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侠”,是乐府古题,从西晋张华以后历代都有人作,内容大都写壮勇轻生、杀人报仇的侠士精神。此诗属边塞诗,歌颂一位将士的赫赫战功和威猛气概。诗的前半部分写侠士从军。开头两句即赞赏主人公的有胆有识,接着写游侠慷慨从军及勇武善战的形象。后半部分,从“还家”句开始,写游侠立功受赏后归家游猎。这一部分描写了壮士归来的悠闲生活,但写其唯爱游猎,并且“弓矢速如飞”,仍不失其游侠的勇武本色。
这首诗是诗人呈军中诸将之作。诗人塑造了一位有勇有谋、英俊潇洒而又豪爽的游侠形象。他勇武过人,终立功疆场,受封归家,志得意满。诗人通过对这一形象的赞颂,为军中诸将树立了一个楷模,激励将士们英勇作战,以期成就一番功业,扬名于世。全诗刻画人物极为成功,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人物都不失其英雄本色,并通过对其行动、外貌、语言、神态的描写,使人物血肉丰满,呼之欲出,真实可感。
这是一首对雨即景之作,明快、跳荡,意象绵渺,别具特色。咸阳桥,又名便桥,在长安北门外的渭水之上,是通往西北的交通孔道。古往今来,有多少悲欢离合、兴废存亡的历史在这里幕启幕落。然而诗人此番雨中徜徉,却意度闲适,并无愁眉锁眼之态,笔墨染出,是一派清旷迷离的山水图景。
首句入题。“咸阳桥”点地,“雨”点景,皆直陈景物,用语质朴。句末炼出一个“悬”字,便将一种雨脚绵延如帘箔之虚悬空际的质感,形象生动地传出,健捷而有气势,令人神往。接下一句,诗人把观察点从桥头推向远处的水面,从广阔的空间来描写这茫茫雨色。这是一种挺接密衔的手法。“万点”言雨阵之密注。“空蒙”二字最有分量,烘托出云行雨施、水气蒸薄的特殊氛围,点出这场春雨所引起的周围环境的色调变化来。用笔很像国画家的晕染技法,淡墨抹出,便有无限清蔚的佳致。这种烟雨霏霏的景象类似江南水乡的天气,是诗人着力刻画的意境,并因而逗出下文的联翩浮想,为一篇转换之关键。“钓船”是诗中实景,诗人用一个“隔”字,便把它推到迷蒙的烟雨之外,若隐若现,似有似无,像是要溶化在设色清淡的画面里一样,有超于象外的远致。
前两句一起一承,围绕眼前景物生发,第三句纵笔远扬,转身虚际,出人意外地从咸阳的雨景,一下转到了洞庭的春色。论地域,天远地隔;论景致,晴雨不侔。实现这两幅毫不相干的水天图画的联结转化的媒介,乃是存在于二者之间的某种共同点—即上面提到的烟水空蒙的景色。这在渭水关中也许是难得一见的雨中奇观,但在洞庭泽国,却是一种常见的色调。诗人敏感地抓住这一点,发挥艺术的想象,利用“还似”二字作有力的兜转,就把它们巧妙在联到一起,描绘出一幅壮阔飞动、无比清奇的图画来。洞庭湖为海内巨浸,气蒸波撼,吞天无际。在诗人看来,湿漉的晓云好像是驮载着接天的水气飘进了岳阳古城的上空。这是极其壮观的景象。“将入”二字,可说是笔挟云涛。
作者着意描写巴陵湖畔的云容水色,其目的在于用它来烘托咸阳的雨景,使它更为突出。这是一种借助联想,以虚间实,因宾见主的借形之法,将两种似乎无关的景物,从空间上加以联系,构成了此诗在艺术上的特色。
