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浥”两句，扣题中“赋菊”。此言夜露湿润了刚刚开放的菊花，可惜现在已经不是重阳佳节，过了赏菊的当令时节，但是这菊花还是我行我素地傲霜斗雪而独自放香。因为菊有“宁愿枝头抱香死”的气节也。“还却笑”两句，用“茱萸”、“桂花”与菊花作一对比。此言只可笑那茱萸花随着重阳节的过去而也随即败落凋零，并且桂花也在树上纷纷地凋谢而显得毫无生色；惟有菊花宁愿在枝头上抱香而死，却不改其傲霜斗雪的本质噢。明是赞菊，暗中也含有以菊花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在。表明自己有菊之傲骨，而无萸桂之媚俗态也。“还面”两句，述秋景。此言还中的酒香与园中的菊香混合在空气之中，引得群蜂四处飞舞。而篱笆下蟋蟀也正在“句句”地鸣叫着，它好像在告诉人们：秋已深矣。“爱玲珑”两句，再次“赋菊”。此言园中的水池边上，主人家用千枝万朵的菊花交织成一架玲珑透剔的花屏风，月光透过它照射在水池之中，就倒影出憧憧的花影来。
“芳井韵”四句，承上启下。此言在园中的水井边，寒泉旁都开放着各式各样的菊花，供人欣赏。那经霜的菊叶，湿润中透出了微红的颜色。“共评花”两句，述共同赏菊，填词吟诗。词人说：“我们共同观赏着花园中这许多菊花，同时还在品评着菊花的优劣，而且还互相比赛，看看哪一位才思敏捷先作成佳词好诗？”“好漉”两句，述赏花饮酒至通宵。古时酒有清、浊之分，故白居易《问刘十九》诗有“绿蚁新醅酒”的描述，就是饮带酒糟的浊酒。这里词人所饮的也是浊酒，所以饮前先用“乌巾”漉净酒糟，才可饮用。此言词人面对香花、佳人作通宵漉酒畅饮，但他边狂饮浊酒，边还笑着对侑酒的佳人说：“你不要发愁我会醉得失态，如果你头上的金钿钗掉在地上，我还能马上替你拾起来插上呢。”“算遗踪”两句，述酒醒。言词人酒醉后醒转，发现床头枕边尚遗留了佳人身上的物件，不觉睹物思人，倍增相思。
因为是和韵，所以全词以词人的寄托、臆想为多，不必词人亲自观赏菊花后才能填之。
注释
注释
浥：湿润，沾湿。
萸：茱萸。
漉：即用纱布等物滤出液体。
钿：古代一种嵌金花的首饰。
“露浥”两句，扣题中“赋菊”。此言夜露湿润了刚刚开放的菊花，可惜现在已经不是重阳佳节，过了赏菊的当令时节，但是这菊花还是我行我素地傲霜斗雪而独自放香。因为菊有“宁愿枝头抱香死”的气节也。“还却笑”两句，用“茱萸”、“桂花”与菊花作一对比。此言只可笑那茱萸花随着重阳节的过去而也随即败落凋零，并且桂花也在树上纷纷地凋谢而显得毫无生色；惟有菊花宁愿在枝头上抱香而死，却不改其傲霜斗雪的本质噢。明是赞菊，暗中也含有以菊花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在。表明自己有菊之傲骨，而无萸桂之媚俗态也。“杯面”两句，述秋景。此言杯中的酒香与园中的菊香混合在空气之中，引得群蜂四处飞舞。而篱笆下蟋蟀也正在“句句”地鸣叫着，它好像在告诉人们：秋已深矣。“爱玲珑”两句，再次“赋菊”。此言园中的水池边上，主人家用千枝万朵的菊花交织成一架玲珑透剔的花屏风，月光透过它照射在水池之中，就倒影出憧憧的花影来。
“芳井韵”四句，承上启下。此言在园中的水井边，寒泉旁都开放着各式各样的菊花，供人欣赏。那经霜的菊叶，湿润中透出了微红的颜色。“共评花”两句，述共同赏菊，填词吟诗。词人说：“我们共同观赏着花园中这许多菊花，同时还在品评着菊花的优劣，而且还互相比赛，看看哪一位才思敏捷先作成佳词好诗？”“好漉”两句，述赏花饮酒至通宵。古时酒有清、浊之分，故白居易《问刘十九》诗有“绿蚁新醅酒”的描述，就是饮带酒糟的浊酒。这里词人所饮的也是浊酒，所以饮前先用“乌巾”漉净酒糟，才可饮用。此言词人面对香花、佳人作通宵漉酒畅饮，但他边狂饮浊酒，边还笑着对侑酒的佳人说：“你不要发愁我会醉得失态，如果你头上的金钿钗掉在地上，我还能马上替你拾起来插上呢。”“算遗踪”两句，述酒醒。言词人酒醉后醒转，发现床头枕边尚遗留了佳人身上的物件，不觉睹物思人，倍增相思。
因为是和韵，所以全词以词人的寄托、臆想为多，不必词人亲自观赏菊花后才能填之。
从《全唐诗》所收鲍溶的三卷诗看，鲍溶到过南方很多地方，取道襄阳或许不止一次。这是一首写襄阳的怀古咏史诗。
