世忠《苏轼〈蝶恋花·春景〉作时考》则据词中“青杏”、“燕子”、“柳绵”意象断定此词必不作于苏轼贬惠期间,据其所表述的思想情感看,当作于苏轼贬谪黄州时期,但没有具体编年。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此诗是岑参边塞诗的代表作,作于他第二次出塞时期。此时,他很受安西节度使封常清的器重,他的大多数边塞诗成于这一时期。
此诗描写西域八月飞雪的壮丽景色,抒写塞外送别、雪中送客之情,表现离愁和乡思,却充满奇思异想,并不令人感到伤感。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浪漫理想和壮逸情怀使人觉得塞外风雪变成了可玩味欣赏的对象。全诗内涵丰富宽广,色彩瑰丽浪漫,气势浑然磅礴,意境鲜明独特,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堪称盛世大唐边塞诗的压卷之作。其中“忽如一夜春风来,千即万即梨花开”等诗句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全诗以一天雪景的变化为线索,记叙送别归京使臣的过程,文思开阔,结构缜密。共分三个部分。
前四句为第一部分,描写早晨起来看到的奇丽雪景和感受到的突如其来的奇寒。挂在枝头的积雪,在诗人的眼中变成了一夜盛开的梨花,和美丽的春天一起到来。前面四句主要写景色的奇丽。“即”、“忽如”等词形象、准确地表现了早晨起来突然看到雪景时的情形。经过一夜,大地银装素裹,焕然一新。接着视线从帐外逐渐转入帐内。飞雪进入珠帘,打湿了军帐。诗人选取居住、睡眠、穿衣、拉弓等日常活动来表现寒冷,如同选取早晨观雪表现奇异一样是很恰当的。虽然天气寒冷,但将士却毫无怨言。而且“不得控”,天气寒冷也会训练,还在拉弓练兵。表面写寒冷,实际是用冷来反衬将士内心的热,更表现出将士们乐观激昂的战斗情绪。通过人的感受写严寒,手法又具体真切,不流于抽象概念。诗人对奇寒津津乐道,使人不觉其苦,反觉冷得新鲜,寒得有趣。这又是诗人“好奇”个性的表现。
中间两句为第二部分,描写白天雪景的雄伟壮阔和饯别宴会的盛况。“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用浪漫夸张的手法,气势磅礴地勾出瑰奇壮丽的沙塞雪景,反衬下文的欢乐场面,体现将士们歌舞的积极意义。“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并列三种乐器而不写音乐本身,颇似笨拙,但仍能间接传达一种急管繁弦的场面,以及“总是关山旧别情”的意味。在主帅的中军摆开筵席,倾其所有地搬来各种乐器,且歌且舞,开怀畅饮,这宴会一直持续到暮色来临。第一部分内在的热情,在这里迸发倾泄出来,达到了欢乐的顶点。
最后三句为第三部分,写傍晚送别友人踏上归途。“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归客在暮色中迎着纷飞的大雪步出帐幕,冻结在空中的鲜艳旗帜,在白雪中显得绚丽。旗帜在寒风中毫不动摇、威武不屈的形象是将士的象征。这两句一动一静,相互映衬,画面生动,色彩鲜明。“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尽管依依不舍,毕竟是分手的时候了。“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用平淡质朴的语言表现了将士们对战友的真挚感情,字字传神,含蓄隽永。这一部分描写了对友人惜别之情。
这首诗,以奇丽多变的雪景,纵横矫健的笔力,开阖自如的结构,抑扬顿挫的韵律,准确、鲜明、生动地制造出奇中有丽、丽中有奇的美好意境,不仅写得声色宜,张弛有致,而且刚柔相间,急缓相济,是一首不可多得的边塞佳作。全诗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抒发了诗人对友人的依依惜别之情和因友人返京而产生的惆怅之情。
