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街”三句,言京城临安的接官街道已经洒扫清净,明月掩映下的皇宫里,皇上也在等候着吴潜尽快来京任职。“天街”,即京城街道;“建章宫”,本汉宫殿名,这里泛指皇宫。“人未归来”,两句,言吴潜的人还没有抵达京城,但他能干的声名早已名闻京师。“玉树”句,“玉树”美材之喻,如《世说·容止》:“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兼葭倚玉树”。又杜甫《饮中八仙歌》赞萧宗之云:“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上述是其出典处。“宝粟”三句,言用片片宝玉拼镶成的宝粟灯一盏盏高悬在宫阙前,在秋风中闪烁。皇上派使者送来官带赐给吴潜,催促他从速经水路赴京城到任。当时,吴潜正在绍兴任上。
“夜凉”三句,转而写送别夜宴。言秋夜沉沉,虽然凉意不断透过门帘袭向宴会中人,但是宴席正趋在高潮中,大家酒杯交觞,频频向吴大人祝贺,酒酣耳热之时,从词人的醉眼中环视四周景物,都已处在雾蒙蒙一片模糊之中。“钗列”两句。“腰褭”,即要褭。《汉书·武帝本纪》应劭曰:“古有骏马名要褭(音袅),赤喙黑身,一日行万五千里。”“金虫”,指金龟。据《旧唐书·舆服志》云:“三品以上龟袋以金饰,四品以银饰,五品以铜饰。”李商隐《为有》诗中有:“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即指身穿官服的夫婿。此处即是以金龟指代官服。此言酒宴上虽有成群姣娘侍立一旁侑酒助兴,但吴潜入朝用的官服与马匹都已准备妥当,随时在催促吴大人赶路。真是“世无不散之筵”也。“三十六宫”三句,承前感叹语。此处是说:皇宫肃穆壮严,现在同样都沉浸在秋夜融融的月色之中,这送别的盛宴虽情深意厚,终究留不住吴大人遵诏命身穿官服入朝为官去啊。
“天街”三句,言京城临安的接官街道已经候扫清净,明月掩映下的皇宫里,皇上也雾等候着吴潜尽快来京任职。“天街”,即京城街道;“建章宫”,本汉宫殿名,这里泛指皇宫。“人未归来”,两句,言吴潜的人还没有抵年京城,但他能干的声名早已名闻京师。“玉树”句,“玉树”美材之喻,如《世说·容止》:“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兼葭倚玉树”。又杜甫《饮中八仙歌》赞萧宗之云:“宗之潇候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上述是其出典处。“宝粟”三句,言用片片宝玉拼镶成的宝粟灯一盏盏高悬雾宫阙前,雾秋风中闪烁。皇上派使者送来官带赐给吴潜,催促他从速经水路赴京城到任。当时,吴潜正雾绍兴任上。
“夜凉”三句,转而写送别夜宴。言秋夜沉沉,虽然凉意不断透过门帘袭向宴会中人,但是宴席正趋雾高潮中,大家酒杯交觞,频频向吴大人祝贺,酒酣耳热之时,从词人的醉眼中环视四周景物,都已处雾雾蒙蒙一片模糊之中。“钗列”两句。“腰褭”,即要褭。《汉书·武帝本纪》应劭曰:“古有骏马名要褭(音袅),赤喙黑身,一日行万五千里。”“金虫”,指金龟。据《旧唐书·舆服志》云:“三朝以上龟袋以金饰,四朝以银饰,五朝以铜饰。”李商隐《为有》诗中有:“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即指身穿官服的夫婿。此处即是以金龟指代官服。此言酒宴上虽有成群姣娘侍立一旁侑酒助兴,但吴潜入朝用的官服与马匹都已准备妥当,随时雾催促吴大人赶路。真是“世无不散之筵”也。“三十六宫”三句,承前感叹语。此处是说:皇宫肃穆壮严,现雾同样都沉浸雾秋夜融融的月色之中,这送别的盛宴虽情深意厚,终究留不住吴大人遵诏命身穿官服入朝为官去啊。
《招魂》一文的作者,历史上有不同说法。司马迁认为是屈原的作品,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王逸在《楚辞章句》里认为是宋玉的作品: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
令人多少有点奇怪的是,长期以来,汉唐魏晋宋的文人大多接受王逸的说法。直至明代学者黄文焕在《楚辞听直·听二招》中,才明确批驳了王逸的说法,并首次提出《招魂》系屈原自招其魂的观点。此后,清人林云铭的《楚辞灯》、今人游国恩的《屈原》等著作,均支持黄文焕的观点,认为《招魂》乃屈原自招其魂。
