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怀念苏州去姬之词。以西园为载体,以燕嫩为喻,描述了词人在清明时节重过西园时的所见、所忆、所感。其中,上片写现实中含回忆,实中有虚;下片继写今朝,实笔写深情。全词用字遣辞清空晓畅,淡雅静穆而情致深沉。
上阙从现实入笔,叹惋昔日与苏姬相聚,现已离别之苦情。昔日清明佳节,两人相聚于苏州西园的绿树阴中。“清明”点明相聚的时令,“西园”相聚的地点,词人在苏州的故居。发端二句十一字,交待了相聚的人事、地点、时间,可谓言简意赅。“嫩阴绿树”以白描手法,写出西园的景物。“嫩”“绿”二字极平易,但勾画了环境的清幽恬静,极富感情色彩,表现了词人与苏姬相聚时的喜悦情怀。然而“不过”二字,转笔到现在,人已去,又值清明之时,虽然现在西园还是“嫩阴绿树”,“正是留春处”,但“春留”人不留,伤感悲戚无以名状。
下阙紧承上片,继续感慨爱姫已远去天涯,此时此刻即使“燕嫩重来”也已人去楼空,往事不复存在。“燕嫩重来”亦暗指词人今归时依然是春日,然而这春天,似乎再没有令人欣喜的“嫩阴绿树”,再没有“留春”的西园美景;此时此刻,只感到一缕缕寒意袭人,一团团飞絮愁煞人,此情此景让词人泪满征衫。结句以飞絮飘飘缭人心乱的艺术形象,突出了“断肠”之情。
全词情致缠绵、委婉,用语清新优美,浑然天成,在运意遣词上的虚实结合,景物描写上静景“嫩阴绿树”、动景“燕嫩重来”和“风帘絮”交织,满蕴情思。其中,“嫩阴绿树”化静为动,赋予绿树蓬勃生机,意象幽美恬静;“风帘絮”化动为静,在柳絮飘飞之后,便是一派静穆的意境。同时,此词风格清疏流快,这与全词未举僻典、未用险丽之词有关,也与章法的上片今中含昔、下片言今日的脉络井井有关,还与在转接提顿处用虚字勾勒呼应以显明其意有关,如“正是春留处”的“正是”一词。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清明转眼就过了,赏花不忍经过西园。春日枝头发出新芽,一片嫩绿之色,春意浓浓。正是春天驻足停留的地方。
故地重游,往事滔滔如东流之水。收藏的行役之衫,还留有伊人针线的痕迹。幕春时节的风雨寒意袭人。泪因旧寒而起,絮因风而起,风吹絮落又如春在坠泪。
注释
点绛唇:词牌名,调名取自江淹的“明珠点绛唇”诗句。
时霎:霎时。
载花:指所遇的苏姬载,载,设置,引申为相遇;花,以花喻人,暗指心上人苏姬。
西园:吴文英在苏州时的故居。
嫩阴:春日枝头发出新芽,一片嫩绿之色。
燕嫩重来:指故地重游。
征衫:行役之衫。表行人倦客身份。
贮:收藏。
风帘絮:化用周邦彦《瑞龙吟》“断肠院落,一帘飞絮”。
这是一首怀念苏州去姬之词。以西园为载体,以燕子为喻,描述了词人在清明时节重过西园时的所见、所忆、所感。其中,上片写现实中含回忆,实中有虚;下片继写今朝,实笔写深情。全词用字遣辞清空晓畅,淡雅静穆而情致深沉。
上阙从现实入笔,叹惋昔日与苏姬相聚,现已离别之苦情。昔日清明佳节,两人相聚于苏州西园的绿树阴中。“清明”点明相聚的时令,“西园”相聚的地点,词人在苏州的故居。发端二句十一字,交待了相聚的人事、地点、时间,可谓言简意赅。“嫩阴绿树”以白描手法,写出西园的景物。“嫩”“绿”二字极平易,但勾画了环境的清幽恬静,极富感情色彩,表现了词人与苏姬相聚时的喜悦情怀。然而“不过”二字,转笔到现在,人已去,又值清明之时,虽然现在西园还是“嫩阴绿树”,“正是留春处”,但“春留”人不留,伤感悲戚无以名状。
下阙紧承上片,继续感慨爱姫已远去天涯,此时此刻即使“燕子重来”也已人去楼空,往事不复存在。“燕子重来”亦暗指词人今归时依然是春日,然而这春天,似乎再没有令人欣喜的“嫩阴绿树”,再没有“留春”的西园美景;此时此刻,只感到一缕缕寒意袭人,一团团飞絮愁煞人,此情此景让词人泪满征衫。结句以飞絮飘飘缭人心乱的艺术形象,突出了“断肠”之情。
全词情致缠绵、委婉,用语清新优美,浑然天成,在运意遣词上的虚实结合,景物描写上静景“嫩阴绿树”、动景“燕子重来”和“风帘絮”交织,满蕴情思。其中,“嫩阴绿树”化静为动,赋予绿树蓬勃生机,意象幽美恬静;“风帘絮”化动为静,在柳絮飘飞之后,便是一派静穆的意境。同时,此词风格清疏流快,这与全词未举僻典、未用险丽之词有关,也与章法的上片今中含昔、下片言今日的脉络井井有关,还与在转接提顿处用虚字勾勒呼应以显明其意有关,如“正是春留处”的“正是”一词。
