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刘熙载说:“孟子之文,至简至易,如舟师执舵;中流自在,而推移费力者不觉自屈。”(《艺概·文概》)我们读《孟子见梁襄王》也就可以得到印证。这一章选自《孟子·梁惠王上》,以孟子见过梁襄王之后,向人转述他与梁襄王对答的情况,表现了主张“仁政”“王道”的一贯思想。
孟子处于战国七雄争霸的时代,新兴地主阶级正在崛起,并要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因而社会矛盾更趋激烈,兼并战争日益频繁。“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战争和“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阶级对立,正如孟子所说:“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盛于此时者也。”孟子到处宣扬“保民而王”“仁义为本”的思想,在当时符合人民的愿望,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孟子首先到梁(今开封)谒见梁惠王,向梁惠王游说,在此并见到梁惠王的儿子,也就是梁襄王。孟子与梁襄王的应对中,孟子先以天上雨水比喻君泽,后以地上流水比喻民心,相互关联,又各赋其义,既自然又新颖,既为人熟知又让人深感贴切,这不仅鲜明地表明了孟子的观点,还表现出他高超的谈话艺术。
这首诗前四句描写蓼花似火,绽放在水上,水鸟划过水面,惊得鱼儿上下穿梭,在这充满动感的背景下,千万顷的荷花绽放在水面之上,与满池荷叶红碧相间。最后两句想象荷花如同孙武当年斩落的宫女头颅。全诗写景雅致,想象奇特。
诗的前四句描绘了一幅美丽雅致、令人赏心悦目的画面:蓼花似火,绽放在水上,蘸入水中的,红色亦不改;水鸟划过水面,惊得鱼儿上下穿梭。就在这显示着大自然美妙与神秘的、充满动感的背景下,千万顷的荷花烂漫夺目地绽放在水面之上,与满池荷叶红碧相间,与千顷碧波相映生色。
诗人把荷花写得无限妖饶,充满生机,但是最后两句的想象,却充满了血腥和不祥:“孙武已斩吴宫女,琉璃池上佳人头。”诗人实在无法表达内心深处对荷花的独特感受,于是生发出一个兵家典故:孙武斩吴宫女。这个典故出自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诗人把荷花比喻成孙武当年斩落的宫女的头颅。用“佳人头”作为诗歌意象来形容莲花的鲜艳、娇美,前所未有。这个比喻险怪、冷艳,带有几分杀机,包含着一个附庸国国君潜意识中的不平之气。不过如此一来,如火的蓼花映照下的水面则宛若一池血水,难怪当时人们都认为此诗不是吉兆。
《周颂·维天之命》是《诗经·周颂》的第二篇,无韵,篇幅不长,充满了恭敬之意、颂扬之辞。
此诗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每四句为一部分。前一部分说文王上应天命,品德纯美;后一部分说文王德业泽被后代,后代当遵其遗教,发扬光大。前后两部分在结构上有所不同。前一部分有一个逆挽,也就是说,今传文句将原该是“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纯,於乎不显”的平行结构在句子的排列组合上作了小小的变化。语义丝毫未变,但效果却很不一样,两个“於”字的叠合,更显出叹美庄敬之意。而后一部分没有用感叹词,作者便任句式按正常逻辑排列,平铺直叙,波澜不惊,在唱出重音——赞颂文王——之后,以轻声顺势自然收束,表示出顺应文王之遗教便是对文王最好的告慰,这样一种真心诚意的对天祈愿与自我告诫。全诗犹如两段歌词,结尾处以咏叹作副歌。这种形式,在当代歌曲中,也还是很常见的。
从诗的句式看,此诗中第四句“文王之德之纯”与第七句“骏惠我文王”完全可以压缩成“文王德纯”“骏惠文王”这样的句式,如此则八句均为四言,整齐划一。《周颂》中不是没有这样纯用四言句的诗章,如《周颂·臣工》《周颂·噫嘻》等即是。因为《周颂》中多无韵之诗,可能会有人将这种句式参差与匀整的不同与有无韵脚联系起来,以为有韵之诗句式以匀整为尚,无韵之诗句式以参差为尚。这种看法未免太绝对,上举《周颂·臣工》《周颂·噫嘻》等无韵(江永《古韵标准》谓《周颂·臣工》“韵不分明”,语尚含糊)之诗也是齐言句式,就很难以此解释之。《颂》诗的句式参差与否,除了语言表达上的需要外,可能更多的是合乐的需要。据郑觐文《中国音乐史》说:“《颂》律与《雅》律之配置不同,《雅》为周旋律,《颂》为交旋律。”而阮元《释颂》强调《颂》之舞容而谓其全为舞诗。据此,则《颂》诗的音乐大约因切合舞蹈的需要而旋律变化多一些,句式参差与匀整正反映出其旋律的差异。
至于说此诗的内容,实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颂扬文王德配上天,对其美德顶礼膜拜,正是周公摄政制礼,确定祭祀文王的规格仪轨之后,创作祭舞祭歌的必然主题。此诗言词古直,情意朴素,并不像后世的祭祀歌辞那样有矫揉造作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