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上片吊古伤今,抒发词人心中的沧桑凄凉之慨,下片紧承上片的吊古之意,即景感怀,反复咏叹,强烈地抒发了其内心的失意、惆怅之情。全词运用了渲染、烘托等手法,表现了作者贬谪途中去国怀乡的郁闷忧愤之情。
上阙以两个何句作怀古:襄王在何处,宋玉已作古。词以君王与文臣对举,虽是说古事,却不无现实的寓意。首同襄王。“草绿烟深”的氤氲气象代表了政治的清明昌盛,而“何处是”即谓“是何处”,构句已表达了作者的疑问。更何况这“草绿烟深”。当襄王之时,也只是在“梦里”。次间宋玉,将《高唐赋》中神女之句嵌入词中,朝朝暮暮,飞云行雨,又有何人赏识?“几许愁”实形容愁多。在这巫山之地,想那神女之事,发面为两个问句,作者以历史的思考面表达了对于政治清明昌盛、君臣迟契合作的疑惑与犹豫。
下阙承“暮雨朝云”面起,写春天里那漫天飞飞扬扬的花絮。就像人心里弥漫缠绕的愁绪,花絮点点,牵动着愁绪片片,每一点都叫人心痛肠断,而这花絮却不管不问。径自在空中肆意飞舞。城楼下那茫茫的长江水。城对岸那高高的向南山,虽然指示着东去朝中的谒见,南归乡里的团圆,而“胃臣”的心里却充满着悲伤与痛苦。黄庭坚已在遇救出川的路上,不会再有“断肠”之愁。由上片的怀古感慨,引出虽然已经解除了禁个,但是也已经完全丧失了政治的热情。六年的放逐留下了太深的伤痕,他正在考虑退身之事。人在朝廷,并不自由,更有无端的伤害与打击。这是他已经获赦面仍称“羁臣”的缘故。 他在到达江陵之后,坚决上疏向朝廷辞绝京官面请求外任以养家糊口,是缘于这一路上的思考。
这首诗首六句是第一段,追叙诗人一直在望月,不但望日望月,新月时也在望,怀人之思深矣。“始出西南楼,纤纤如玉钩”,二句写新月初生,细小弯曲而柔弱娇美,如玉钩般晶莹剔透的月牙,开始出现在西南楼的方向。以下又以“末映东北墀,娟娟似蛾眉”二句承接上文,继续写新月的将落。此二句说新月将落时,那弯曲细长而娟美的新月转而照射在东北面的台阶上。以下二句则总写新月,初生新月光线柔和微弱,所以似乎被带有珠饰和琐形花纹的窗帘所遮隔。这里“蛾眉映珠栊,玉钩隔琐窗”二句,把无形之光线当作有形之物体来写,形象生动而富有实体感。这种以实写传虚景的手法,把初生新月娟美柔弱、犹如病态美人婀娜多姿的形态细腻传神地活现了出来,给读者留下了许多可以想象的审美空间,取得了良好的审美效果。
中间六句是第二段,写眼前月圆的实景。“三五二八夜,千里与君同”,笔锋一转,由初生新月写到望日之月。读至此,方使人悟到以上六句所写是追叙,其目的正是以新月和眼前望日之月作对比。新月光线柔弱,恐难以照远,不能和远方的“情人”共赏,而今正是月圆光满之时,正好与对方隔千里而共度此良宵。引出怀人之思,为下文的厌倦客游生活埋下伏笔。“夜移衡汉落”,承上继续写眼前景,并交待时间。北斗星转换了方向,银河众星也逐渐稀疏,表示夜已很深,交待赏月已久。“徘徊帷户中”,笔锋又转到玩月,写月光缓慢地照进屋中。此句又一次采用了以实写传虚景的手法,把月光的移动比作人的徘徊,富于感情色彩,也暗示了诗人当时的忧愁心绪。“归华”二句,转写月光照射下的官廨中残花败叶景象,并由花叶的过早为风露所摧残凋零,转而进一步引起下文的身世之感和对现实状态的忧怨。“归华先委露,别叶早辞风”,对仗工整,平仄协调,可谓律诗佳联。
诗后十句是第三段。“客游厌苦辛”二句,是由上文的残花败叶的凄凉景象转到自身倦于客游仕官生活的感受,过渡自然和谐。由于厌倦了这种如飘尘般的不稳定生活,所以诗人自然而然地闪现出“休澣自公日,宴慰及私辰”的想法。二句说乘这公务繁忙之后的休假日及时地休息宴饮。“宴慰及私辰”句比较巧妙,既照应了题目的玩月,又自然地向下文的写赏月时的宴饮过渡。
