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组曲子名曰“题情”，共六首。前三首写女子的相思，后三首写男女的相会。它们是互有关联而又能独立成篇的作品。
第一首写初恋少女被情人撩起情感的风波后又遭冷淡时的复杂心情。前两句说女主人公将银白色的信笺细细折来，然后轻拈有着美丽斑纹的毛笔，打算一字字一行行地抒写自己的心事。而她的心事，用一个词概括，就是“离恨”。第三句是女主人公的自叹之词，她初尝相思滋味，无计消除，而自悯自怜。最后两句说明女主人公这般相思这般恨，原来是因为她得到心上人的首肯。早已亲口许肯，却依然被“迤逗”，因而女主人公爱怨交加，恼恨绵绵。
第二首和第三首可以看作是第一首中“迤逗”的具体内容：懒理鬓云、慵施脂粉；慵拈粉线，懒酌琼浆；还常常要在长吁短叹声中落泪。这样就生动地勾勒出一个陷于相思的情网中人的形象。
第四首，表现女主人公反抗封建礼教追求自由美好爱情的强烈愿望，语言质直有力，颇有古代民歌小调色彩。“从来好事天生俭，自古瓜儿苦后甜”说明任何好事都像瓜儿要先苦后甜一样，历经磨难方能成功。这后一句是元人习用俗语，常被曲家引入作品中。“奶娘催逼紧拘钳，甚是严，越间阻越情忺。”古代少女居于深闺，从小就被家长严加看管，但是人的自然天性、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却关锁不住。最后女主人公的态度表达得极为分明，口吻犀利，活现出一个大胆、热烈，敢于藐视礼教、冲破封建罗网的女子形象。
第五首写女主人公对封建科举制度的蔑视。封建社会迫使青年男子追求功名，应试中举，不知拆散和破坏了多少热恋的和新婚的青年男女。女主人公的大胆举动，看似轻浪，实际是对科举制度破坏爱情幸福的批评，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青年男女的共同愿望。
前五首都是女子的口吻，而第六首则是男子的声音，从男子角度表现这一对男女相爱的热烈程度。最后两首极具生活情趣，连起来看像是两组电影镜头，有声口，有场面，有俏皮的捣乱，有情急的嗔怪，十分生动。
清·刘熙载《艺概》指斥周邦彦词“周旨荡”，20世纪八九十年代报纸杂志亦不乏贬斥之词。其实，《清真集》编入“春景”类，描写闺情之作的词，情感真挚、内容丰富，委婉含蓄、别开生面，这首小令就是其中一首。
眉共春山争秀，可怜长皱——首先描写女子的外貌。以“春山”喻眉毛，以个别代整体，写人之美，五代冯延巳即有“低语前吹频转面，双眉钦恨春山远”。美成用“争秀”二字，有意同“春山”比秀，比“春山”更秀。“争”字意味深长，以动写静，更见生动。因为词人善于点化，化腐旧为新鲜，远比“淡淡春山”、“淡扫蛾眉”、“春山八字”、“眉蹙春山”具有新意。
“可怜长皱”充满词人的主观情感。“春山”喻眉颇具清俊之气。上句写外貌，下句表现内心愁怨。只描摹秀眉之美，让人想象其容貌之俊。层层翻出新意。
莫将清泪滴花枝，恐花也，如人瘦——承上，以花喻人的容貌，写哀怨情况。“清泪滴花枝”形容女子因伤心而落泪，呈现出一个美的画面，虽非首创，确也奇异。唐·白乐天《长恨歌》用“玉容寂莫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描写杨妃伤心掉泪；冯延巳《归自谣》用“愁眉敛，泪珠滴破胭脂脸”，亦系客观描写，而周词运用翻进一层的手法。用花瘦比人瘦，古人诗词也用过，宋·黄庭坚《蓦山溪》‘‘春风透，花枝瘦，正是愁时候”写伎女陈湘，也是客观描写，没有写出诗人内心之感受。而周词活用前人词句，不重复前人意思，另辟新境：似乎少女娇嫩的脸上，连几滴眼泪都禁受不得，会“滴破胭脂脸”。着眼于花，花人合一，用笔深婉。同宋-李清照的“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有异曲同工之妙。流露出词人无限的怜惜之情，渗透着词人无尽的关切之感。推陈出新，别出心裁，曲折顿挫，摇曳生姿。将那委婉的情致、深厚的意韵，有层次地有深意地不断传出，故有“词家神品”（王又华《古今词论》）之赞誉。
上片主要写外貌，下片着力写内心。
清润玉箫闲久，知音稀有——“清润”句承上，从侧面烘托女子的低沉情绪、满腹愁思。写其愁恨，先写“玉箫”，是象征，作陪衬。人物的风姿、孤寂从“知音稀有”中显露无遗。“知音稀有”是全词之主旨，也是愁恨的原因。既说明其才艺出众，又点出其歌伎身份。昭君出塞，尚有琵琶以寄幽怨，词中女子连托玉箫以寄相思的心情都没有了，深化了“知音稀有”的程度。
