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为醉归遇雨抒怀之作。词人借雨中潇洒徐行之举动,表现了虽处逆境屡遭挫折而不畏惧不颓丧的倔强性格和旷达胸怀。全词即景生情,语言诙谐。
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一方面渲染出雨骤风狂,另一方面又以“莫听”二字点明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何妨吟啸且徐行”,是前一句的延伸。在雨中照常舒徐行步,呼应小序“同行皆狼狈,余独不具”,又引出下文“谁怕”即不怕来。徐行而又吟啸,是加倍写;“何妨”二字透出一点俏皮,更增加挑战色彩。首两句是全篇枢纽,以下词情都是由此生发。
在雨中行走,按照生活常态,当然是骑马胜过竹杖芒鞋,但是苏轼却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这里当然不是写实,而是继续写自己当时的心态。当自己拥有平静悠闲的心态时,即使是竹杖芒鞋行走在泥泞之中,也胜过骑马扬鞭疾驰而去。这里还隐含了两种生活的对比,一种是竹杖芒鞋的平民生活,一种是肥马轻裘的贵族生活。在历经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后,苏轼越来越认同这种真真切切、平平淡淡的平民生活。“竹杖”、“芒鞋”是苏轼用来表达平民生活的重要意象,在其诗词中经常使用,如《初入庐山》:“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东坡》:“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寓居定惠院》:“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尽管苏轼是一位士人和官员,但却是一个平民艺术家,常常深入民间,并过着平民般的生活。“竹杖芒鞋”就是苏东坡典型的平民形象,也是其平民人格的真实写照。
竹杖芒鞋行走在风雨中,本是一种艰辛的生活,而苏轼却走得那么潇洒、悠闲。对于这种生活,他进一步激励自己:“谁怕?”意思是说,我不怕这种艰辛和磨难。这是一句反问句,意在强调这种生活态度。为什么要强调这种生活态度呢?因为对于苏轼,这就是他一生的生活态度,所以他说:“一蓑烟雨任平生”。“一蓑烟雨”,是说整个蓑衣都在烟雨中,实际上是说他的全身都在风吹雨打之中。这“一蓑烟雨”也象征人生的风雨、政治的风雨。而“任平生”,是说一生任凭风吹雨打,而始终那样的从容、镇定、达观。这一句简直就是苏轼一生生活的写照。他在政治上不断地受到打击,一贬再贬,晚年最后流放到了蛮荒之地海南岛。但是在精神上,他始终没有被打败,始终保持一颗鲜活灵动的心。当他被贬到海南岛,仍能够写出“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这样心灵纯净的句子。对于“一蓑烟雨”这样的意象,苏轼是非常喜爱的。他对唐代词人张志和的词《渔歌子》中“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样的句子极为赞赏,恨其曲调不传,并将其改为《浣溪沙》中句子(“自庇一身轻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入歌。
我们再看词的下阕,下阕转到写雨后的情景和感受。“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这里描绘了一个有趣而又充满哲理的画面:一边是料峭春风,作者感到丝丝的冷意;一边是山头斜照,作者感到些些的暖意。这既是写景,也是表达人生的哲理。人生不就是这样充满辩证法吗?在寒冷中有温暖,在逆境中有希望,在忧患中有喜悦。当你对人生的这种辩证法有了了悟之后,就不会永远沉陷在悲苦和挫折之中,就会在微冷的醒具中升起一股暖意、一线希望。“山头斜照却相迎”,是对生活的一种积极观照,是一种通观,是苏轼经历磨难和打击之后,在灵魂上的升华。苏轼在他的另两句诗中,也表达这种思想:“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意谓凄风苦雨之后也终会放晴的。
其实以上三句表达的还只是一种儒家的境界,这是一种入世的人生态度。在此基础上,苏轼进一步彻悟人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归去之后,看刚才刮风下雨的地方,哪里有什么雨,哪里有什么晴。所谓风雨,所谓晴,不过是人心中的幻象而已。这里苏轼进入到了佛教所说的“无差别境界”。在佛教看来,“万法惟心所现”,世界的一切物象皆是心所幻化而出的。如果心静,世界自然清静。其实世界万物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我们有了分别心才有了世界万象。如果我们内心进入到了无差别的境界,世界万物哪有什么分别呢?因此佛教劝人“无执”,一切都不要执着,不要被外物所系缚。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不要太在乎,所谓“宠辱不惊”。苏轼在这里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哲理,归去之后(可理解心灵的皈依),心灵进入了宁静的境界,再看生活中的风雨或阳光,哪有什么区别呢?都微不足道。他在此劝人既不要因风雨而担惊受怕,也不要因阳光而欣喜若狂,一切都泰然处之。这看来似乎有些唯心的色彩了,其实这是一种人生的大境界,是一种了悟宇宙、人生之后的大超越。这也反映出了苏轼的人格境界,应该说苏轼的一生基本上达到了这一境界。晚年他流放到海南岛后,又把这三句稍一改,写入了另一首诗《独具》:“潇然独具午窗明,欲具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可见,苏轼是以此来磨砺自己的人格境界,并贯穿在他一生的生命历程之中。全词以这样充满哲理的句子收尾,韵味无穷,令人深思。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三月七日,在沙湖道上赶上了下雨,拿着雨具的仆人先前离开了,同行的人都具得很狼狈,只有我不这么具得。过了一会儿天晴了,就做了这首词。
不用注意那穿林打叶的雨声,何妨放开喉咙吟咏长啸从容而行。拄竹杖、穿芒鞋,走得比骑马还轻便,一身蓑衣任凭风吹雨打,照样过我的一生!
