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先以“万里江天”写大景、远景,后以“一村烟树”写小景、近景,大、小、远、近结合,又以“杳霭”“微茫”表现其烟雨迷蒙、云树苍茫的景象。仅用十二字,“米家山水”的气象、神韵已和盘托出。
三、四句倒装,既是表现对此画的观感,又是对此画艺术魅力的赞扬。因为所画者乃“茫湘奇观”,所以细观此画,恍如身在茫湘”;因为画里有水面无船,所以说“我”恍然之间已经身在茫湘,如果纵一叶扁舟“听雨”,该多好!可是呢,别的什么已应有尽有,就“只欠”一只小船。“只欠孤篷听雨”一句当然不是说没画孤篷是个缺点,而是用跳脱的诗句赞颂此画有“移情”魅力;又顺便补出一个“雨” 字,为前面的“香霭”“迷茫”点睛。
第二首一二句“淡淡晓山横雾,茫茫远水平沙”,进一步为“万里江天杳霭,一村烟树微茫”补景。这么一补,江、天、树、村以及晓山、远水、平沙等,都迷蒙于云雾烟雨之间,因云雾烟雨的变化面“变态万层”,顿成奇观”。
诗人面对“茫湘奇观”,萌生了弃官归隐,徜徉于“茫湘奇观”之间的意念,写出了后两句:“安得绿蓑青笠,往来泛宅浮家。”张志和的《渔歌子》,又有“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之句。很明显,尤袤题画诗结尾两句中的“泛宅浮家”和“往来”“绿蓑”“青笠”,都取自张志和的言论和诗句,其借题发挥之意是十分明显的。就是说,他厌倦仕途,想学张志和做烟波钓徒了;然而弃官归隐,又有许多实际困难,两句诗以“安得”领起,表现了难言的苦衷。题画诗,也以“诗中有我”为高格。既展现《茫湘奇观图》的气象神韵,又自抒怀抱,二者妙合无垠,正是这两首题画诗的高明之处。
“白日射金阙,虎豹九关开。”十字写的是皇宫富丽堂皇,气象森严。在那里,朝美“谏疏频上,谈笑挽天回”。四句两层,一张一弛,作者描绘出朝美朝堂上从容和无畏。据《稼轩词编年笺注》引《京口耆旧传·汤邦彦传》:“时孝宗锐意远略,邦彦自负功名,议论英发,上心倾向之,除秘书丞,起居舍人,兼中书舍人,擢左司谏兼侍读。论事风生,权幸侧目。上手书以赐,称其‘以身许国,志若金石,协济大计,始终不移’。及其他圣意所疑,辄以诹问。”那时候的宋孝宗还有些进取之意。淳熙二年八月派汤朝美使金,向金讨还河南北宋诸帝陵寝所在之地。不料汤朝美有辱使命,回来后龙颜大怒,把他流贬新州,尝尽“蛮烟瘴雨”滋味。这一层“千君”、“万里”两句似对非对,中间再作一暗转。对于心怀忠义肝胆但却遭贬的朋友,辛弃疾并没有大发牢骚,徒增友人的烦闷。而是安慰朝美“往事莫惊猜”。因为有才干的人终会发迹的。眼前你不是已经奉诏内调了吗?恐怕还会有消息从皇帝身边下来,“日边”这里用以比喻帝王左右,“恐”字是拟想之辞,却又像深有把握似的,这是稼轩用典的妙处!从“蛮烟瘴雨”的黯淡凄惶到日边消息之希望复起,中间再作一暗转。上片凡三暗转,大起大落,忽而荣宠有加,忽而忧患毕至;忽而蛮烟瘴雨,忽而日边春来,乍喜乍悲,亦远亦近,变化错综,既是对友人坎坷的同情又有对其振作的鼓励。
下片转叙作者自己乡居生活情怀。“门掩草,径封苔”,本是冷落景象,词人但以一笑置之。不难看出,这笑,是强作豁达的苦笑,是傲岸不平的蔑笑。
下片基调无限幽愤,都被这领起换头的一个“笑”字染上了不协调的色彩,反映出一种由于受压抑而形成的不平而又无奈的心情。一“笑”字,内中感情复杂,可为下片基调之凝练。接下去仍是正言反出:未必我这双手就没有用处,不是可以“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怀”吗?试想,当国步蜩螗(tiáo táng)之际,他那双屠鲸剚(zì)虎的巨手,不能用来扭转乾坤,却去执杯持蟹,这是人间何等不平事!而稼轩但以“未应两手无用”的反语轻轻挑出,愈见沉哀茹痛。循此一念,又找足“说剑”一层。说剑论诗,慨言武备文事。辛弃疾“壮岁旌旗拥万夫”,后来又曾上《十论》《九议》,慷慨国事。这时看来,这文韬武略都是无用的“余事”。剩下的,他只有终日痛饮长醉,摇摇欲倒。这“醉舞狂歌欲倒”六字,写尽词人悲愤心怀,潦倒情态,然后束以“老子颇堪哀”。“堪哀”是堪怜念之意,语出《后汉书。马援传》,意思是说,自己如此狂歌醉舞,虚置年华,这心情应该是故人所理解、怜恤的。歇拍“白发宁有种?——醒时栽”,将一腔幽愤推向一个高潮。“白发”写愁,本近俗滥,但稼轩用一“栽”字,翻出了新意。这两句有几层意思。词人春秋正富,本不是衰老的时候;但忧国之思,添他满头霜雪,这是一层。国事不堪寓目,醉中尚可暂忘,醒来则不胜烦忧,此白发乃“——醒时栽”也,又翻进一层。白发并不是自然生出来的,而是“栽”上去的,可见为国势之操劳宦途之喜悲使他年富而白发徒增。这样,就从根根白发上显示出词人人生道路上的风风雨雨,隐然现出广阔的社会背景,这又是一层。单就“栽”字齿音平韵,于声则无限延长,于情则芊绵不尽。这下片一路蓄意蓄势,急管繁弦,最终结在这个警句上,激昂排宕,化为感慨深沉。千载后读之,犹觉满腔不平之气,夹风雨霜雪以俱来。
这首词,上片文意一波三折,于无字处出曲折,极掩抑零乱,跳跃动荡之美;下片却一气奔注;牢骚苦闷,倾泻而来,并且反语累出,在感情激荡中故作幽塞,豪放中仍不失顿挫曲折,词的构局可谓错综多变。