第一首“西忆岐阳信,无人遂却回。”杜甫身陷贼中的唯一念想和寄托,就是行在中的唐肃宗了。《孟子》中说“圣人三日无君则惶惶然。”杜甫虽不是圣人,但“一饭未尝忘君”(苏轼评价杜甫语),却不得不说是圣人对杜甫的影响。杜甫于身陷贼中之际依然西望行宫,希望有朝一日能突围抵达,但现实却是音尘不到,无人却回,即没有退回之人。长安本是沦陷区,帝王身边的人当然不会自蹈死地,却不知沦陷区依然有人“眼穿当落日,心死著寒灰”。“眼穿”就是成语“望眼欲穿”之所本。对着西下的落日,杜甫只能在沦陷中深情凝望。“落日”既暗喻西面的凤翔行在,也暗指江河日下的大唐帝国。“寒灰”同用两个典故,一个是庄子的“形故可如槁木,心可如死灰乎?”表现自己绝望的心理;另一个则是《史记·韩安国列传》中“死灰复燃“的典故:韩安国曾经坐牢被狱吏折辱,韩安国说:”你认为死灰难道不会复燃吗?“狱吏说:”死灰复燃,就用尿浇灭。“后来韩安国出狱后做了大官,遇见狱吏后笑着说:”你现在可以用尿浇灭了。“狱吏大恐。杜甫用”死灰“的典故,表现的是自己仍有”复燃“的可能,绝望中仍有希望。”茂树行相引,连山望忽开。“”茂树“又作”雾树“,在”雾树“的导引下,终于望到了凤翔周边的连山,对此杜甫如何不激动?但杜甫却忽然宕开一笔,不写自己的激动,却写自己的故旧亲朋对自己的惊讶:老了,瘦了,但总算从沦陷区活着回来了。通过他人之口来对自己做一个评价,这是诗人高明的地方。
第二首“愁思胡笳夕,凄凉汉苑春”,先追忆曾经在沦陷区四面胡笳的悲怆,和长安汉苑在铁蹄下凄凉残破的惨状,再感慨生还之不易。虽然基本脱险,但杜甫仍觉侥幸,将脱险之后仍视作“生死悬于顷刻”(仇兆鳌语)的“暂时人”,这既是自怜,又不乏自嘲。杜甫找到了“组织”,自然万分欣喜。“司隶章初睹”虽不算警句,然也化用了南朝傅亮《进宋元帝诏》“东京父老,重睹司隶之章”一语,可见杜诗“无一字无来处”(黄庭坚语)的特点。“南阳气已新”同样用典,《后汉书·光武本纪》记载“望气者苏伯阿为王莽使,至南阳,遥望见春陵郭,唶曰:‘气佳哉!郁郁葱葱’。”以望气者(观察天象的人)见王者之气之喜,代指自己接近行在和国君之喜。“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是杜甫诗歌常见的以悲写喜之手法。激动得沾巾,喜不自胜,溢于言表。高步瀛评道:“五六句明写达,暗写喜,七八句明言喜,反说悲而喜弥甚,笔弥幻矣。”杜甫诗歌的艺术,就在于曲折地表现原本简单的感情。
第三首开头劈空而至。一开始便假设了自己的死,死且无人知晓,是多么的惨淡,但未曾想到自己居然生还,足堪“自怜”。而“犹瞻”再次表达杜甫的“侥幸”和欣喜。“影静千官里”指自己暂时恢复了平静的生活,和众朝臣一样侍奉天子,王夫之评价此句“写出避难仓皇之余,收拾仍入衣冠队里一段生涩情景,妙甚。非此则千官之静,亦不足道也。”“七校”是汉代的七种校尉,这里也代指朝廷百官。而“心苏”一个“苏”字更是振起全篇。最后“新数中兴年”既是对自己报效朝廷的期望,也是对朝廷能够自振的期望。
此诗是古代大型舞乐《大武》的二成歌词。《大武》的乐曲早已失传,虽有零星的资料,但终难具体描述。然其舞蹈形式则留下了一些粗略的记录,可以作大概的描绘。第一场,在经过一番擂鼓之后,为首的舞者扮演武王,头戴冕冠出场,手持干戚,山立不动。其余六十多位舞者扮武士陆续上场,长时间咏叹后退场。这一场舞蹈动作是表示武王率兵北渡盟津,等待诸侯会师,八百诸侯会合之后,急于作战,而周武王以为伐纣的时机尚不成熟,经过商讨终于罢兵的事实。第二场主演者扮姜太公,率众舞者手持干戈,奋臂击刺,猛烈顿足。他们一击一刺,做四次重复,表示武王命太公率敢死队闯犯敌阵进行挑战,武王率大军进攻,迅速获胜,威振中原。