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闺怨词,重在对男子薄幸的怨怼不满,抒情婉转而造语浅近。上片以杨花的终日飞舞与海潮短暂回归作对照,用心不在前者的飞舞“终日”,看似长久,所取却在海潮回归虽然短暂,但去来有信,行动有期。四句歌词,却两用对比,前两句是用杨花的终日的“空飞舞”,与其无法长久留驻作对照,后两句则是用海潮的暂时回归,与其“堪凭处”作对比。词人选取这两组意象,是有着丰富的内涵的。杨花终日飞舞,实指春景又至,春事再繁,实寓有美人迟暮之感和闺中寂寞之意。海潮的意象就更是含蕴丰富了。唐诗人李益有《江南曲》诗拟闺中怨妇云:“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这里,词人实际上是翻用其诗意,以海潮虽短却有信,表达出对男子一去之后即杏无音讯的愤懑和不满。
下片也是利用两组意象的对比来抒发词情:碧云有路可相将归去,五更风却不解与花为主。在这里,词人将女主人公的怨情推进了一层,从上片的单纯抱怨,发展到如今的殷切期盼。所谓恨之深,正是因为爱之挚。在对碧云归路的向往中,读者似乎可以感受到闺中人那炽烈迸发的情感热流,虽然置身孤独与寂寞之中,但她仍然憧憬着“相将归去”的美好生活。在对薄幸五更风的责难声中,我们又似乎可以体味到她对情有所归心有所属的人生的美好追求。特别是末句,用“不解与花为主”作为对薄幸人的抱怨之辞,很值得品昧。对于一个彻夜未眠的思妇而言,其心绪的烦乱,是可想而知的。这里,让闺中人把一腔的怨气发泄到五更风上,可以说是很切合人物心理的。更妙的是,这一声抱怨之中,还包含着她满腹的心思。此女以花自喻,以五更风不知护花惜花的薄幸行为,比拟男子的薄情寡义,词情含蓄蕴藉,造语又生新可喜,可以说是不可多得的妙句。
整首词抒情流畅清新,布局工稳,针脚细密,其情感发展的脉络也是相当明晰的,“奈”、“却有”、“好”、“肯如”等虚词,将每句话的前一层意思都作了推进,从中可以体会到抒情主人公的怨情,由无奈到抱怨、到企盼、到最后失落和愤恨,在不断地向纵深推进或者说上升。但同时,在这种怨愤背后,又显然有一种殷切的热望在心头:对杨花飞舞难驻的无奈,正因为意在希望两情长久;对海潮虽说短暂却守信约的赞颂,用意正在强调彼此贞信的可贵;对紫府碧云相将归去的向往,无非意在期盼着两情依依;抱怨五更风的不解与花为主,又可以看出她对爱的渴望。就是这样,一取一舍,句意不断转换,在对反面做出否定的同时,又对正面作了更大程度的肯定,一明一暗两条线索,彼此穿插、相互交织,用语虽简,而语意却丰。除此之外,词中实际上还暗含有一条更深的隐线,那就是时间线索。词以杨花飞舞的白昼开头,以夜深更残结束,中间作了大胆的省略,在形成前后呼应之时,也暗地里勾勒出闺中人日夜相思、苦自煎熬的形象。
此诗共四章。以女子的口吻,写她因丈夫的肆意调戏而悲凄,但丈夫离开后,她又转恨为念,忧其不来;夜深难寐,希望丈夫悔悟能同样也想念她。其感情一转再转,把那种既恨又恋,既知无望又难以割舍的矛盾心理真实地传达出来了。
第一章写欢娱,是从男女双方来写。“谑浪笑敖”,《鲁诗》曰:“谑,戏谑也。浪,意萌也。笑,心乐也。敖,意舒也。”连用四个动词来摹写男方的纵情粗暴,立意于当时的欢娱。“中心是悼”,悼,担心忧惧的意思,是女方担心将来的被弃,着意于将来的忧惧。