春风微凉吹醒我的酒意,微微有些冷,山头初晴的斜阳却应时相迎。回头望一眼走过来的风雨萧瑟的地方,我信步归去,不管它是风雨还是放晴。
注释
沙湖:在今湖北黄冈东南三十里,又名螺丝店。
狼狈:进退皆难的困顿窘迫之状。
已而:过了一会儿。
穿林打叶声:指大雨点透过树林打在树叶上的声音。
吟啸:吟咏长啸。
芒鞋:草鞋。
料峭:微寒的样子。
斜照:偏西的阳光。
向来:方才,先前。
萧瑟:风雨吹打树叶声。
此词为醉归遇雨抒怀之作。词人借雨中潇洒徐行之举动,表现了虽处逆境屡遭挫折而不畏惧不颓丧的倔强性格和旷达胸怀。全词即景生情,语言诙谐。
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一方面渲染出雨骤风狂,另一方面又以“莫听”二字点明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何妨吟啸且徐行”,是前一句的延伸。在雨中照常舒徐行步,呼应小序“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又引出下文“谁怕”即不怕来。徐行而又吟啸,是加倍写;“何妨”二字透出一点俏皮,更增加挑战色彩。首两句是全篇枢纽,以下词情都是由此生发。
在雨中行走,按照生活常态,当然是骑马胜过竹杖芒鞋,但是苏轼却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这里当然不是写实,而是继续写自己当时的心态。当自己拥有平静悠闲的心态时,即使是竹杖芒鞋行走在泥泞之中,也胜过骑马扬鞭疾驰而去。这里还隐含了两种生活的对比,一种是竹杖芒鞋的平民生活,一种是肥马轻裘的贵族生活。在历经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后,苏轼越来越认同这种真真切切、平平淡淡的平民生活。“竹杖”、“芒鞋”是苏轼用来表达平民生活的重要意象,在其诗词中经常使用,如《初入庐山》:“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东坡》:“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寓居定惠院》:“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尽管苏轼是一位士人和官员,但却是一个平民艺术家,常常深入民间,并过着平民般的生活。“竹杖芒鞋”就是苏东坡典型的平民形象,也是其平民人格的真实写照。
竹杖芒鞋行走在风雨中,本是一种艰辛的生活,而苏轼却走得那么潇洒、悠闲。对于这种生活,他进一步激励自己:“谁怕?”意思是说,我不怕这种艰辛和磨难。这是一句反问句,意在强调这种生活态度。为什么要强调这种生活态度呢?因为对于苏轼,这就是他一生的生活态度,所以他说:“一蓑烟雨任平生”。“一蓑烟雨”,是说整个蓑衣都在烟雨中,实际上是说他的全身都在风吹雨打之中。这“一蓑烟雨”也象征人生的风雨、政治的风雨。而“任平生”,是说一生任凭风吹雨打,而始终那样的从容、镇定、达观。这一句简直就是苏轼一生生活的写照。他在政治上不断地受到打击,一贬再贬,晚年最后流放到了蛮荒之地海南岛。但是在精神上,他始终没有被打败,始终保持一颗鲜活灵动的心。当他被贬到海南岛,仍能够写出“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这样心灵纯净的句子。对于“一蓑烟雨”这样的意象,苏轼是非常喜爱的。他对唐代词人张志和的词《渔歌子》中“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样的句子极为赞赏,恨其曲调不传,并将其改为《浣溪沙》中句子(“自庇一身轻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入歌。
我们再看词的下阕,下阕转到写雨后的情景和感受。“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这里描绘了一个有趣而又充满哲理的画面:一边是料峭春风,作者感到丝丝的冷意;一边是山头斜照,作者感到些些的暖意。这既是写景,也是表达人生的哲理。人生不就是这样充满辩证法吗?在寒冷中有温暖,在逆境中有希望,在忧患中有喜悦。当你对人生的这种辩证法有了了悟之后,就不会永远沉陷在悲苦和挫折之中,就会在微冷的醒觉中升起一股暖意、一线希望。“山头斜照却相迎”,是对生活的一种积极观照,是一种通观,是苏轼经历磨难和打击之后,在灵魂上的升华。苏轼在他的另两句诗中,也表达这种思想:“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意谓凄风苦雨之后也终会放晴的。
