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柳腰”两句，述女子怀春。此言伊人身穿翡翠色的衣裙曼歌盘舞着柔软的细腰身。但是舞技虽妙，无人赏识，所以她只得兴趣索然地回房独眠，可是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却又难以入睡。两句活现了一位孤独女子怀春时那种醒也不是，睡也不是的处境。“花尘”两句，写春眠景色。此言春季的白眠里是万紫千红，艳阳暖人；可是一到傍晚眠空中却又不知不觉地变得阴沉沉了。江南地区那种“春眠眠气十八变”时晴时雨的状况。词人用两句话，十一个字传神地概括出来。并且此处虽然明写眠气，暗中又刻划出那位独守空房女子的心情，也与这春眠眠气一样的忽晴忽阴，时喜时悲地不能自己。

　　“吴社水”三句，点明地点。此言在吴地郊外一座土地庙旁的河中，拴着一艘游春的客船。女主人公感叹：时光过得多快啊！转瞬间又到了一年中的春眠郊游时节。“东风”三句，再写女子触景生情的心态。她说：“东风只管自己欢快地吹拂，却不管人世间万物的命运究竟如何？我见到燕儿又重新飞来室中，可见燕子尚能留恋旧宅；反过来说那羁旅在外的人啊，却仍是不见他的踪迹。因此我这个独守空房的女子，更觉得自己是多么的无依无靠，在这初春的寒夜里，我辗转反侧一夜无眠，正是多么的难熬啊！”

　　这首词上片写柳的体态标格和风韵之美。起拍说腊尽梅凋，既点明节令，且借宾唤主，由冬梅引出春柳。以“新春”紧承“腊尽”，写腊月已尽，新春来临，早梅开过，杨柳萌发。柳丝弄碧，是春意繁闹的表征，故说“分付新春与垂柳”。“分付”，交付之意，着“分付”一词，仿佛春的活力、光彩、妖娆，均凝集于垂柳一身，从而突出了柳的形象，赞美了柳的体态。柳枝婀娜，别有一种风流，很似少女的细腰。杜甫《绝句漫兴》早有“隔户杨柳弱袅袅，恰如十五女儿腰”之句。作者正是抓住了这一特点，称颂她有合格入流的独特风韵，并进而用“清英秀雅”四字来品评其骨相。这就写出了垂柳的清高、英隽、雅洁、秀丽，见出她与浓艳富丽的浮花浪蕊迥然不同。作者把握住垂柳的姿质特色，从她的体态美，进而刻画了她的品格美。

　　下片转入对垂柳不幸遭遇的感叹。换头三句，写垂柳境况清寂、丽姿无主。长安永丰坊多柳，生永丰园一角的垂柳，尽管明媚春光中修饰姿容，分外妖娆，怎奈无人一顾。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杨柳枝词》，据唐人孟棨《本事诗》载：白居易有妾名小蛮，善舞，白氏比为杨柳，有“杨柳小蛮腰”之句。白居易年事高迈，小蛮还很年轻，“因为杨柳之词以托意，曰：‘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后宣宗听到此词极表赞赏，遂命人取永丰柳两枝，移植禁中。作者在这里化用乐天诗意，略无痕迹，但平易晓扬的语句中，却藏有探沉的含义。”断肠“四句，紧承上文，写垂柳的凄苦身世，说：一到晚春，绿叶虽繁，柳絮飘零，她更将百无聊赖，必然日益瘦削、玉肌消减了。煞拍三句，展望前景，愈感茫然。只有东风的吹拂，足可消愁释怨，使蛾眉般的弯弯柳叶，得以应时舒展。正如宋初诗人幸夤逊《柳》诗听说：“既待和风始展眉。”这微茫的希望的霞光在何处，“又莫是”便是严峻而无情的回答。

　　全章用拟人法写柳，垂柳是词中的“主人公”。它身段苗条。体态轻盈，仪容秀雅。然而却寂寞无主，被禁锢在园林的一角。感受不到春光的温暖，也看不到改变命运的希望。这婀娜多姿、落寞失意的垂柳，宛然是骨相清雅、姿丽命蹇的佳人。词中句句写垂柳，却句句是写佳人：这佳人或许是向苏轼索词的倩奴，或许是与倩奴命运相似的女性。至少可以说，作者是以婉曲的手法，饱和感情的笔墨，描写了一位品格清淑呵命运多舛的少女形象，对之倾注了同情。

　　宋代词论家彭孙说：“咏物词极不易下，要须字字刻画，字字天然。方为上乘。”（《金粟词话》）咏物含瘟深湛，在于寄托，“贵有不枯不脱之妙。”（《莲子居词话》）苏轼此词正具有这些优点。它句句刻画垂柳，清圆流杨，形神兼到，熨贴自然。并借柳喻人，把人的品格与身世融入对柳的形神描幕之中。物中有人，亦物亦人，既不粘滞于物，也不脱离听咏课题。就风格而论，此词缠绵幽怨，娴雅婉丽，曲尽垂柳风神，天然秀美处有似次韵章质夫的《杨花词》，而又别具一段倾城之姿。