游国恩指出,古代有招自己生魂的事例,谢灵运《山居赋》“招惊魂于殆化,收危形于将阑”,杜甫《彭衙行》“剪纸招我魂”,即其例。此外,少数民族亦流传招活人魂的习俗,《文献通考》卷330引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今本无)记有当地风俗:“家人远而归者,止于三十里外。家遣巫提竹篮迓,脱归人贴身衣贮之篮,以前导还家。言为行人收魂归也。”(其实,这种迎接归人的习俗,在客观上具有减少返乡者把传染性疫病从外地传入的功能)。
此外,也有人认为《招魂》一文,是宋玉为招死去的楚顷襄王魂而作,或认为是宋玉为重病的楚顷襄王招魂。与此同时,在沅湘民间,至今仍然流传着,宋玉、景差在屈原死去一年之际,来到汨罗江,为屈原招魂的故事。
其实,宋玉、景差曾经为屈原招魂,宋玉或景差曾经为楚顷襄王招魂,屈原曾经为自己招魂,屈原曾经为楚怀王招魂,都可能发生过,而他们的这些作品可能都以《招魂》为名。但是,具体到流传至今的《楚辞·招魂》一文,则应当是屈原为楚怀王招魂时所作。
首先,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指出屈原作品有《招魂》一篇。其次,招魂是一项严肃的活动,一般来说都是奉命而作,招魂的对象是死者或重病将死者。据此可知,《招魂》是屈原奉命为楚怀王招魂而创作,它是屈原任职三闾大夫期间所写的最后一篇职务作品。再者,《招魂》描述的主人公生活,不符合屈原的身份和实际情况,而是符合楚王的身份。
我们知道,公元前329年,楚威王死,在位11年,楚威王之子熊槐继位,是为怀王。公元前328年,为楚怀王元年。公元前299年,楚怀王入秦被扣留,在位30年;楚立太子横,是为顷襄王。公元前296年,楚怀王客死于秦。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逸周书·谥法解》,周公旦和太公望制定谥法,在君王、诸侯、大夫死后,子孙们要立庙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并根据死者生前的事迹和遭遇,对其评定一个称号,该称号叫做谥号。楚怀王即楚王熊槐死后得到的谥号,它是顷襄王与群臣根据熊槐在位事迹和遭遇而选定的,表示同情和怀念的意思。怀,本意是指胸前,引申为怀藏、想念、心意、归向、安抚、环绕、来到;对楚王熊槐谥号“怀王”,应当是寓意对熊槐客死秦国的悲惨遭遇的安抚。
这就充分表明,楚怀王客死秦国后,楚国曾为其举行过相应的正规的祭祀活动,《招魂》即官方祭祀活动的一部分。由于楚怀王被骗入秦,孤身滞留秦国三年之久,并最终客死秦国,他的遭遇曾令楚人举国哀之。因此,为楚怀王招魂的活动,可能进行过多次,而最隆重的招魂仪式应当是在楚怀王刚刚死去的时候,也就是说《招魂》应写于此时。
我国古代没有前身、后世的观念,也没有天堂、地狱的观念,只有灵魂不死和神鬼观念。中国古代所说的幽都与地狱的性质本不相同,幽都指地下空间的世界,而地狱则是灵魂接受审判、处罚并转世重新发配的地方。事实上,《招魂》描述天上有虎豹九关、地下有土伯九约,均没有天堂和地狱的概念。不过,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幽都逐渐被赋予了地狱的功能,天上也有了玉皇大帝和天宫。
所谓灵魂不死,意思是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凡是人睡眠时、重病昏迷时,以及死去时,都被解释为灵魂出窍,即灵魂脱离了肉体,要想让人活过来,就需要把灵魂重新招回到肉体之中。所谓神鬼观念,原本指人死去后的灵魂,好的灵魂就是神,坏的灵魂就是鬼(最初,鬼并无坏意,而是指祖先灵魂)。此外,除了人有灵魂外,其它自然物也有灵魂,例如山有山神、水有水神。大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从原始的鬼神观念,又演绎出神仙观念。
在我国云南纳西族的习俗里,每家都悬挂着一个存放家庭成员灵魂的竹篓,姑娘出嫁到婆家,要进行灵魂从娘家转接入婆家的巫术仪式,只有这样才表示新人真的到了婆家,在当地的观念里该仪式甚至比转户口还重要。当有人去世时,则要为其举行招魂仪式,这时招魂的目的不再是让灵魂返回肉体,而是指引灵魂返回祖先居住的地方,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叶落归根。为此,纳西族的东巴(巫师),专门绘有“神路图”,上面写着本族迁徙路上经过的地名,这些地名往往多达一二百个,招魂时东巴要面朝死者的灵柩,倒退着一边走一边按顺序依次高声念出。台湾学者李霖灿先生(原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曾考察过纳西族的神路图,发现地名都是真实的,而且晚近时期迁徙经过的地名仍然能辨认出来。