其实以上三句表达的还只是一种儒家的境界,这是一种入世的人生态度。在此基础上,苏轼进一步彻悟人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归去之后,看刚才刮风下雨的地方,哪里有什么雨,哪里有什么晴。所谓风雨,所谓晴,不过是人心中的幻象而已。这里苏轼进入到了佛教所说的“无差别境界”。在佛教看来,“万法惟心所现”,世界的一切物象皆是心所幻化而出的。如果心静,世界自然清静。其实世界万物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我们有了分别心才有了世界万象。如果我们内心进入到了无差别的境界,世界万物哪有什么分别呢?因此佛教劝人“无执”,一切都不要执着,不要被外物所系缚。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不要太在乎,所谓“宠辱不惊”。苏轼在这里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哲理,归去之后(可理解心灵的皈依),心灵进入了宁静的境界,再看生活中的风雨或阳光,哪有什么区别呢?都微不足道。他在此劝人既不要因风雨而担惊受怕,也不要因阳光而欣喜若狂,一切都泰然处之。这看来似乎有些唯心的色彩了,其实这是一种人生的大境界,是一种了悟宇宙、人生之后的大超越。这也反映出了苏轼的人格境界,应该说苏轼的一生基本上达到了这一境界。晚年他流放到海南岛后,又把这三句稍一改,写入了另一首诗《独觉》:“潇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可见,苏轼是以此来磨砺自己的人格境界,并贯穿在他一生的生命历程之中。全词以这样充满哲理的句子收尾,韵味无穷,令人深思。
本首词是作者被贬黄州的第三年所作。读罢全词,人生的沉浮、情感的忧乐,我们的理念中自会有一番全新的体悟。只要坚守自己的精神世界,顺境不骄,逆境不惧,就会少些烦恼,多些宁静和快乐。作者以风趣幽默的笔调写出途中遇雨所感所思,表达了乐观旷达的生活态度。
读罢全词,令人心情振奋,心境豁然,心灵净化。人生的沉浮、情感的忧乐,在读者的理念中自会有一番全新的体悟。从心理学“白日梦”的角度看,此词实际是作者描绘的一个淡泊从容、旷达超脱的白日梦,在多个方面都非常符合白日梦的特征。
第一,心情符合白日梦之条件——郁闷不爽。
写此词前三年,即公元1079年,作者因被诬作诗“谤讪朝廷”遭御史弹劾,被捕入狱,后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宦海沉浮,经历坎坷,理想不竟,抱负未果,使作者几年来一直郁郁不得志,思想上陷入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之中,心情烦闷。
第二,意境符合白日梦之真谛——宁静自由。
作者对现实的官场险恶生活非常厌倦,渴望摆脱这种生活,退隐江湖,过一种淡泊宁静、无忧无患、无欲无求、轻松自由的生活,也即“归去”。
第三,结构具备白日梦之特征——自然完整。
入梦的引子是“饮酒”和“下雨”。酒的微醉让作者晕晕乎乎,这是白日梦形成的主要基础。烟雨的迷蒙让天气灰暗朦胧,创设了入梦的良好氛围。
入梦句是“莫听穿林打叶声”,梦境为“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里作者用“竹杖”“芒鞋”“蓑衣”“烟雨”等意象及雨中“吟啸”“徐行”等动作创设了一个极为美妙的白日梦梦境,活脱脱地勾勒出了一个隐居江湖过着从容淡泊生活的隐士形象,他虽无荣华富贵之享受,但亦无宦海浮沉之忧患,心情得以平静,心境得以安宁。
梦醒句为“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料峭的春风吹醒了醉酒,作者感到冷,一个激凌,头脑清醒了,梦结束了,作者又回到现实之中。这“冷”既是实写酒醒后身体感到冷,也是写梦醒后又想到自己的遭遇而产生的心冷。正在这时,远处山头温暖的夕阳让作者感到了些许暖意,也增添了他战胜逆境的信心。
过渡句为“回首向来萧瑟处”。虽然“相迎”的斜阳给作者带了一丝温暖,但一想到自己饱含萧瑟风雨的坎坷仕途路——“回首向来萧瑟处”,心中燃起的希望之火又熄灭了!