作者在首二句开篇谈到东晋诗人陶渊明,表明自己很喜欢陶渊明的作品,作者觉得陶渊明的文思高超玄妙。作者在第二、三句提到和白氏同期稍早的诗人韦应物,称赞其诗歌具有清新闲远的情调。陶氏和韦氏与江州(今江西九江、瑞昌等市县)都有着较深的联系。陶渊明是九江当地人,曾任江州祭酒和彭泽(隶属九江)县令。而韦应物曾担任过江州刺史,亦曾于诗中提及浔阳楼,曰:“始罢永阳守,复卧浔阳楼。”(《登郡寄京师诸季淮南子弟》)白氏登楼而追忆曾居于江州的前人,对他们的才情抒发强烈的赞扬和佩服。
在前四句中,作者以一“爱”字来说明陶氏的作品对自己有着很深的吸引力,又用一“怪”字来表达自己对韦氏的诗才感到很好奇。
至第五、六句,作者的想法渐渐明朗开来,他在登楼之后,知道了为何二人之诗风令他“爱”与“怪”。此二句语言平实,内容简单,但却是承上启下之笔,既让人明白他提及陶韦二人,说“爱”与“怪”的目的,又引人欲观下文,想要了解作者在登上浔阳楼后。究竟是看到什么或感受到什么,让他“有以知其然”。
在第七至第十句时话题一转,以优美的对偶句向众人展现出了江州辽远大气的美景。
七、八两句中,“大江”对“匡山”,体现江州山水俱备;“寒”对“青”,清冷的触感与沉郁的色彩,体现出山水的气势;“见底”与“倚天”相对,下深及江底,上高耸入云天,体现江州山水的壮阔。在这两句的描写中,影像鲜明雄阔,色彩较重,更偏向于可感的视觉和触觉。而第九、十句则转向一种迷濛之中。“深夜”对“平旦”,江州无论晨昏日夜,皆有其独特的美景;“湓浦月”对“炉峰烟”,夜里月光洒在江水上,清晨的香炉峰云烟聚散,给人一种似实而幻,幽静淡雅的迷离感。此二句铺展出江州的柔美风光,与第前两句形成较为明显的对比:色彩一重一淡,感受一真一幻,笔锋一刚一柔。
如此景观所包蕴的“清辉”与“灵气”日夜浸染着昔日的才子诗人,给予他们高玄的文思,清闲的诗情。诗至第十一、十二句,作者胸中已了然,正是这样的山水,赋予陶韦二人创作出令其“爱”和“怪”的作品。
抒怀至此,似乎可告一段落。但作者显然意犹未尽。第十三、十四句所言,或许在说文才不如二人的同时,亦觉官才不如之,虽然对于他人来说,他的为官经历和诗作文笔皆可以证明白氏是有才之人,且丝毫不逊于陶韦,但白氏依然在前人才华前表达出了自谦。最后,他对自己写下此诗作了一番解释:“因高偶成句,俯仰愧江山。”自言这首诗是登高兴至而偶发之作。才情有限,无法将所见景物完美地表达,愧对江山美景。被贬谪为江州司马的白居易,其内心有着不得志的苦闷。在“俯仰”一句中,或许亦有可能些微传达出其在政治上挫折顿郁,志不能抒,虽仍为官却愧对自己想要在其间施展抱负的天地江山。
自古以来,登高望远往往能给文人骚客许多的感触或是情致。对于白居易来说亦然。诗题虽为《题浔阳楼》,实乃作者站在浔阳楼上饱览胜景。赞叹江州河山,并怀古抒情之作。登楼面对壮秀河山的白氏,在诗歌中一路笔锋飞扬,语句或直白或工巧,写景挥洒,抒情畅怀。使得全诗富有极强的情绪感染力。
江淹早岁以一介寒士受知于宋建平王刘景素,景素爱好文学之士,江淹在南兖州做过景素的僚属,后淹因事系狱,自狱中上书,“景素览书,即日出之”(《南史》本传)。景素出镇荆州,江淹从之镇,其时约当公元472年(明帝泰豫元年)至公元474年(后废帝元徽二年)间,江淹集中写荆山汉水风物的诗即作于这几年。
全诗十六句,前八句着重写景,绘出关山重叠、烟水苍茫的秋色图卷;后八句转向抒情,抒发归路迢递、飘零自伤的忧思情怀。首联总领写景,开头即以“怅然”点明此行抑郁惆怅的心境,为全诗定下了基调。“汉北”则交代地点。诗人回首眺望“岨山田”,触景生情,引出了这篇诗章。“沄沄”,水流回转貌,如《楚辞》中汉王逸《九思·哀岁》云:“窥见兮溪涧,流水兮沄沄。”此联写群山绵延,高下参差,溪涧沟壑,纵横错互的景象,气势壮观雄伟。“沄沄”状水之蜿蜒曲折,“参差”写山之错落耸峙,“百重”以对“万里”,均形容其广袤。此联从不同的方面写出了荆襄山水博大雄奇的姿态。
如果说上联是写其全貌的话,那么下一联则进一步从地理形势上烘托出景物的特色。诗人的眼光已不局限于荆襄一地,而是放眼远眺,神游故国,西北至秦陇,东南至吴越。荆山居江汉平原之西鄙,雄关险隘,屏障楚地,迤逦至西北则是秦岭大巴山和黄土高原,而江汉平原又如同通向长江三角洲的门户,河川网络犹如血脉相连。这一联概括了荆襄江汉在地理上的重要地位,实有深意存焉,这一点在下面再加揭示。从用笔看,这一联也是工整的对偶,动词“带”与“冠”尤为传神,前者展现了层峦逶迤的壮阔景象,后者描画出浮云笼罩的南国风光。出句以雄关绝塞表现出苍茫凝重的格调,而对句则以云烟连绵传达出旖旎曼妙的情思,这一对比如同宋代山水画中荆浩、关仝的叠嶂丘壑之于董源、巨然的淡烟轻岚,色彩迥异的意象构成的对偶,避免了合掌雷同,收到了相反相成的效果。
