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词为送别词。细研此词，在作法上与一般送别词有别，词中虽写自己送别友人梅津，但中间穿插友人昔日在苏州之情事，既有与妾相恋之事，又有与其相别之情，笔墨驰骋，来去纵横。在章法上更是时空交错，人事交织，虚实相间。

　　上片写自己送别梅津，“分袖”“肠断”明点伤别，“去水流萍，住船系柳”言船暂系在柳下，人却如流水浮萍，将要去矣。“吴宫娇月娆花”一韵，突转笔锋，叙写梅津昔日在苏州之情事。“豆蔻”，言其所眷之女正是豆蔻年华。“醉题”写梅津的文采风流，“恨倚”写那女子对梅津的爱恋、依偎。

　　中片，紧承上片，继写梅津昔日在苏州之情事。“吐春绣”句，承“醉题”写梅津文采风流，笔墨多丽情，辞章如春绣。“眼波眉岫”承“娇月娆花”继写梅津所眷女子眉如远黛，眼如秋波的姿色。“新园锁却愁阴”一韵，言昔日梅津与其恋人分别，此以景写愁情。别地在“新园”，以“锁却愁阴”四字渲染伤别之愁。此伤别之景，均是梦窗设想之词，用以衬托自己送别时伤情。此以景语歇拍故作盘旋，且开下片的“秋去”之意。

　　下片，接上片首韵，叙写自己为梅津送别。过片“还背垂虹秋去”一韵，言送别时间在秋季，以“垂虹”“四桥”二座桥，言送别之地在苏州。以“烟雨”迷濛渲染送别之情。“一宵歌酒”写饯别梅津，照应了词题。“一宵”言饯别时间之长，表现了恋恋不舍。“犹忆翠微携壶”一韵，是逆人，追忆昔日两人一起漫步青山携壶登高的趣事。“乌帽风骤”赞梅津文采出众及两人相交欢洽之趣味。“西湖到日”，是从别后说，希望梅津此去京城，归来后再同赏梅花。“梅钿”言梅花如女子之花钿簪。“谁家听”一韵，比拟梅津人朝为官，予以祝贺。“印剖黄金籀”一韵，词又转写未来，继续祝贺官运亨通。“待来共凭”一韵，继写将来。“莫唱朱樱口”一韵，又转笔写到眼前送别，言此次饯别其未在场，“行云”言此次送行没有那小妾在场。“泪鸿怨角”一韵，继写别筵未请那小妾，生怕她知道后，其悲声如鹤唳，以致人也因之而消瘦。

　　此词写送别，然实笔少，虚笔多，尤其最后三韵，多处用典只言此次饯别未请梅津小妾事，显得繁复，词意欠精，令人有琱缋满眼、绚辞累积之感。

　　这首诗通过二女耕田的典型事例，塑造了动乱时代中乡村少女的勤苦形象，揭示了安史之乱给农村经济带来的严重破坏，反映了战乱时代中农村民生困苦凋敝的现实。

　　全诗分四大段。

　　从开头至“持刀斫地翻作泥”四句是第一段，以路人的眼光，描绘所见二女在田野刀耕的情景。诗的开头很巧妙，先用“乳燕入巢笋成竹”一句起兴，接着用一个反问句“谁家二女种新谷”入题，往下两句便概括地交待出耕种的情景。这是一个独特的景象：在田垅上，既看不见男人，也看不到耕牛，只看见两个女子在持刀翻土。接下去诗人把笔锋一转，用女子的自叙回答了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反常现象的问题。

　　“自言家贫母年老”至“以刀代牛谁与同”六句是第二段，记叙二女对路人的答话，用弱女自叙的口吻回答了两女刀耕的原因：一是母亲年老，二是未娶嫂的哥哥从军去了，三是因灾疫耕牛死光，四是弱女无奈只能截绢买刀，以刀代耕。这几句交待了弱女面临的困境，深刻揭露了战乱和灾疫给农家带来的苦难。“未娶嫂”表明长兄从军已久；“牛囤空”道出灾疫严重；“截绢买刀”足见家境清贫；“头巾掩面”可知弱女内心之苦。这段描叙简练、凝重，层层深入，深切感人。