梦破后寻梦句为“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仕途的风雨就如同这自然界的风雨一样变幻无常,他所期盼的仕途阳光又会在多长的风雨之后?与其终日忍受这种提心吊胆之痛,还不如“归去”,退隐江湖,一切平静,无悲无喜,“无雨无晴”。
第四,情节显露白日梦之特色——亦真亦幻。
首先,序言中说“同行皆狼狈”,已证明雨之大,而“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却又描写诗人置身雨中,对雨听而不闻,从容高歌,潇洒徐行,全然没感到淋漓之苦的状态,这怎么可能是实写呢?接下来的“竹杖芒鞋轻胜马”也不太合常理。用竹杖芒鞋行泥泞之路,拖泥带水,怎比得上骑着高头大马急行如飞来得轻快?因此这“轻”恐怕不是写现实行路之轻,而应是无官一身轻。“一蓑烟雨任平生”也让人生疑。序言中已说“雨具先去”,怎会又出现了披蓑在雨中穿行?看来应是想象之景。“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若按自然的逻辑也很难解释得通。雨过天晴,应该是“已无风雨正是晴”,怎会是“也无晴”?所以,这里的“晴”不会单纯指天晴。
由此可见,这些都是写作者心中想象之事而非眼前之景,全词就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一个“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归去”白日梦!
纵观全词,一种醒醉全无、无喜无悲、胜败两忘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呈现在读者面前。“也无风雨也无晴”,是一种宠辱不惊、胜败两忘、旷达潇洒的境界,是一种“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境界,是一种回归自然,天人合一,宁静超然的大彻大悟。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这是一首咏物诗,也是一首宫怨诗。汉成帝的妃子班婕妤德容兼备,初时颇得宠幸,便成帝后来移情于另一淫而妒的妃子赵飞燕,班婕妤被迫离开皇帝,自请迁往长信宫,与太后同住,在那里度过了寂寞而凄凉的岁月。班婕妤的遭遇在宫廷妇女当中具有代表性,因而成为历代诗人反复歌咏的一个题材。但本诗的构思却非同凡响。诗人不是泛泛地歌咏其事,而是抓住长信宫中草这一小小的景物,即小见大,即物见人,在这一习见的题材上翻出令人难忘的新意。
“委翠似知节,含芳如有情”深秋季节,当班婕妤在长信宫庭院中漫步之时,她看见本来的满园青草如今都已色衰翠减,一片枯黄。这些草儿仿佛知晓节令一般,当秋风渐紧、严霜频降临之时,便收敛了它的翠色。但阵风吹过,枯草丛中飘来阵阵余香,似乎这些微小的生物,并不甘心自己的青春的消陨,还希望有情之人来亲近自己的芳泽。这两句运用了拟人手法,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是一种移情之笔。小草“知节”而“委翠”,与班婕妤见成帝宠爱赵飞燕而自请迁长信宫以避祸,不是很相似吗?小草虽然枯萎,却依然“含芳如有情”,与班婕妤的气质高洁,和她虽备受冷落,却不忘对成帝的一片旧情,不是颇为相似吗?当人们咏读这些诗句,对小草致以深切同情的时候,便自然而然会对导致小草凋零的恶劣气候产生憎恶之感。严霜、寒风扼杀了小草的生机,而帝王的喜新厌旧,使班婕妤这类宫廷女子的青春与生命过早凋零,不也像风霜一般的残酷逼人吗?不过,小草随“委翠”却仍“有情”,因为宫廷中的女子,除了期待皇帝的眷顾,别无出路;从诗人来说,则是遵循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诗教。
