戍边将军腰缠三尺龙泉宝剑,吹毛断发,寒光闪闪。只是平日里,它静静地斜卧金鞘之中,很少有人识得其庐山真面目。他身上佩戴的那张良弓,射雁如探囊取物,易如反掌;随身携带的百只神箭,箭羽迸发似金华,耀人眼目。他曾在出生入死的前线冲杀征战,曾为保家卫国戍边守土竭尽忠贞。他立志不断地建功立业,期望有一天能够得到君王的召见,扬名天下,威震八方。
《生查子·三尺龙泉剑》是一首赞颂爱国将军之词。上片通过爱国将军佩备的剑和弓来塑造将军的形象。龙泉宝剑三尺长,剑匣里面暗收藏,一张良弓射落雁,百只箭镞闪金光。妙在不直接描绘将军魁梧的身材,而是通过这罕有的宝剑良马,使读者感受到将军的威武和超群武艺。下片着重写将军的精神风貌,揭示其内心活动。他为国竭尽忠心,南征北战,历尽艰辛,他渴望建功立业,博得君王赏赐。至此,一个性情略显张狂,但质朴率真、憨直爽朗、英武过人的将军形象跃然纸上,光彩照人。
《生查子·三尺龙泉剑》语言浅显明白,词风朴实自然。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爱国主义的乐观情调,抒发了爱国将军要求为国建功的英豪之气。
这首诗通过描绘泰山雄伟磅礴的景象,热情赞美了泰山高大巍峨的气势和神奇秀丽的景色,流露出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之情,表达了诗人不怕困难、敢攀顶峰、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以及卓然独立、兼济天下的豪情壮志。一二句写泰山山脉绵延辽阔;三四句写泰山雄峻磅礴;五六句写仔细远望,见群峰云生,仿佛有归鸟入谷。七八句想象将来登山所见景象,同时抒发自己的抱负。
首句“岱宗夫如何?”写乍一望见泰山时,高兴得不知怎样形容才好的那种揣摹劲和惊叹仰慕之情,非常传神。岱是泰山的别名,因居五岳之首,故尊为岱宗。“夫如何”,就是“到底怎么样呢?”“夫”字在古文中通常是用于句首的语气助词,这里把它融入诗句中,是个新创,很别致。这个“夫”字,虽无实在意义,却少它不得,所谓“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可谓匠心独具。
接下来“齐鲁青未了”,它没有从海拔角度单纯形容泰山之高,而是别出心裁地写出自己的体验──在古代齐鲁两大国的国境外还能望见远远横亘在那里的泰山,以距离之远来烘托出泰山之高。泰山之南为鲁,泰山之北为齐,所以这一句描写出的地理特点,在写其他山岳时不能挪用。明代莫如忠《登东郡望岳楼》特别提出这句诗,并认为无人能继。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两句是描写泰山的近景。一个“钟”字把天地万物一下写活了,整个大自然如此有情致,把神奇和秀美都给了泰山。山前向日的一面为“阳”,山后背日的一面为“阴”(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由于山高,天色的一昏一晓被割于山的阴、阳面,所以说“割昏晓”。这本是十分正常的自然现象,可诗人妙笔生花,用一个“割”字,则写出了高大的泰山一种主宰的力量,这力量不是别的,泰山以其高度将山南山北的阳光割断,形成不同的景观,突出泰山遮天蔽日的形象。这里诗人此用笔使静止的泰山顿时充满了雄浑的力量,而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风格,也在此得到显现。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两句,是写细望。见山中云气层出不穷,故心胸亦为之荡漾。“决眦”二字尤为传神,生动地体现了诗人在这神奇缥缈的景观面前像着了迷似的,为了看够,因而使劲地睁大眼睛张望,故感到眼眶有似决裂。这情景使泰山迷人的景色表现得更为形象鲜明。“归鸟”是投林还巢的鸟,说明已是薄暮时分作者还未曾离去。其中蕴藏着诗人对祖国河山的热爱和对祖国山河的赞美之情。
