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一寸金》，双调，一百零八字，上片十句五仄韵，下片十一句五仄韵。

　　“秋压”两句，言秋高云淡，只见天上的月儿瘦削得象条腊肉。古人称干肉为束修，此即“束”也。“正古花”四句，这是说当花叶零落时，蟋蟀儿四处乱蹦，词人却用笛子正起了《梅花落》曲调。“玉龙”，笛子名。李白有《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正笛》诗，中有“黄鹤楼中正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即是言用笛子正《梅花落》曲，梦窗化用其诗意。“霜被”两句，写夜景。言池中的荷叶上覆了一层白霜，半透明的红绵纸罩在灯笼上，遮暗了里面的烛光。“年年记”两句，言每年这个时候，玉人从闺楼的绣帘缝间仰视天上的圆月高挂，越发牵动她的孤独感。上片虽句句写景，却字字描绘人意，可谓一语双关。我们也可理解为是描述一位女子孤独凄凉的心情：“姮娥”句，言该女因孤独而瘦削如束；“正古花”四句，谓女子人老珠黄不值钱；“霜被”两句状女子被欺压之喻；“年年记”两句，实写女子所感受的月圆人单的孤独感。

　　下片抒己情怀。“顽老”三句，言己已是个衰钝的老人，心胸中不再存有男欢女爱的乐事。逢到良辰美景，我却只希望孤身独处。“叹画图”四句，言自叹壁上画卷中的山水，无法替代现实中的自然景色。因此我又能到什么地方去垂钓自娱，并烧莼羹而一饱口福呢？“心景”两句，言我心中的想往又能同谁商量？我只能拂弦、转轴，调准音节，弹琴自乐。“转轴”，又释为转调，即乐曲至中途转成他调。此是以曲声的变换，表达出感情的转换。“疏篱下”两句，宕开，故作轻松语。词人效法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重阳日去篱下醉酒，采摘带露的菊花作乐。结句想往的境界是一般落魄文人所追求的标准。

　　上片写赏春人赏春的热情和春去的遗憾。起首二句先描绘东洲的形胜景致，水流迎洲而分为燕尾，洲上芳草萋萋，白盛开。“盈盈”二句写游春女子，年年都把自己扮得如桃花一般。“留春住”三句，写人们虽然殷勤地希望春天能多留一段时间，但时值暮春，芳菲已歇，百花零落，只有水上浮萍和空中飞絮，还残留着春天的一点气息。用一“笑”字。表现出对春去难留的无奈。“棠桡”四句，江上各式各样的船只画舫，载着衣着漂亮的女子，在月光下尽情地游赏美景，但春天还是匆匆地归去了。

　　下片由追忆过去旖旎风光，引发感叹国家的兴亡。在江南那美丽的土地上，仙院香云缭绕，湿润的芳香飘入红漆朱户，道家的神坛疏灯与天上晶亮如珠的星斗互相辉映，就像是一派由天而降的花雨，这一切都如春天注定要逝去一样，也已逝去了。敌人的铁蹄已至国门，江南的桃根古渡已沦于敌手，在这风狂雨妒的不幸时代，那和桃源相似的万点落英和几湾流水是躲避不了侵略者的铁蹄的。此时桂王所凭据的西南地区几乎全部落入清人之手，百姓避乱无地。作者作为明朝遗民，对此感受最为深切、故而也最为沉痛和悲愤。

　　本词虽然吟咏江南风景，实则抒发了国家灭亡的痛苦，继承了辛弃疾愁苦孤愤的情调，并效法辛词以自然界的意象与人事进行类比的写作手法，用语含蓄，感情深沉。

　　这是一支劝勉友人出世的曲子。全曲以两种植物起兴，劝人忘却忧愁，常含笑口。作者因为要把“忘忧”和“含笑”当成一种境界，这种境界只有在摆脱了名利之后才能达到，所以才写忘忧草、含笑花，以表示不为忧愁所扰，含笑人生的情怀，而用别的花、草不能配合词曲的主旨。而要从根本上摆脱人生的烦恼，宜及早挂冠，即辞官。作者在这里间着一个“宜”字，意谓抛弃功名、脱离官场宜早不宜迟。

