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两句，化用《列仙传》中的神话故事。“缑山”，一名“覆釜堆”，亦作抚父堆，山在河南偃师县南。据《列仙传》说：“周灵王太子晋在缑山乘白鹤升仙。”梦窗触景生情，借用神话传说开篇。此言其在幻觉中好像看到秋风送着仙鹤降临人世，月色辉映着升仙之地，仿佛自己也可以驾鹤飞升一般。“银河”两句，言七夕之夜晴空万里，天河显得格外明亮，团团星云组成了无边无涯的星浪，幻觉中，词人又觉得有迎客的仙船（贯月槎）正从天河中飘然而来。上片缀连起两则神话传说，使读者阅后也感染到一种飘飘仙气。
“河汉女”三句，应题“七夕”。天孙织女，巧手梳妆，云髻高耸。她在夜空中斜依在天河边。“阑干”，这里有横斜之意，与唐刘方平《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中“阑干”意相同。“钗头”三句，地上“乞巧”。与天上王母划钗成河强使织女牛郎一年限见一次一样，人间少妇们七夕欢聚，其实也只有一年一度，所以她们珍惜这一有限时间，穿针乞巧，尽兴游玩，脸上漾溢着纯真的娇笑。不知不觉她们在绣楼上度过了一个凉爽而难忘的秋夜。
“西风”两句，化用《列仙传》中的神话故在。“缑山”，一名“覆釜堆”，亦作抚父堆，山在河南偃师县南。据《列仙传》说：“周灵王太子晋在缑山乘白鹤升仙。”梦窗触景生情，借用神话传说开篇。此言其在幻觉中好月看到秋风送着仙鹤降临人世，月色辉映着升仙之地，仿佛自己也可以驾鹤飞升一般。“银河”两句，言七夕之夜晴空万里，天河显得格外明亮，团团星云组成了无边无涯的星浪，幻觉中，词人又觉得有迎客的仙船（贯月槎）正从天河中飘然而来。上片缀连起两则神话传说，使读者阅后也感染到一种飘飘仙气。
“河汉女”三句，应题“七夕”。天孙织女，巧手梳妆，云髻高耸。她在夜空中斜依在天河边。“阑干”，这里有横斜之意，与唐刘珍平《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中“阑干”意相同。“钗头”三句，地上“乞巧”。与天上王母划钗成河强使织女牛郎一年限见一次一样，人间少妇们七夕欢聚，其实也只有一年一度，所以她们珍惜这一有限时间，穿针乞巧，尽兴游玩，脸上漾溢着纯真的娇笑。不知不觉她们在绣楼上度过了一个凉爽而难忘的秋夜。
“阑干”两句，写出词人的心情。此言自己是一个四处飘泊的天涯孤客，如今独倚在栏干旁，面对着深秋中的凄风凋叶，那么心中的阴影就会显得更加浓厚，寂寞之情也会显得更深。此即情与景合也。所谓“离人心上秋”，秋景增愁情矣。“千山”两句，景中显情。绵绵群山在秋雨淅沥之中泛出了青光，此是指雨中山上的常青树林；而在天空中词人（天涯客）却见到，有一只离群的孤雁在暮色苍茫中随着迅飞的流云在拼力地挣扎着奋飞。这既是写实景，也是词人（天涯客）对所处的恶劣环境与自身的悲苦命运的一种写照。上片借景寄情。
“霜花”两句，叹时光迅逝。“霜花”，指秋菊，黄巢《咏菊》诗中即有“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披黄金甲。”此处是说：秋终冬近之时，百花凋零，惟有那秋菊逞强，一枝傲霜，显示出了春天般的缤纷色彩。然韶华易逝，我们（指词人与吴见山）也已临近了暮年，但却犹各自为了生计而奔波在名利场中。因此让我们且为这已经消逝的美好年华而举杯凭吊，浮一大白吧。“海烟”两句，写景寄情。此言暮天夕阳返照天空，显出来半截美丽的彩虹（南人俗名为“冲”）。词人见之更把它联想成是：大海中的鲛人用泪水一梭梭编织而成的七彩鲛绡化成的景象。此既是写景，也有一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感叹在。下片也是托物寄情。
此诗写登山临江所见到的春晚之景以及遥望京师而引起的故乡之思。全诗十四句，前两句交代离京的原因和路程，领起望乡之意；中六句写景，描绘登山所望见的景色；后六句写情，抒发人生感慨。其中“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是千古传诵的名句。
首二句领起望乡之意，以下六句写景，六句写情。诗人扣住题意，选取富有特征性的景物，将登临所见层次清楚地概括在六句诗里。远远望去，皇宫和贵族第宅飞耸的屋檐高低不齐，在日光照射下清晰可见。只“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两句，便写尽满城的繁华景象和京都的壮丽气派。此处“白日”指傍晚的日光。“丽”字本有“附著”、“明丽”两个意思，这里兼取二义，描绘出飞甍在落日中愈加显得明丽辉煌的情景，可以见出谢朓炼字的功夫。“参差”二字既写京城宫殿楼阙的密集，又使整个画面显得错落有致。“皆可见”三字则暗中传达出诗人神情的专注：既然全城飞甍都历历可见，那么从中辨认自己的旧居当也是一般登高望乡之人的常情。所以这两句虽是写景，却隐含着一个凝目远眺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诗人没有点明在山上流连凝望的时间有多久，但从“白日”变为“余霞”的景色转换中自然就显示出时辰的推移过程。
