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写景通常不离抒情，而且多为抒情而设。即使纯乎写景，也渗透作者主观感情，写景即其心境的反光和折射；或者借用比兴，别有寄托。而这首写景诗不同于一般唐诗。它是咏夏天的暴雨，既不能从中觅得何种寓意，又不能视为作者心境的写照。因为他实在是为写雨而写雨。从一种自然现象的观察玩味中发现某种奇特情致，乃是宋人在诗歌“小结裹”方面的许多发明之一，南宋杨诚斋（万里）最擅此。而《溪上遇雨二首》就是早于诚斋二三百年的“诚斋体”。
再从诗的艺术手法看，它既不符合唐诗通常的含蓄蕴藉的表现手法，也无通常写景虚实相生较简炼笔法。它的写法可用八个字概尽：穷形尽相，快心露骨。
夏雨的特点是来速疾，来势猛，雨脚不定。这几点都被诗人准确抓住，表现于笔下。急雨才在前山，忽焉已至溪上，叫人避之不及，其来极快。以“坐看”从容起，而用“忽惊”、“却是”作跌宕转折，写出夏雨的疾速。而一“衔”一“喷”，不但把黑云拟人化了（它像在撒泼、顽皮），形象生动，而且写出了雨的力度，具有一种猛烈倾注感。写云曰“黑”，写雨曰“猛”，均穷极形容。一忽儿东边日头西边雨，一忽儿西边日头东边雨，又写出由于雨脚转移迅速造成的一种自然奇景。这还不够，诗人还通过“遇雨”者表情的变化，先是“坐看”，继而“忽惊”，侧面烘托出夏雨的瞬息变化难以预料。通篇思路敏捷灵活，用笔新鲜活跳，措语尖新，可喜可愕，深得夏雨之趣。
就情景的近似而论，它更易使人联想到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中的一首：“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比较一下倒能见出此诗结构上的一个特点。苏诗虽一样写出夏雨的快速、有力、多变，可谓尽态极妍，但它是只就一处（“望湖楼”外）落墨，写出景色在不同时间里的变化。而此诗则从两处（“前山”与“溪上”）着眼，双管齐下，既有景物在不同时间的变化，又有空间的对比。如就诗的情韵而言，苏诗较胜；如论结构的新奇，此诗则不宜多让。
可见，诗分唐宋是大体的区分，不能绝对看待。王渔洋曾列举宋绝句风调类唐人者数十首，是宋中有唐；另一方面，宋诗的不少倾向往往可以追根溯源到中晚唐，是唐中有宋。大抵唐诗经过两度繁荣，晚唐诗人已感难乎为继，从选材到手法便开始有所标新立异了。这个唐宋诗交替的消息，从崔道融《溪上遇雨二首》诗中是略可窥到一些的。
《座右铭》是东汉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
开篇“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两句可归结为慎言。 “无道人之短”就是不直言他人的短处。儒家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对于小人的短处，不能说，说了会得罪小人；而对于君子，因为君子能够“吾日省吾身”，能够不断地自省自查自纠，所以不必说：正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
“无说己之长”则是提醒自己不要自我张扬。《道德经》中有言： “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白矜者不长。”“说己之长”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肯定、赞赏，进而获得利益。这种行为与儒家秉持的观念相悖。《论语·学而》有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过分强调自己的优点，就会名过其实，从而与作者所提倡的“无使名过实”相背离。无论是慎言人之短还是己之长，都是要求做人要慎言二在《论语·学而》篇中，孔子要求弟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讷言即慎言。这是守愚的方式之一。此“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与下文“守愚圣所臧”是一脉相承的。
“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是说施恩于他人不要再想，但接受他人的恩惠要铭记在心。《庄子·养生主》中云： “为善勿近名”，意思是做善事并不是为了博得好的名声。“受施慎勿忘”则是一种感恩意识、报恩观念的体现。两句中都有一个“慎”字，就是要提醒自己要时刻谨记，不可忘却。
“世誉不足慕”与“谤议庸何伤”两句则从荣与辱两个方面阐发作者的思想。无论是赞誉，还是毁谤，都要坦然视之、淡然对之。《道德经》中写道：“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在作者看来，宠辱若惊不可取，为人应该做到宠辱不惊：为此必须要坚持以正确的人生准则衡量自己的得失，审视自己的言行。仁就是这唯一的“纪纲”。
“隐心而后动”，就是要在行动之前先审度自己的心是否合乎“仁”，只有合乎这一标准之后才能行动。 “守愚”也是“唯仁为纪纲”的具体实践。此外，从“在涅贵不淄，暖暖内含光”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守愚并不是指要愚昧无知．作者所说的“守愚”其实只是外表的愚，内心则要追求一种高洁的人格品质、近墨不黑的独立节操。