　　“姊妹相携心正苦”至“整顿沟塍待时雨”四句是第三段，描叙姊妹二人辛勤劳作之苦。“姊妹相携”是姊妹同心协力，“惟见土”是躬身低头操作的专注辛苦。因为时已晚春，没有耕牛，又没男劳力，仅靠姊妹俩手中的刀耕，是不可能及时种上庄稼的。所以要赶紧疏通畦垅，整顿沟塍，以“待时雨”。一个“待”字，有两层意思：一是表明眼前的耕作仍处在干旱之中，由此更见其劳作的艰辛。二是表现出弱女在贫苦的挣扎中怀抱的一点希望，即盼春雨能及时到来，争取有个好收成稍微改变一下眼前的困境。但诗点到为止，没有回答这点希望能不能实现的问题，给读者留下咀嚼回味的余地。

　　“日正南下冈下饷归”至最后四句是第四段，以无所不知的叙述人语气，描写弱女青春将逝而不得出嫁的苦恼。姊妹二人，劳作了一上午，日正南冈，双双回家吃午饭。归途上，路旁草丛中求偶的雉鸡受到惊扰而双双起飞。客观之景，引起贫女的内心之思：年纪渐大，青春将逝，而今不得出嫁。想到这儿，她们不由泪湿衣襟。正是因为战乱、灾疫，给她们造成了这些痛苦和不幸。所以这个结尾与前面的内容紧密配合，又从另一个方面深化了诗的主题。

　　《女耕田行》是一首叙事诗，但诗人在叙事上不是平铺直叙，而是采用起兴，变换叙事角度，借景言情等多种笔法，即使情节完整紧凑，又使诗情丰富饱满，给人以生动、真挚、深切之感。像诗的开头，以乳燕有巢，幼笋成竹的眼前景起兴，则有力地反衬了弱女孤苦劳作、青春将逝而仍无归宿的境遇。这样的开头既省略笔墨，又使叙述委婉有味，诗情浓郁。诗的第二段，改客观描叙的笔法于自叙，显得亲切感人，同时也避免了单纯客观描绘的呆板乏味。诗的最后两段，既有客观的描写，又有人物心迹的自我表述，两者相得益彰，既推动情节的发展，又层层加深诗意，尤其是“朝雉惊飞”“邻舍花尽”的描述，既是客观景，又是弱女的心头事。这种景与情合，情因景生的描述方法，确实使一首叙事诗充满了诗情画意，收到了真挚感人的艺术效果。

　　岑参首次出塞，写过许多报绘边塞生活，抒发怀乡之情的优秀作品。这首诗就是其中的一篇，写千里行军途中对故园的怀恋。

　　诗的首联写清晨行军图景。初赴边塞，千里行军，可记载的很多，诗人舍掉其他事物，仅从战马汗水落地，又踏成泥水这一细节写起，从而突出行军的急促和艰苦，描写是极真切的，没有切身的感受是写不出的。之后，诗人才又补写一笔；“朝驰几万蹄”，不仅点出时间：清晨，事件：行军，而且以“几万蹄”交代出形驰之远，与“朝驰”相映衬进一步突出行军之急切，同时把首句细节描写与长途行军这一巨大场景联系在一起。这两句仅从马蹄着笔写马，而赴边将士行军的急切和艰苦却已经表现很好了，似特写镜头，渲染急促格调，带起全篇。

　　诗的次两句回顾行军途中经历。“地角”、“天倪”都极言边塞之远，而“雪中”、“火处”则形成鲜明对照，写出边远行军途中气候变化的悬殊，从而用概括的笔墨为上文行军提供了一个特征十分突出的广阔背景。一“行”，一“宿”，概括了行军途中单调而又艰苦的生活，联系“朝驰几万蹄”一句，可知“宿”是多么的短暂，而“行”又是怎样的长久。如果说首句写的是次句的一个细节，那么首联所写的就不过是次联所泻的长途行军的一个极为普通的剪影了。至此鞍马风尘，餐风宿露的长途行军图景已写得十分突出。

