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塑造了一位地位虽有不同，但命运却与《卫风·氓》之主人公相似的可怜弃妇形象。她当初也许曾有过海誓山盟、夫妇相爱的短暂幸福。但随着秋来春往、珠黄色衰，“其心孔艰”（心思难测正如“氓”之“不三其德”、其心“罔极”）的丈夫，待她便“始者不如今”，粗暴取代了温柔，热恋化作了冷漠。丈夫回到家中，想到的只是上河梁去取鱼虾享用，而对操劳在室的妻子，则连“入”房中慰问一下的兴致都没有。他总是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大抵早已有了“外遇”罢）。说他事忙吧，他却能在庭中慢条斯理地油他的车；说他没事吧，却连“遑舍”（止息的闲暇）一夜的功夫都没有。好容易盼得他回来一次，却只给妻子留下暴虐相待的伤痛。想到命运之绳曾将自己和丈夫贯串在一起（“及尔如贯”），相互间理应亲如“埙”、“篪”相和的“伯”、“仲”（古时常以兄弟相亲喻夫妻相谐）；而今，丈夫竟连起码的夫妇之礼都不顾了，不能不激得女主人公悲愤难平。在长夜焦灼的“反侧”之中，她终于发出了愤切的诅咒：“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有靦面目，视人罔极”——你真正是枉然生了一张人脸，心思的险恶莫测，简直胜过鬼蜮呵！
从诗之结语“作此好歌（因为歌意涉及男女之情，故称），以极反侧”看，此歌作于女主人公长夜难眠的“反侧”之际。诗虽也带有相当的叙事成分，但脉络并不清晰。在充满疑云的反覆诘问中，展出“彼”人的飘忽身影，又穿插进回忆中的种种生活片断，使全诗的结构显得似断非断、散乱飘忽。如果要找一个适当的词汇来说明此诗的表现特点，那就是两个字——“梦幻”。而这，大抵正与女主人公作歌时的“反侧”难眠状况有关。从诗中透露的消息可知，那位薄情丈夫对女主人公的冷遇，无疑已天长日久。每当她望眼欲穿盼其归来时，丈夫却总是迟迟不归；就是归来，也行迹诡秘、形同飘风，出没于庭院、鱼粱之际，只顾着自身的享受，极少有入房与妻子叙叙的诚意。一对往日的燕尔夫妻，竟变得如同陌路之人。这些景象，当然会深深烙在女主人公脑际而难以抹去。因此，当她辗转反侧之际、神思恍惚之中，往事今情便可能全化作散乱的片断，梦幻般地涌现在眼前。此诗正适应了这一特定背景，采用叠章和问句、跳荡不定和迅速转换的意象，表现了女主人公似忆似梦间的疑惑与惊诧、痛愤和哀伤。进入女主人公梦思中的对象，明明是她丈夫，她却似乎不认识他，开篇即以“彼何人斯”相询，正绝妙地传达了这种神思恍惚中的迷乱之感。后文的“胡逝我梁，不入唁我”、“我闻其声，不见其身”，更以扑朔迷离之辞，表现了唯有幻梦才带有的视听和思虑特点。女主人公刚想细细审视，幻境却又一变，车影、语声竟化作一团“飘风”，忽东忽西地卷向鱼梁去了；但转眼间，她又似乎看到，丈夫分明还在庭中，正如往日那样悠然自得地“脂车”呢。梦境的飘忽变幻，伴随着女主人公神思恍惚间的疑惑、惊惧、失望和愤懑，一起化作诗行涌现，便产生了这首奇妙、独特的弃妇歌。
李商隐此诗是一首咏史诗。
首先，开头的一句“梦泽悲风动白茅”写出了梦泽的荒凉景象。放眼望去，梦泽此地为一片茫茫的湖泽荒野。旷野上的秋风，吹动梦泽上连天的白茅，发出萧萧悲声。这旷远迷茫、充满悲凉萧杀气氛的景象，本来就很容易引发怀古伤今的情感。加上这一带原是楚国旧地，眼前的茫茫白茅又和历史上楚国向周天子贡包茅的故事有某种意念上的关联，于是为下一句诗做了铺垫。
第二句“楚王葬尽满城娇”则道出了诗人所想，诗人由此荒凉的景色回忆起一连串楚国旧事，最熟悉的莫过于楚宫细腰的故事。楚灵王好细腰，先秦两汉典籍中多有记载。但李商隐此诗却把范围却由“宫中”扩展到“满城”，为害的程度也由“多饿死”变成“葬尽”，突出了“好细腰”的楚王这一癖好为祸之惨酷。触景生情，“葬尽满城娇”的想象就和眼前“悲风动白茅”的萧瑟荒凉景象难以分辨了，这悲风阵阵、白茅萧萧的地下，也许正埋葬着当日为细腰而断送青春与生命的女子的累累白骨呢，相互对比下，更引发了诗人强烈的悲凄之感。楚王罪孽深重，成为这场千古悲剧的制造者。作者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楚王的罪孽是深重的，是这场千古悲剧的制造者。但诗歌如果只从这一点上立意，诗意便不免显得平常而缺乏新意和深意。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对这场悲剧有自己独特的深刻感受与理解。三、四两句，就是这种独特感受的集中表现。
“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由于楚灵王好细腰，这条审美标准风靡一时，成了满城年轻女子的共同追求目标。她们心甘情愿地竞相节食减膳，以便在楚王面前轻歌曼舞，呈现自己绰约纤柔的风姿，博得楚王的垂青和宠爱。她们似乎丝毫没有想到，这样的细腰曼舞又能持续多久呢。此时细腰竞妍，将来也难保不成为地下的累累白骨。这自愿而又盲目地走向坟墓的悲剧，比起那种纯粹是被迫而清醒地走向死亡的悲剧，即使不一定更深刻，却无疑更能发人深省。因为前一种悲剧如果没有人出来揭示它的本质，它就将长期地以各种方式不受阻碍地持续下去。所以这两句中，“未知”、“虚减”，前呼后应，正是对追逐细腰悲剧的点睛之笔。讽刺入骨，又悲凉彻骨。讽刺之中又寄寓着同情，这种同情包含着一种悲天悯人式的冷峻。