屈原所处时代的楚国招魂习俗,不一定与今日纳西族完全一样。但是,招魂的基本文化内涵应当是相同的,即引导死者的灵魂回归故里家乡。这在《招魂》中是非常明确的,例如“魂兮归来,入修门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齐缕,郑锦络些。招具该备,永啸呼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描述的正是巫师倒退着,拿着盛放灵魂的竹篓,引导灵魂返归家乡的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招魂》最后一句话“魂兮归来,哀江南”。这是因为,楚国本来就地处江南,因此特别强调死者灵魂回归江南,也就意味着死者不是在楚国境内去世的。据此可知,《招魂》所招之魂,只能是客死秦国的楚怀王之魂。事实上,《招魂》全文长达282句,在屈原的作品中仅次于《离骚》和《天问》,显然这是在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举行招魂时所作,而其人非楚怀王莫属。
《招魂》全文可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序篇,第二段是正文,第三段是尾声。
序篇首先描述死者灵魂的哭诉,其中“长离殃而愁苦”,或以为是指屈原遭到放逐,其实是指楚怀王客死秦国。接下来描述,上帝同情楚怀王的不幸遭遇,命令巫阳为其招魂。然后描述巫阳以自己的职责是占梦解梦为理由,而勉强接受上帝的命令。
这种开场白,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中藏有某种玄机,或许这是屈原在用巫阳暗指自己。我们知道,古代巫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知识体系,其内容包罗万象,因此巫师也要有所分工,以便各司其职,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然而,由于屈原与楚怀王有着不寻常的君臣关系,因此屈原勉为其难,决定亲自为楚怀王招魂。为此,屈原借怀王托梦上帝,再由上帝命令巫阳的过程,实现由自己来为怀王招魂的目的。事实上,在《九歌》里,招魂、收魂的工作是由大司命承担的,这应当是楚国的传统习俗。但是,屈原曾长期担任三闾大夫之职,他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巫师、学者和政治家,因此他才有可能革新招魂仪式,改由“巫阳”实施招魂。
正文的内容可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描述东南西北、天上地下各有其害,呼吁灵魂不要到那些地方去,而是要返回故居。其二描述巫师引导灵魂返归故里的场景,特别渲染死者生前在故居生活的豪华舒适,诸如“九侯淑女”、“实满宫些”,显然是君王才会有的生活。
尾声描述主持招魂者,回忆当年春天自己曾与怀王到南方狩猎的欢快场景;紧接着对比今日,道路已被荒草遮掩,遥望千里之外的远方(应指怀王客死在秦国之地),伤春之心油然而生,并衷心发出“魂兮归来,哀江南”的呼唤。
有意思的是,我国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有男子(灵魂)驭龙升天图,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有龙凤导人(灵魂)升天图。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画,绘有天上世界、人间世界、地下世界等丰富内容。凡此种种,均表明在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时期,楚国楚地特别注重人死后灵魂归宿的问题,这也是诸子百家唯有楚国的文人学者会撰写《九歌》、《招魂》、《大招》的原因所在。