欲知日日倚栏愁，但问取、亭前柳——“欲知”、“但问”与上片“可怜”、“莫将”前后照应，连属成句，巧设问答，运用相同的笔法，既像是女子自我内心的剖白，“顾影自怜”，又像是词人对女子的深切怜悯与体贴人微。“日日倚栏”、“亭前柳”，会使人不禁想起唐·王昌龄的《闺怨》诗：“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古代有折柳送别的习俗，所以见柳就会引发离愁，触动闺情。词中女子日日倚栏凝望，离愁别恨，日积月累，积久弥多，足见闺怨之深。杨柳是愁怨的见证，“愁”而但问“亭前柳”。最后轻点一笔，一切都得到解释，全词也一气贯通了。据清·叶申芗《本事词》卷上（天籁轩刊本）云：“周美成精于音律，每制新调，教坊竞相传唱，游汴尝主李师师家，为赋《洛阳春》云……李尝欲委身而未能也。”“欲知……但”，虚词的使用，显示出一种跌宕生姿的态势，回荡着愁恨的旋律。点出“日日愁”，同上片“可怜长皱”上下呼应，又“问取亭前柳”同“莫将清泪滴花枝”前后照应，进一步渲染。向亭前柳“问取”，暗示因离别而伤感而愁怨，含蕴深沉。
一曲小令，化用前人诸多诗词名句，自成佳制，别创新意。诚如《乐府指迷》所云：“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沈义父所说值得仔细体味。宋·张耒《秋蕊香》‘‘别离滋味浓于酒，著人瘦。此情不及东墙柳，春色年年依旧”，可以作为这首词的注脚。
“闺情”这个题目，是宋词中常见的。但周邦彦词写得新颖别致，不同凡响。闺情词自必以描写闺中女子为主，此篇不同凡响，就在于在同类题材中，篇幅短小而内容丰富，无称艳的辞藻，无刻意的雕饰，以清新自然的语言、含蓄委婉的笔致、清淡雅致的风格，给人以轻松率意之感。
这首词以“知音稀有”为主题。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知音之叹是传统的题材。从上古“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楚辞·九歌·少司命》）、“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古诗十九首》之五《西北有高楼》），到中古“斯人不重见，将老失知音”（唐·杜甫《哭李常侍峄》），“知音谙吕”，“知音识曲”。自先秦、汉魏，乃至唐宋，“知音”一词时见出现。就是周邦彦《清真集》中，也时有知音之叹，如《意难忘》‘‘知音见说无双，解移宫换羽，未怕周郎”。至于（玉楼春》所谓“玉琴虚下伤心泪，只有文君知曲意”，乃是词人感伤官场难逢知己而向青楼混迹之悲；《风流子·新绿小池塘》、《少年游·并刀如水》中的女子，以及这首词中的女子，都是写歌伎知音之叹，同时也寄寓了词人个人的知音之感。
这是一首山水隐逸诗，在盛唐已传为名篇。到清代，更受“神韵派”的推崇，同《题破山寺后禅院》并为常建代表作品。
此诗题曰“际王昌龄隐居”，一是指王昌龄出仕前隐居之处，二是说当时王昌龄不在此地。王昌龄及第时大约已有三十七岁。此前，他曾隐居石门山。山在今安徽含山县境内，即此诗所说“清溪”所在。常建任职的盱眙，即今江苏盱眙，与石门山分处淮河南北。常建辞官西返武昌樊山，大概渡淮绕道不远，就近到石门山一游，并在王昌龄隐居处住了一夜。
首联写王昌龄隐居所在。“深不测”一作“深不极”，并非指水的深度，而是说清溪水流入石门山深处，见不到头。王昌龄隐居处便在清溪水流入的石门山上，望去只看见一片白云。齐梁隐士、“山中宰相”陶弘景对齐高帝说：“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因而山中白云便沿为隐者居处的标志，清高风度的象征。但陶弘景是著名阔隐士，白云多；王昌龄却贫穷，云也孤，而更见出清高。清人徐增说：“惟见孤云，是昌龄不在，并觉其孤也。”这样理解，也具情趣。
中间两联写诗人夜际王昌龄隐居处所见所感。颔联“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诗人际在此处，举头望去，松树梢头，一弯明月慢慢升起，光照入室。“君”指王昌龄。说王昌龄虽不在这里了，明月多情，却仍来陪伴着他的客人。王昌龄隐居处清贫幽雅，只有一座孤零零的茅亭。“茅亭际花影，药院滋苔纹”，是说夜际茅亭，看见窗外团团花影，错落斑驳;而到院子里，则看见莳养的各种药草，依然生长得很好，只是由于长久没有人来往，路边已长满了青苔。这似乎只是写隐逸生活的情趣，其实字里行间流露了诗人对王昌龄没有坚持退隐的惋惜心情。
尾联就写诗人自己的归志以及对朋友的讽劝： “余亦谢时去，西山鸾鹤群。” “鸾鹤群”用江淹《登庐山香炉峰》“此山具鸾群，往来尽仙灵”语，与鸾鹤合群，与仙灵为伴，即表示要终身归隐。这里表达了诗人自己的心志，也有对朋友的期待。“亦”字很妙，此时王昌龄已登仕途，常建却借赞扬王昌龄归隐之处，说我也要跟随你一起归隐。这是故意这样说，是对王昌龄一种善意的讽劝。这是本诗的主题所在，是与题目《际王昌龄隐居》的意思相合的。也即是说，常建是在招王昌龄归隐，与本文开头所介绍的《鄂渚招王昌龄张偾》一诗同其旨趣。
