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侠”，是乐府古题，从西晋张华以后历代都有人作，内容大都写壮勇轻生、杀人报仇的侠士精神。此诗属边塞诗，歌颂一位将士的赫赫战功和威猛气概。诗的前半部分写侠士从军。开头两句即赞赏主人公的有胆有识，接着写游侠慷慨从军及勇武善战的形象。后半部分，从“还家”句开始，写游侠立功受赏后归家游猎。这一部分描写了壮士归来的悠闲生活，但写其唯爱游猎，并且“弓矢速如飞”，仍不失其游侠的勇武本色。
这首诗是诗人呈军中诸将之作。诗人塑造了一位有勇有谋、英俊潇洒而又豪爽的游侠形象。他勇武过人，终立功疆场，受封归家，志得意满。诗人通过对这一形象的赞颂，为军中诸将树立了一个楷模，激励将士们英勇作战，以期成就一番功业，扬名于世。全诗刻画人物极为成功，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人物都不失其英雄本色，并通过对其行动、外貌、语言、神态的描写，使人物血肉丰满，呼之欲出，真实可感。
这是一首对雨即景之作，明快、跳荡，意象绵渺，别具特色。咸阳桥，又名便桥，在长安北门外的渭水之上，是通往西北的交通孔道。古往今来，有多少悲欢离合、兴废存亡的历史在这里幕启幕落。然而诗人此番雨中徜徉，却意度闲适，并无愁眉锁眼之态，笔墨染出，是一派清旷迷离的山水图景。
首句入题。“咸阳桥”点地，“雨”点景，皆直陈景物，用语质朴。句末炼出一个“悬”字，便将一种雨脚绵延如帘箔之虚悬空际的质感，形象生动地传出，健捷而有气势，令人神往。接下一句，诗人把观察点从桥头推向远处的水面，从广阔的空间来描写这茫茫雨色。这是一种挺接密衔的手法。“万点”言雨阵之密注。“空蒙”二字最有分量，烘托出云行雨施、水气蒸薄的特殊氛围，点出这场春雨所引起的周围环境的色调变化来。用笔很像国画家的晕染技法，淡墨抹出，便有无限清蔚的佳致。这种烟雨霏霏的景象类似江南水乡的天气，是诗人着力刻画的意境，并因而逗出下文的联翩浮想，为一篇转换之关键。“钓船”是诗中实景，诗人用一个“隔”字，便把它推到迷蒙的烟雨之外，若隐若现，似有似无，像是要溶化在设色清淡的画面里一样，有超于象外的远致。
前两句一起一承，围绕眼前景物生发，第三句纵笔远扬，转身虚际，出人意外地从咸阳的雨景，一下转到了洞庭的春色。论地域，天远地隔；论景致，晴雨不侔。实现这两幅毫不相干的水天图画的联结转化的媒介，乃是存在于二者之间的某种共同点—即上面提到的烟水空蒙的景色。这在渭水关中也许是难得一见的雨中奇观，但在洞庭泽国，却是一种常见的色调。诗人敏感地抓住这一点，发挥艺术的想象，利用“还似”二字作有力的兜转，就把它们巧妙在联到一起，描绘出一幅壮阔飞动、无比清奇的图画来。洞庭湖为海内巨浸，气蒸波撼，吞天无际。在诗人看来，湿漉的晓云好像是驮载着接天的水气飘进了岳阳古城的上空。这是极其壮观的景象。“将入”二字，可说是笔挟云涛。
作者着意描写巴陵湖畔的云容水色，其目的在于用它来烘托咸阳的雨景，使它更为突出。这是一种借助联想，以虚间实，因宾见主的借形之法，将两种似乎无关的景物，从空间上加以联系，构成了此诗在艺术上的特色。