　　接着，曲子以一个鼎足对，用排比的修辞手法，提及三个历史人物：善辩的陆贾、多谋的子牙、充满豪气的张华。这是为了表明人才无用武之地，不如早日归隐。按“庆东原”调式四五六句都是四字句，故一连排比三次的“那里也”是衬字。这三处衬字极为有用，它们拉长了叹息的语调，加重了叹息的语气，大有“言之不足则嗟叹之”的意味。

　　在对天连连发问长叹之后，曲子以“千古是非心，一夕渔樵话”作结。千古之是非曲直，都成了渔父樵夫们一夜闲话的资料。白朴这里继承了唐宋词中常用渔樵闲话来感慨兴亡这一做法，同时也回答了前文“那里也”的三个自问：若一定要追踪的话，可以发现，陆贾、子牙、张华们并非荡然无存，他们还“活”在渔樵们的饭后谈资之中。这就是那些历史人物仅存的价值。其言外之意是他们本无甚价值可言，他们的辨别是非之心、经世济民之业只不过给后人添了点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

　　这首曲子的表达方式主要是议论，作者把许多的历史人物拿出来作为论点的佐证，用这些论据论证了自己在词曲中的观点。这种多处用典的方式增加了作者劝勉友人辞官的说服力，同时也悠然闲适的人生志趣表现得活灵活现，语淡而味浓，此曲的一种超脱旷达的心境也随之跃然纸上。

　　这是一首七律，律诗的格律已经很严，而次韵诗又多一重限制，不易写好。苏轼诗中的次韵之作竟达三分之一。有人指责他骋才，搞文字游戏。其实，艺术本来就是戴着枷锁跳舞，限制越严，表演越自由，越能赢得观众的喝彩。

　　苏辙的原唱是：“春去堂堂不复追，空余草木弄晴晖。交游归雁行将尽，踪迹鸣鸠懒不飞。老大未须惊节物，醉狂兼得避危机。东风虽有经旬在，芳意从今日日非。”这当然不失为一首佳作，抒发了伤春之情，寄托了身世之感。但与苏轼和诗相比，却略逊一筹。

　　原唱的首联是惜春，和诗的首联却语意双关，既可说是惜春，又可说是伤时，感伤整个“青春”的虚度，内涵丰富得多。出句以反问语气开头，着一“可”字，表示“青春”已无可挽回地消逝了，比原唱的陈述句“不复追”，语气强烈得多。杜甫《曲江》诗有“何用浮名绊此身”句，苏轼反用其意，表示“欲将诗句绊余晖。”诗名虽也是浮名，但诗人已把功名事业一类浮名排除在外了，也就是“我除搜句百无功”、“更欲题诗满浙东”（《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之意。青年苏轼“奋厉有当世志”，本以“致君尧舜”为目的。但这种雄心壮志早已像春梦一般过去了。他因同王安石的分歧被迫离开朝廷，无法施展抱负，只好以“搜句”来消磨时光。这对他来说是很痛苦的，可见开头两句就感慨万端，有很多潜台词。

　　颔联“酒阑病客惟思睡，蜜绊黄蜂亦懒飞。”紧承首联，进一步写自己的心灰意懒。前句直赋其心灰意懒之情，以“惟”字加强语气；后句用一“亦”字，以黄蜂之懒比己之懒。

　　颈联“芍药樱桃俱扫地，鬓丝禅榻两忘机。”是化用杜牧《题禅院》“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句意，出句写景，遥接首句的伤春，“俱扫尽”的“俱”字说明春色已荡然无存；对句抒情，是“酒阑”句的进一步发挥，说自己淡泊宁静，泯除机心，不把老病放在心上。

　　尾联“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间万事非。”是进一步抒情，作者想要借《法界观》里的“圆融无碍之说”洗刷世间之烦恼。

　　苏辙原唱颔联是比，颈联是赋，对仗平稳。苏轼和诗中间两联颇富变化，元人方回称其情和景相互交织，虚虚实实，“一轻一重，一来一往”（《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十六）。此诗尾联上句五仄落脚，下句不作拗救，正是“诗律颇宽”的表现。虽然未守诗律，但有“神妙流动”之感。