正因为“有情”,因此班婕妤对成帝虽心怀怨尤,却依然没有绝望。据 《汉书.外戚传》,班婕妤在长信宫曾作赋自悼,中有“潜玄宫兮幽以清,应门闭兮禁闼扃。华殿尘兮玉阶苔,中庭萋兮绿草生。......神眇眇兮密靓处,君不御兮谁为荣?俯视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视兮云屋,双涕兮横流。”只因不忘旧情,因此每日俯瞰殿前石阶,祈盼看到成帝履迹。本诗的后二句,应当是从这里化生出来的:履迹日日如此稀少,以致于中庭的草儿蔓延滋长,简直要向石阶延伸过来了。这无声的生长着的小草,正是含有无限哀怨的班婕妤的象征。在这里,诗人不着一个怨字,而巧妙地给无感情的小草赋予感情,使女主人公的满腔愁怨,表现得更为深婉,从而也更能令读者为之低回感叹、黯然神伤。
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曾经谈到过比喻之多边。以这首小诗而论:前二句以草比喻女子气质之高洁以及命运之不幸;后二句则隐以草比女子无尽之愁思。虽同为长信宫中之草,但前后寓意所指不同,这就使得这首短短的小诗,亦包含了相当丰富且耐人寻味的寓意。
此辞写屈原被放逐以后对楚国黑暗世道的怨愤。作者罗列社会人事、花鸟禽兽、神仙传说等多种意象,细致描绘并沉重地抨击当时的局势。同时也刻画了作者的矛盾心理——既想藉此远走避世隐居,又怕名誉上受损;并且无法忍受君王为奸佞之徒所蒙蔽。辞以屈原的口吻来书写,表达出一种伤痛的情绪,生动展示了主人公立场坚定与矛盾的内心世界。
全辞可分三部分。
从开头至“虽有八师而不可为”是第一部分。这部分写世道的浑浊黑暗,并指出其原因载于贪浊之人当道,廉洁之人贝谗受压,其结果自然只能是不论是非,不变忠佞,风俗毁誉,高下参差了。故辞一开头就在“世道”二字上着眼,说“世沉淖而难论兮,俗岒峨而嵾嵯”。
具体而言,一是黑白不分,纯洁的日见其少,以致消灭;龌龊的日见其多,以致繁盛。可见贤者不重用,愚者进在显位,世风之日下可叹。
二是贪狠之人如“枭鸮”这已成群结队、组成联盟,而廉洁之士如“玄鹤”者反敛气节而退隐。可见黑暗势力的强大。
三是佞谄小人如“蓬艾”、“马兰”者受到君王的亲近,以这些杂草比喻其踊跃欣喜之状。而忠贞之士如“药芷”、“杜衡”者反被抛弃。可见上不任贤,世风之日下已无可奈何。至此辞人发出感叹:周朝用贤之道于今已“芜秽而险巇”,高阳古帝之德也遭“点灼而毁议”。可见世风之日下,已到了难以评说、无可挽回的地步。
第二部分至“孔子过之以自侍”,写屈原偏反其道而行之的坚决态度,希望一遇闲人明主,以救世风。屈原态度之坚决,志之不可夺,辞用比兴手法加以衬托,有如皇天之“保其高兮”,后土之“持其久”。接着写他“偏与乎玄英异色”的志趣。世道亲近小人,斥逐君子,正如喜爱丑女“嫫母”而排挤美女“西施”,绝不当日侍左右的“嫫母”、“勃屑”。食禄之臣居高位,享厚禄,而妄行佞谄,必将失其位,正如蠹虫依桂树,食芬芳,不知留止,而妄欲移徙,必将亡其所一样。人的洁身自好,不能变志而易行,以求禄位,必将穷困而终身,正如“蓼虫不知徙乎葵菜”。
两相比较,言下之意,自己偏要做“蓼虫”而决不当“桂蠹”。然则“处湣湣之浊世兮,今安所达乎吾志?”只有保持忠正之志,欲远去以求贤人明君。“骥踌躇於弊輂兮,遇孙阳而得代。吕望穷困而不聊生兮,遭周文而舒志。甯戚饭牛而商歌兮,桓公闻而弗置。”可见屈原处浊世而而无人理解、欲救世风而不被重用才想到远行求贤,正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就进一步表现了屈原坚强的意志和态度。
最后一部分承上而来,古贤俊皆有所遇而“吾独乖剌而无当兮,心悼怵而耄思。”,转写屈原的遭遇和决心委命江流时的痛苦心情。
这一步分写了三层意思:
一是着重从小人得势角度写自身的遭遇。“思比干之恲恲兮,哀子胥之慎事。悲楚人之和氏兮,献宝玉以为石。遇厉武之不察兮,羌两足以毕斮。”这些可思可哀可悲的事,无一不是因小人智少虑狭,承顺求媚,身居高位,以其愚心妄改前圣之法,背义谋私,妄造虚伪以谮毁贤人视贤人甚于草芥所致。
