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说一生历仕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三度执掌大政，堪称叱咤风云的一代英豪。但是，他仕途坎坷，曾被流放一次，两次遭贬谪。这首诗就是公元713年（开元元年）被贬为相州刺史后所作。邺都，当时属相州所辖。张说纵观魏武帝曹操建功立业的雄壮历史和身后遭遇，联想自己被奸佞小人攻讦的现实，不禁感慨万千，写下《邺都引》这一千古绝唱。
这首诗歌激情奔涌，慷慨悲壮，但诗情又紧和缅怀魏武的题旨，做到诗情恣肆而有节制，思想内蕴而易外传。
诗分两层。
前六句为第一层，主要是缅怀和描述曹操生前的非凡业绩，以寄托自己的凌云壮志。“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二句，为曹操生前的壮举铺叙了广阔的时代场景。“草创”二字表明了魏武创业的艰难、不易；一个“争”字，生动地表现出曹操人定胜天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古代迷信思想认为人的遭遇、地位都由天帝赐予，而曹操不信天命，偏偏要奋起与“群雄睚眦相驰逐”，争夺帝位，这一“争”就将他的顽强奋斗准确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了。“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二句，以极其洗练的语言，概述了曹操一生的文武事业。“昼”句勾勒了曹操驰骋沙场的形象，一个“携”字描摹出了他一马当先、勇冠三军的英武气概；一个“破”字，又表现出了其无坚不摧的进攻气势，展示了“魏武挥鞭”气吞万里如虎的骁将风姿。“夜”句则为读者刻划了曹操极具儒将风度的形象侧面。这里，一个“接”字，表现了魏武礼贤下士的品格。曹操在中汉末建安时期，力倡“建安风骨”，并带领其子曹丕、曹植及建安七子，以诗歌的形式努力表现社会的动乱和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表达了要求国家统一的愿望，情调慷慨，语言刚健。他所建的“西园”——铜爵园，就是其父子常与文士夜间在此宴会赋诗的地方。“夜接词人赋华屋”一句，就形象地展示了当年曹操开创建安文学黄金时代的历史画面。“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二句，主要描写曹操在生产、建设方面的功绩。邺都城池委曲环绕，表明魏国建筑雄伟，后方坚固；农桑林木沿漳河层层密布、“汗漫”无边，说明其农、林生产的发达。在汉末群雄逐鹿的战乱中能辟一农桑昌盛地域实在不易，由此更能显示出曹操治理国家的雄才大略。在历史上，曹操是蒙垢最多的人物之一。一些持正统观念的史家往往将他打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奸贼”另册。作为曾二度为相的张说，能够如此高度地评价曹操的历史功绩，是独具胆识、难能可贵的；同时，这一层也表露出诗人追慕魏武，希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的感情，让读者从对曹操的业绩的追述中体味出诗人的理想追求。