最后“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两句,写诗人并不满足看岳而是想登上山顶一揽盛景的心情。此联号为绝响,再一次突出了泰山的高峻,写出了雄视一切的雄姿和气势,也表现出诗人的心胸气魄。“会当”是唐人口语,意即“一定要”。如果把“会当”解作“应当”,便欠准确,神气索然。众山的小和高大的泰山进行对比,表现出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 这正是杜甫能够成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关键所在, 也是一切有所作为的人们所不可缺少的。 这就是这两句诗一直为人们所传诵的原因。正因为泰山的崇高伟大不仅是自然的也是人文的,所以登上的极顶的想望本身,当然也具备了双重的含义。
全诗以诗题中的“望”字统摄全篇,句句写望岳,但通篇并无一个“望”字,而能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可见诗人的谋篇布局和艺术构思是精妙奇绝的。这首诗寄托虽然深远,但通篇只见登览名山之兴会,丝毫不见刻意比兴之痕迹。若论气骨峥嵘,体势雄浑,更以后出之作难以企及。
被誉为中国写实主义诗歌的源头的《诗经》,其地位不仅仅在于它的开创性意义,同时也在于它的题材广泛,真切地反映了西周至春秋间的历史、经济、文化、爱情、战争等内容;而且艺术手法高超,写景、叙事、抒情都相当形象细腻,耐人寻味。且赋、比、兴等艺术手法对中国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中的《豳风》中的《东山》,就是一篇表现战争题材的,抒情真致细腻的作品。
《东山》以周公东征为历史背景,以一位普通战士的视角,叙述东征后归家前的复杂真致的内心感受,来发出对战争的思考和对人民的同情。
诗的开篇,以开门见山,直赋其事的手法,简明直接地表明故事的背景和缘由。“慆慆不归”,既是对离家久战的直接表述,也是离人思乡的间接流露。“我来自东,零雨其蒙”,在敍事之中,插入景物描写,这是这首诗的一个创举。这种情景交融的写作手法,为后世文人所祖并发扬光大。“零雨其蒙”,既点出了当时的天气,属细节描写。使人更能如临其境,感受故事,又为全诗定下一个凄美感人的基调。更能够表现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接著直抒胸臆“我心西悲”。为什麼思乡的愁絮会在此刻表现得如此强烈呢?因为作为一名拼杀疆场的军人,每天是过著“晓战随金鼓,霄眠抱玉鞍”的生活,无时无刻不为性命担忧时,思乡情绪会被时刻绷紧的神经暂时压制。但到了战争结束,归家指日可待时,思乡之情就会一涌而起,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制彼衣裳,勿士行枚”,战士能够结束战争生活,都赶紧解开军装,匆匆穿上平时的衣裳。通过这样一个细节描写,战士喜形於色、昐望早日和平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同时,以“行枚”这样典型的行为,代指军旅生活,是用了一种借代的写作手法。《诗经》的艺术手法之成就可见一斑。
下面就是主人公对三年军旅生活的回忆。首先用“比、兴”的手法,“蜎蜎者蠋,烝在桑野”通过桑虫的生活不堪,来比喻军旅生活的艰辛。使人对战士产生同情。“敦彼独宿,亦在车下”就是军人风餐露宿,枕戈待旦的生活的真实写照。“独”字又是主人公内心孤独的体现,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天衣无缝。
《东山》的每段回环往复地吟诵,不仅仅是音节的简单重复,而是情节与情感的推进。
第一节是对过往艰辛危险生活的回忆,第二节就是对家乡的变化与前途的猜测。“果蠃之实……燿燿霄行”,这一小节说到,家破屋残,果虫相生,田园荒芜,鬼火燿燿……这是主人公内心挥之不去的担忧,也是战争破坏生产,使广大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的困境的现实的反映与对战争的无情控诉。这种写法,使我们想起汉乐府的民歌《十五从军征》: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
道逢乡裏人,家中有阿谁?