第二章承“悼”来写女子被弃后的心情。“惠然肯来”,疑惑语气中不无女子的盼望;“莫往莫来”,肯定回答中尽是女子的绝望。“悠悠我思”转出二层情思,在结构上也转出下面二章。
第三、四章表现“思”的程度之深。“寤言不寐”,是直接来写,“愿言则嚏”、“愿言则怀”则是女子设想男子是否想她,是曲折来写。而归结到男子,又与第一章写男子欢娱照应。全诗结构自然而有法度。
诗各章都采用“比”的表现手法。因比而兴,诗中展示出狂风疾走、尘土飞扬、日月无光、雷声隐隐等悚人心悸的画面,衬托出女主人公悲惨的命运,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这在古代爱情婚姻题材的诗歌中是别具一格的。
从文章的题目看,韩愈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应是为送董邵南游河北作的送别赠序,但细思之,又有不同情味。
其一,当时的河北是藩镇割据的地方,韩愈坚决主张削藩平镇,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因而在他看来,若有人跑到河北去投靠藩镇,那就是“从贼”,必须鸣鼓而攻之。
其二,韩愈为了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很希望朝廷能够招揽人才,但在这一点上朝廷使他大失所望。所以他在许多诗文中,都替自己与他人抒发过怀才不遇的感慨。他有一篇《嗟哉董生行》的诗,也是为董邵南写的,诗中小序有这样的语句:“县人董生邵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全诗在赞扬董生“隐居行义”的同时,也对“刺史不能荐”表示遗憾。这位董生隐居了一段时间,大约不安于“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的现状,终于主动出山了,选择了去河北投靠藩镇。对于董生的“郁郁不得志”,韩愈自然是抱有一定的同情的。
在董生临行之前,韩愈要送一篇序文给他。但这样的序文是很难措辞的。赞成他去吗?固然如此,因对他有一定的同情,但若赞成,则违背了韩愈自己的政治主张;阻止他去吗?说明那是“从贼”,那就是变成了“留行”,而不是送别,也不合“赠序”的要求,更何况对于“怀抱利器”的董生去求发展(藩镇名义上还是唐王朝的一部分)提出反对意见,毕竟是说不通的,作者毕竟对董生怀有一定的同情。由此看来,这篇“赠序”实在是难以下笔了。
但韩愈毕竟是文章大家,倡导“惟陈言之务去”的他,写文章常常因难见巧,以巧取胜。这篇赠序的构思、用语就颇为精巧。
文章一上来就先赞美河北“多感慨悲歌之士”;接着即叙述董生“怀抱利器”而“不得志于有司”,因而要到河北去,“吾知其必有合也”,这很有点为董生预贺的味道。再加上一句:“董生勉乎哉!”仿佛是说:你就要找到出路了,努力争取吧!除此外,作者还深入一层:像你这样怀才不遇的人,只要是“慕义强仁”的人都会爱惜的,何况那些“仁义出乎其性”的“燕赵之士”呢?又将河北赞美一通,为董生贺。意思仿佛是:你的出路的确找对了!