　　这首诗表达了作者对于春事的感伤，对于宦海的沉浮，不执着于一时、心灰意懒的感伤。诗写得含蓄有味，别有深情。

　　柳宗元的《雨晴至江渡》，只有短短的四句话，二十八个字。初读起来好像很容易理解，诗的前两句，写他在雨后初晴的一天傍晚，独自到江边散步。后两句写他在愚溪渡口旁，雨停水退后所见到的景像。

　　河里的洪水太大，大到连村旁的小路都被淹没了。而且，水中漂浮的木筏，也被冲散了，有的高挂在岸边的树枝上。说明这场雨下得太猛，下得太久，自己在屋里憋的时间太长了。久雨初晴，才迫不及待地要到江边来走一走，放松放松自己被压抑的心情。第二句中有一个“独”字，用得非常巧妙，不仅是写实，也是写虚。写实，是指他独自一人到江边来散步；写虚，是指当年一起参加“永贞革新”的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都被发配到偏远的州府，自己孤身一人来到永州，势单力薄，难以再成气候。第四句中有一个“在”字，用得鲜活。因为木筏所处的位置，应该漂浮“在水中”，此刻却被漫天洪水冲到岸边的树上，“在高树”三字，让人叹然思然，不胜感慨。真是几多凄凉，几许伤感。

　　永州，在湖南省的西南部，每年的春夏两季，雨水格外繁多。柳宗元曾经写过一篇《舜庙祈晴文》，其中有几句的大意是：“浓云密布，阴雨连绵，洪水泛滥，不仅河岸崩塌，而且冲断河堤，淹没了稻田和菜地，百姓遭灾，苦不堪言”。因此，祈盼舜帝体恤民情，赶快诛杀妖龙，驱散云雾，使阳光重新普照大地，不再让雨水危害百姓。结合这篇文章，再读《雨晴至江渡》，反复咀嚼，诗人久雨蛰居之苦、远谪漂泊之痛、同情百姓遭遇的忧患意识、感叹自己空有经国济世的抱负，却又无法施展的愤激心情，皆在不言之中，凸显出来。诗人采用了小中见大、平淡之中寓含深意的写作手法，从表面上看来，四句都是写景，其实字字皆在抒情，真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柳宗元这首作于永州溪居的七绝诗，在不同的版本中有不同的解析。如，有的注“槎”为“折、木筏子”，视该诗为一首闲散诗（《柳宗元诗文选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3 月版），有的注“槎”通“楂”即“水中浮木也”，视该诗为“渡口退潮之景”、“偶然景”（《柳宗元诗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版），有的不作任何注释只是笼统地视该诗为“抒写孤寂忧愤的心境”（《柳宗元在永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版）……诸多的解析给读者带来了诸多的疑窦：“槎”究竟是什么意思？诗的旨趣究竟何在？等等。笔者带着这些问题，怀揣有关资料，凭着世居愚溪之源和长期工作在永州的有利条件，一脚踏进柳宗元溪居遗址，目光投向千百年前，实地进行了连续几个暑假的细致考察，经过一番贴近生活的理性分析，似乎找到了一种全新而又真切的理解。

　　我们从柳子的《愚溪诗序》得知，柳子“永州溪居”是一座“八愚”（愚溪、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园林群景。由于柳子诗文直到他死后两百多年才公之于世，所以这群景点对当时人来说就根本不晓得，因而也就没有认传下来。加之后代人们未看到其能表明的“八愚”群景位置的关键一景“愚亭”之所在，所以这座群景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就成了一个谜。这了解开这个谜，永州学人做了大量的考寻工作。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专家考证，发现柳子永州溪居“八愚”群景就在今天永州柳子街 120 号至 126 号之间的愚溪北畔注①，背山面水，座北朝南。笔者曾反复实地察看，看那“八愚”各景点方位与《愚溪诗序》所述吻合，唯一空缺的就是“愚亭”，但见得“愚亭”所在位置正处于愚溪北滨，其址是一座用青石方料铺筑起来的呈圆形（直径约 五米 ）的码头——但决不是什么码头。因为在“其流甚下……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连小舟也进不去的愚溪，当地老百姓不会也没有财力去砌这样一座规模甚大的码头闲置在那里或专作洗衣用。笔者认为，它是“愚亭”基址无疑。想必是筑在这个位置上的三面环水的“愚亭”被哪年的洪水冲毁罢了（注②）。