全词核心在下片,但上下两片,对比映衬,表现力增强。上片一起,白日金阙,虎豹九关,何等高华气象;下片一转,门为草掩,径被苔封,又何等荒凉寂寞!这是一层对比。上片赞美汤朝美,誉其巨手可以“谈笑挽天回”;下片写自己,则两手只堪把蟹持杯,又是一层对比。上片写对方,终能日边消息重上朝堂,下片说自己,则满头白发,终日醉舞狂歌为消磨,再加一层对比。通过强烈对比,益见“斯人独憔悴”的不平之情,这是此词的另一个艺术特色。
上片鼓励友人,意气飞扬;下片抒一已之愤,悲愤无奈。乍读之下,上下片的思想感情,好像矛盾。其实,此等矛盾之处,正是显示稼轩的伟大之处。稼轩是虽身处闲散而时时不忘忧乐天下的血性男儿。他既不能不为一已之遭际而愤然不平,又不忍以一已之遭遇挫尽天下志士仁人之壮志。因此,他总是本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顽强精神,鼓舞同道,力挽既倒的狂澜。故上片激劝再三,下片却沉忧抑郁。此矛盾虬结之处,正见出词人一片忠贞爱国之苦心,这正是此词的思想光辉之所在。善乎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之评辛苏词曰:“读苏辛词,知词中有人,词中有品。”
《公输》(《公输》为后人添加的,取的是文章的前两个字)通过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生动地叙述了墨子为实现自己的“非攻”主张,所表现出的艰苦实践和顽强斗争的精神,同时也暴露了公输盘和楚王的阴险狡诈,从而说明只有把道义和实力结合起来,才能迫使侵略者收敛其野心。
在这篇文章里,墨子对战争的性质看得是比较清楚的。他能明确指出楚攻宋之不义,因而他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赶到楚国都城,以实际行动去制止战争的发生。正因为墨子站在正义一边,所以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向公输盘及其主子楚王进行了无可调和的斗争,而且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要想制止这场战争的发生,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然而墨子终于制止了这场战争。这固然同墨子的机智善辩颇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却在于他能够针对敌方的要害展开攻势。首先,他从道义上击败敌人。墨子至楚后,公输盘问他为何而来,他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先是使得公输盘“不说(悦)”,继而逼出“吾义固不杀人。”但公输盘只知道杀一人谓之不义,却不知兴师攻宋杀更多的人,是更大的不义。所以墨子接着指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把公输盘说得哑口无言。在十分狼狈的情况下,公输盘不得不把责任转嫁到楚王身上。墨子见楚王,同样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从道义上谴责楚攻宋之不义。他以富人盗窃穷人为喻,问楚王“此为何若人”,使楚王承认此人“必为有窃疾矣”。因此楚以富有之国而攻伐贫穷之宋,正“为与此同类”。在墨子强有力的论据面前,楚王也不得不诺诺称是。公输盘的“义不杀少而杀众”和楚王以富窃贫,在道义上都是站不住的,因而他们理屈词穷,弄得尴尬不堪。从而说明对于强大而又顽固之敌,只是在道义上攻破它还远远不够,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实力上同敌人较量,并压倒它,才有可能迫使侵略者放弃勃勃野心。墨子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这虽然只停留于近乎纸上谈兵,却是一次战术上的较量,大大灭了公输盘仗恃云梯之械攻宋的嚣张气焰。公输盘虽被挫败,但侵宋之心仍然不死。直到墨子说出即使杀掉他,“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之时,在实力的对抗之下,才使公输盘和楚王死了攻宋之心。
阻止这场战争的不是道义,而是墨子的智慧,在绝对失败的情况下,楚王放弃攻打宋国。
这表明,面对大国的不义之战,要敢于斗争。一方面要从道义上揭露其不义,使他们在舆论上威风扫地;另一方面,要从实力上作好充分准备,使他们的侵略野心无法得逞。这个道理,不仅在历史上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在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