纵观全诗，诗人将用笔的重点放到这些被害而又自戕的女子身上，并在她们的悲剧中发掘出同一性质的悲剧的内在的本质。因而这首以历史上的宫廷生活为题材的小诗，在客观上就获得了远远超出这一题材范围的典型性和普遍意义。人们可以从诗人所揭示的现象中可以联想起许多类似的生活现象，并进而从中得到启迪，去思考它们的本质。由此可见，此诗在这类题材的诗之中是非常难得的，也是非常可贵的。
这是杜甫反映现实情况最早的诗歌；开头叙暴雨成灾，郡国嗷嗷，堤防之患，主事所忧；接着描写想象中山东、河北洪水汹涌情状，也是河南一带惨重灾情的真实反映；最后戏为大言以宽慰其弟。全诗铺写灾情的严重，表达了治服水患的理想，夹杂了个人遭遇的阴郁苍凉的情绪。相较于杜甫成熟时期的作品，此诗在情感表达上还显得空泛。
杜甫写这首诗时虽然也尝到了考进土落第的痛苦，但他的经济生活还是比较优裕的，用他自已的话来说是“放荡齐越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正是这种裘马清狂的快意生活，使他脱离了人民，因而他对人民疾苦的体验就不如日后那么深切。《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这首诗便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诗中诚然对黄河水灾作了较为形象生动的描绘，但应当指出，这种描绘只是客观地再现了水势之大以及人民房屋被淹、庄稼受灾等表面现象，面没有深入展示灾民的具体苦难，特别是看不出诗人关怀灾民的强烈感情色彩。后面四句，诗人只是用制平息水患这种神语传说来勉励弟弟，显得空泛无力，看不出有何对人民同情之处：即便说这是同情的话，那么，这种同情是很不强烈的。只要比较一下十三年之后，也就是天宝十三年秋（754年），长安霖雨为灾，杜甫写的《秋雨叹》这一组诗，问题便很清楚。《秋雨叹》共有三首，其中第一首是写人民苦难的：“禾头生耳素穂黑，农夫田父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绸，相许宁论两相值。”前面两句是说庄稼受到涝灾，但农夫田父没有消息，生死存亡，无人过问，这是因为当时奸相杨国忠报喜不报优，在唐玄宗面前隐瞒灾情。房琯反映了所在地的灾情，结果遭受打击，所以史载“天下无敢言灾者”，上面这两句诗，便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反映。后两句则写城市贫民的情况。据史载，“秋霖雨，物价暴贵，人多乏食，令出太仓米一百万石，开十场，以济民。”诗人揭露官吏们利用所谓“贼”乘机剥削人民，进行不等价交换，斗米换衾绸。人民出于无奈，只要官员“相许得粮借以活命，根本不考虑衾绸和斗米是否“相值”了，杜甫这几句诗，不仅具体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而且揭露了造成人民苦难的因素，除了天灾之外，还有人祸一一政治黑暗腐败，官府更趁火打劫，盘剥人民，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相比，《秋雨叹》这首诗对人民的同情就更加鲜明了。
再看杜甫同时写的另一首诗《九日寄岑参》，这首诗开头写到诗人为雨所阻，不能外出访问岑参，对他表示怀念。接着便写到霖雨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数，安得诛云师，时能补天漏！”将这四句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结尾四句相比，前者的感情是强烈的，而后者是空泛的。这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生活地位的不同，接近人民还是脱离人民等原因外，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即对描写对象是否具有生活实。杜甫写《临邑舍弟书至苦雨》是在东都洛阳，他并未目睹临色黄河水灾惨状，更没有直接受到水灾的痛苦，缺乏生活实感.所以体现在《临邑舍弟书至苦雨》这首诗中的感情显得空泛。
上述情况说明，即使是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也有一个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他早期的诗作还带有过渡性和不成熟性。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不能和困守长安十年这一时期的诗作相比，特别是不能和日后离开朝庭走向人民时的诗作，如“三吏”“三别”等相比。
“多景楼”是江苏省镇江市的一处寺内建筑，具其之所心被称为“多景”，也是因为它建在山上，地势高，万事万物都可尽收眼底。诗人登高望远，前文极写所见景色之美，最后三句一问一答道出哀情，可见此曲采用的是以乐景反衬哀的情的手法。
前三句写的是整体感受，春水东去，天空辽远、闲云飘散，视野极其开阔，那树显得对么渺远，那鸟仿佛也都消失了踪迹。就像是一种脱离尘嚣的展望，一片豁然开朗。接着具体写了所见景物：山如黛、水如镜、月缺似沉钩，寓意白昼将尽。诗人依次运用了“阔”“闲”“渺”“幽”以及“远”“平”“缺”等加以刻画，句式倒装，使景物描写细腻生动。
再把视线住下，桃花梨花红白相间的景色下是那“渡口”和“江水”，曲至此，已经透出离别之情。尾三句便点出真意：“何处离愁？人别层楼，我宿孤舟。“有如蜻蜓点水一点而出，让原本沉浸的乐景中的人，哀感顿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