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主要叙述魏武身后的历史变迁，流露出诗人哀叹时光易逝、英雄业绩无继的感慨。“城郭为墟人代改，但见西园明月在”二句，是通过曹魏时代的城郭建筑今已凋蔽颓败揭示邺都环境的今昔变迁。“城郭”一词有承接上文“都邑”、引起下文转折的作用，它是邺都外观上最易显示变化的景物。“城郭”和“西园”沦为废墟，标志着魏武的时代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明月依旧，却照不见曹操在西园“夜接词人赋华屋”，更衬托出今日邺都的凄凉冷落。“邺旁高冢多贵臣，蛾眉曼目录共灰尘”二句，是从邺都人事变迁的角度来表现其今昔变化的巨大。曹魏时代的“贵臣”已入“高冢”作古，说明其政权的支柱已不复存在；魏武的众多姬妾、歌伎化为尘土，可见供其役使的社会基础也土崩瓦解。“贵臣”、美女的纷纷进入坟墓，它象一面镜子一样，真实地折射出历史变迁的轨迹，流露出了诗人对曹操文韬武略、宏图大业付之东流的婉惜之情。结尾“试上铜台歌舞处，惟有秋风愁杀人”二句，为正面抒怀。“试上”二字表现了诗人欲上而又犹豫的心理——人事变迁，景非昔比，诗人要登上曹操所建铜雀台一览胜迹，但又怕“铜台”因为“人代改”而“为墟”，引发自己更多的惆怅。等到登上“铜台”，果然见出邺都的一切繁华都成为历史，只留下秋风凭吊英雄。“愁杀人”三字是饱蘸感情的点睛之笔，深沉而强烈地表现出诗人悲壮的凭吊心情，将一腔不泯的雄心遥寄千载，表现出诗人被贬、壮志难酬的内心苦痛和不平之情。诗人紧扣曹操创业的始终线索展开诗情，叠出画面，因此这首诗的感情较之同类作品就更显得慷慨悲壮、深沉含蓄，象羯鼓筝琶一样，摇人心旌，撼人心魄。
其次，诗歌的结构艺术也颇有独到之处。这首诗是借凭吊古迹而抒发胸臆的怀古之作，诗歌画面都围绕魏武生前、身后诸事展开。开始写魏武生前草创大业，继而写他的文韬武略、治国有方，把他一生的伟绩很简洁地概括于“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四句诗中。“城郭为墟人代改”以下四句着重突出魏武身后的历史变迁。曹操能够在群雄逐鹿的乱世中辟一邺都繁华之地，而他身后的人们却无法维持邺都的繁荣，可见魏武确实高人一筹，后世多不可与之相提并论。结尾写铜台秋风，很容易使人想起曹操临终“遗令”，这样，诗的一起一结就是曹操的一始一终，诗的主体则是曹操的生平业绩、身后境遇，从而展示出诗人结构谋篇的高超才华。
这首诗在语言和韵律方面也很有特色，诗歌气势恢宏，语言雄健畅朗，一洗梁陈绮丽之风；用韵活泼，全诗十二句，四次换韵，跌宕有致，富于流动多变的音乐美。正如林庚、冯沅君先生所说：“《邺都引》慷慨悲壮，开盛唐七古的先河，与初唐诗风迥异。”开盛唐七古的先河，与初唐诗风迥异。”
这首诗四十句，每八句用一韵，为一层诗意，共五层诗意。声韵随情而变。平仄互换。诗中描绘清漳政通民和，风俗淳古，礼乐之乡，歌颂贤吏李聿。全唐诗有李聿小传，曾作清漳令，后为尚书郎。从全诗中反映了李白的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并形象地描绘出理想的社会蓝图。充满着自信和豪情。
诗从开端到“惠与清漳流”为第一段，紧扣诗题，概略介绍李聿的才识、气质、治邑的惠政，预示其是前途远大，无可限量的青云人物。开端两句概述李氏家族，传宗百万代（夸张说法），宗干支脉，遍布中州大地。这种介绍法，因始祖为道圣李耳，当今又是李氏天下，颇引以为自豪和荣耀。用以衬托下面对李聿的介绍。李聿是天赋与的才识和美德，作为县令，日日为苍生忧患。这四句以树木的繁盛比喻李氏繁衍百代，而遍布全国。又以天开青云比况其才能德性，正因如此，李聿才日日替百姓着想。为百姓生活能幸福安居，日夜思虑谋画。这是李白理想中的贤吏形象，对于现实的李聿，可能更富于理想化了。接着又用四句诗，概括其政绩。前两句化用孔子的话。孔子观子游治武城，闻弦歌声，曾感慨地说：“割鸡焉用牛刀。”李白用此典故是说李聿是治国的大才，治理清漳小邑，如同用宰牛刀割鸡，将来前途如大刀宰牛，必有大用。因其大德大才治邑，德政如雷声响遍四境之内，其给与百姓的好处，又如清漳水流滋润着全县百姓。这就使“青云器”、“苍生忧”形象而具体化了，开花结果了。李聿不愧为李氏的后代，为李氏又争了光。