下一联笔势收拢,又落到了眼前的草木之上。草色转为枯黄,好像将原来的翠绿收藏起来了,故谓之“敛”;“穷水”乃荒远之水,它与草色共同构成了一个秋气肃杀的意境。“木叶”句令人想起《九歌·湘夫人》中的名句:“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而“变”的修辞又令人忆及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警策:“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木叶纷纷坠落,改变了原先水木交映的河上景色,此处妙在将“变”用作使动词,造语不同凡响。事实上整个这一联都有模拟谢诗的痕迹,虽然彼写春景,此拟秋色,但都表现出星移物换的微妙变化。当然江淹之句难以与谢诗的自然天成相比拟,其得之模拟,终落第二义。“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钟嵘《诗品》),于此可见一斑。
“草色”一联已暗逗秋意,到“秋至”一句则点明秋天的来临。这一句也是化用《湘夫人》中开头的句子:“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这两句在《湘夫人》中原与上引的两句紧相衔接。这里,在表现秋色由晦转明时,诗人通过化用的意象成语的内在联系,使诗的上下两半意脉贯通,很自然地过渡到抒情部分。诗人宦游他乡,故以“客人”自称;“伤婵娟”则是悲伤帝子在此清秋时节降临水边,伶俜飘零。“目眇眇兮愁予”,她那忧伤的目光使诗人油然而生同病相怜之情。“婵娟”,姿态美好貌,在此指代帝子,亦即神女。江汉间流传着许多惝恍迷离的神话传说,像郑交甫于汉皋遇二神女,解佩相赠之事即是其一。据《水经注·沔水》载,襄阳县北之方山,“山下水曲之隈,云汉女昔游处也,故张衡《南都赋》曰:‘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汉皋即方山之异名也。”可见诗人化用楚辞并非凿空而道、无中生有,而是切合其地方人文特色的。
下一联写其欲归不成,归途漫漫之感。“试访”犹言“欲访”;“淮海使”,扬州的地方长官。东晋以还,北人南迁,多聚居于扬州一带,所谓的侨置州郡也多设于此。史载江淹“起家南徐州从事”,又曾“随景素在南兖州”,“寻举南徐州秀才对策上第”(《南史》本传),上述两个侨置州在刘宋时即以京口、广陵为治所,诗人故将淮海视为自己的故乡。“蓬驱”句以蓬草自况,蓬草的飘转不定正如其无止境的游宦生涯。飘蓬的意象由来已久,而建安诗人尤喜用之,如曹植的《杂诗》云:“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风。何意迥飚举,吹我入云中。高高上无极,天路安可穷!”几可作此句诗的注脚。“旌心”即心旌,语出《战国策·楚策》,意谓中心不安如悬挂的旌旗飘摇不定。“徒自悬”犹言内心的悬念不安只是自费苦心,徒劳无益。此处诗人也有其言外之意,且留待下面一并交代。
最后一联感叹岁月蹉跎,忧多伤身。“若华”犹言“若英”,即若木之花。若木是神话中生长于西方日入处的树木。《山海经·大荒北经》称:“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郭璞注:“生昆仑西,附西极,其华光赤下照地。”若木之光华后人也用来指时光。《离骚》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屈原的举动,据王逸的解释,是“折取若木,以拂击日,使之还去”,“或谓拂,蔽也,以若木鄣蔽日,使不得过也”(《楚辞章句》)。总之,都是挽留光阴之意。诗人在此感叹,光阴如逝水无情,即使想借助若木加以挽留,也是徒劳无谓,忧思丛集,只会使自己伤神减寿。诗的最后这种深沉的忧伤与开头的“怅然”相呼应,令读者久久回味。