这首诗的艺术特点确同《题破山寺后禅院》，“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唯论意表”。诗人善于在平易地写景中蕴含着深长的比兴寄喻，形象明朗，诗旨含蓄，而意向显豁，发人联想。就此诗而论，诗人巧妙地抓住王昌龄从前隐居的旧地，深情地赞叹隐者王昌龄的清高品格和隐逸生活的高尚情趣，诚挚地表示讽劝和期望仕者王昌龄归来的意向。因而在构思和表现上，“唯论意表”的特点更为突出，终篇都赞此劝彼，意在言外，而一片深情又都借景物表达，使王昌龄隐居处的无情景物都充满对王昌龄的深情，愿王昌龄归来。但手法又只是平实描叙，不拟人化。所以，其动人在写情，其悦人在传神，艺术风格确实近王维、孟浩然一派。
这是一首触景生情之作。境界苍凉，寄意深远。诗的首句中，“黄昏鼓角”写的是目所见、耳所闻，“似边州”写的是心所感。李益曾久佐戎幕，六出兵间，对边塞景物特别是军营中的鼓角声当然是非常熟悉的。这时，他登上汝州（州城在今河南临汝县）城楼，眼前展现的是暗淡的黄昏景色，耳边响起的是悲凉的鼓角声音，物与我会，情随景生，曾经对他如此熟悉的边塞生活重新浮上心头，不禁兴起了此时明明身在唐王朝的腹地而竟然又像身在边州的感慨。这个感慨既有感于个人的身世，更包含有时代的内容，分量是极其沉重的。这里虽然只用“似边州”三字淡描一笔，但这三个字寄慨无穷，贯串全篇。
首句是从空间回忆那遥远的边塞生活；接下来，第二句“三十年前上此楼”则是从时间回忆那漫长的已逝岁月。这句看来很平常，而且写得又很简单，既没有描绘三十年前登楼的情景，也没有叙说三十年来人事的变化；但字里行间，感慨系之，联系上一句读来，正如孙洙在《唐诗三百首》中评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诗所说，“世运之治乱，年华之盛衰，……俱在其中”。
据近人考证，这首《上汝州郡楼》诗大约写于公元804年（唐德宗贞元二十年）李益五十七岁时，由此上溯三十年，其第一次登楼大致在他登进士第后做华州郑县簿尉期间。试考察他两次登楼间隔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就作者个人经历而言，他在郑县过了几年郁郁不得志的簿尉生活，又远走边塞，先后在朔方、幽州、鄜坊、邠宁等节度使幕下过了长时期的军旅生活；就时局变化而言，唐王朝愈来愈走向没落，藩镇割据的局面愈来愈积重难返，代宗、德宗两朝，不但河北三镇形同异域，淄青、淮西等地也成了动乱的策源地。在公元783年（德宗建中四年），汝州曾一度被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攻陷；当李益第二次过汝州时，淮西之乱也还没有平定。三十年的变化是如此之大。他旧地重来，想到此身，从少壮变为衰老；想到此地，经受干戈洗礼，是腹地却似边陲。城郭依旧，人事全非。这时，抚今思昔，百感丛集，忧时伤世，万虑潮生，不能不既为岁月更迭而慨叹，又为国运升降而悲怆。这就是诗人在这首诗里紧接着写出了“今日山川对垂泪”这样一句的原因。
这第三句诗，会使人想起东晋过江诸人在新亭对泣的故事以及周顗所说“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的话，也会使人想起杜甫《春望》诗中那“国破山河在”的名句。而在李益当时说来，这面对山川、怆然泣下的感触是纷至沓来、千头万绪的，既无法在这样一首小诗里表达得一清二楚，也不想把话讲得一干二净，只因他登楼时正是秋天，最后就以“伤心不独为悲秋”这样一句并不说明原因的话结束了他的诗篇。自从宋玉在《九辩》中发出“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悲吟后，“悲秋”成了诗歌中常见的内容。其实，单纯的悲秋是不存在的。如果宋玉只是为悲秋而悲秋，杜甫也不必在《咏怀古迹五首》之一中那样意味深长地说“摇落深知宋玉悲”了。这里，李益只告诉读者，他伤心的原因“不独为悲秋”，诗篇到此，戛然而止。而此诗篇外意、弦外音只能留待读者自己去探索。