二是着重从君王亲谗角度写作者自身的遭遇。君王“亲谗谀而疏贤圣兮”,以美为丑;君王“愉近习而蔽远兮”,不变黑白,流放忠良,使贤人“不得效其心容”。而作者自己遭到流放也是因为这样。而小人的谗谄蔽明君王的亲信谄谀,又是互为因果表里的,这决定了时世之沉沦是势所必然的了。
最后一层则是着重从自身的遭遇写悲愤的心情,直至决心投降殉国作结。欲留不能,欲去不行,无路可走,陷入绝境地步。于是才推出“愿自沉於江流兮,绝横流而径逝。宁为江海之泥涂兮,安能久见此浊世?”其怨恨指甚,无以复加,字字血泪,疾痛惨怛。
此辞抓住屈原遭流放后思想感情中的一个“怨”字叙事抒情,这与“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观点是一致的。通过“怨世”而“悲其志”,进而想见其为人,既再现了屈原这一伟大爱国诗人的感人形象,又于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屈原崇高品质的无限敬仰以及对于屈原遭遇的深厚同情,同时又谴责了世道的黑暗。在内容上,通过屈原的“怨世”而指出国家的安危存亡与国君“远巧佞,退贤言”、举贤任能密切相关,是可贵的。
陶渊明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堪称第一位田园诗人。他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是诗人用田园风光和怀古遐想所编织成的一幅图画。诗分两首,表现则是同一题材和思想旨趣。
第一首以“在昔闻南亩”起句,叙述了劳动经过,描绘了自然界的美景,缅怀古圣先贤,赞颂他们躬耕田亩、洁身自守的高风亮节。他早就听说过南亩,只恨自己没有尽早赶来,过这俯身躬耕的日子。这里他提到《论语》里“屡空”的颜回。陶渊明不怕贫穷。这正是他用以反抗世俗的安贫乐道。他喜欢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他从村落清新的晨曦里一路走出来,架好车马,下地干活,他的胸中饱胀着自然的情怀。鸟声婉转,风中送来弥漫的花草清香,凉爽,和善,绝不寒冷。田地上的白雪潮水般褪去,荒草覆盖了冬后大地的无数小径。这偏远的、人迹罕至的地方叫人惊喜。他可以在这里找到自由。不需要繁华、光荣和热烈的事物,以及任何一个多余的人。他甚至觉得,汲汲于功名的人类是可笑的。他理解了植杖翁的遁世选择。陶渊明觉得隐居的道理应该为人生的通识感到惭愧。隐,还是不隐,一直是个问题。这个世界的通识就是,不隐,要入世,功成名就,出人头地。陶渊明还不想归隐,时候还没到,但他的愧对只是暂时的不安。他终将心安理得地归去。
但是,作者却意犹未尽,紧接着便以第二首的先师遗训“忧道不忧贫”之不易实践,夹叙了田间劳动的欢娱,联想到古代隐士长沮、桀溺的操行,而深感忧道之人的难得,最后以掩门长吟“聊作陇亩民”作结。陶渊明一向把孔子视为先师。孔子说过的“忧道不忧贫”,他记在心里。但他更喜欢这种“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的农耕生活。陶渊明想成为长沮、桀溺那样的隐士。他的内心有挣扎,有焦虑,本想有所作为,世界却使他望而却步。他很失望,渐渐生出一颗叛逆之心,甘愿“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这将是他生命的归宿。
这两首诗犹如一阕长调词的上下片,内容既紧相联系,表现上又反复吟咏,回环跌宕,言深意远。可整首诗又和谐一致,平淡自然,不假雕饰,真所谓浑然天成。仿佛诗人站在读者的面前,敞开自己的心扉,既不假思虑,又不择言词,只是娓娓地将其所作、所感、所想,毫无保留地加以倾吐。这诗,不是作出来的,也不是吟出来的,而是从诗人肺腑中流泻出来的。明人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一则说:“靖节诗句法天成而语意透彻,有似《孟子》一书。谓孟子全无意为文,不可;谓孟子为文,琢之使无痕迹,又岂足以知圣贤哉!以此论靖节,尤易晓也。”再则说:“靖节诗直写己怀,自然成文。”三则说:“靖节诗不可及者,有一等直写己怀,不事雕饰,故其语圆而气足;有一等见得道理精明,世事透彻,故其语简而意尽。”这些,都道出了陶诗的独特的风格和高度的艺术成就。