这其实都是些反话,所谓的“心否而词唯”。
作者在赞美河北时有意识地埋伏了一个“古”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者特意在“古”字后面用了一个“称”,使“古”隐藏其中,不那么引人注目。“古称”云云,即历史上如何如何。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那呢?还是那样,或许已不是那样了。后文用一个“然”突转,将笔锋从“古称”移向现实,现实怎样,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文章写“古”正是为了衬“今”,为下文写“今”蓄势。
如今之燕赵是不是还多“感慨悲歌之士”呢?在作者心中,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作者并不立刻否定,也不明确否定,而是提了一个原则:“风俗与化移易”。既然是“风俗与化移易”,那言外之意不言自明。既然河北已被“反叛朝廷”的藩镇“化”了好多年,其风俗怎么能不变呢?既然变了,那也就不再多“感慨悲歌之士”了,那么你董生到那里去,就不能“有合”。
当时的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竞引豪杰为谋主”。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将会受到藩镇的重用。果如此,岂不证明了“今”之燕赵“不异于古所云”了吗?但是作者是早有埋伏的。他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又说“感慨悲歌”的“燕赵之士”“仁义出乎其性”。预言董生与“仁义出乎其性”的人“必有合”,这是褒奖董生的话,但也是作者埋下的伏笔:如果你能同如今的“风俗与化移易”的藩镇们相合,那只能证明你已经丧失了“仁义”。前面的“扬”是为了后面的“抑”。“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的“邪”和“卜”,与其说是卜燕赵,毋宁说是卜董生此行的正确与错误,使语气婉转,又暗含警戒之意。“董生勉乎哉!”此处当为“好自为之”讲,勉其不可“从贼”也。
最后一段,作者借原燕国大将乐毅被迫逃到赵国去的故事,来暗示董生。“为我吊望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还进一步照应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高渐离那样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话,就劝其入朝廷效忠。连河北的“屠狗者”都要劝他入朝,则对董生投奔河北依附藩镇之举所抱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文章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开头就预言前去“必有合”,是送他去;第二段虽怀疑燕赵的风俗可能变了,但要“以吾子之行卜之”,还是要送他去;结尾托他去吊望诸君之墓、劝谕燕赵之士归顺朝廷,仍然是送他去。总之,的确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笔墨之外。
《枯树赋》是一篇骈赋,通篇骈四俪六,抽黄对白,词藻络绎奔会,语言清新流丽,声律婉谐,虽多次换韵,读之仍然音韵铿锵,琅琅上口。全赋以人喻树,以树喻人,借树木由荣到枯,喻自己由少壮到风烛残年的生活体验和心理感受,苍凉深婉,老练浑成。从而使得“枯树”这一形象成为庾信人北之后内心最为生动的表述。
《枯树赋》开头一段,借殷仲文之事以发端,兼切赋题,并有两重用意。首先,殷仲文的身世经历与庾信有相似之处,所以虽是历史人物,却是以作者代言人的身份出场。其次,殷仲文对枯树的慨叹,沉痛而隽永,是早已载入《世说新语》的佳话。以此发端,既显得自然平易,又为全篇奠定了悲凉的抒情基调。第一段在全赋起了序文的作用。