那么诗人的忧伤又是因何而生的,联系其身世遭遇就不难明白这种感情的内涵。他对刘景素深怀知遇之感,此时正随刘在荆州任上。荆州地处上游,为扼制东南的军事重镇,刘在僚属的劝唆下图谋反叛,江淹苦谏而景素不纳。谏云:“殿下不求宗庙之安,而信左右之计,则复见麋鹿霜露栖于姑苏之台矣。”(《梁书》本传)殷鉴不远,东晋桓玄据荆州谋反即遭败亡,诗人预感到景素覆灭的下场,因而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后来景素移镇京口,果然兵败被杀,江淹则因受贬而幸免于难。所谓“旌心徒自悬”正表现出诗人苦谏不从的忧虑。
前人称江淹之诗“悲壮激昂”(李调元《雨村诗话》),“有凄凉日暮,不可如何之意”(刘熙载《艺概》),洵为的论。此诗前半写山河之壮伟,地势之重要,本应是拱卫中枢的屏藩,现在却酝酿着一场动乱,故后半倾诉出深沉的忧伤,其中既有身世感怀,又有国事之慨。深沉的忧思与雄峻的山河相为表里,故有悲壮之气。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多处化用了楚辞的意象与成语,这不光是一个修辞问题,更主要的是诗人与屈原的情思相通。荆州治所江陵即为楚之郢都,屈原青年时代被谗去郢,即向北流浪,至于汉北,所谓汉北即樊城一带(据林庚考证,参见其《民族诗人屈原》一文)。这和江淹所处的地域正好吻合,屈原的忧国伤时不能不激起诗人的共鸣。江汉流域的地理环境、人文传统为诗人的感情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载体,他之化用楚辞也就十分自然,由此也增强了全诗的悲剧色彩。
这首词分为上下两阕,上阕借景抒情,下阕缘情发议。它从当时世界性的大冲突出发,借助昆仑山脉的高大形象,抒发了诗人彻底改造旧世界,埋葬帝国主义,实现人类永久和平的伟大抱负。在毛泽东诸多的诗词杰作中,《昆仑》词以厚重的历史感、思想视野的开放性以及想象的新颖雄奇性,占有着特殊的艺术地位。词的上阕作者以夸张、比喻、拟人的手法,浓墨重彩,描绘了昆仑山光影交错的多角度、多层面的艺术形象。既突出了它“数学上的崇高”和“力学上的崇高”,也突出了它的高寒、多雪所产生的巨大破坏力。在正与反的强烈对照中,自然引发出一个促人深思的问题:对于此中的历史功过,究竟应当如何评说?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一起笔,巍巍昆仑奔来眼底,以其壮美的雄姿,造成强大的心理震撼。“横空出世”,以天地为上下标线极状其高。“莽”,以视觉印象的迷茫无际极状其广。“阅尽”则有两重意思:一是以人世沧桑为参照物突出昆仑的古老,一是以昆仑作为特定窗口来收视人类创造力的伟大。通过这一双向映照,实现了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赋予了昆仑山以历史巨人的崇高地位。人类历史中所包容的异质性的深邃内涵,由于这一变形化处理而变得格外鲜明和尖锐,强烈唤起读者对人类生存空间及人类历史命运的关注。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运用比喻和夸张的手法,描绘了昆仑山披冰盖雪,千里蜿蜒的气势,和这种巨大的自然力带给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的负面影响。这种巨大自然力的负面影响,到了夏天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加酷烈。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诗人忧国忧民的心情,也因此显得更为急切了。昆仑山是一个如此奇特的存在,它既是力的极致,又是灾的根源。对于这样一种矛盾的现象,必然引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这是对以昆仑山为代表的自然力的深层属性的探索,也是对以昆仑山为见证的人类历史的深层内蕴的探索。诗人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以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作为集中的关注点,要求做出公正的评判,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敢于向历史挑战的勇气,以及对全人类命运的自觉的责任心和崇高的使命感。