　　“愚亭”被哪年的洪水冲毁了呢？有没有被洪水冲毁的事呢？请看下面的分析。“愚池”正北约 十米 远的小山坡上（今天柳子街 120 号至 126 号街道靠北）建有一个当地人们世代相称的“十五亭”，据 张绪伯 先生考证就是柳子重建的“愚亭”（注③）。何以知之为柳子重建？从其命名以知之。因为柳子有“以数代名”的习惯。例如他称刘禹锡为刘二十八，称周韶州为周二十二，称娄图南为类二十四等。“愚”乃十三点画，怎么用“十五”称之？ 张绪伯 先生说，柳子写有《永字八法颂》（《外集补遗》）。同朝文人卢肇云：“永字八法，乃点画尔”；《翰林禁经》亦云：“八法者，永字八画也……古人用笔之术，多于永字取法。以其八法之势，可通一切字也”（注④）。由此可见唐代文人是把“愚”看作十五点画的。这样看来，“十五亭”即“愚亭”之别称无疑，既是柳子命名又是柳子所建也无疑。而柳子把当初建在“池之南”的“愚亭”迁建到“池之北”去的事，便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其亭的确被大水冲毁了，毁于哪年夏天，我们不得而知，但毁在柳子永州溪居期间无疑。

　　研究家们认为，《雨晴至江渡》诗大致写于元和六年的夏天，即是说，谁也无法知晓其诗的准确写作时间，但写在柳子永州溪居期间则是可靠的。那么，“池之南”的“愚亭”被洪水冲毁可能就成了《雨晴至江渡》诗的写作背景。

　　依据这样的情境，再来品读柳宗元这首七绝，我们就不难理解其内容了。“江南初晴思远步，日西独向愚溪渡。”你看，“江雨初晴”，诗人首先想到要出去走一趟；已经到了“日西”时分，诗人却还“独”自一人向愚溪渡口（愚溪入潇水处）走去。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雨初停，时近黄昏）出去？一个“思”字，表现出作者心中有一桩难以割舍的心事。什么事？且看后面的诗句：“渡头水落村径成，撩乱浮槎在高树。”诗人踏着刚露出水面的泥泞小路，艰难地走到愚溪渡口一看，只见一些木料和稻草已经“撩乱”变成“浮槎”并挂在愚溪两岸的高树上！原来，诗人是寻找因下大雨涨大水而被冲毁的“愚亭”来了！愚溪“幽邃浅狭”，“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愚溪诗序》），小舟也不能进，无运放竹、木筏子事，自古至今皆然。所以，末句诗中的“槎”既不是“竹、木筏子”，也不是其他“水中浮木”，而是“愚亭”被大水冲毁后散落的那些“木头和草料”。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柳宗元这首七绝既非“闲散诗”，又非“偶然景”，更非“抒写孤寂忧愤之心境”，而是一首即事兴怀诗，它记叙了“愚亭”被大水冲毁瞬间瓦解的真实怀景，流露出一种对“愚亭”被毁的十分惋惜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实质上表现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怀念与追求。

　　柳宗元诗的总特色可概括为“冷峻”二字（前人有所谓“秾秾纤简淡、清峭森严”的说法），这是诗人谪居永州十年“恒惴栗”的主观心绪和那“南夷”“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自然环境相互交织在诗中的必然反映，但这并不是说他的每一首诗都如此。在他的永州山水诗中，也有一些写得“冷”而不“峻”，“清”而不“峭”的，如古体诗《渔翁》和这首《雨晴至江渡》的七言绝句就是这样，它文笔简淡却描写传神，画面清幽而意境深远，给读者以广阔的空间想象美而绝无丝毫森严峻峭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