接着诗人又用八句诗写李聿以礼乐治邑，邑清民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让太古之风。前两句写李聿如同孔子弟子子游治理武城邑，以礼制教化百姓，以歌声感化百姓，音乐之声，唐尧之曲，深入人心。而县令李聿却是不拘礼法，脱略官服而不顾，颇似隐士。县令风度惠及百姓，民心和而得天真之性，民风淳朴如上古三皇之世。白日牛羊散在田间南北通行的道路上，而入夜，家家不闭户，不担心被盗。中间这四句描绘出一个理想社会图景，人性天真疏放，淳朴自然，礼让谦和，不争不贪，无贫无富之分。正因如此、诗人以惊异之情，询问百姓，探竟其原因，得到了“贤人宰吾土”的满意回答，点逗出诗眼。吏治非常重要，德教也是非常重要。这就具体点明李聿治政思想和个性。
接着诗人再用八句诗，写百姓安居乐业，发展生产，民无游闲好逸之徒，吏无苛政繁扰。县人遍植桃李树，树树垂荫，散发芳香。河堤绕着渌水，桑柘树连排，远及青云。美女不打扮妖冶之容，白天成群结队，提笼采桑。夜间缲丝织布，机杼和鸣，百里之内，声息相闻。八句诗状出百姓，男耕女织，各安其业，社会繁荣，发达兴旺，民富可知。这正是礼乐弦歌教化的结果。从百姓这个侧面颂扬李聿德政治绩。照应“为苍生忧”句。再次证明治政美过于安民，感化人心。唯此才能“我无为而民自化”，李聿正是这样的官吏。惠及百姓后，而心自安无忧。
接着诗人用八句诗，写邑内政治安定，民无诉讼，贤吏逸豫。诗人形象地描写官衙内无讼事，群鸟落在官衙台阶上，而县令却依然高卧北窗下，翻阅着道家书籍。官衙檐边挂着用蒲草编的鞭子，用来对犯罪人行刑，表示羞辱之意罢了。在皓月当空，月光入户之时，琴声清悠。人息静寂，风吹入室，此时县令李聿长啸抒心，无言高卧，如上古的伏羲皇帝，和乐安详。“讼息”一句化用谢灵运的“虚馆绝诤讼，空庭来鸟雀”之意，以示政通民和，民绝诉讼。“高卧”句又用陶渊明为彭泽令，高卧北窗下，翻阅书籍，自称是羲皇上人，抚无弦之琴以自乐。“蒲鞭”二句，又用东汉南阳太守刘宽的典故，人有过失，但用蒲鞭捶打，而不用苦刑，表示羞辱之意，令其知耻而改过。李白在这八句诗中频用典故，赞美李聿如陶潜、刘宽治邑以德，而不唯刑。民知礼而耻过，政治清明。这是百姓乐业在政治上的必然反映，是诗意的深化。
诗中结尾八句，集中笔墨赞美李聿为官清廉，洞察民情，明辨是非，公正无私。诗的前四句，化用鲍照“清如玉壶冰”的诗意，进而比较李聿官清如水，玉壶冰水，清澈见底。清光可见毫发，白亮透明可照群人之情。这四句诗喻人至美，本质圣洁，光采照人，是一位内外一致彻底透明的人物，为官自然清如水，明如镜，为民造福。这就是诗人所称赞的“贤人”。接着诗人再用四句赞美李聿的佳政：燕赵百姓，同颂其嘉政，共传其美名，而我李白这位过客，观赏行人歌谣，因为这个缘故，歌诵你的德政与美好声誉。这八句诗采取比较与间接写法，刻画李聿的形神美，超出清漳，越及燕赵，传名当世，流芳百世。总结全诗，照应开端。收结有力，余音绕梁，回味无尽。
李白所颂扬的清漳县令李聿，体现出他的贤能政治理想。同时对现实中信谗任佞，贪官鱼肉人民，是一个否定。他更希望李氏子弟不辱李氏宗祖，不辱李氏王朝，无愧于百姓的父母官，如李聿一样，治理好地方，惠及百姓。这就是李白以饱满的热情歌颂李聿的原因，也是李白所追求的作人价值。然而李白为社会开出这一良方，没有被当时统治集团所接受。同前贤一样，只能存在古代所谓圣贤的头脑里、口头上、文字中，只是空想而已。李白也不例外，这是由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所决定的。
李白这首五言古诗写得高古淡远，纵横变化，开唐代五古格高意远，神情横逸，变化神奇的正风，是唐人五古中的佳作。