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
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
其写作方法可谓如出一辙。可以看出《诗经》对后世的影响。
我们可以注意到,《东山》的控诉战争的视角上,是与后代相同题材的作品有很大不同。其它作品主角通常是平民,受战争之苦面流离失所,例如《石壕吏》《新婚别》;或者是从征兵的角度,控诉统治者穷兵黩武,如《木兰诗》《兵车行》。而《东山》的主人公是一位参战的士兵。参加的是被人认为是正义的战争的周公东征,并且以胜利一方的身份凯旋。这裏没有雄赳赳的胜利者的姿态,而是同样以受难者的身份出现。胜利没能使他逃脱战争的厄运,更说明了战争对於双方来说,都是灾难性的。从而给我们一个思考战争的新角度。
第三段是主人公遥想家中的妻子。通过写妻子对丈夫的思念,更加突出了丈夫对妻子的怀念。两者感情交相辉映,从而深深打动读者的心弦。这裏的写作手法,在后代诗人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例如杜甫的《月夜》: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愰,双照泪痕干。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女主人公看到当时结婚时的器物,不禁勾起对丈夫的深深的思念。同时也反映出他们是新婚不久就被迫分开的。更加突现诗的悲剧色彩。由此我们不禁想起题材相似的杜甫的《新婚别》。杜甫的现实主义风格源自《诗经》不无道理。
第四段是男主人公继续沉湎於对往事的甜蜜回忆当中。想到当年新婚时,那打扮夺目的皇驳马,那派头十足的接亲队伍,那光彩照人的衣饰……一切一切,都是那麼的甜美幸福!主人公又仿佛一下子从美好的回忆掉回现实当中,“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新婚不久便分离,这三年来,家中变成怎样,她这三年的孤独如何难当,他三年的苦水又从何说起……想到见面,只怕是“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大家可以想象,男主人公当时的心情如何复杂,如何澎湃难平!但诗中没有太多的叙说,只用了“其旧如之何?”留下一个大大的问号,留下一个大大的悬念,也留下了一片广阔的审美空间,留给读者无限的遐思……
《诗经》的艺术美也一样,永远品味不尽,探究不完。因此,我们要继承好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诗经》。
【定风波】的开头是“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是说穰城里虽然“罗绮满城”花花绿绿,但是春天已近逝去,于是到百花洲上寻找春天的美好景色。百花洲上的景色是怎样的呢?“浦映□花花映浦”,美极了。“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这种美好境界无边无际,走进去好象突然走入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去“世外桃源”的路上的境界一般。这上片,字面上的意思是,城里的春天景色即将逝去,没什么好景致,到城外游咏之地寻美景吧;而那里,景致确实很好,真如世外桃源一般。换句话说,对城市的生活已没什么兴趣,必须离开城市,到山林原野之间去,那里远比这表面繁华的城市生活来得好。这表明了范仲淹对官场生活已经厌倦,对表面稳固的朝庭存在着反感,想离开朝庭,离开官场,寻找他途,退隐归田去,希望过陶渊明式的生活。(我想,这可能就是他屡次请贬的原因之一。)这是上片的思想感情的实质。所以,下片紧接着说:“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替自己的这种思想进行辩解,认为他想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最后说,“莺解新声蜨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在词的意境上是写对景色的欣赏,实际上是表白自己去退隐归田是很愉快的、很乐观的、很自然的。
这首词,反映了范仲淹在仕途受阻、政见受挫之时,其本阶级(中、小地主)软弱的一面的作用下,有退隐的念头,乍看起来,这种念头是不符合范仲淹的思想实际的。范仲淹“每感激天下事,奋不顾身”(宋史),“公少有大节,其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趍舍,其所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苟哉?’”。(《范文正公集》《褒贤集:神道碑铭》)可是我认为,范氏的世界也是有矛盾的,以上所引的活只道出了它的一面(而且是主导一面)。范仲淹消极低沉的时候也是有的,只是不很严重而已。这是因为他是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他所代表的阶级——中、小地主——在当时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地位都是不巩固的,虽然有上升的积极要求,却是很软弱的;他所处的时代是沉闷的时代。(关于范仲淹有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从以上分析的三首词中亦可看出来,上面的分析也或多或少作了些说明,读者要更进一步了解这种两面性的具体情况,实质和根源,可参阅马茂元的《范仲淹的词》一文,我完全赞同马氏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也许有人会说,他既然在五十七岁左右有这种消极退隐思想,可是他在58岁时怎么能写出《岳阳楼记》这样积极的散文呢?不错,《岳阳楼记》是篇积极的作品,但我正要以它作为旁证,说明范仲淹在知邓州时(五十七、八岁)思想上消极面积极极面有着激烈的斗争,而斗争的结果是积极面占了上风。《岳阳楼记》写了两种人在洞庭湖两景色面前所表现的两种不同情绪,实际上与他自己的思想有关。他年轻时,生气勃勃,积极进取。后来三遭贬职(知邓州就是其中一次——知邓州前充边任),知邓州时,年纪老了,由此,他有一些消极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岳阳楼记》最后强调“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他自己的矛盾着的两种思想倾向对立斗争的结果,积极一面占了上风了,他过去一贯的积极处世的思想复活了。所以他在末了说:“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否定了消极一面,希望、鼓励自己向古仁人看齐,希望、鼓励自己比古仁人更进一步。他在这时思想斗争的结果是积极一面占了上风,但当时的消极一面却在【定风波】中记录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