“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二句，描写白日西沉，灿烂的余霞铺满天空，犹如一匹散开的锦缎，清澄的大江伸向远方，仿佛一条明净的白绸。这一对比喻不仅色彩对比绚丽悦目，而且“绮”、“练”这两个喻象给人以静止柔软的直觉感受，也与黄昏时平静柔和的情调十分和谐。“静”字一作“净”，亦佳。明人谢榛曾批评“澄”、“净”二字意思重复，想改成“秋江净如练”。另一位诗论家王世贞不以为然，认为江澄之后才谈得上净。清代诗人王士祯也讥讽谢榛说：“何因点窜‘澄江练’？笑杀谈诗谢茂秦！”（《论诗绝句》）其实，如果没有谢榛窜改，这“澄”字的好处还真容易被人忽视。唯其江水澄清，“净”（或“静”）字才有着落，才能与白练的比喻相得益彰。同时，“澄”净的江水还能唤起天上云霞与水中倒影相互辉映的联想。李白在《金陵城西楼月下吟》中引用“澄江静如练”以形容大江沉浸在月光之中的清空透明之感，“澄”字就更有点晴意义。可见“静如练”这一比喻是因为有了“澄”字的衬托，才成功地表现出大江宁静澄澈的境界。“静”与“净”相比，“静”字写境更为传神。唐代徐凝曾用白练来比喻瀑布：“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被王世贞讥为“恶境界”，原因就在用静态的白练来形容飞泻的水瀑，反将活景写呆了。这个例子可以帮助读者从反面体味“静如练”的好处。如果将谢朓这两句诗与谢灵运的“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登江中孤屿》）相比较，可以看出谢朓在景物描写上的飞跃。谢灵运以直叙的手法来说明水天辉映、空明澄澈的景象，意思较实。而谢朓则能够利用恰当的比喻进行形容，使水天相映的景象不但有鲜明悦目的色彩，并能融进主人公对景物情调的感受，表达更为空灵。
如果说“余霞”两句是用大笔晕染江天的景色，那么“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两句则是以细笔点染江洲的佳趣。喧闹的归鸟盖满了江中的小岛，各色野花开遍了芬芳的郊野。群鸟的喧嚷越发衬出傍晚江面的宁静，遍地繁花恰似与满天落霞争美斗艳。鸟儿尚知归来，而人却离乡远去，何况故乡正满目春色如画，直教人流连难舍。
无怪诗人叹息：“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这两句巧用此处字义可作两解的特点，既抒发了将要久客在外的离愁和对旧日欢宴生活的怀念，又写出了诗人已去而复又半途迟留、因怀乡而罢却欢宴的情态。“去矣”、“怀哉”用虚词对仗，造成散文式的感叹语气，增强了声情摇曳的节奏感。
至此登临之意已经写尽，往下似乎无可再写。但诗人却巧妙地跳过一步，由眼前对京城的依恋之情，想到此去之后还乡遥遥无期，泪珠像雪糁般散落在胸前，感情便再起一层波澜。“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则又由自己的离乡之苦，推及一般人的思乡之情：人生有情，终知望乡。长此以往，谁也不能担保黑发不会变白。结尾虽写远忧，而实与开头呼应，仍然归到还望的本意，而诗人的情绪也在抒发人生感慨之时跌落到最低点。
诗人将京邑的黄昏写得如此明丽美好，毫无苍凉暗淡之感，固然是为了渲染他对故乡的热爱，但也与诗中所表现的游宦怀乡之情并无深永的感伤意味有关。全诗结构完整对称，而给人印象最深的则是“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两句。这种情景分咏、名句往往突出于一篇之中的现象是宋齐山水诗还处于早期阶段的共同特点，也与谢朓诗存在着钟嵘所说“篇末多踬”的毛病有关。
谢朓山水诗仍然沿袭谢灵运前半篇写景、后半篇抒情的程式。由于思想感情贫乏，没有远大的理想和志趣，后半篇的抒情大多缺乏健举的风力，加之又“专用赋体”，直陈其意，不像写景那样凝炼形象，更觉意弱而文散。此篇结尾情绪柔弱消沉，便与前面所写的壮丽开阔的景色稍觉不称。但尽管如此，他在景物剪裁方面的功力，以及诗风的清丽和情韵的自然，却标志着山水诗在艺术上的成熟，对唐人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李白每逢胜景，常“恨不能携谢朓惊人诗句来”（《云仙杂记》），“解道澄江静如练”只是这类佳话中的一例而已。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