诗一开始，便是一段倒叙。这是骤遇后对已往的追忆。诗人说：“安史乱起，你远赴张掖，我避地三巴，地北天南，无缘相见。而当叛乱初平，肃宗返京，我却琅当入狱，披霜带露，长流夜郎，自觉将凄凉了却残生。想起长安旧交，此时必当随驾返朝，东风得意，而自己大约只能在梦中会见他们了。谁料想，我有幸遇赦，竟然又遇见无望相会的长安故人。这实在令人喜出望外，惊讶不已，简直不可思议，茫然如堕烟雾。”李白是遇赦的罪人，韦冰系被贬的官员，在那相逢的宴会上，人众嘈杂，彼此的遭遇不可能说得了，道得清。从开头到“苦心”句为一段，在概括追叙骤遇的惊喜之中，诗人寄托着自己和韦冰两人的不幸遭遇和不平情绪；在抒写迷惑不解的思绪之中，蕴含着对肃宗和朝廷的皮里阳秋的讥刺。这恍如梦魂相见的惊喜描述，其实是大梦初醒的痛心自白。爱国的壮志，济世的雄图，竟成为天真的迷梦，真实的悲剧。
诗人由衷感激故人的解慰。他说：“昨天的宴会上，衣绣的贵达为自己斟酒，礼遇殊重。但是，他们只是爱慕我的才名，并不真正理解我，而我‘病如桃李’，更有什么可讲的呢？当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世人终会理解我的，对于我的今昔荣辱，就得到故人的了解。前些时听到了南平太守李之遥一番坦率的真心话，使人豁开胸襟；今日在这里又得闻你的清正的言论，真好像深山拨开云雾，使人看到晴朗的天空，驱散了心头的苦闷。”从“昨日”句到“四望”句这一段，诗人口气虽然比较平缓，然而却使人强烈感受到他内心无从排遣的郁结，有似大雷雨来临之前的沉闷。
最后一段，笔势奔放恣肆，强烈的悲愤，直泻而出，仿佛心头压抑的山洪，暴发了出来，猛烈冲击这现实的一切。诗中写道：“人闷，心闷，苦痛，辛酸，接连不断，永远如此。我只有借酒浇愁，痛饮它二千石。汉代韩安国身陷囹圄，自信死灰可以复燃，我为什么不能呢？晋朝山简镇守襄阳时，常喝得酩酊大醉，还能骑乘骏马，别是一番贤主人的风流倜傥之举。”而李白喝的是苦闷之酒，孤独一人，自然没有那份闲适之情了，所以酒醉也不能遣闷。于是他说：“还是去遨游山水吧，但又觉得山山水水都像江夏附近著名古刹头陀寺一样，充斥那苦行的僧人气，毫无乐趣，不称人意。那么，哪里是出路，何处可解闷呢？倒不如乘船飘游，招唤乐妓，鸣笳按鼓，歌舞取乐；把那曾经向往、追求的一切都铲除掉，不留痕迹；把那纷争逞雄的政治现实看作一场梦幻，不足介怀；就让歌舞来宽解离愁吧！”诗人排斥了自己以往自适的爱好，并非自暴自弃，而是极度苦闷的暴发，激烈悲愤的反抗。这最后十四句，情调愈转越激烈。矛头针对黑暗的政治，冷酷的现实。
“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是此篇感情最激烈的诗句，也是历来传诵的名句。“黄鹤楼”因神仙骑鹤上天而闻名，“鹦鹉洲”因东汉汉末年作过《鹦鹉赋》的祢衡被黄祖杀于此洲而得名。一个令人向往神仙，一个触发不遇的感慨，虽然是传说和历史，却寄托了韦冰和李白的情怀遭际。游仙不是志士的理想，而是失志的归宿；不遇本非明时的现象，却是自古而然的常情。李白以知己的情怀，对彼此的遭际表示极大的激愤，因而要“捶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不再怀有梦想，不再自寻苦闷。然而黄鹤楼捶不碎，鹦鹉洲倒不了，诗人极大的愤怒中包含着无可奈何的悲伤。
这诗抒写的是真情实感，然而构思浪漫奇特。诗人抓住在江夏意外遇见韦冰的机缘，敏锐觉察这一意外相遇的喜剧中隐含着悲剧内容，浪漫地夸张地把它构思和表现为如梦觉醒。它从遇赦骤逢的惊喜如梦，写到在冷酷境遇中觉醒，而以觉醒后的悲愤作结。从而使诗人及韦冰的遭遇具有典型意义，真实地反映出造成悲剧的时代特点。诗人是怨屈悲愤的，又是痛心绝望的，他不堪回首而又悲慨激昂，因而感情起伏转换，热烈充沛，使人清楚地看到他那至老未衰的“不干人、不屈己”的性格，“大济苍生”、“四海清一”的抱负。这是诗人暮年作品，较之前期作品，思想更成熟，艺术更老练，而风格依旧，傲岸不羁，风流倜傥，个性突出，笔调豪放，有着强烈的感情色彩。