从“至如白鹿贞松”至“散乱烟霞”为第二段。此段写了各种各样的树木,其中有《十三州志》所记的白鹿塞的古松,有《搜神记》所写的“青牛大梓树”等。尽管它们盘根广大,结体山崖,到头来有的消亡了,有的半死不活。本段紧要之处在于“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这一疑问。这里既有同类的反衬,更有今昔的对比,而关键在于后者。通过北方贞松、文梓的郁勃生机,自然引发出对桂树、梧桐的萧瑟枯萎的惋惜和疑问。当桂树、梧桐从原产地移植到帝王之乡,皇宫苑囿时,可谓备极尊宠:“开花建始之殿,落实睢阳之园”,但它们又是不幸的,因为它离开了故土。它们发出的声音如上古乐曲,引来凤凰鸳鸯等象征吉祥的禽鸟。尽管备极荣华,在它们的意识中,始终不能忘却故乡,风朝月夕,不免悲吟。心灵的折磨,使嘉树失去了生机。这几句隐寓作者本是梁朝之臣,而今流落北朝,飘零异地,不觉年老,像枯树一样,已失去生意。下文转笔写各种不材之木,其中有弯曲臃肿的,也有节疤横生的,加工这种树木,使能工巧匠也望而生畏;但经过一番雕刻砍削之后,居然能雕出诸如“重重碎锦,片片真花;纷披草树,散乱烟霞”之类的美丽图案。无材之木偏偏有用,与此相反,便出现了“材大难为用”的反常现象。
“若夫松子古度”以下至“塞落桃林之下”为第三段。此段写了名目繁多的树木,如松子、古度,平仲、君迁,还有在人事上,秦始皇曾封松树为五大夫,后汉冯异有“大树将军”之号;传说中,有白木之庙,枯桑之社;地理图标出了杨叶、梅根的字样;文学领域更有淮南小山丛桂留人的深情、两晋之交刘琨长松系马的豪迈,以及由于战争而著称的细柳营、桃林塞。但它们的最终结局,终不免“苔埋菌压,鸟剥虫穿”,枯萎于霜露与风烟之中。惟有以树命名的庙、社、关、冶、塞、营,却能名存后世。这里隐寓着人的年寿有时而尽,荣华止乎其身,惟有名存青史,才可永垂不朽。在洞悉了嘉树与恶木都必然朽落的命运之后,庾信将眼光投向更辽远广阔之处,去书写树木的历史与空间。树木荫蔽着人类,所以人类的历史也留下了树的印痕。
“若乃山河阻绝”至“山精妖孽”为第四段。此段较明显地引入己身的遭遇。世间万般悲苦,莫过于生离和死别;死别则死者长已矣,生离却是漫延剥蚀,一生无法痊愈的伤口。所以“山河阻绝”一段,血泪纵横,火殛膏流,残毁碎裂,妖孽舞蹈,是庾信笔下最惊心动魄的景象。意象诡怪可怖,写法富于象征性,而一韵到底的文字,也分外予人以激烈却又无比压抑的感受。
最后一段,由象征回到自身,代言变为自言,是更明显的自身遭际的感叹。这里有羁旅不归的悲哀,有屈节仕北的惭耻。激烈之后渐归于平静,但平静并非淡泊,而是对命运的承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忍受。“风云不感”以下六句,对个人经历做了简短的概括后,以“既伤摇落,弥嗟变衰”八字总结了自己的心境,可以看作是全赋的提要。《淮南子》上所说的“木叶落,长年悲”,引起作者的共鸣,引文意有未尽,作者又自作歌四句:“建章三月火,黄河千里槎。若非金谷满园树,即是河阳一县花。”这四句歌虽句句用典,却句句暗落己身,昔日的繁华已成过眼云烟,剩下的只有飘泊羁旅的孤独与凄凉和无穷无尽的哀伤而已。最后在桓温的几句哀叹中结束了全篇。“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既与赋首的“此树婆娑,生意尽矣”相呼应,又是全篇以树形人的致意之点,读之令人辄唤“奈何”。
全篇的“文眼”,即陆机所说的“一篇之警策”,是“生意尽矣”四字。人至暮年,死亡的阴影无时不在,而早年国破身辱,生活流离的经历,更会加剧心灵的折磨,无材补天而只能沦为玩物的恶木,正是庾信的自我写照。所以赋中流露出悲伤到绝望的的情调,不是偶然的。我们可以说这种情调是不理智甚至偏执的,但若设身处地,就能理解,并进而同情、欣赏这种无理而有情的文字境界。传说,天鹅临终时发出的鸣声最美也最凄厉,《枯树赋》就是庾信的天鹅之歌。
《枯树赋》名为咏树,实为咏怀,赋中的许多艺术描写,与他后半生的经历密不可分。赋末由树及人,将写树与喻己有机地结合起来。该赋将简单的叹喟变成丰富具体的形象,并用了很多艺术手段来写树,写各种各样的树,其中有环境的烘托,也有气氛的渲染,写树的遭遇,也写它们拔本伤根的悲哀,语言形象鲜明。作者使用了很多典故,他的典故汇彼多方,屡变屡新,有些用典使人不觉,多数典故,运用得灵活自如,似出己口。
从《枯树赋》可以看出,这时的庾信,眼界宽广、思路开阔,把宫廷、山野、水边、山上的树,名贵的、普通的树都写到了,又把和树有关的典故、以树命名的地方,也都写了出来。庾信善用形象、夸张的语言,鲜明的对比,成功地描写出了各种树木原有的勃勃生机与繁茂雄奇的姿态,以及树木受到的种种摧残和因为摧残而摇落变衰的惨状,使人读后很自然地对树木所受到的摧残产生不平,感到惋惜。
庾信由南入北,在与北朝文化的冲突抵牾中,在江南风气渐去渐远的羁旅之恨中,心中出现了强烈的文化失根之感,而江陵焚书更是一次空前的文化浩劫,在庾信心中留下巨大创痛。“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庾信暮年发出的这一声哀号,也正是其“拔根”、“伤根”之痛的自然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