第一首“西忆岐阳信，无人遂却回。”杜甫身陷贼中的唯一念想和寄托，就是行在中的唐肃宗了。《孟子》中说“圣人三日无君则惶惶然。”杜甫虽不是圣人，但“一饭未尝忘君”（苏轼评价杜甫语），却不得不说是圣人对杜甫的影响。杜甫于身陷贼中之际依然西望行宫，希望有朝一日能突围抵达，但现实却是音尘不到，无人却回，即没有退回之人。长安本是沦陷区，帝王身边的人当然不会自蹈死地，却不知沦陷区依然有人“眼穿当落日，心死著寒灰”。“眼穿”就是成语“望眼欲穿”之所本。对着西下的落日，杜甫只能在沦陷中深情凝望。“落日”既暗喻西面的凤翔行在，也暗指江河日下的大唐帝国。“寒灰”同用两个典故，一个是庄子的“形故可如槁木，心可如死灰乎？”表现自己绝望的心理；另一个则是《史记·韩安国列传》中“死灰复燃“的典故：韩安国曾经坐牢被狱吏折辱，韩安国说：”你认为死灰难道不会复燃吗？“狱吏说：”死灰复燃，就用尿浇灭。“后来韩安国出狱后做了大官，遇见狱吏后笑着说：”你现在可以用尿浇灭了。“狱吏大恐。杜甫用”死灰“的典故，表现的是自己仍有”复燃“的可能，绝望中仍有希望。”茂树行相引，连山望忽开。“”茂树“又作”雾树“，在”雾树“的导引下，终于望到了凤翔周边的连山，对此杜甫如何不激动？但杜甫却忽然宕开一笔，不写自己的激动，却写自己的故旧亲朋对自己的惊讶：老了，瘦了，但总算从沦陷区活着回来了。通过他人之口来对自己做一个评价，这是诗人高明的地方。
第二首“愁思胡笳夕，凄凉汉苑春”，先追忆曾经在沦陷区四面胡笳的悲怆，和长安汉苑在铁蹄下凄凉残破的惨状，再感慨生还之不易。虽然基本脱险，但杜甫仍觉侥幸，将脱险之后仍视作“生死悬于顷刻”（仇兆鳌语）的“暂时人”，这既是自怜，又不乏自嘲。杜甫找到了“组织”，自然万分欣喜。“司隶章初睹”虽不算警句，然也化用了南朝傅亮《进宋元帝诏》“东京父老，重睹司隶之章”一语，可见杜诗“无一字无来处”（黄庭坚语）的特点。“南阳气已新”同样用典，《后汉书·光武本纪》记载“望气者苏伯阿为王莽使，至南阳，遥望见春陵郭，唶曰：‘气佳哉！郁郁葱葱’。”以望气者（观察天象的人）见王者之气之喜，代指自己接近行在和国君之喜。“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是杜甫诗歌常见的以悲写喜之手法。激动得沾巾，喜不自胜，溢于言表。高步瀛评道：“五六句明写达，暗写喜，七八句明言喜，反说悲而喜弥甚，笔弥幻矣。”杜甫诗歌的艺术，就在于曲折地表现原本简单的感情。
第三首开头劈空而至。一开始便假设了自己的死，死且无人知晓，是多么的惨淡，但未曾想到自己居然生还，足堪“自怜”。而“犹瞻”再次表达杜甫的“侥幸”和欣喜。“影静千官里”指自己暂时恢复了平静的生活，和众朝臣一样侍奉天子，王夫之评价此句“写出避难仓皇之余，收拾仍入衣冠队里一段生涩情景，妙甚。非此则千官之静，亦不足道也。”“七校”是汉代的七种校尉，这里也代指朝廷百官。而“心苏”一个“苏”字更是振起全篇。最后“新数中兴年”既是对自己报效朝廷的期望，也是对朝廷能够自振的期望。
此诗是古代大型舞乐《大武》的二成歌词。《大武》的乐曲早已失传，虽有零星的资料，但终难具体描述。然其舞蹈形式则留下了一些粗略的记录，可以作大概的描绘。第一场，在经过一番擂鼓之后，为首的舞者扮演武王，头戴冕冠出场，手持干戚，山立不动。其余六十多位舞者扮武士陆续上场，长时间咏叹后退场。这一场舞蹈动作是表示武王率兵北渡盟津，等待诸侯会师，八百诸侯会合之后，急于作战，而周武王以为伐纣的时机尚不成熟，经过商讨终于罢兵的事实。第二场主演者扮姜太公，率众舞者手持干戈，奋臂击刺，猛烈顿足。他们一击一刺，做四次重复，表示武王命太公率敢死队闯犯敌阵进行挑战，武王率大军进攻，迅速获胜，威振中原。