这首诗被后人称为汉末的实录，是一首反映现实的史诗。它反映了自初平二年（190年），关东各郡将领起兵讨伐董卓，直到建安二年（197年）袁术在淮南（今安徽寿县）称帝这八九年间的重大纷繁的历史事变和社会面貌。重点写各路军阀以讨伐董卓为名而拥兵自重，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形成新的割据局面，从而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开篇'由义而动'到自相残杀的记叙，表现了诗人英明的政治洞察力，对上层军阀的内讧以及对下层将士、百姓痛苦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此诗前十句勾勒了这样的历史画卷：关东各郡的将领，公推势大兵强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兴兵讨伐焚宫、毁庙、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荒淫无耻、祸国殃民的董卓。当时各郡虽然大军云集，但却互相观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竟至互相残杀起来。诫之不成便加之笔伐，诗人对袁绍兄弟阴谋称帝、铸印刻玺、借讨董卓匡扶汉室之名，行争霸天下称孤道寡之实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并对因此造成的战乱感到悲愤。诗中用极凝练的语言将关东之师从聚合到离散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然而，曹操此诗的成功与价值还不仅在此，自“铠甲生虮虱”以下，诗人将笔墨从记录军阀纷争的事实转向描写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在揭露军阀祸国殃民的同时，表现出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注和担忧，这就令诗意超越了一般的记事，而反映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心。
“铠甲生虮虱”以下六句，写战争给士兵和百姓带来的灾难和作者的感慨。“铠甲生虮虱”写战乱之长，士兵连年征战，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其苦可知；“万姓以死亡”写人民在战乱中死丧殆尽，可见战祸之烈。“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用简括的语言描绘出一幅战乱中的凄凉悲惨的图画。从视觉感受上说，弥望中，纵横于野的白骨，是那样惨白；从听觉感受上说，茫茫大地死一样沉寂，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鸡鸣狗吠，这些寻常的庄户声气都不闻于耳了。作者收视反听，自然要痛断肝肠了。
此诗比《薤露行》更深刻地揭露了造成社会灾难的原因，更坦率地表现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人民的同情。曹操本人真正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还是从他随袁绍讨伐董卓始，故此诗中所写的事实都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较之《薤露行》中所述诸事，诗人更多直接感性的认识，故诗中反映的现实更为真切，感情更为强烈。如最后两句完全是诗人目睹兵连祸结之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真实情境而产生的感时悯世之叹。刘勰评曹氏父子的诗曾说：“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文心雕龙·乐府》）锺嵘评曹操的诗也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下》）都指出了曹操的诗歌感情沉郁悲怆的特点。惟其有情，故曹操的诗读来有感人的力量；惟其悲怆，故造成了其诗沉郁顿挫、格高调响的悲壮气势。这首《蒿里行》即是极为典型的例子。故陈祚明说：“孟德所传诸篇，虽并属拟古，然皆以写己怀来，始而忧贫，继而悯乱，慨地势之须择，思解脱而未能，亹亹之词，数者而已。”（《采菽堂古诗选》）可见曹操诗歌抒忧写愤的特征已为前人所注重。
这首诗诗人运用民歌的形式，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不仅对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全诗风格质朴，沉郁悲壮，体现了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豪迈气魄和忧患意识，诗中集典故、事例、描述于一身，既形象具体，又内蕴深厚，体现了曹操的独特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