第三场众舞者由面向北转而向南,表示周师凯旋返回镐京。第四场开始时,众舞者混乱争斗,扮周、召二公的舞者出而制止,于是众舞者皆左膝跪地,表示成王即位之后,东方和南方发生叛乱,周、召二公率兵平乱的事实。第五场,众舞者分成左右两大部分,周公在左、召公在右,振动铃铎,鼓励众舞者前进,表示成王命周公镇守东南,命召公镇守西北。第六场,众舞者恢复第一场的位置,作阅兵庆典和尊崇天子成王的动作,表示周公平乱以后,庆祝天下太平,各地诸侯尊崇周天子。根据高亨《周代大武乐考释》一文,《大武》六成的六篇诗的排列次序确定为:《我将》、《武》、《赉》、《般》、《酌》、《桓》。《周颂·武》一开头,就以最高亢最雄浑的歌喉对周武王做出了赞颂:“於皇武王!无竞维烈。”殷商末年,纣王荒淫暴虐,厚赋税以盘剥国人,造炮烙酷刑以镇压异己,嬖爱妇人妲己,宠信佞臣费中、恶来,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即周文王),微子数谏不听而亡去,比干强谏而被剖心,箕子佯狂为奴亦遭囚。纣王的倒行逆施,令百姓怨愤,令诸侯寒心。因此,周武王伐商,是一场反抗暴政的正义战争,是符合民意、顺应历史潮流的壮举,它必然得到上至贵族下至平民的普遍拥护与欢迎、响应。此篇《颂》诗对周武王完成克商大业的赞美,尽管是站在周王朝统治者立场上的,但也是同时代民众心声的反映,令人感到真实可信,不像后世郊庙歌词虚应故事的陈词滥调那么惹人厌烦。
在唱出开头两句颂歌后,诗人笔调一转,饮水思源,怀念起为克商大业打下坚实基础的周文王来。文王(即西伯)被纣王囚禁羑里,因其臣闳夭等人献宝物给纣王而得赦免,他出来后献洛西之地请求纣王废除炮烙之刑,伐崇戡黎,建立丰邑,修德行善,礼贤下士,深得人心,诸侯多叛纣而往归之。他为武王的成功铺平了道路,使灭商立周成为水到渠成之事,其功德不能令人忘怀。“允文”云云,真是情见乎词。
诗的最后三句,直陈武王继承文王遗志伐商除暴的功绩,将第二句“无竞维烈”留下的悬念揭出,在诗歌的语言运用上深有一波三折之效,使原本呆板的《颂》诗因此显得吞吐从容,涌动着一种高远宏大的气势。可以说,此诗是歌功颂德之作中的上品。
当然,《颂》诗的本质决定了它必定具有一定的夸饰成分。武王伐商,诗中声称是为了“遏刘”,即代表天意制止暴君的残杀,拯民于水火。但战争是残酷的,所谓“圣人号兵者为凶器”(《六韬》)是也,牧野之战,《尚书·武成》有“流血飘杵”的记载,《逸周书·世俘》亦有“馘魔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的说法。所以崇尚仁义的孔子不免对之感到有些遗憾。
何承天的《战城南》诗是他于“晋义熙(晋安帝司马德宗年号)末私造”《鼓吹铙歌》十五篇中的一首。铙歌,即“短箫铙歌”,本为军乐。何承天的这组《鼓吹铙歌》,“虽有汉曲旧名,大抵别增新意,故其义与古辞考之多不合”(郭茂倩《乐府诗集》)。作者以颂扬赞美态度来描写战争,旨在“建威扬德,劝士讽敌”。其诗主题格调与表现形式,均与汉乐府古辞迥然有别。
此诗以叙阵战为主,采用整齐的三、三、七句式,每三句为一层意思,全诗二十四句,可分作四段来看。