从写作特点来看,本文通过曲折生动的故事,围绕矛盾冲突来阐明道理,凸显人物性格。当墨子到楚国见到公输盘,经过道义上的一番谴责之后,公输盘“服”了。它似乎意味着矛盾得以解决。其实不然。当墨子指出:你既然“服”了,何以不停止攻宋呢?这么一问,公输盘却把责任转嫁于楚王。这既说明他口是心非,又引出了与楚王的新矛盾。为解决它,墨子去见楚王,从道义上把楚王驳得体无完肤,致使楚王称“善”。看来矛盾该是解决了。其实不然。楚王同公输盘一样,只不过是耍了个花招罢了。他在称“善”之后用“虽然”二字一转,又把责任推到公输盘身上,说什么“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这样一来,矛盾就更加复杂化了。又是与楚王的矛盾,又是与公输盘的矛盾,二者错综交织在一起。面对这样顽固而又狡诈的敌人,如果还采取先前那种从道义上揭露的办法对付他们,显然是不能奏效的。那么究竟怎样解决这一矛盾,既是摆在墨子面前的一个十分艰巨的课题,也是读者想要急切知道的。出自墨子的机智多谋,来了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既然楚王和公输盘都仗恃云梯这一攻城之械来攻宋,就需要把云梯这个迷信予以彻底摧毁。于是墨子便在战术上与公输盘来一次较量。较量的结果,公输盘彻底失败,屈服了。然而,矛盾非但没有解决,且向纵深发展。公输盘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竟想下毒手把墨子这个劲敌杀掉,妄图扫清攻宋道路上的障碍。但是这一阴谋不但未能得逞,反被墨子一眼看穿进而一针见血地当面揭露。墨子还严正告诉他们:“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最后在实力的对比和威慑之下,楚王才被迫说出“善哉!吾请无攻宋矣”的话来。矛盾终于得以解决。试看故事是多么曲折生动!矛盾冲突犹如波浪起伏,滚滚向前推进。
再者,作者还善于运用类比说理,进行层层推理。墨子见公输盘和楚王,都不是直陈其事,开宗明义,而是先作比喻,然后进行逻辑推理,使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就大大增强了说服力,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而尤为突出者,是作者运用比喻之妙。诸如墨子见到公输盘后,公输盘问他有何见教,他并不正面直答来意,而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他把问题说得十分严重,意在一下子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这件事上,迫使对方对这件事立即表示态度,说出意见,亦即使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可是公输盘偏偏不说,只是表示不高兴。公输盘不说,当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只好再来个火上加油,“请献十金”。这意味着要拿金钱贿赂收买他,让他去干杀人的勾当。这下子公输盘可沉不住气了,便脱口说出“吾义固不杀人”。墨子之所以使他不高兴,继而又激怒他,无非是让他说出这句话来,然后再予以批驳。墨子见楚王,则是另一番气象。一开头就作比说:“今有人于此”如此这般。他不用“倘若”“假如”等假设字样,好像是讲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使对方不致发生错觉,能够听得进去,然后让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墨子连用了三个比喻,然后问楚王:“此为何若人?”楚王很痛快地回答说:“必为有窃疾矣。”既然回答得痛快,那就毫无必要再用激将的办法进一步逼问了。但读者完全可以想像,假如楚王也像公输盘那样吞吞吐吐的话,墨子将会用别的办法使他说出自己要他说的话的。可见,墨子是根据不同对象的表现,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总之,要他们说话,要他们说出自己想要他们说的话。不说话,不行;说了话,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也不作罢。只要他们说了话,事情就好办了,就可以抓其把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墨子就是用这种引鱼上钩、先发制人的办法,进行说理的,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出现,使对方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文章之所以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是同这种说理方法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