第一句中“万丈洪泉落”，万丈有多高，实在让人难以想象，诗人要表达的正是心中那种不可确凿道出的对匡庐飞瀑雄奇险壮之气势的深深折服与崇爱之情。水自地下往上涌出曰之为泉，诗人以泉喻瀑，言飞瀑如洪泉而落，仿佛是将泉跟倒置了过来，任其泉水喷涌而下、源源不绝，所述情状极为形象，令人啧啧生叹。“迢迢半紫氛”一句状写的则是伴随着瀑布飞落而升腾起的缥缈水气。李白七绝《望庐山瀑布水》开篇就说高峭挺拔的香炉峰在旭日红光的映照下紫气蒸腾，烟雾缭绕，如同幻境一般，张九龄所言的“紫氛”大抵就是这种“日照香炉生紫烟”的神奇气象。迢迢，写雾霭之高；半，写紫雾似将色瀑截断。高高漂浮的水雾尚且只在瀑布半腰，那么洪泉万丈的源头，自然是深隐于一派迷蒙与虚无之中了。
“奔流下杂树，洒落出重云”。第二联着重于展现瀑布飞泻云天的动感之美。庐山峰青峦秀，嘉木成阴，喷雪鸣雷般的银瀑从几重云外奔流而下，激荡着嶙峋的山岩，穿越过层叠的古木，义无反顾地坠入深密的涧谷，这壮景所带来的强烈视觉震撼富有艺术感染力，大自然那磅礴潇洒的超凡手笔令人钦佩。庐山有景如此，无怪乎自古就赢得”匡庐奇秀甲天下”之盛誉了。
第三联意在描绘飞瀑在阳光照耀下呈现来的奇幻风采，“日照虹霓似，天清风雨闻”。转写瀑布的色彩和声响。瀑布本如素练，但在晴日阳光的照射下，却幻化出虹霓般七彩缤纷的颜色，绚丽瑰奇；天清气朗之时，本无风雨，但万丈洪泉直泻而下时发出的巨大声响，却使人有急风骤雨杂沓的听觉感受。诗人绘声绘色，以自己独到的感受营造出那亦真亦幻、瑰丽迷人的美妙画面。在湖口远望庐山瀑布，是否真能听到它所发出的巨大声响，并不重要，关键是诗人从万丈洪泉直泻而下的气势中，仿佛听到了风狂雨骤般的杂沓声响。句末的“闻”字与上句的“似”字对举互文，本身就包含了“似闻”的意蕴。这是一种似真似幻的听觉感受，其传神处正在亦真亦幻之间。若认定“闻”字是几十里外清晰听到瀑布的巨响，反而拘泥而失语妙。
“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最后一联以山水总括之笔收束全篇。诗人喜爱庐山之毓秀钟灵，故以“灵山”称谓之。“空水”一句由南朝谢灵运《登江中孤屿》一诗化用而来。谢诗云：”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意指空气和水色都清澄新鲜，诗人此处易“澄鲜”一词为“氤氲”，重在凸显庐山水瀑雾气缭绕、与晴空漫成一片的融融气象。“天地氤氲，万物化醇”（《易经·系辞》），庐山水正是乾坤交合而孕育出来的人间胜境。
总起来看，诗中所写瀑布水，来自高远，穿过阻碍，摆脱迷雾，得到光照，更闻其声，积天地化成之功，不愧为秀中之杰。形象的比喻诗人遭遇和情怀，所以他在摄取瀑布水什么景象，采用什么手法，选择什么语言，表现什么特点，实则都依照自己的遭遇和情怀来取舍的。这也是此诗具有独特的艺术成就的主要原因。既然瀑布景象就是诗人自我化身，则比喻与被比者一体，其比兴寄托也就易于不露斧凿痕迹。
相对于李白的七绝《望庐山瀑布水》而言，张九龄的这首五律有着四十字的篇幅，其铺展才思的空间更大。诗人善于运用繁笔，其言瀑布之雄险，以巍峨“灵山”为背景。先直抒“万丈”“迢迢”之豪叹，后辅以“杂树”“重云”为衬托；其言瀑布之绚丽，先描绘“洪泉”“紫氛”的真实所见，后生发出“虹霓”隐隐约约的奇妙幻觉；不仅如此，诗人还以“天清风雨闻”壮其声威，以”空水共氤氲”显其浑然。浓墨重彩而又繁简得当，毫不繁冗，正是诗人技法娴熟的体现。