　　在前四句描写千里行军的基础上，后四句转写远赴边塞的乡思。“塞迥”和“乡遥”承上文“地角”和“天倪”而来，是触动诗人情思的客观因索，“中”和“梦”都写诗人情怀，转得极为自然。而一“怯”、一“迷”又细致入微地写出了初出边塞的诗人对环境的陌生和畏惧，对故乡的梦绕魂牵而又难以归去。诗的最后两句写宿铁关西馆时的怀乡之馆：“哪知故园月，也到铁关西”，照应题目点出月夜和铁关。诗人宿于边塞，唯以望月寄托怀乡之情，而又不写自己望月，却反写明月有情伴随自己，从而使自己更添乡思，望的是“故园月”，想的是故乡情，把思乡之情写得很含蓄，很深切。

　　这首诗写塞上行军，从“胡朝至夜，层层归结到“宿”字上，既有细节描绘，又有场景概括。写乡思，既有直接点示，又以景物烘托，写得十分生动，也十分含蓄。全诗八句，前六句描绘出笼时情景与中情，最后才以景物暗示出“宿”字，结构较别致。

　　此诗有托古讽今之意，名托刺秦始皇、汉武帝迷信求仙、穷兵黩武，实讽唐玄宗，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全诗可分为三部分。

　　首二短句为第一段，点明登高山望远海。登高临海，极目远眺，诗人心潮澎湃，但他并没有写沧海扬波，洪涛排空的景象，而去写与大海、高山相关联的神话传说。

　　中间八句为第二段，写望中想到传说中的神仙境界并不存在，神话传说也为虚妄。六鳌成枯骨，三山已经是过眼云烟。扶桑摧折，太阳的光彩已沉没殆尽。“银台金阙”犹如梦中烟云，秦皇汉武寻求的长生药亦如幻影。精卫填海，徒劳无功；鼋鼍为梁，不足为凭。

　　末六句为第三段。写望中想到秦始皇、汉武帝穷兵黩武，妄想长生，终归一死。这一段为全诗之主旨所在。秦始皇骊山构陵，汉武帝茂陵筑墓，均已倾废荒芜。到而今，当年的英豪雄强早已灰飞烟灭，风光不再，只有听凭牧羊子赶着羊群来登临践踏。他们的魂灵守不住他们的墓冢，他们的余威阻止不了盗墓者贪婪的掘夺。昔日穷兵黩武，威加四方，何等霸气。如今仍落得个如此下场，要想乘飞龙而成仙，那简直就是白日做梦。历史就是无情的，自然也是残酷的。那些想超越自然法则的“野心家”们，终究如凡夫俗子一样，化作灰，堕为尘，成为深埋土堆里的一把枯骨，与庶民百姓没有两样。而他们那些愚妄的做法，最终成为后人的笑柄。诗意还不仅限于此。怀古仅仅是引领诗兴，由之写来，直奔主题。唐玄宗，溺于佛道，好神仙，求长生，比起秦皇汉武来，犹过之而无不及；其穷兵黩武之举，荒淫误国之行，与之相比，并无二致。借古鉴今，借古喻今，借古讽今，才是这首诗真正的主旨。

　　这首诗主要不是怀古之作，而是感时之作。登高山，望远海，面对着绝好的写诗环境，绝好的诗歌材料，诗人却遥遥想起了历史上两位雄才大略的皇帝的求仙的荒诞，予以严厉抨击。这是对此类皇帝的讽刺和批判，也是对当朝皇帝的暗示。感时伤世，抨今讽今，说明诗人虽落泊漂零，仍然心系朝廷，心系国运。

　　此诗典故密集，一个典故代表一种意象。这些意象的有序排列，组成了全诗的思维结构。

　　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