　　诗写得曲折，理析得透彻。短短的二十八个字中，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精妙的生命辨证。 南宋诗人姜夔在总结前人诗歌创作经验时，用四个高妙来说明优秀作品：“（1）碍而实通曰理高妙；（2）事出意外曰意高妙；（3）写出幽微，如深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彩，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杜荀鹤的《泾溪》诗正是理高妙的杰作。从表面看，诗的事理是碍而不通的。因为行舟水上，遇险不倾，平流却覆，似乎不合常理。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不通的现象中，潜藏着大通的本质。因为舟是人驾的，舟的载沉，不取决于路的平险，而决定于人的状况。溪险石危时，人人警惕，，自然安如泰山；平流无石处，容易懈怠，往往舟覆人亡。这，正是杜荀鹤《泾溪》诗析理的高妙之处。

　　推而广之，杜荀鹤在这里绝不仅仅说明行船的道理，他也在比拟人事的成败。欧阳修在《梅圣俞墓志铭》中说：“诗穷而后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叙》中列举了文王、孔子、左丘明、屈原、韩非五人遭遇困厄，发愤著书，终成大器的故事。其中的道理，与《泾溪》诗是完全一致的。《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有一句名言：“生于忧患，亡于安乐。”句中的“忧患”正如泾溪的“险”；句中的“安乐”正如泾溪的“平”；句中的“兴”、“亡”正如泾溪的“不闻倾覆”与“沉沦”——水性与人性在此又一次严密吻合。 究其载沉原因，比拟人事成败，有以下四个方面：

　　（1）懈怠。《吴越春秋》载：吴王夫差兴于忧患之时，励精图治，打败了越王勾践。后来，昧于安乐，怠于治国，最终被越所灭。这个故事正好反映了兢慎则成，懈怠则败的教训。韩国著名围棋国手曹熏铉对其天才弟子李昌镐进行评价时断言：最容易毁掉弟子前程的是自我管理失败（即盛名之下的懈怠）。结果，李昌镐事事兢慎，如日方中。倒是李昌镐的对手，怠于人事的聂卫平棋圣毁掉了自己的大好河山。这，又是泾溪诗意的精确注解。

　　（2）麻痹。众所周知，危险的局面使人警惕，平顺的局面促人大意。而失败的毒素，往往存在于大意之中。陈寿《三国志》记载：蜀汉大将关羽统兵伐魏，围困樊城，水淹七军，兵锋所指，无不望风披靡。于是，关羽骄傲起来，放松了对其后路东吴的戒备。结果，吴将吕蒙袭夺荆州，关羽败走麦城，身首异处。这说明了大意与麻痹的危害。需知世上无顺事，事顺则藏险。如果居安不虑危，当然是取败之道。明乎此，也就能洞悉太平洋战争中，美国珍珠港内不可一世的太平洋舰队覆灭的奥秘了。

　　（3）固步自封。有一位老人说过：“如果和平与繁使人不思进取，固步自封，那么，真正的危险就在其中孕育。”甲午战争，泱泱中华大国竟然被弹丸的日本击败。原因很简单，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国力蒸蒸日上；中华自恃地大物博，完全无所作为。两相比较，胜负的天平自然倾斜。同理，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挡不住精勇骠悍的纳粹雄兵；万里长城巨大屏障，挡不住北方草原的强大铁骑；中原汉人的太平梦想，常常被游牧民族搅得满目疮痍。安于现状、固步自封的危险，于此可见。

　　（4）分裂。小说《三国演义》中有这样的故事：曹操打败了袁绍的主力，袁绍病死了。他的儿子和女婿精诚团结，退据北方。曹操急攻不下，便采用了谋士郭嘉的建议，引兵撤退。危险暂时消失了，曾经并肩战斗的袁家子弟们开始了争权夺利。他们自相残杀起来，结果是两败俱伤。曹军顺势北进，彻底消灭了袁家的残余势力，统一了祖国北方。这个故事深刻地揭示了安乐对人性的毒化作用。危险消失了，人心也就散了，曾经有过的齐心协力、共度时艰的局面不复存在。试想同舟不共济，南辕却北辙，能不遭受灭顶之灾吗？

　　以上四点当然不是问题的全部。但是，已经具有触目惊心的巨大震撼力。在杜荀鹤《泾溪》诗中，过往船只的倾覆出于何种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绝对和平流中的舟人失去兢慎有关。万事成功都得缘于进取，大凡失败莫不是堕志。水如此，人如此；古如此，今如此。谁也不能例外。

　　今天，我们的国家渐渐强盛，国民的生活渐渐富足，忧患的日子渐渐远去。但是，歌舞升平的表象里下面，却汹涌着极其险恶的暗流。东有美日，北有强俄，内有台岛，政经隐忧……当此希望与忧患并生的时刻，我们重读《泾溪》诗，其现实的意义不容低估。它能使我们洞察和平背后潜藏的危险，重温“兴于忧患，亡于安乐。”的古训，理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凝聚民族复兴的伟岸张力。帮助我们寻找正视挑战，长治久安的治国良策。