冲淡自然是一种文学风格,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学艺术境界。在这种境界里,我融于物,全忘我乃至无我;神与景接,神游于物而又神随景迁。这种境界的极致是悠远宁谧、一派天籁。因此,陶渊明的“鸟哢欢新节,泠风送余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就成了千古不衰的绝唱。不加雕饰却又胜于雕饰,这是一种艺术的辩证法。不过,这中间确也有诗人的艰苦的艺术劳动在,那是一个弃绝雕饰,返璞归真的艺术追求过程,没有一番扎实的苦功是难以达到这种艺术创作境界的。
这组诗写田野的美景和亲身耕耘的喜悦,也还由此抒发作者的缅怀。其遥想和赞美的是贫而好学、不事稼穑的颜回和安贫乐道的孔子,尤其是钦羡古代“耦而耕”的隐士荷蓧翁和长沮、桀溺。虽然,作者也表明颜回和孔子不可效法,偏重于向荷蓧翁和长沮、桀溺学习,似乎是乐于隐居田园的。不过,字里行间仍透露着对世道的关心和对清平盛世的向往。如果再注意一下此诗的写作时代,这一层思想的矛盾也就看得更清晰了。在写这两首诗后的两年,作者还去做过八十多天的彭泽令,正是在这时,他才终于对那个黑暗污浊的社会彻底丧失了信心,并表示了最后的决绝,满怀愤懑地“自免去职”、归隐田园了。这是陶渊明式的抗争。如果不深入体会这一点,而过多地苛责于他的逸隐,那就不但是轻易地否定了陶渊明的大半,而且去真实情况也不啻万里了。
有人认为,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所表现的诗意与襟怀现实而完美地昭示了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境界。或者说,借用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四境界说”,可以认为《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代表了陶渊明站在“天地境界”对自然、功利乃至道德境界的同时超越。这就是陶渊明选择返归田园过耕读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勇气与智慧的思想资源,也是陶渊明为人为诗何以超绝凡俗的根本原因。
此词蕴含了词人丰富的情感:久别重逢的喜悦、宦海沉浮的悲惋无奈和离别在即的愁绪。全词想象奇特,虚实相生,虚实处理得当,境界缥缈开阔,语言洒脱灵动,富有浪漫色彩。
此词上片抚今追昔。
先怀念过去。久别的朋友来访,词人无比喜悦地与朋友畅谈从前:当年自己与朋友一同参加科举殿试,同榜及第,金銮殿上一同被皇上唱报名次,然后一同跨马游街,到琼林苑赴宴赏花,在繁华的汴京,自己和朋友都觉得春风得意、前程似锦。
再感慨现在。分别十年,岁月沧桑,如今自己却远离京城、身贬滁州、官职低微,多年在人生的岔路口徘徊,无所成就,徒然辜负了当年皇上的隆恩和风光荣耀。过去的得志与现在的失意形成鲜明的对比,抒发了词人对过去春风得意的岁月的怀念与留恋,对自己宦海浮沉、如今遭受贬谪的境遇的郁闷与悲叹。
下片抒写对朋友的情意。
先写对朋友的留恋与关心。听说朋友要去赴任的阆州和神仙的住处相通,那么自己今后就再也见不到朋友了,即使登上高楼也够不着神仙之地,看不到朋友的家。久别重逢,自是喜悦,但离别在即,分别难再相见,怎能不让人依恋不舍;何况朋友任职的四川阆州与自己的贬所滁州相比,是更偏远、蛮荒之地,自己和朋友“同是天涯沦落人”,朋友也要善自珍重啊。
再想象朋友离开后自己的离愁别绪。朋友的离去,使滁州似乎变成了孤城,太阳不再令人温暖,一天天的日子显得空虚、难以打发,生活孤单、清冷、无聊,心里充满无尽的离愁,只能将思念付予那些经霜的红树以及与它们相连的远处的红霞。