在做人的方式上，崔瑗强凋外柔内刚，以柔取胜：《道德经》中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犒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难量”一句表明为人太过刚强会招致祸患。
在行为方面，作者要求自己做到上文所说的“慎言”，也要做到“节饮食”。这是因为饮食是物质生活的重要方面，没有节制，便会贪婪争抢而要做到这两点，就要在观念上做到“知足”。
此文在艺术上有两点很突出。
一是在结构上，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显示出戛戛独造的修养和品德来。这样，全文的结构便由这两句一意的单元所组成，颇类似后世律诗的结构。
二是在语言上，采用五言形式。铭文这种形式，一般都是用在比较正规的场合，开国大典，盖世奇功，往往刻山勒石，以传诸后世。听以它多采用四言形式，以示典雅庄重；叩以《文选》所收铭文为例，前有班固《封燕然山铭》，后有张载《剑阁铭》，都是四言形式。而崔瑗比文，则通篇采用五言形式；确颇独特。其时五言形式，仅在民间流传，汉乐府民歌中比较多地采用这一形式，而文人圈子里则不太多见。前此虽有班固《双咏史诗》通篇一五言，但技巧颇为生疏，“质术无文”（钟嵘《诗品》）。崔瑗采用此式，大概是因为“座右铭”，写给自己看的，所以显得比较随便；而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崔瑗较注重从汉乐府民歌汲取营养。
这篇赋细致地刻画了一出身卑微，但容貌美丽端庄，心灵高尚纯洁的青衣女子形象，以细腻的笔触、真挚坦白的言辞、自身亲历的口吻追叙自己的一段恋情，寄托了对出身低微之青衣婢女的赞赏爱慕。全篇文辞清丽，感情真挚，摹写女子形象尤传神动人。
赋用四言诗体形式，今存六十四句，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前三十句）集中刻画“青衣”形象，充分表现其外美内慧的个性特点。作者采用铺陈手法，从容貌、身材、服饰、举止、表情等，一直写到“青衣”的聪敏勤快、心细手巧。所有这一切，旨在说明这位“青衣”的“宜作夫人，为众女师”，只是命运跟她开了个玩笑，让她投胎在“贱微”人家。值得注意的是，在描写“青衣”形象时，作者自始至终把她当作“夫人”、“后妃”来对待。赋中刻画“青衣”的外貌，有不少词语乃至成句都出自《诗经·卫风·硕人》，而《硕人》是一首赞美春秋初年卫庄公夫人庄姜的诗。赋中又称“《关雎》之洁，不陷邪非”。《关雎》是《诗经》中第一篇作品。依照儒家传统的解释，这首诗是颂扬“后妃”之德的。蔡邕显然是想说“青衣”虽出身“卑微”，却具有“后妃”的美德与情操，她是绝不会去做那些不正、不好的事情的。因此，这位“青衣”在作者的心目中，俨然是“世之所希”的诸侯“夫人”、天子“后妃”一般的人物。
这样的描写，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对“青衣”的颂美和爱慕之意，而另一方面也传达出作者的矛盾心态，因为作者与“青衣”之间毕竟存在着门第悬殊的阻碍。赋的开头“金生沙砾，珠出蚌泥；叹此窈窕，产于卑微”几句，在赞扬“青衣”出类拔萃的同时，作者因“青衣”的卑微出身而产生的那种惋惜之情也溢于言表。从作者对“青衣”形象的刻画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真情的流露，赞美、爱慕之意与惋惜、慨叹之情交织在一起。作者将“青衣”与“夫人”、“后妃”相匹配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表明这位“青衣”是完全值得作者去追求的。
该赋的第二部分（后三十四句）开头“代无樊姬，楚庄晋妃；感昔郑季，平阳是私”四句就委婉地传达出了这个意思。樊姬是春秋时楚庄王的夫人；庄王沉溺于狩猎，樊姬用不食禽兽之肉来进谏，她还设计让庄王任用孙叔敖为令尹，庄王因此得以称霸。蔡邕在这里是说，世上如果找不到像樊姬这样的贤德女子，那么，楚庄王也就只能降格以求，娶一般的女子为妻了。很明显，这是在为作者爱上“青衣”寻找托词。郑季是汉武帝时名将卫青的生父，卫青的生母卫媪原为平阳侯曹寿家的婢女。郑季曾任县吏，被派往平阳侯家供使遣，因而与卫媪私通。这个典故用得有言外之意：既然有郑季的榜样在前，那么，作者今天与“青衣”的相恋结合也不算为过。这里或许透露出作者与“青衣”相识相恋时的身份，跟当年郑季与卫媪的情况是相似的。
作者是在“锡国”赴任途中，在“寒雪翩翩”“条风狎猎”的时节里，经过“青衣”所居“邦畿”，才与“青衣”邂逅相识的，而双方的地位与境遇又不能维持这种恋情的继续发展，因此，这场“恨相见得迟，怨归去得疾”的经历，给双方尤其是作者带来了无限的惆怅与苦痛；赋的第二部分的主要篇幅就是写双方别离时和别离后的感情。“停停沟侧，嗷嗷青衣”是第二部分仅有的描写离别时“青衣”形象的句子，但却将“青衣”藏身僻静处目送作者远去、黯然神伤、痛苦抽泣的情态生动地表现了出来，显得十分悱恻动人。第二部分的主要笔墨还是落在铺写作者分别时的痛心疾首和别后的深切思念上，写得也非常真挚、细腻。如果说，在赋的第一部分中，作者还显得比较清醒、理智，还存在门第等级的顾虑，表现得有点犹豫的话，那么，在第二部分中，作者已经完全为情感所支配，几乎到了不能自拔的境地。“蒙冒蒙冒，思不可排”，“思尔念尔，怒焉且饥”，这些赋句表达的就是情不自禁的痛苦呼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