作为一首山水诗，这首诗的艺术是独特而成功的。这首诗表面上只是在描写、赞美瀑布景象，有一种欣赏风景、吟咏山水的名士气度。但其中蕴激情，怀壮志，显出诗人胸襟开阔，风度豪放，豪情满怀，其艺术效果是奇妙有味的。“诗言志”，山水即人，这首山水诗是一个成功的例证。
这是一首题王宰画的诗，原作没有传世，然而由于杜甫熟悉王宰的人品及其作品，通过他的神来之笔，仿佛为后人再现了这幅气势恢宏的山水图，诗情画意，融为一体。
首四句先不谈画，极力赞扬王宰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他不愿受时间的催迫，仓猝从事，十日五日才画一水一石。只在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后，胸有成竹，意兴所到，才从容不迫地挥毫写画，留下真实的笔迹于人间。这是大家风度，笔墨自然高超。然后诗人进而描写挂在高堂白壁上的昆仑方壶图。极西的昆仑和极东的方壶对举，山岭峰峦，巍峨高耸，由西至东，高低起伏，连绵不断，纵横错综，蔚为壮观。画面空间非常辽远广阔，构图宏伟，气韵生动，给人以雄奇壮美的感受。“壮哉”一词，表达了诗人观画时的美感体会和由衷的赞叹。此图不是某一山岳的实地写生，而是祖国崇山峻岭在艺术上集中的典型概括，带有中国山水画想象丰富、构图巧妙的特色。
中间五句，杜甫从仄声韵转押平声东、钟韵，用昂扬铿锵的音调描摹画面上的奇伟水势，与巍巍群山相间，笔墨酣畅淋漓。“巴陵洞庭日本东”句中连举三个地名，一气呵成，表现图中江水从洞庭湖的西部起，一直流向日本东部海面，源远流长，一泻千里，波澜壮阔。诗里的地名也不是实指而是泛指，是艺术上的夸张和典型概括。“赤岸水与银河通”和“黄河远上白云间”（王之涣《凉州词》）有异曲同工之妙，江岸水势浩瀚渺远，连接天际，水天一色，仿佛与银河相通。这里形容水势的壮美，与上面描绘山势的雄奇相呼应，山水一体，相得益彰。“中有云气随飞龙”句，语意出《庄子·逍遥游》：“姑射山有神人，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古书也有“云从龙”的说法。这里指画面上云气迷漫飘忽，云层团团飞动。诗人化虚为实，以云气烘托风势的猛烈，使不易捉摸的风力得以形象地体现出来。笔势自然活泼。在狂风激流中，渔人正急急驾舟驶向岸边躲避，山上树木被掀起洪涛巨浪的暴风吹得低垂俯偃。“山木尽亚洪涛风”，着一“亚”字，便把大风的威力表现得活灵活现。诗人着意渲染风猛、浪高、水急，使整个画面神韵飞动。
以下是介绍这样巨大的艺术魅力产生的原因。诗人进一步评论王宰高超的绘画技巧：“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诗人高度评价王宰山水图在经营位置、构图布局及透视比例等方面旷古未有的技法，在尺幅画面上绘出了万里江山景象。“咫尺应须论万里”，此论亦可看作诗人以极为精炼的诗歌语言概括了中国山水画的表现特点，富有美学意义。诗人深为这幅山水图的艺术魅力所吸引：“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诗人极赞画的逼真，惊叹道：“不知从哪里弄来锋利的剪刀，把吴淞江水也剪来了！”结尾两句用典，语意相关。相传晋代索靖观赏顾恺之的画，倾倒欲绝，不禁赞叹：“恨不带并州快剪刀来，剪松江半幅练纹归去。”杜甫在这里以索靖自比，以王宰的画和顾恺之的画相提并论，用以赞扬昆仑方壶图的巨大艺术感染力，写得含蓄简练。
这首歌行体诗，写得生动活泼，挥洒自如。诗情画意融为一体，让读者不知道何者是诗，何者为画，两者结合得天衣无缝。清代方薰在《山静居画论》中说：“读老杜入峡诸诗，奇思百出，便是吴生王宰蜀中山水图。自来题画诗亦惟此老使笔如画。”可见杜甫题画诗历来为人称道，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