这首诗写了襄阳太守杜预沉碑的故事。杜预，西晋时著名的政治家、学者，灭吴统一战争的统帅之一。杜预本人极有才略，但是好名。他曾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长期驻襄阳。
此诗前两句：“襄阳太守沉碑意，身后身前几年事。”沉碑，指杜预刻二碑记功之事。襄阳城西北十里有万山；其下有沉碑潭。《晋书·杜预传》：“预好为后世名，常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古为二碑，纪其勋绩，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自此以来一直为后人所传闻。后两句：“湘江千岁未为陵，水底鱼龙应识字。”湘：系“襄”误。这两句是说：襄江并未随着岁月的推移变成山谷。那沉入水底的碑文，应该还是清晰可见吧。这里说明人的功业是不会随着岁月的沧桑而消失的。
第一章“有杕之杜，有睆其实”两句即以“兴”起首，是《诗经》中常用的手法之一。这以“兴”起的两句与后边的内容有着某种情绪的关联：孤立的赤棠，象征着夫妻分处，彼此孤零；但孤立的赤棠尚能结出圆滚滚的果实，而分离的夫妻却不能尽其天性，故不能不睹物而兴感！
第三句以下，则赋叙其事：“由于王家之事没有止息，丈夫不能回家。我的孤独时日还要延续下去。现在已是十月，一年又将过去，作为妻子的我，怎不因之而忧伤！”这四句是直叙心意，后一句则来一曲折，想像男方，现 在应该是有空闲了，可以腾出身来回家了。前三句是分离的忧伤，后一句是空想会聚的希望。前后相衬，反映其盼望团聚之殷切。
“遑”有解为“忙”的，那么意义正好相反，征夫正在忙着，那么还不可能回家，则体现出主人公某种程度的失望与懊丧。怀念亲夫感情深沉则是相同的。
第二章与第一章结构相似，意义相近。前二句也是以“兴”起。第二句的“其叶萋萋”，第五句的“卉木萋止”，如果以为时间与前章靠近，则可理解为杜叶尚未黄落，草色青青尚在，颇有“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唐无名氏《金缕衣》）的珍惜年华之意。可是现 在，王事没有结束，丈夫难以归来，眼看光阴虚度，青春浪掷，怎不悲伤！如果以为时间与前章离得稍远。则可理解为一年已经过去，四季周始，春天又已来到，杜叶又现萋萋，草木又呈葱翠，她自不免睹物兴情，忧思不绝。这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之以乐景写哀，同一手法。愁人眼中，哀景能兴哀，乐景也能兴哀！所以末句“征夫归止”，并非一般的盼望，而是站在望夫石上问天的哀号：征夫啊，归来罢！
第三章起改用赋体。开头两句写登北山、采枸杞。郑笺云：“杞非常菜也，而升北山而采之，托有事以望君子。”孔颖达疏云：“杞木本非食菜而升北山以采之者，是托有事以望汝也。”故此两句并非游离中心之句，而是深含怀亲望夫之情。
五、六、七三句，全为揣想之辞。“檀车”是檀木制作的役车，或者说是以檀木为轮的车。《魏风·伐檀》篇“坎坎伐檀”“坎坎伐辐”“坎坎伐轮”诸句可以印证。戍役时间那么久，想像所乘役车早已破旧，拉车的四马也已疲困，再也不能继续役作了。如以此为前提，则自然得出结论：征夫回家的日子不远了。有人认为“幝幝”与“啴啴”同义，是车声。这似乎听到了征夫归途中的车轮滚动的轧轧声，疲惫四马艰难奔跑的特特声，它同样反映出女方忧思劳瘁的情貌，不过想像中彼此的距离要比前说更近了。
第四章仍用赋体。第一句两个“匪”，是为了音节的需要，实际作用一个就行，即“匪载来”（车子没有载着你回来）。这是前章“檀车”三句的转折，前章以为“还远”，而实际则朝盼暮望就是不见载着你的车子到来。这四字与后来唐宋词中的“过尽千帆皆不是”（温庭筠《望江南·梳洗罢》）、“误几回天际识归舟”（柳永《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同一意境。第二句则是前三章伤、悲、忧的心情的发展，伤得悲得忧得成了大病！第三句“期逝不至”是承应第一句“匪载匪来”，第四句“而多为恤”是承应第二句“忧心孔疚”。这四句集中写忧郁、失望。而五、六、七三句又是一次转折，在失望中又获得一丝亮意：求卜问筮，卜筮结论一致，都说“近了”。这给失望枯干的心灵注入一丝滋润，“征夫迩止”，这是获得片时的安慰，寄希望于明天。