此词风格飘逸。首先,多重时空转换变化,有重聚的现在,有同榜及第的十年前,还有即将到来离别之后;有词人与朋友都风光得意的汴京,有词人“薄宦老天涯”的滁州,有朋友即将赴任的阆州,还有神仙居处的阆苑,境界开阔。
其次,多处用虚笔,回忆过去,想象朋友的去处,想象朋友离开后自己在滁州的情形,笔触灵动超逸。最后,想象奇特,词人忽发奇想,将人间僻地的阆州点化为天上仙境阆苑,赋予阆州以神奇、浪漫、缥缈的特点,具有神话色彩。
再次,境界缥缈开阔,语言洒脱灵动。“阆山”通“阆苑”,“滁州”望“阆州”,展现了多重时空的组合变化。“闻说”二字导入传说,忽又接以“楼高”句设想将来,灵动超逸,挥洒自如。
此诗写出了夔州妇女的勤劳困苦,表现了诗人对她们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结句答问,正是深意所在。诗中通过对夔州一带重男轻女风俗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劳动妇女的深切关怀和同情,也是杜甫一贯的忧国忧民思想的具体反映。
开头四句并非着意写夔州的生活习俗,而是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社会问题。《后汉书·周举传》指出当时的社会弊病是: “内积怨女,外有旷夫。”这在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社会同样存在。女子“上头”后一般至十六、七岁即出嫁,而夔州女已经头发半自,四五十岁了,仍然是找不到丈夫的老处女,原因是她们遭逢丧乱,男丁减员,女子嫁不出。夔州处女被安史之乱葬送了青春年华,所以抱恨终生,令人叹息。“堪咨嗟”,一作“长咨嗟”,用“堪”字是表现作者对夔州处女命运的哀怜和悲叹,而用“长”字则是夔州处女的自怨自悒。
此诗的第二个层次,即“土风”以下二句,着重写男尊女卑、男逸女劳的当地风俗。女子同时肩负着男人和女人的两种义务,承受着心理和体力的双重折磨,却处在男人的附属地位上。
“十有”以下八句是对夔州妇女日常生活的具体描写,也可以说是诗的第三个层次。这一层写得很有特色,八句之中两两交叉,分别写夔州女的劳动和妆束。她们十之八九要砍柴、卖柴,换的钱来养家糊口。女子既要维持家计,又要应付官府摊派,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老处女的肩上。接下去两句写她们的服饰,颇有画龙点睛之妙。杜甫写的是老处女,所以她们把头发挽成垂颈的双鬟。因为是处女,她们爱美的心思尚未泯灭,尽管头发已经半白了,上面却插着银钗和野花山叶等饰物。这些还只是作为铺垫,目的是写夔州处女的操劳之苦。滚西一带的集市在高处,她们背着柴草拼力爬高到市集上出卖。对于“死生射利兼盐井”句,意思是背盐只赚得蝇头微利,是贩私盐,是偷偷摸摸地贩卖私盐,这样“死生射利”四字才有着落。夔州女除了负薪,还得背盐。在唐代盐铁由国家专卖,贩私盐不允许,但可以多赚一点钱。她们冒着生命危险去贩卖一点私盐,并不是像大商人那样为了屯积居奇。杜甫把史书中的“乘时射利”和“豪贾射利”改为“死生射利”,正是为了说明背盐女子像获取猎物一样冒险挣钱。 “死生”二字是定性的, “射利”二字是绘形的。正因为负薪女挣扎在饥寒和死亡线上,所以她们备感生活的艰辛,挥泪度日。这是一幅多么令人心酸的图画。
最后二句是反诘语,用以照应全篇,意谓夔州处女老大嫁不出去,并不是因为她们长得粗丑,美貌动人的王昭君的故乡不就是在这一带吗?这里的“巫山”与宋玉《高唐赋》的巫山神女无直接关系,当指地名而言,但其中也包含着此地自古出美人的意思,从而增强了全诗的讥刺意味。
此七言古诗,在现存杜诗中系一首颇为别致、耐人寻味的风土诗。诗以贫苦的劳动妇女为题材,其描绘当时夔州一带的农村妇女,乃具有典型之意义。杜甫对此不仅寄以深厚的同情,且在最后“若道巫山”二句中,尤针对封建统治者诬蔑劳动妇女为“鹿丑”的不实之词,理正词严地予以驳斥。此在全部古典诗歌史上乃是鲜见的。诗写土风,文字质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