这首词是清明过后,词人重过西园忆姬之作,具体创作时间不详。夏承焘《梦窗词集后笺》:“凡清明、西湖、伤春词,皆悼杭州亡妾之作,其时在遣苏妾之后。”
此诗前两句首先描绘出一位贫妇的画像:她鬓云散乱,头上别着自制的荆条发钗,身上穿着当年出嫁时所穿的布裙,足见其贫困寒俭之甚(“世所稀”)。这儿不仅是人物外貌的勾勒,字里行间还可看出一部夫妇离散的辛酸史。《列女传》载“梁鸿、孟光常荆钗布裙”。这里用“荆钗”、“布裙”及“嫁时衣”等字面,似暗示这一对贫贱夫妇一度是何等恩爱,然而社会的动乱把他们无情拆散了。“布裙犹是嫁时衣”,既进一步见女子之贫,又表现出她对丈夫的思念。古代征戍服役有所谓“及瓜而代”,即有服役期限,到了期限就要轮番回家。从“正是归时”四字透露,其丈夫大概是“吞声行负戈”的征人吧,这女子是否也曾有过“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杜甫《新婚别》)的誓言,那是要读者自去玩味的。
于是,三句紧承前二句来。“胡麻好种无人种”,可以理解为赋(直赋其事):动乱对农业造成破坏,男劳动力被迫离开土地,“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田园荒芜。如联系末句,此句也可理解为兴:盖农时最不可误,错过则追悔无及;青春时光亦如之,一旦老大,即使征人生还也会“纵使相逢应不识”呢。以“胡麻好种无人种”兴起“正是归时底不归?”实暗含“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意,与题面“怀良人”正合。
这还不能尽此句之妙,若按明人顾元庆的会心,则此句意味更深长。他说:“南方谚语有‘长老(即僧侣)种芝麻,未见得。’余不解其意,偶阅唐诗,始悟斯言,其来远矣。胡麻即今芝麻也,种时必夫妇两手同种,其麻倍收。长老,言僧也,必无可得之理。故云。”(《夷白斋诗话》)原来芝麻结籽的多少,与种时是否夫妇合作大有关系。诗人运用流行的民间传说来写“怀良人”之情,十分切贴而巧妙。“怀良人”理由正多,只托为芝麻不好种,便收到言在此而意在彼、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所以,此诗末二句兼有赋兴和传说的运用,含义丰富,诗味咀之愈出,很好表达了女子“怀良人”的真纯情意。用“胡麻”入诗,这来自劳动生活的新鲜活跳的形象和语言,也使全诗生色,显得别致。
绝句“宛转变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此转变得好,则第四句如顺流之舟矣”(杨载《诗法家数》)。此诗末句由三句引出,正是水到渠成。“正是归时底不归?”语含怨望,然而良人之不归乃出于被迫,可怨天而不可尤人。以“怀”为主,也是此诗与许多怨妇诗所不同的地方。
这首诗是《红楼梦》中林黛玉惜“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的寄慨之作。林黛玉自谓:“曾见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终身遭际令人可欣、可羡、可悲、可叹者甚多,……胡乱凑几首诗,以寄感慨。”恰好被贾宝玉翻见,将这组诗题为《五美吟》。《五美吟·红拂》就是其中之一。
组诗中所写的人事其实并非都据史实。如东施效颦出自《庄子》,带有寓言性质;《西京杂记》中所写王昭君不肯贿赂画工以致不为汉元帝所知而被诏使出塞的情节只是传说;至于出自《虬髯客传》的红拂形象则更经传奇作者的艺术加工。
这首诗中的议论原本是借古讽今,为现实感受而发。林黛玉钦佩红拂卓识敢为,能不受相府权势和封建礼教的“羁縻”,更突出地表现了她大胆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的理想。