第三场众舞者由面向北转而向南，表示周师凯旋返回镐京。第四场开始时，众舞者混乱争斗，扮周、召二公的舞者出而制止，于是众舞者皆左膝跪地，表示成王即位之后，东方和南方发生叛乱，周、召二公率兵平乱的事实。第五场，众舞者分成左右两大部分，周公在左、召公在右，振动铃铎，鼓励众舞者前进，表示成王命周公镇守东南，命召公镇守西北。第六场，众舞者恢复第一场的位置，作阅兵庆典和尊崇天子成王的动作，表示周公平乱以后，庆祝天下太平，各地诸侯尊崇周天子。根据高亨《周代大武乐考释》一文，《大武》六成的六篇诗的排列次序确定为：《我将》、《武》、《赉》、《般》、《酌》、《桓》。《周颂·武》一开头，就以最高亢最雄浑的歌喉对周武王做出了赞颂：“於皇武王！无竞维烈。”殷商末年，纣王荒淫暴虐，厚赋税以盘剥国人，造炮烙酷刑以镇压异己，嬖爱妇人妲己，宠信佞臣费中、恶来，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即周文王），微子数谏不听而亡去，比干强谏而被剖心，箕子佯狂为奴亦遭囚。纣王的倒行逆施，令百姓怨愤，令诸侯寒心。因此，周武王伐商，是一场反抗暴政的正义战争，是符合民意、顺应历史潮流的壮举，它必然得到上至贵族下至平民的普遍拥护与欢迎、响应。此篇《颂》诗对周武王完成克商大业的赞美，尽管是站在周王朝统治者立场上的，但也是同时代民众心声的反映，令人感到真实可信，不像后世郊庙歌词虚应故事的陈词滥调那么惹人厌烦。
在唱出开头两句颂歌后，诗人笔调一转，饮水思源，怀念起为克商大业打下坚实基础的周文王来。文王（即西伯）被纣王囚禁羑里，因其臣闳夭等人献宝物给纣王而得赦免，他出来后献洛西之地请求纣王废除炮烙之刑，伐崇戡黎，建立丰邑，修德行善，礼贤下士，深得人心，诸侯多叛纣而往归之。他为武王的成功铺平了道路，使灭商立周成为水到渠成之事，其功德不能令人忘怀。“允文”云云，真是情见乎词。
诗的最后三句，直陈武王继承文王遗志伐商除暴的功绩，将第二句“无竞维烈”留下的悬念揭出，在诗歌的语言运用上深有一波三折之效，使原本呆板的《颂》诗因此显得吞吐从容，涌动着一种高远宏大的气势。可以说，此诗是歌功颂德之作中的上品。
当然，《颂》诗的本质决定了它必定具有一定的夸饰成分。武王伐商，诗中声称是为了“遏刘”，即代表天意制止暴君的残杀，拯民于水火。但战争是残酷的，所谓“圣人号兵者为凶器”（《六韬》）是也，牧野之战，《尚书·武成》有“流血飘杵”的记载，《逸周书·世俘》亦有“馘魔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的说法。所以崇尚仁义的孔子不免对之感到有些遗憾。
何承天的《战城南》诗是他于“晋义熙（晋安帝司马德宗年号）末私造”《鼓吹铙歌》十五篇中的一首。铙歌，即“短箫铙歌”，本为军乐。何承天的这组《鼓吹铙歌》，“虽有汉曲旧名，大抵别增新意，故其义与古辞考之多不合”（郭茂倩《乐府诗集》）。作者以颂扬赞美态度来描写战争，旨在“建威扬德，劝士讽敌”。其诗主题格调与表现形式，均与汉乐府古辞迥然有别。
此诗以叙阵战为主，采用整齐的三、三、七句式，每三句为一层意思，全诗二十四句，可分作四段来看。