长沙是楚国首封之地,这里也是楚国先王的祖庙所在地。因此,楚怀王死后的灵魂,应当被引导到祖庙里。也就是说,为怀王招魂的仪式是在长沙举行的,屈原所作《招魂》也是在长沙脱稿的,而尾声中的睹物思情亦在情理之中。与此同时,楚怀王的遭遇、楚国的衰弱,也促使屈原对天命、对历史、对巫术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天问》的腹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起草。
《柳枝·江南岸》是一首女子送别词,写一个女子送丈夫上京求取功名时的心情。唐人有折柳送别的习惯,所以柳枝与离别总是联系在一起,甚至代表离别。这首词中的柳枝,就是代表离别的,同时又是作为和声加入词中的。和声字可以没有意义,只起和声作用;也可以有意义。这首词中的“柳枝”是声义兼有的。
江南岸,是女子送别的地方。江北岸,是丈夫要去的地方。丈夫要渡江北去,江边多杨柳,所以杨柳又与送别的地方景色有密切关系。女子在送别时见到江边杨柳依依,眼前的景色更勾起了她的离愁别恨。前两句是女子在说:我来到江南岸边送你啊,我们要分别了;你要渡江北去了啊,我们要离别了!江南江北,一水盈盈,隔断鸳鸯,南北分飞。眼前的江水就是天上的银河。女子内心感到十分痛苦,转而埋怨柳枝,老是千百次地折柳送行,无休无止,什么时候才能不折柳枝呢?清代大诗人王士祯有两句诗写出了同样的心情:“灞桥两岸千条柳,送尽东西渡水人。”(《灞桥寄内》)。虽有东西、南北之不同,而怨别心情则是一致的。上片歇拍,这女子干脆直抒胸臆:“恨分离!”恨尽管恨,分离还是要分离。女子的感情逐渐趋向高潮。
下片写女子向丈夫敬酒泣别。留是留不住了。“悲欢离合一杯酒”。女子难过地对丈夫说:“请您喝下这怀酒吧,我们要分离了。我眼泪双垂,难分难舍。”这位女子的感情发展,出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她不是在临别时说几句吉利话,祝丈夫到京城一帆风顺,春风得意,反而希望丈夫到京城百事不利,事与愿违。这似乎不合情理,其实不然,她深知如果丈夫到京城吉星高照,官运亨通,那还不知道要停留到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为了使丈夫能早日回家,夫妻团聚,亲亲热热过日子,她宁愿丈夫到京百事无成,失意而归。当功名富贵与爱情发生矛盾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她是多么地珍惜爱情,轻视富贵,表现了她真纯高洁的可贵品质。与苏秦的妻子大不一样。在王昌龄的《闺怨》诗中早曾写过:“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这位闺中少妇是重爱情而轻封侯的。清代著名诗人袁枚有一首诗:“一枝花对足风流,何事人间万户侯?生把黄金买离别,是侬薄幸是侬愁。”(《寄聪娘》)更是切中了女子的心理,写得深刻而又细致。
这首词中“柳枝”重复出现六次,这一方面是作为和声,适应音乐的需要;另一方面,柳枝也意味着离别,六次出现,犹如重章叠句,一唱三叹,回环往复,起到了深化离别之情的作用,渲染了离别的气氛,强化了词的艺术感染力。
这首写风雪渡江的诗,用极古简的笔法,绘出一幅饶有情致的图画。首句点出地点,诗人正“渡”的是汉江环绕襄阳、岘山的一段,这同时也是写景,淡淡勾勒出岘山的轮廓,在灰色的冬晚天空背景衬托下,岘亭的影子显得特别惹眼和好看。次句点节令(“岁阑”),兼写江上景色。由于岁暮天寒逆旅主人,故“古道少行人”。然而“渡口只宜寂寂,人行须是疏疏”,反而增添了一种诗情画意。三句是寄语备酒,借此引起末句“夜来风雪过江寒”:江间风雪弥漫,岘山渐渐隐没在雪幕之中,一叶扁舟正冲风冒雪过江而来。末二句用“为报”的寄语方式喝起,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幅天生的图画,而且仿佛人在画图中。
说它如画,似乎还远不能穷尽此诗的好处。虽然诗人无一语道及自己的身份、经历和心情,但诗中有一股郁结之气入人很深。
襄阳这地方,不仅具有山水形胜之美,历来更有多少令人神往的风流人物,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晋代的羊祜。史载他镇守襄阳,务修德政,身后当地百姓为他在岘山置碑,即有名的“堕泪碑”。诗的首句说“襄阳好向岘亭看”,绝不仅仅是就风光“好”而言的,那尽人皆知的羊公碑,诗人是不会不想到的。而且,诗的后面,越来越深蕴了一种怀古之情。前面提到岘山“岘亭”,紧接就说“人物萧条”,也不仅仅是就江上少人行而言的,还有一种“时无英雄”的感喟盘旋句中。