　　这，正是水性与人性的实质，也是杜荀鹤《泾溪》诗的真正价值。寓含的哲理：告诫人们要居安思危，处盈虑亏，枕戈待旦。

　　这两首诗是苏轼题在惠崇所画的《春江晓景》上的。惠崇原画已失，这首诗有的版本题作《春江晓景》，现已无从考证。画以鲜明的形象，使人有具体的视觉感受，但它只能表现一个特定的画面，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一首好诗，虽无可视的图像，却能用形象的语言，吸引读者进入一个通过诗人独特构思而形成的美的意境，以弥补某些画面所不能表现的东西。

　　其一

　　“竹外桃花三两枝”，隔着疏落的翠竹望去，几枝桃花摇曳身姿。桃竹相衬，红绿掩映，春意格外惹人喜爱。这虽然只是简单一句，却透出很多信息。首先，它显示出竹林的稀疏，要是细密，就无法见到桃花了。其次，它表明季节，点出了一个“早”字。春寒刚过，还不是桃花怒放之时，但春天的无限生机和潜力，已经透露出来。

　　“春江水暖鸭先知”，视觉由远及近，即从江岸到江面。江上春水荡漾，好动的鸭子在江水中嬉戏游玩。“鸭先知”侧面说明春江水还略带寒意，因而别的动物都还没有敏感到春天的来临，这就与首句中的桃花“三两枝”相呼应，表明早春时节。这句诗化用了唐人诗句：孟郊“何物最先知？虚虚草争出”，杜牧（一作许浑）“蒲根水暖雁初下，梅径香寒蜂未知”（《初春舟次》）。苏轼学古而不泥，前人诗句的造意，加上自己观察的积累，熔炼成这一佳句。“鸭知水暖”这种诉之于感觉和想象的事物，画面是难以传达的，诗人却通过设身处地的体会，在诗中表达出来。缘情体物又移情于物，江中自由嬉戏的鸭子最先感受到春水温度的回升，用触觉印象“暖”补充画中春水潋滟的视觉印象。鸭之所以能“先知春江水暖”是因为它们长年生活在水中，只要江水不结冰，它总要跳下去凫水嬉戏。因此，首先知道春江水温变化的自然就是这些与水有着密切关系的鸭子。这就说明：凡事都要亲历其境，才会有真实的感受。这句诗不仅反映了诗人对自然的入微观察，还凝聚了诗人对生活的哲理思索。鸭下水而知春江暖，可与“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相媲美，具有见微知著、举一反三的道理。

　　“蒌蒿满地芦芽短”，这两句诗仍然紧扣“早春”来进行描写，那满地蒌蒿、短短的芦芽，黄绿相间、艳丽迷人，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河豚欲上”借河豚只在春江水暖时才往上游的特征，进一步突出一个“春”字，本是画面所无，也是画笔难到的，可是诗人却成功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给整个画面注入了春天的气息和生命的活力。苏轼的学生张耒在《明道杂志》中也记载长江一带土人食河豚，“但用蒌蒿、荻笋即芦芽、菘菜三物”烹煮，认为这三样与河豚最适宜搭配。由此可见，苏轼的联想是有根有据的，也是自然而然的。诗意之妙，也有赖于此。

　　“正是河豚欲上时”画面虽未描写河豚的动向，但诗人却从蒌蒿丛生、芦苇吐芽推测而知“河豚欲上”，从而画出海豚在春江水发时沿江上行的形象，用想象得出的虚境补充了实境。苏轼就是通过这样的笔墨，把无声的、静止的画面，转化为有声的、活动的诗境。在苏轼眼里，这幅画已经不再是画框之内平面的、静止的纸上图景，而是以内在的深邃体会和精微的细腻观察给人以生态感。前者如画，后者逼真，两者混同，不知何者为画境，何者为真景。诗人的艺术联想拓宽了绘画所表现的视觉之外的天地，使诗情、画意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这一首诗成功地写出了早春时节的春江景色，苏轼以其细致、敏锐的感受，捕捉住季节转换时的景物特征，抒发对早春的喜悦和礼赞之情。全诗春意浓郁、生机蓬勃，给人以清新，舒畅之感。诗人苏轼提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卷五《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在他的这首题画诗《惠崇春江晚景》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其二

　　本组诗中的第二首诗一般鲜为人知，但其创作水平也是很高。

　　“两两归鸿欲破群，依依还似北归人。”这一句大体写惠崇所绘的“飞雁图”，大雁北飞，有几只雁不舍这春天美景，差点脱离了队伍。并且运用拟人的手法，将依依不舍的几只归雁比作了“北归人”，使画中内容更加生动形象。

　　“遥知朔漠多风雪，更待江南半月春。”也是拟人化，给北去大雁赋予了人的情感。大雁恋恋不舍是因为南方比北方温暖，所以诗人就写下了大雁认为北方很冷，而且远远地就知道了沙漠风多雪多；这还不止，最后一句诗人进一步写大雁希望在江南多呆几日。这种拟人手法的运用，使惠崇的绘画由“定格”转变成了“录像”，使大雁北飞的情景充满着人的情感，是颇有新意的。

　　《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者，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所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所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所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所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

　　《大雅·下武》的篇章结构非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修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有如连环。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德”“配命”“顺德”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