开头三句为第一段。首句“战城南”系套用乐府古辞语。作者起笔拉开战幕，描绘出大战的场景。“勍敌猛”以下六句为第二段，分别从敌我两方来写。前三句言敌方兵强马众，攻势凶猛；后三句写己方士气振奋，斗志昂扬。“仗大顺”，谓依顺天道民心。“应三灵”，指得日、月、星三灵垂象之应。如陈琳所谓“当天符之佐运，承斗刚而曜震。”（《军武赋》）古称“明王之征”，必顺天命以伐无道。战前先“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祷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司马法》）而后命将兴师。作者在此强调己方乃“正义”之师，将士激于义愤，争相赴敌。“长剑击”至“长角浮叫”九句为第三段，写战场交锋。最后六句为第四段，写扫平“敌寇”，尽歼“逆徒”，余黎沾惠，百姓讴歌及班师回朝，庆功祝捷。
古代诗歌叙写战争，由来已久。早在《诗经》雅诗中就有如《常武》（《大雅》）、《六月》、《采芑》（《小雅》）等名篇，屈原《九歌·国殇》亦是一篇写战争的杰作。《诗经》雅诗之叙战事，多赞美周室功德，铺扬威烈。一般不在诗中直接描写作战场面，而是着重表现己方军威气势。如《大雅·常武》篇写周宣王征徐夷，第五章正叙兵事，云“王师啴啴（tān tān，众盛貌），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苍，如川之流”。以一连串比喻表现周军进击时排山倒海，一往无前之势，显得威武雄壮，气势磅礴。《九歌·国殇》有一节描写两军交锋，车列毂错，短兵相接，写得悲壮慷慨。然诗人意在祭悼战败死国的楚将士亡灵，而非耀武扬威，因而诗中叙阵战只是作为抒哀思的陪衬。何承天此诗则有与《诗》、《骚》等战事诗不同的特色。作者在诗中对阵战展开正面描写，既有鸟瞰式的宏大场面，又有形象具体的战斗描绘；运用写实兼比喻、夸张及声、色渲染等表现手法。诗中有的地方写得较简炼概括，有的地方着力铺张描状。如第二段写双方对阵情势，“横阵亘雷若屯云”一句，表现敌方“百校罗峙，千部陈列”，弥原盖雷，如黑云压城的强大阵势。写敌方的强大，既见战争情势之险恶与严酷，又反衬己方严阵以待，临危不惧。作者接下不对己方军容阵势作相应的描写，而以“义之所感士忘生”一句有力地表现将士们同仇敌忾，“师直为壮”。这样避免了单调与重复，又突出晋军克敌制胜的原因，文笔简洁，有较强的概括和表现力。
两军正面冲突，交兵接战，是全诗用笔墨最多，也写得较出色处。作者善于抓住最能体现战斗特点的“声”与“色”，用浓墨重彩加以描绘。如第一段写战争大场面，首先展示出黄尘滚滚，砂石飞扬，天昏地暗的背景，以这片灰蒙昏沉的色调衬托出如银蛇狂舞，电闪大作的火红旌旗；似雷霆万里，声震天地的隆隆战鼓，格外令人触目惊心。第二段写“飞镝炫晃”与朱火飞烟，光色相映；剑击弓鸣与“长角浮叫”，声响交加，种种光色音响交织一体，使人眼花缭乱，惊心动魄，生动地再现一场大规模混战的紧张激烈情景，渲染出浓烈的战争气氛。作者还着重从动态来描写交战。第二段写兵来将往的厮杀格斗；雪刃纷飞，箭矢如雨，铁骑奔突，华眊急旋。这一幅幅硝烟弥漫，金戈铁马的战斗画面，使人想起曹丕诗：“千骑随风靡，万骑正龙骧，金鼓震上下，干戚纷纵横。”（《黎阳作诗三首》之三）这段共用六个短句：“长剑击、繁弱鸣”；“虎骑跃，华眊旋”；“骁雄斩，高旗搴”，每句都用动词结尾，读来给人以一种连续、动荡不已和如火如荼之感。
全诗叙阵战，笔墨铺张扬厉，句式长短相间，排偶齐整，颇有气势，然略嫌辞赋味太浓，缺乏诗歌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