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在襄阳所写的这组诗,既可见其性情,又可见其诗风。在襄岘汉水的背景之下,一个怀着未醉之心的醉翁形象,栩栩如生。
组诗之第一首。这里的“白铜鞮”当指汉水在襄阳段的堤坝。这是襄阳群体娱乐的地方。江城被绿水环抱,襄阳的花,襄阳的月,真是迷人。读着这首诗,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场景,在月圆花好的夜晚,人们在江水边的长堤上载歌载舞,多么热闹多么生动传情。面对此情此景,诗人和读者不能不忘我地陶醉在其中。这一首第三句在格律上有“失粘”之嫌,说明李白写诗并不受格律的严格约束。
组诗之第二首。这是描写一个历史人物的醉态,这个人叫山简。山简是晋大将,性情豪放,酒醉后常反戴帽子倒骑马。酒醉后的人物神态生动活现,在阳光下,系着白头巾,倒着骑马,非常有趣。此诗活灵活现地塑造了一个醉态可鞠的人物形象。
组诗之第三首。岘山、汉江、水色、沙色、山上的堕泪碑以及碑上的青苔,碑上被磨灭了的碑文等等物景,平实道来,没有雕饰,其中自有诗人对世事沧桑的感慨。山依旧,水仍绿,碑尚在,唯有碑石上生了青苔,碑文已被磨灭,其寓意就是时间的长河能淹没一切。
组诗之第四首:习家池边旧有凤泉馆、芙蓉台、习郁墓,群山环抱,苍松古柏,一水涓涓,亭台掩映,花香鸟语,风景清幽,自古常有骚人墨客来此咏诗作赋。西晋永嘉年间镇南将军山简镇守襄阳时,常来此饮酒,醉后自呼“高阳酒徒”,唐代孟浩然曾感叹:“当昔襄阳雄盛时,山公常醉习家池。”堕泪碑是为了纪念西晋羊祜而立的。羊祜生前都督荆州诸军事,驻襄阳。羊祜死后,其部属与当地百姓在岘山羊祜生前游息之地建碑立庙,每年祭祀。见碑者莫不流泪,杜预因而称此碑为堕泪碑。酒醉了,堕泪碑也不去看了,欲上马而又上不了马,襄阳的小孩子们看着笑了。酒醉以后,人就不会有什么愁苦。“莫看”,“且醉”二句 ,是痛苦的潇洒。
这是一首咏史诗,题写于梁元帝萧绎所撰的《金楼子》书页之上,主要内容是抒发对梁元帝萧绎焚书之事的感慨。不过诗中所言焚书的史事是两起,这两起历史事件却不是一回事。
焚书之事,历来最为士人所痛心。书是人类经验认识的结晶,是知识的储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得以沿袭的重要载体是属于人类的财富。焚书之事并不始于秦始皇,焚书之事在秦之后也屡屡有之。不过,秦始皇的焚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焚书事件,以至于遮掩了其他的焚书之事。如果就书籍而言,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的损失却未必大于梁元帝萧绎的焚书。秦始皇焚书影响之大,一是由于是统一政权所采取的大规模行动,地域之广,涉及的人群之多,与此前的六国焚书相比,影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二是秦始皇的焚书是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实行,若有违抗,国家就有严厉的惩处,充分表现了专制政权的粗暴与专横。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却并非是“尽焚其书”,而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为了钳制士人的政治批评,确定皇帝“别黑白而定一尊”的绝对权威,李斯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批曰:“可。”