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流露的感情来说，应该是作者重回故地，在离开时突然看映过去自己与情人分别时的津口亭馆，所激起的对情人的深切的思念之情。
“上马人扶残醉，晓风吹未醒”起句很是突兀。“上马人扶残醉”隐括李白《鲁中都东楼醉起作》诗：“阿谁扶上马，不省下楼时。”晓风即晨风。从“残醉”和“晓风”两句可以看出词人通宵饮酒，直到天亮。柳永有词“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晓风尤能吹去醉意。周词中词人不仅不知道谁人扶上马，而且吹不醒，可映词人醉酒的浓度和深度，不可破除。作者由酒醉不醒写起，却掩盖了酒醉的起因，这是词人写词的顿挫处，也为后面感情的抒发埋下了伏笔。
“映水曲、翠瓦朱檐，垂杨里、乍映津亭。”这里要注意“乍”字，一个字透出很多惊讶来。猛然间看映了柳荫中的渡口亭馆，它坐落在水流曲折处，绿瓦红檐，特别醒目。“乍映津亭”惊醒了词人的醉意，也唤起了词人的记忆。“当时曾题败壁，蛛丝罩、淡墨苔晕青。”意为多年以前，曾在津亭的墙壁上题词，现在墙壁已经破败剥落，蛛丝笼罩，墨迹淡化，苔晕青青。这引起词人很大的伤感。“念去来、岁月如流，徘徊久、叹息愁思盈。”“去来”，指不停的奔波。岁月如流，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题诗八首》序文：“岁月如流，零落将尽。”是说时间好像流水一样飞逝而过。“徘徊久、叹息愁思盈”，暗用江淹《别赋》中的句子：“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以上句意为年去岁来，时间好像流水一样过去，在此地徘徊留恋，叹息声声，有满怀的愁思。这是上半阙，写思情。先写自己通宵饮酒大醉，由乍映津亭念及败壁题词，勾起自己对往事的回忆，渐渐明白醉酒之因。但是还不是很明显，对往事的回忆只是由津亭，败笔题词带过，也没有明确怀念对象。留下感情线索，在下半阙展开。
“去去倦寻路程”。“去去”在柳永的《雨霖铃》中有“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二者意义相同，即去了又去、走了又走，不停的奔波行役之意。“倦”字写出词人的倦怠之情。“江陵旧事，何事再问杨琼。”江陵，东晋时期荆州治所，在今湖北江陵，此代指荆州。这句隐括了元稹《和乐天示杨琼》和白居易的《问杨琼》。这里用杨琼代指自己的情人。江陵旧事，指他们过去的情事。“何曾再问杨琼”，何曾即不曾，暗示不映情人的踪影。自己不停的奔波行役，情人不映，只留下无穷的遗恨，自己再也没有机会与情人一起回忆过去的情事了。“旧曲凄清，敛愁黛，与谁听？”回忆与现实交融在一起。旧曲，应该是词人与情人当时听到的歌曲，即是下文的“渭城曲”。凄清，悲怨。敛愁黛，因愁怨而皱起黛眉。昔日离别时，你我共听凄清的离别之曲，你听曲子时因愁怨而敛眉的样子还在眼前，但是现在我与谁共听？旧曲，是诗人徘徊所闻，也因之想起以前已情人分别时的场景。既展示现在又回忆过去，既再现了当日情人的感情，也展示了自己的苦苦相思。“尊前故人如在，想念我、最关情。”设想之辞。由自己设想对方的感情。如柳永的《八声甘州》：“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也是运用的这种写法。尊前故人，指上一次分别是黛眉敛起的情人。关情，动情。词人由自身设想对方的感情，自有词人的一份痴情在，也可画出情人对词人的深情，心心相印。但是这不过是词人的想象罢了，现在词人孤独一人在河边徘徊，旧曲萦绕，、挥不去情人当时的样子。“何须《渭城》，歌声未尽处，先泪零。”这最后一句，很是巧妙，使人分不出是今日离别还是昔日离别，水乳交融。当日离别之时，与佳人共听凄曲，不待曲终，即已泪零；今日离别，又闻旧曲，不堪其情，潸然泪下。渭城之曲，即是过去同听，又是现在独闻；泪零既是当日离别之泪，又是今日相思之泪。今昔不分，亦今亦昔，感人至深。歌声未尽先已泪零，在曾经离别之地，对一个“倦寻路程”的人来说有多少身世之感，直是催人泪下。
总之，这首词先写醉酒，然后由乍映津亭和败壁题词虚写离别，而后由思及离别而叹息徘徊，上片写及思念但是感情想对疏缓；下片写出思念对象，自己和双方的感情，以双双泪零作结，感情达到高潮。最后一句亦今亦昔，很是巧妙。