词的下阕,是作者对上阕中提出的问题,通过雄奇的想象所做出的美学回答。而今我谓昆仑”,是对“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的强劲对接。“而今是对“千秋”的接榫,“我”是对“谁”的接榫。“当诗人说着我的时候,同时也在指着人类和世界。”(别林斯基语)因此,这句词中所说的“谓”,就自然扩化成作为无产阶级自觉代表的诗人和作为人类历史文化象征的昆仑山之间的直接对话。“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是气吞山河的宣告也是对大山的指令,带有不容违拗的威严性,充分显示出无产阶级革命家主宰沉浮的伟力和自信。
“安得倚天抽宝剑,将汝裁为三截。“诗人借助想象的力量,对高寒多昆仑山重新进行工程性的精心裁制。在这举重若轻地扭转乾坤的“抽”“裁”二字之中,形象地表达了通过革命斗争去理想地改造世界的远大志向。战国时楚国的宋玉作《大言赋》,其中有“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介,倚天之外”。宋玉想象着把整个天地化成一辆大车,以大地为车,以圆天为车盖,在这样的大车上,有柄长剑,它的一头自然要延伸到天的外头。李白在《大猎赋》里说“于是擢倚天之剑,弯落月之弓,昆仑叱兮可倒,宇宙噫兮增雄。”李白想象抽出倚天剑来,只要呵斥一声便使昆仑山轰然倒下。李白的另一首诗《临江王节士歌》写自己的抱负,“白日当天心,照之可以事明主。壮士愤,雄风生。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宋代词人辛弃疾《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辛弃疾说需要倚天之剑来拨开云雾见青天。这些诗人的丰富想象显然影响了毛泽东并给了他创作的灵感。但是不同的是,古人笔下是“剑倚天”,而在毛泽东笔下则是“人倚天”,更加凸显人的高大形象。如此高大的巨人自然威猛无比,能够倚天抽剑,把昆仑山截为三段。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诗人继续发挥雄奇的想象,对裁下的三截大山做出了不偏不倚的处理,让昆仑山所蕴藏的巨大能量在经过兴利除弊的改造后,为全人类共同造福。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毛泽东曾明确表示:“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段话,可以帮助人们具体理解这三句词中博大精深的理性内涵;这三句词,可以看成是这段话中所强调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艺术注脚。“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同此凉热”的“太平世界”,是人类理想社会的代名词,中国古代贤哲把它表述为“世界大同”,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把它表述为“解放全人类”,即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诗人对人类明天的衷心祝愿,也是对本词宏大主旨的画龙点睛。无疑,这一主旨的广阔和重大是旷世罕见的。它的无与伦比的广阔性,在于它对人类历史的全息包容;它的无与伦比的重大性,在于它对人类解放的总体启示。在人类面临二战浩劫的前夕,毛泽东以自己雄奇瑰丽的诗篇,表达出一个明确的方向:惟有彻底变革旧世界的社会结构,才能真正铲除战争的根源,全人类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