诗中所咏与小说情节的某种照应关系,这是可以研究的问题。《五美吟》写的都是关于死亡或别离的内容,有的还涉及事败或者获罪被拘系,这就不是偶然的了。在现存材料很少的条件下,要确切地阐明作者的意图还是不容易的。在《红楼梦》戚序本与甲辰本上有一条早期批语说:“《五美吟》与后《十独吟》对照。”《十独吟》在后四十回续书中没有,当是已散失的后半部原稿中薛宝钗或史湘云所写的诗。从诗题看,大概是借古史上十个独处的女子如寡妇、弃妇、尼姑和离别丈夫的妇女等的愁怨,来写书中人物的现实感触的。所谓“对照”当也不仅仅限指诗题。
此诗是古代大型舞乐《大武》的二成歌词。《大武》的乐曲早已失传,虽有零星的资料,但终难具体描述。然其舞蹈形式则留下了一些粗略的记录,可以作大概的描绘。第一场,在经过一番擂鼓之后,为首的舞者扮演武王,头戴冕冠出场,手持干戚,山立不动。其余六十多位舞者扮武士陆续上场,长时间咏叹后退场。这一场舞蹈动作是表示武王率兵北渡盟津,等待诸侯会师,八百诸侯会合之后,急于作战,而周武王以为伐纣的时机尚不成熟,经过商讨终于罢兵的事实。第二场主演者扮姜太公,率众舞者手持干戈,奋臂击刺,猛烈顿足。他们一击一刺,做四次重复,表示武王命太公率敢死队闯犯敌阵进行挑战,武王率大军进攻,迅速获胜,威振中原。第三场众舞者由面向北转而向南,表示周师凯旋返回镐京。第四场开始时,众舞者混乱争斗,扮周、召二公的舞者出而制止,于是众舞者皆左膝跪地,表示成王即位之后,东方和南方发生叛乱,周、召二公率兵平乱的事实。第五场,众舞者分成左右两大部分,周公在左、召公在右,振动铃铎,鼓励众舞者前进,表示成王命周公镇守东南,命召公镇守西北。第六场,众舞者恢复第一场的位置,作阅兵庆典和尊崇天子成王的动作,表示周公平乱以后,庆祝天下太平,各地诸侯尊崇周天子。根据高亨《周代大武乐考释》一文,《大武》六成的六篇诗的排列次序确定为:《我将》、《武》、《赉》、《般》、《酌》、《桓》。《周颂·武》一开头,就以最高亢最雄浑的歌喉对周武王做出了赞颂:“於皇武王!无竞维烈。”殷商末年,纣王荒淫暴虐,厚赋税以盘剥国人,造炮烙酷刑以镇压异己,嬖爱妇人妲己,宠信佞臣费中、恶来,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即周文王),微子数谏不听而亡去,比干强谏而被剖心,箕子佯狂为奴亦遭囚。纣王的倒行逆施,令百姓怨愤,令诸侯寒心。因此,周武王伐商,是一场反抗暴政的正义战争,是符合民意、顺应历史潮流的壮举,它必然得到上至贵族下至平民的普遍拥护与欢迎、响应。此篇《颂》诗对周武王完成克商大业的赞美,尽管是站在周王朝统治者立场上的,但也是同时代民众心声的反映,令人感到真实可信,不像后世郊庙歌词虚应故事的陈词滥调那么惹人厌烦。
在唱出开头两句颂歌后,诗人笔调一转,饮水思源,怀念起为克商大业打下坚实基础的周文王来。文王(即西伯)被纣王囚禁羑里,因其臣闳夭等人献宝物给纣王而得赦免,他出来后献洛西之地请求纣王废除炮烙之刑,伐崇戡黎,建立丰邑,修德行善,礼贤下士,深得人心,诸侯多叛纣而往归之。他为武王的成功铺平了道路,使灭商立周成为水到渠成之事,其功德不能令人忘怀。“允文”云云,真是情见乎词。
诗的最后三句,直陈武王继承文王遗志伐商除暴的功绩,将第二句“无竞维烈”留下的悬念揭出,在诗歌的语言运用上深有一波三折之效,使原本呆板的《颂》诗因此显得吞吐从容,涌动着一种高远宏大的气势。可以说,此诗是歌功颂德之作中的上品。
当然,《颂》诗的本质决定了它必定具有一定的夸饰成分。武王伐商,诗中声称是为了“遏刘”,即代表天意制止暴君的残杀,拯民于水火。但战争是残酷的,所谓“圣人号兵者为凶器”(《六韬》)是也,牧野之战,《尚书·武成》有“流血飘杵”的记载,《逸周书·世俘》亦有“馘魔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的说法。所以崇尚仁义的孔子不免对之感到有些遗憾。