这段文字说得很清楚,在这一次禁焚书籍的政治举措中,有实际的生活功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被禁焚之列,有关社会治理的法令之书也不在被禁焚之列,被禁被焚的是那些会启示人的思想、带动人的思考的书籍,一是史书,二是战国以来的以儒学典籍为首的诸子之书。而这两类书籍的被焚也规定了范围:史书中要焚毁的是非秦国的历史之书,也就是说,只许保留秦的记忆,借此以构建秦之统一天下的历史合理性;诸子之书则禁止在民间流传。朝廷中的博士之官要备皇帝的顾问,要参与政治的决策,仍然需要广泛的知识,故皇家图书馆中收藏的“《诗》、《书》、百家语”不在禁焚之列。因此,秦始皇的焚书是为了在民间实行禁学而愚民的政策,行为虽严酷,焚毁的书籍种类与范围都是有限的。
梁元帝萧绎的焚书就不同了。萧绎自幼好学,酷爱读书,手不释卷,甚至在患眼疾时也是如此。他在一眼失明之后,不便执卷而读,就安排了专人为他朗读,以代自读。而且是每晚五人轮流值班,通宵达旦,诵读不歇。萧绎涉猎甚广,颇以学问自许,曾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南史》卷八)又在《金楼子序》中说:“窃重管夷吾之雅谈,诸葛孔明之宏论,足以言人世,足以陈政术,窃有慕焉。”他以管仲、诸葛亮为期许,自信有治国平天下之才,而将书籍视为知识与智慧的宝库。因为爱书,故收藏丰富。萧绎在江陵藏书之多,有十四万卷之巨。这里有他的收藏,还有从金陵运来的历代皇家藏书,不仅是经、史、子、集俱全,儒、道释、仙兼备,而且多是珍本。这十四万卷图书是自秦汉以来数百年的精神财富又历尽战乱之后的珍藏。当西魏攻破江陵之夕,萧绎将这批珍藏一炬焚之,又将自己的佩剑在柱上砍折,自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不将珍藏留于敌人,在萧绎,这是血与泪的共泣,是悲与愤的并发。但看他焚书与折剑,有用则珍藏,无用则焚毁,十四万卷历代珍藏与一把佩剑一样,都不过是他个人的私产。萧绎虽然爱书,却并不尊重文化知识的历史公有性。这样的焚书,对文化传承带来的破坏就要远胜于秦始皇的焚书。
李煜此诗正是着眼于萧绎与秦始皇两件焚书事件的区别而发表感慨。前二句以书卷的华丽装饰与“火烧”对比,说萧绎曾有感于荆州焚书而使王粲作品仅存一篇,但是当他自己焚书之时,却连王粲仅存的一篇也一同焚毁了。这是以沉重的感慨来印证序文中两次出现的“尽焚其书”。后二句说即使酷烈的秦始皇,当年也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民间书籍虽然无存,宫廷典籍尚可流传,因此后人才有可能读到“遗篇”。相比于萧绎行为的绝对与自私,秦始皇的焚书可以说是网开一面,对书籍的文化价值有手下留情之意。这层意思以反问出之,与前二句写萧绎事不仅有对比的效果,也加强了语气,对萧绎之举深感痛心。
古人素来有谶语一说,即本来是偶尔言之的事情,最后却成了事实,仿佛冥冥之中有命运之神在聆听与拨弄,人则“不幸而言中”。李煜就萧绎焚书而作的历史批评,表达了他对书籍价值的认识与珍惜,也见出他有超越一己之私的历史识见。可是当北宋攻破金陵城池之际,他却将南唐三代君主所收藏的典籍字画同样付于火烛,这首诗在某种程度上因此而具有谶语的意味。
第一首诗开头两句“席谦不见近弹棋,毕曜仍传旧小诗”紧扣题目和诗的内容叙写事实,介绍人物,交代情况,顺承事件,思想感情发展顺序,直接引起下文。善弹棋的席谦,诗人说“近不见。”“近”既可以指时间短,也可以指距离短。从交往来说两人近来没有接近。可见诗人心中却十分想念他。毕曜工诗已殁。杜甫十分关注他生前的诗的流传,一直关念死去的诗人,可以说毕曜活在杜甫心中。
第三句“玉局他年无限事”,承前首句。诗人回忆往年与席谦弹棋,彼此交往的许多给人带来欢乐和高兴的事,其间充满着真挚深厚的友谊,唤起幸福的美好回忆。这句进一步申述了首句诗人思念席谦,想见他的原因。