“蜀琴抽白雪,郢曲发阳春”,承接上文“宴慰”,此二句写赏月时用优美动听的音乐来娱悦身心,消除不快。同时又暗用典故,表示自己志趣洁白高尚,知音者少,照应上文“千里与君同”,又为结尾的“留酌待情人”埋下伏笔,具有多重作用。“肴干酒未阕,金壶启夕沦”,仍就眼前而说,上句说玩月而饮,肴菜已尽而饮兴正浓;下句照应“夜移衡汉落”,“金壶”,即铜壶,又名漏,是古代的一种计时工具,此说上面铸有金人的夜漏已尽,天色将明,又一次交待时间。末二句承“启夕沦”,写天色将明而不得不结束这次的赏月,但临行而又止,欲留下来等待与“情人”共饮。表示对玩月之夜的无限留恋和对知音的深切怀念,与“千里与君同”相呼应,发人深思,余味无穷。
这首诗遣词造句形象生动,特别是前二段,把新月初生的灵幻光景和公廨处景物描绘逼肖。钟嵘《诗品》说鲍照“善制形状写物之辞”,又说他“贵尚巧似”,此诗可算是典型的例子。此外,此诗风格清丽柔弱,在诗人“操调隐急”(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敖陶孙《诗评》)的总体风格中可算是别具一格的作品,但后代有人把它和宫体诗相并论,却是失之偏颇的过激之辞。
这四首写景诗,都是抓住一个细节,抓住平凡事物中富有诗意的东西加以表现。
第一首,在湘水渡中,不写湖光山色,两岸风物,却抓住了中流的一只渔舟;又不写渔舟的种种,视线却集中在渔夫身上;却又不写渔夫的种种,单写他穿翻了衣衫,发髻不裹的自由疏散的服饰,体现了诗人对劳动者不拘礼法、衣着随便的欣赏之情。画面表现得光度集中,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
第二首写野径早行,提供给读者的也只有单纯的集中的印象:沿途红红白白、四方飘香的野花。诗人集中兴趣于郊野的自然景物,而景物中最耀眼的则是向行人献媚竞艳的路花。这时,他身外的一切都不在他眼里了,见到的只是白白红红之花,闻到的只是四面八方袭来的香气,他就将这刹那间的感兴形之于诗。诗句并不特别警拔,但诗人的兴会却表现得异常鲜明。
第三首写途经柳宗元祠堂。柳宗元曾被贬为永州司马,如果换一个居官永州的诗人,路过柳子祠,不免要怀古一番。可是杨万里的眼睛却盯住了篱竿上的蜘蛛网。篱竿本来是编在栅栏上护花的,然而却成了蜘蛛结网的凭借。这是人们在园边宅畔常见的小事物,写入诗中,给人以异常的亲切感,也显示了诗人的童心。从中固然可以发现平凡的小东西中的诗情,若说其中含有某种讽喻,似乎也无不可。好诗是常常留着让读者充分想象的余地的。
以上三首都集中绘写景物中的某一个点,有如电影中的特色镜头;而第四首乍看似是写全景和远景。但细察之,置于画面中心的仍然是吸引视觉的有生意的景象。道路和远山只是画面的背景,着重呈露的却是草中的牛背和秧间的人踪。诗人的用心始终是赋予平常事物以新鲜感。
这组诗充分体现了杨万里诗歌风格清新活泼,明朗通脱,语言浅近平易,无艰涩造作之态的特色。
这首诗分为两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叙说澶渊之盟以前边民对契丹的抵抗和斗争。后八句为第二部分,写澶渊之盟以后,朝廷软弱无能,使边民的生活更加艰苦。这首诗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开头两句,正是这种形势的真实写照。“家世”句是说家里世世代代都在边地居住,可见时间之久。而在这很长时期中,不仅年年都要防备契丹的侵扰,而且一年之中,时时刻刻都处在战备状态。正是这种长期的战斗生活,培养了边民健壮的体魄和勇武性格,以致孩子还没有长大就已开始练习骑马,妇女们都能弯弓射箭。边民的英武表现在各个方面,作者也会从边民那里听到或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果件件罗列出来,就会拖沓冗长,没有重点,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诗中只写儿童妇女的“习鞍马”、“能弯弧”,取材很精。儿童习马,妇女射箭,这在别处是很难见到的,最能体现边民的尚武特点。这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不仅有着现实的依据,还同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关。河北地方,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经常征战之地,当地人民,历来就有尚武之风,加之宋朝建国以来与辽国长期对峙,使尚武之风更加发展。孩提妇女都能弯弓射箭,青壮年男子更加骁勇善战。