“习家池”乃襄阳名胜之一。在那注重名士风度的晋代,“习家”曾是襄阳的望族,出过像习凿齿那样的大名士。在重冠冕(官阶爵禄)压倒重门阀的唐代,诸习氏自然是今不如昔了。第三句不言“主人”或“酒家”,而言“习家”,是十分有味的。它不仅使诗中情事具有特殊地方色彩,而且包含浓厚的怀古情绪,引人产生一种“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的感慨。怀着这样的心情,所以诗人“初渡汉江”就能像老相识一样“为报习家多置酒”了。不光“置酒”而且要“多”,除因“夜来风雪过江寒”的缘故,而联系前文,还有更深一层涵义,这就是要借酒杯一浇胸中块垒,不明说尤含蓄有味。这两句写得颇有情致,开口就要主人“多置酒”,于不客气中表现出豪爽不羁的情怀。
于是,在那风雪汉江渡头如画的背景之上,一个人物形象(抒情主人公形象)越来越鲜明地凸现出来。就像电影镜头的“迭印”,他先是隐然于画面中的,随着人们对画面的凝神玩赏而渐渐显影。这个人似乎心事重重而举措落落大方,尽管他有一肚皮不合时宜,却没有儒生的酸气,倒有几分豪侠味儿。这大约是一个落魄的有志之士吧。他别有怀抱,却将一腔感慨愤疾,以淡语出之,诗的风格十分沉郁。而这种风格,在绝句中是不多见的。
这是游子他乡思旧之作。先由清明后花落写起,接着叙游子悲愁。“曲岸”、“垂杨”两句道离愁,“楼空”两句写别恨。换头“闻道”紧承“燕子能说”,揭示“空楼”中佳人当时处境:“帘底纤纤月”,月不圆人也不团圆。“料得明朝”又翻出新意:果真能见,但她可望而不可及。吞吐顿挫,道出佳人难再得的幽怨。
此词上阙中:“野棠花落,又匆匆过了,清明时节,刬地东风欺客梦,一枕时屏寒怯。”清明时节,春冷似秋,东风惊梦,令人触景生情,萌生悲凉之情感。“又”字点出前次来此,也是之个季节。暗合于唐人崔护春日郊游,邂逅村女之事。“客梦”暗指旧游之梦,“一枕寒怯”之孤单又暗衬前回在此地的欢会之欢愉。果然,下边作者按捺不住对往事的追忆:“曲岸持觞,垂杨系马,此地曾轻别。楼空人去,旧游飞燕能说。”曲岸、垂杨,宛然如旧,而人去楼空了;只有似曾相识之飞燕,在呢喃地向人诉说,为人惋惜而已。末句化用东坡《永遇乐》“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词意,却能翻出新意,颇有信手拈来之感。这五句,作者回忆往日惜别感伤此时不得复见笔落之处愁思可见,这隐隐含悲之语在其词作中少有。
此词下阙则歇拍处意脉不断,承接上片回忆之感伤一气流注而入下片:“闻道绮陌东头,行人长见,帘底纤纤月。”“绮陌”,犹言烟花巷。纤纤月出于帘底,指美人足,典出窅娘。极艳处,落笔却清雅脱俗,此亦稼轩之出众之处。至此可知此女是风尘女子。这里说不仅“飞燕”知之;向行人打听,也知确有此美人,但已不知去向了。惆怅更增,所以作者伤心地说:“旧恨春江流不断,新恨时山千叠。”上年惜别的旧恨,已如流水之难尽;此时重访不见的新恨更如乱山时叠,令人如何忍受。皖南江边山多,将眼前景色信手拈来,作为妙喻。用意一唱三叹,造语一波三折,稼轩为词,达情至切他人有感而觉无可言者,他都能尽情抒发。如镜里花难折,似有未了之意但不知从何说起。稼轩则又推进一层,造成了余意不尽的结尾:“也应惊问:近来多少华发?”意思是:那时,想来她也该会吃惊地、关切地问我“你怎么添了这多的白发啊!”只能如此罢了!
全词以想象中的普通应酬话,写出双方的深挚之情与身世之感叹。这白头,既意味着“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深情,又饱含着“老却英雄似等闲”的悲愤,真可谓百感交集。写到此,恋旧之情、身世之感已浑然不可分,大有“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英雄泪”(《水龙吟》)的意味,实为借恋杯之酒,浇胸中感时伤事之块垒。因为有此一结,再返观全词,只觉得无处不悲凉。这结尾,也照应了开头的岁月如流,于是归结到萧萧华发上,就此顿住。
辛词郁积如山,欲说还休。清真所为是笔触纤细、笔笔勾勒的工笔仕女图;稼轩作成的却是洒脱爽健、一挥而就的泼墨写意画。这艺术风格上的差异,是词人个性与气质的差异而造成的。同时也能看出稼轩词作风格之独特,确实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