这首诗的结语“白杨今日几人悲”承前第二句,用反问,即从问语中推出应当得到的答案,表面上是肯定“几人悲”,实质上是否定。此句描写了一片荒凉之境,没有几个人面对毕曜坟地上白杨悲伤,即无人悲伤,带有诗人感叹情味,悲叹人们对毕曜的冷落,反衬出诗人对死者的无比怀念。反问还有促使人集中注意力,引起人的想像和激情的作用。此句还用了因物及人、忆物思人的写法,写得精炼形象而悲怆,感情深挚。诗人怀念之情暗寓景物中,含蕴无穷,耐人寻味,反比直抒更为有力。
第二首诗首句“郑公粉绘随长夜”中的郑公是对郑虔的尊称。郑虔是杜甫的好友,多才多艺,诗、书、画造诣均高,尤其擅长山水画。此句用长夜喻指死亡,因人死后埋在地下永不见天日,很富形象性。郑公的彩色图画随长夜,成了绝笔。句中饱含悲惋之情。
次句“曹霸丹青已白头”曹霸著名画家,画马专家,也精于肖像和动物及其它。杜甫在《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写道“穷途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壈(困顿,不得志)缠其身。”曹霸生活清苦,热爱艺术,不慕名利。杜甫既赞扬了曹霸把毕生精力献给艺术的高贵品质和崇高精神,又对他的身世悲痛惋惜。
第三句“天下何曾有山水”这句用反问,表示否定的意思。杜甫称赞郑虔,在其死后天下再也没有山水了。郑虔善画山水画,曾写诗画献给唐玄宗,得玄宗在画后题“郑虔三绝”。画家黄宾虹在《画学篇》中将其与王维并称,“郑虔王维作水墨,合诗书画三绝俱。”郑虔的山水画,可以以假乱真。由此可见,杜甫对郑虔的山水画的高度的评价,不是夸大而是出自内心的大加赞许,并非虚誉。
末句“人间不解重骅骝”是说世间不会看重曹霸及其鞍马画,实际的意思是表示,像曹霸(也包括像郑虔)这样的有真才实学、德艺双馨的人得不到社会应有的重视。杜甫在这里讲了真话、实话。这是诗人对郑虔、曹霸这些德才兼备的人才的身世和不幸遭遇鸣不平,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悲怨。
杜甫自己一生的遭遇和身世,使他深深地体会到了那个社会生存的艰难,深刻地理解了那个时代的苦难。友谊是生活中的美酒,无比醇浓,飘溢着醉人的芬芳,这两首诗中诗人所抒发的友爱之情,非常浓烈,醇美无比。
此诗的前两联介绍友人赴边的道路情况。第一联“绝域阳关道,胡烟与塞尘”,指出路途遥远,环境恶劣。这两句是写这条西去路的前方是边塞,接近胡人居住的地区,那里,烽烟弥漫,沙土飞扬,一望无垠,满目凄凉。
第二联以空中与地上景象相互映衬,进一步表现路途的寂寞荒凉。正值三春季节,南国正是“江南草长,群莺乱飞”之时,无奈春风不度玉门关,一路上唯见偶尔飞过的归雁;平视前方,漫漫长路上极少有行人往来。
第三联似承实转,虽然仍是写景,但色调感情陡转:“苜蓿春天马,蒲桃逐汉臣。”当年汉武帝派李广利伐大宛取名马,马嗜苜蓿,苜蓿与葡萄种也就春汉使传入中国。这一联历史与现实结合,以想象代实景,描绘了一幅丝绸路上的特异风光。其中蕴含颂杨汉使,沟通两地文化的历史功绩之意,以此勉励友人远赴安西建功立业。
最后一联正是承着这一诗意转出:“当令外国惧,不敢觅和亲。”这里以“不敢觅和亲”指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唐王朝的臣服。这两句看似泛指,实际上是针对“刘司直赴安西”而言的,希望刘司直出塞干出一番事业,弘扬国威,同时也寄寓了诗人本人效命疆场、安边定国的豪迈感情。
这首诗将史事融入送行时对路途险远的渲染中,全诗从写景到说史,又从说史到抒情,曲曲折折,而于字句之间流淌不绝的,则是诗人对于友人始终如一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