这样英武的人民,绝不会任人侵侮,下面四句,就写边民对契丹的英勇斗争。“朝夕”表明辽军不仅攻扰须繁,而且出没无常,威胁极大。“蔑如”是说边民对契丹毫不畏惧,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表现了边民的英雄气概。因为契丹经常来犯,边民常常同他们不期而遇,一见之后即互相射杀,双方死伤常常相当。“俱”表明辽军异常凶悍,也体现了边民为保卫国土、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而英勇战斗的精神。
上面虽然讲到残酷的战斗,巨大的伤亡,情调却是高昂的,下面转到澶渊之盟以后,情调就不同了。这次议和是宋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宋朝对辽即完全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了。诗中的“结欢娱”,即指这次议和,这本是统治者的语言,边民引述,是对最高统治者和那帮主和派大官僚的辛辣讽刺。据和约,以后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表面上“情同手足”,“欢娱”得很。宋朝廷用大量绢、银买得了“和平”,以为可以笙歌太平了;契丹统治者打了败仗,还得到这样丰厚的贡献,是真正得到了“欢娱”;而受苦的却是宋朝劳动人民,这大量的绢银,全都将从他们身上榨取出来。而对于边民说来,他们更要同时向宋、辽两方交纳赋税,遭遇更加悲惨。朝廷既然对辽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边境上的将吏就害怕同辽发生纠纷,便约束边民,不准他们“生事”,实际上就是要边民服服帖帖听凭契丹骚扰,不得反抗。朝廷为了欺骗民众,便把这种妥协求和以求苟安一时的行径,说成是深谋远虑。“远图”本是统治者欺骗人民的话头,诗中用作反话,加以讽刺。诗的最后两句就是“远图”的具体说明。“界河”本来是中原故土,此时却成了宋辽边界,而且由于朝廷的妥协退让,住在界河上的边民,甚至连去界河打鱼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不敢”,不仅是说要遭到辽军的横蛮干涉,还包括宋朝将吏的制止,因为他们害怕得罪辽军。末两句极为悲愤沉痛,是对朝廷的尖锐谴责。
这首诗写法同杜甫的名篇“三别”相同,都是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这样写可以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诗中把澶渊之盟的前后作为对照,也使得对朝廷主和派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欧阳修前期在政治上站在以范仲淹为代表为改革派一边,对辽和西夏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妥协。他在庆历三年(1043年)写的《论西贼议和利害状》,就主张对西夏采取强硬态度。这首诗正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