对此诗主诉者是谁，说法颇不一致。《毛诗序》说：“杕杜，劳还役也。”这是说全诗是戍役者的口吻，是男思女。不论是女思男还是男思女，在诠释时都会遇到一些麻烦。如说女思男，则一、二、三章的“我”就没有男思女的解释来得直接。如说男思女，则“女心伤止”“女心悲止”的“女”又较别扭；而三、四两章以男方口吻去解释，更难圆其说。变通的办法是将写男的方面“继我时日”“征夫遑止”等句作为女方的猜想，或者将写女的方面“女心伤止”“女心悲止”等句以及三、四两章当作男方的猜想去理解以求前后统一。但两者相较，似还以女思男较为通畅，而第三、四两章传统上亦从女思男角度去理解。
《苦寒行》在《乐府诗集》中属《相和歌·清调曲》。《乐府解题》说：“晋乐奏魏武帝《北上篇》，备言冰雪溪谷之苦。其后或谓之《北上行》，盖因武帝辞而拟之也。”原辞为曹操所作，是公元206年（建安十一年）春正月北征高干时写，表现了行军时的艰苦情况。陆机的这首诗即是对曹操原辞的模拟。全诗的主题是刻划“行役人”，也即北征战士在寒冷季节忍饥受冻、餐风露宿的凄苦景况，因此诗人的用笔着色都围绕这一点而展开。
开篇两句，是全诗的交待，有地点（幽朔）、时间（凉冬）以及所要描写的重心（多险难），以下十四句就针对“险”和“难”二字进行铺陈排比。北征战士穿行于北方的山谷中，一会儿深入谷底，一会儿仰攀高峰，道路崎岖不平，又凝结了厚厚的坚冰，积雪笼罩着起伏的山峦。山岩缠绕浓重的阴云，阵阵寒风在树林中穿越，发出凄厉的悲鸣。天色阴沉，不见日光，偶有几声寒鸟的哀叫以及野兽的吼声。天色晚了，战士们凭树支帐而宿，渴饮坚冰，饥餐风露。更兼长年征战在外，对故乡亲人的思念，绵绵无尽，却又难通消息，对方是死是活都不得知，于是诗人充满了同情地长叹一声：“剧哉行役人，慊慊恒苦寒。”结尾与开头紧密地照应在一起。
这首诗比较鲜明地体现了陆机诗歌创作的特色。首先是对偶的使用。清代叶矫然说：“六朝排偶，始于士衡”。排偶不一定始于陆机，但陆机确于此最见特色。这首诗除了开首二句和结尾四句，中间部分几全用对偶，显示了陆机过人的才思。不过，陆机虽有意写对偶，却不十分板整，往往在轮廓上整对，而字与字之间并不讲究。如“不睹白日景”两句。明代何景明说：“陆诗体俳语不俳”，很得其实。所以虽全篇为对，读去并不觉很呆板，古朴之气穿插其间，使诗歌具有一种感人的气势。其次，是赋法的采用。赋法就是铺叙，铺陈排比、罗列事物，这本是汉大赋的主要手法，陆机却吸收来运用在诗歌里，这样就使诗歌获得繁褥厚重和光采辉煌的效果。当时人说读他的诗好像“玄圃积压，莫非夜光”就是夸赞这一点。这首诗在开头交待出“险”和“难”之后，即从俯、仰、闻、睹以及战士们的饥渴、住宿等多方面进行铺陈，欲说尽说透，不仅加深了读者的印象，也增加了诗歌的容量。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他的诗“缛旨星稠，繁文绮合”，萧绎《金楼子·立言篇》说他“辞致侧密，事语坚明。意匠有序，遗言无失。”刘勰《文心雕龙》说他“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可见这一种特色为前人所公认并多有奖饰。第三，此诗还表现了陆机语言上的特色。陆机诗歌基本不用常语、口语、俗语，而大量使用书面辞汇、成辞等。将此诗与曹操的那首相比即可见出二者的区别。曹诗用了许多口语、散句、如“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陆机此诗则用许多对偶代替，并且字词也工于锻炼，如“凝冰”、“积雪”、“恒鲜欢”等等。曹诗有大量的虚字，陆诗则几舍弃不用，而以实词代之，文人化特色很鲜明。另外，陆机还善于锻炼动词，以加强警动的效果。如“结”、“被”、“兴”、“鸣”、“凭”、“临”等。清人厉志说他“字字有力，语语欲飞”，虽略有夸张，也还是反映了陆诗的总体面貌的。
不过陆机有时过于侧重技巧，而忽略了对诗情的疏通，尤其是他的一些拟古诗，本来的目的就是通过模拟以锻炼自己某一方面的技巧，因此对其余就不顾及。如这首诗，“离思”应该是最易出诗情，也最应为诗人全力把握的重点，但陆机却仅以淡淡的两句带过，是很可惜的。
陆机对于诗歌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法规，他加强了诗歌的文人化倾向，促进了诗歌向格律体的进展，他是由古诗向近体诗发展过程中的开启者之一，因此，他应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