这首词上片王国维用罗袜生尘和金屋藏娇来比喻水仙的姿态，突出了水仙的高洁，不媚世俗。下片王国维写了水仙的处世态度，平静的接受世态的变化，对待世事的变迁。王国维在这首词采取了拟人化的创作风格，同时也是以水仙自比，道出了自己的处世态度。
“罗袜悄无尘”，来自曹植《洛神赋》的“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在这里，王国维则是把水仙比作洛神。因为水仙植于水中，它的幽洁、素雅和清香给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清秀脱俗的感觉，与洛神那种飘逸恍惚的仙气有某种相似之处。另外，“罗袜无尘”也暗示了水的澄清净洁。荷花可以“出污泥而不染”，而孤高的水仙却是连栖身之地都不能容忍有一丝污垢的。
“金屋浑难贮”用了“金屋藏娇”的典故。汉武帝表现了与生俱来的豪侈与霸气。水仙连一点儿尘土都不能容忍，怎么可能受人挟制去忍受那满屋的铜臭。
而且不止如此，“月底溪边一晌看，便恐凌波去”。纵然压根就没敢用尘世的金钱和世俗观念亵渎她，纵然你只远远地看上她一眼，她的高洁美丽也往往使你自惭形秽，生怕自己有一点点俗气的流露而使她生厌离去。
这首词到此为止还只是对水仙外观与气质的描写，下片写水仙内心的情思。
“独自惜幽芳，不敢矜迟暮”是说水仙通达自然代谢之理，既珍惜自己生命的美好，又不因这美好的生命终将逝去而自怜自艾。开的时候孤芳自赏，不求人知；去的时候乐天知命，无悲无怨。“却笑孤山万树梅，狼藉花如许”，梅花凋谢的时候是万点飘零，狼藉满地，令人生怜。
在这首词里王国维把水仙写到高洁得不可接近的地步，其中可能也就包含着入世和出世不可两全的悲哀。而这种悲哀，实在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千百年来所有执著于儒家思想和知识分子共同的悲哀。
《侠客行》这首古风抒发了作者对侠客的倾慕，对拯危济难、用世立功生活的向往。李白在诗中是借他人故事，浇自己块垒。
前八句描绘赵地侠客的形象与行为。诗人李白以夸张的笔墨，从游侠的服饰开始写：“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仅二十个字，仿佛全是写物而不写人，但侠客的气势、风貌，就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了。“缦胡”的“缨”，“霜雪明”的”吴钩”，“飒沓如流星”的“白马”这些当时流行的任侠服饰，不仅具有典型性，而且流露出主人豪纵、慷慨之气，把物都写活了。乱发突鬓，身佩弯刀，白马银鞍，扬鞭疾骋，这是一幅粗犷英武的侠客肖像画。“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用《庄子》典故，夸剑之锋利，诗未言杀何等样人，不过所谓侠客，总是杀不义之人，为人报仇之类。“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是侠客解人之难不求回报的节操。这几句高度概括了侠客排忧解难、不图名利、尚义气、重承诺的高尚人格。
在渲染侠客精神后，“闲过”两句是承上启下的过渡，将侠客与战国时期信陵君这样的“明主”联系起来。李白正是想结识像信陵君这样的明主以成就自己“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靖一”的政治抱负。
接着十二句写信陵君救赵用两位侠客的故事。写信陵君款待侯嬴和朱亥，两位侠客为信陵君的大义和感情所感动，意气慷慨激昂如白虹贯日，许下比五岳还重的诺言。赞扬朱亥挥锤击杀晋鄙而震惊赵国，虽然侯嬴和朱亥都死去，但在魏都留下盛大声名，侠骨传香，不愧为当世英雄。
诗人不仅在热烈地颂唱侯嬴和朱亥“二壮士”，同时也对校书天禄阁草《太玄经》的扬雄辈，无情地加以蔑视：“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末二句以扬雄反衬侠客精神的崇高和伟大。
李白《侠客行》一诗虽在礼赞侠客精神，但由于诗人就是尚任侠的，所以此诗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诗人的豪情壮志在诗中表现无遗。
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达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