开头三句为第一段。首句“战城南”系套用乐府古辞语。作者起笔拉开战幕,描绘出大战的场景。“勍敌猛”以下六句为第二段,分别从敌我两方来写。前三句言敌方兵强马众,攻势凶猛;后三句写己方士气振奋,斗志昂扬。“仗大顺”,谓依顺天道民心。“应三灵”,指得日、月、星三灵垂象之应。如陈琳所谓“当天符之佐运,承斗刚而曜震。”(《军武赋》)古称“明王之征”,必顺天命以伐无道。战前先“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祷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司马法》)而后命将兴师。作者在此强调己方乃“正义”之师,将士激于义愤,争相赴敌。“长剑击”至“长角浮叫”九句为第三段,写战场交锋。最后六句为第四段,写扫平“敌寇”,尽歼“逆徒”,余黎沾惠,百姓讴歌及班师回朝,庆功祝捷。
古代诗歌叙写战争,由来已久。早在《诗经》雅诗中就有如《常武》(《大雅》)、《六月》、《采芑》(《小雅》)等名篇,屈原《九歌·国殇》亦是一篇写战争的杰作。《诗经》雅诗之叙战事,多赞美周室功德,铺扬威烈。一般不在诗中直接描写作战场面,而是着重表现己方军威气势。如《大雅·常武》篇写周宣王征徐夷,第五章正叙兵事,云“王师啴啴(tān tān,众盛貌),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苍,如川之流”。以一连串比喻表现周军进击时排山倒海,一往无前之势,显得威武雄壮,气势磅礴。《九歌·国殇》有一节描写两军交锋,车列毂错,短兵相接,写得悲壮慷慨。然诗人意在祭悼战败死国的楚将士亡灵,而非耀武扬威,因而诗中叙阵战只是作为抒哀思的陪衬。何承天此诗则有与《诗》、《骚》等战事诗不同的特色。作者在诗中对阵战展开正面描写,既有鸟瞰式的宏大场面,又有形象具体的战斗描绘;运用写实兼比喻、夸张及声、色渲染等表现手法。诗中有的地方写得较简炼概括,有的地方着力铺张描状。如第二段写双方对阵情势,“横阵亘雷若屯云”一句,表现敌方“百校罗峙,千部陈列”,弥原盖雷,如黑云压城的强大阵势。写敌方的强大,既见战争情势之险恶与严酷,又反衬己方严阵以待,临危不惧。作者接下不对己方军容阵势作相应的描写,而以“义之所感士忘生”一句有力地表现将士们同仇敌忾,“师直为壮”。这样避免了单调与重复,又突出晋军克敌制胜的原因,文笔简洁,有较强的概括和表现力。
两军正面冲突,交兵接战,是全诗用笔墨最多,也写得较出色处。作者善于抓住最能体现战斗特点的“声”与“色”,用浓墨重彩加以描绘。如第一段写战争大场面,首先展示出黄尘滚滚,砂石飞扬,天昏地暗的背景,以这片灰蒙昏沉的色调衬托出如银蛇狂舞,电闪大作的火红旌旗;似雷霆万里,声震天地的隆隆战鼓,格外令人触目惊心。第二段写“飞镝炫晃”与朱火飞烟,光色相映;剑击弓鸣与“长角浮叫”,声响交加,种种光色音响交织一体,使人眼花缭乱,惊心动魄,生动地再现一场大规模混战的紧张激烈情景,渲染出浓烈的战争气氛。作者还着重从动态来描写交战。第二段写兵来将往的厮杀格斗;雪刃纷飞,箭矢如雨,铁骑奔突,华眊急旋。这一幅幅硝烟弥漫,金戈铁马的战斗画面,使人想起曹丕诗:“千骑随风靡,万骑正龙骧,金鼓震上下,干戚纷纵横。”(《黎阳作诗三首》之三)这段共用六个短句:“长剑击、繁弱鸣”;“虎骑跃,华眊旋”;“骁雄斩,高旗搴”,每句都用动词结尾,读来给人以一种连续、动荡不已和如火如荼之感。
全诗叙阵战,笔墨铺张扬厉,句式长短相间,排偶齐整,颇有气势,然略嫌辞赋味太浓,缺乏诗歌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