此词具有一种潜在的思想力量。上片称赞严子文侍女不同流俗,才貌出众,频频发笑,满座粲然,不断带来欢乐和活力。首句用吴语“侬”称呼侍姬,所谓“吴侬软语”,想必这一位侍姬是吴人,“侬”是她的家乡话。作者用“桓彝嵚崎历落”这个典故来形容侍女,这就等于说这位叫“笑笑”的侍女,竟是一位杰出不群的值得钦佩的伟丈夫式的人物。这作为对一个侍女的歌颂,确实有点不伦不类。这当然不是作者没词了,不懂得用典而胡乱比附。以他这样一位写起词来“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的大家,不可能不懂用典,更何况他“其秾丽绵密处,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为女人作艳语,原也当行。那么就只有从文字的本意来理解了。这就是说笑笑一定有其不凡之处,所以作者才会许之以如茂伦那样的嶔崎历落,可钦可羡之人。古时侍姬,固多不凡。如张愔之关盼盼,石崇之绿珠,但那还多是忠于故主而已。而这里的笑笑,可惜没有留下更多的记载,其主既未故,那无妨反求之于辛弃疾所钦羡的事物。辛弃疾此时在建康作一行政之副职,且是“添差之员”,形同虚设。以如此之壮年,抱一腔热血而来的盛气之英雄,仅给这样一个冷板凳坐,其心情之抑郁是可想而知的了。所以他在这同一时期作的《满江红》中就说:“笑人世苍然无物。”他对于主和派掌权的这个朝廷,认之为无人,也是理所当然的。对满朝公卿将相视之为“无物”的辛弃疾,却以“嶔崎可笑”许一侍姬,以这些猥琐的须眉作衬,则红粉之磊落也就非常形象、可以感触的了。
下片写笑笑的颦笑。她“歌笑颦时还浅笑”,让人舒心;“醉逢笑处却轻颦”,使人清醒。南宋小朝廷是一个萎靡世界。在这时,每一个有良心的人,歌时应当是痛苦的,但这还是一般的感情。而她却于痛苦中反要浅笑。这不是写她麻木不仁,不是写她纵情欢笑,而是说她在本来笑颦之处,却发出了“浅笑”。这就透露了她这笑含有凄伤之情。这无法或不屑纵声的“浅笑”,只能是嘴角那苦苦的一撇,是冷然的微哂,是笑笑不得之强颜。总之它是内心痛苦之极的一种反态。长歌当哭,它是比哭更凄惨得多的。是以当别人快乐地喝醉了酒,作出种种丑态时,她却又不由地皱起了眉头,一股讨厌鄙弃之情溢于眉宇。这一颦一笑之间,就把她那种高傲的秉性,活脱脱地写了出来。正如屈原之“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一样,她是很有点不同流俗而别具慧心的。这两句词中也可以看出笑笑的杰出之所在。在那样的社会里,竟有这样一位不趋炎附势、不同流合污,反而很有点脱俗超凡的女子,的确令人高兴,无怪乎作者要由衷地赞叹她“宜颦宜笑越精神”了。颦其所颦而笑其所笑,是以曰“宜”。那么这个“精神”就不单是指她那一种女性的美的外露,而更是指她一颦一笑所表现出来的高尚的精神境界。
从这里可以看到辛弃疾对于这一种傲态的钦佩,无此傲态作为底色,则轻颦浅笑,都显轻薄,徒见其不“宜”了。那么由此可见:笑笑的颦笑,定与抗战派的思想感情合拍,这固然是当时广大人民的普遍意愿,也不排斥她就是因坚持抗战而获罪以作奴婢的家属。因而她的见解很合乎辛弃疾的思想,所以才有“一笑坐生春”的感觉。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在此家宴中高谈阔论,笑笑时发如花妙语,说得那样中听,有助豪情,使人感到周身舒畅。故此作者对于的“开口笑时频”寄予了那样真挚而热烈的感情。当此之时,酒酣耳热,小小天地尽是他们主战派的世界,更难得的是,红粉居然知己,所以就更感到她越笑越精神,她此时,已完全不是一个歌舞妓,而直是他不能不钦佩的嶔崎历落的大丈夫了。
这阕《浣溪沙》词虽是赠妓调笑之作,全篇俳谐有趣,但决不是纯粹的无聊文字,那怕是从仅仅不小瞧侍姬这类卑贱的小女子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辛弃疾的不凡。他把一位侍女抬高到了这样高的地位,这就完全不是庸俗的捧角儿,而是他把对于祖国的热爱看得高于一切,用以衡量一切:谁不爱国,谁不维护国家的统一,虽卿相君主,他亦视为“无物”;而赞成国家统一的,则虽歌妓侍女,也可以许之为“嶔崎历落”之人。从这个侧面,令人又看到了辛弃疾对于祖国有着无比深挚的感情。也正是这种爱国主义的感情,使得他颠倒了对于大人物和奴婢尊卑的陈腐见解,从而具备了进步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