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言志之作，表达了作者匡国济世的凌云志向。1903年中秋节，秋瑾与丈夫王子芳发生冲突，从家出走，寓居北京阜城门外泰顺客栈，后由吴芝瑛出面调解，而秋瑾下决心冲破家庭牢笼，投身革命。不久即东渡日本留学。
词的上片写与王廷均结婚八年，表面上过着富贵人的生活，实际上是“奴仆不如”的生活，如今与其决裂，突破家庭束缚，实现了“求自立”的愿望。“苦将侬，强派作蛾眉”进一步说明表面上过着贵妇人的生活，实则奴仆不如的“八年风味”。“殊未屑”表明作者对贵妇人的生活，并不留恋，相反加以蔑视。上片主要表达了作者自己初离家庭时的矛盾心情，别具匠心。
词的下片写词人虽有凌云壮志，但知音难觅，不觉泪湿衣襟。作者平日虽以肝胆相照，真诚恳切，但不为世俗所了解，因此生活中常受折磨。离家以后，在大千世界中，不知去何处去寻找知音。找不到知音，又将会受折磨。想到这一点，作者不觉伤心落泪，也是很自然的。这种担心和忧虑，真实地反映了一个革命者刚踏上革命征途的思想状况。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这四句是深入浅出的鉴湖女侠的自我写照，她运用“身与心、列与烈”两句四字谐音和意义不同的显著变化，来表达她的抱负、志向和思想感情的转变，正是上接“苦将侬，强派作蛾眉，殊未屑！”这两句进一步的思想发展。紧接着表明她是一个“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的富有感情的人，但不幸偏遇着这么一个庸夫俗子的丈夫，因她穿着男装独自去看了一次戏，竟遭丈夫的辱打，不由她不发出“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这样的浩叹。
这首诗是杜甫旅居夔州的第二年所写八首咏逐诗之一。虽只有五言八句，但其意义和写作技巧却都臻于上乘。诗的前四句代麂写意，自悔不能见机远离伤害。后四句感叹世人因为贪食美味而残害生灵。全篇代麂立言，前半婉而多讽，后半愤怒斥责。该诗借逐言情，写麂自悔不能全身远离祸害，代麂抒情，感叹世人为了口腹之欲而残害生灵。
诗的首句说自己被迫和自由天地“永”“别”，又被抬举与“玉馔”并列充人口腹。次两句“无才”三字是关键。文意是既没有本事高飞远引与仙人为侣，那就无法逃脱被吃的命运。 “不敢恨”，正说明痛苦之深。“不敢恨”，是虽死无怨，写得更深更惨。后半，头两句总结出一条道理，即： “乱世”生命不值钱，有名即是祸根。残酷现实的根源在哪里，“衣冠兼盗贼”五字作了回答，这是对残暴的统治者的高度概括。全诗与其说是写麂，毋宁说是写人。所指可以是某个人，而更重要的则是揭示了类似的无数人的共同命运。那是几千年封建时代无法消除的社会悲剧、历史悲剧。此诗虽小，可以喻大。
这是一首禽言诗，该诗以讽刺怒骂成文，显示杜甫嫉恶如仇的性格。全诗以将死之麂的口气写成，杜甫借麂之口，毫不留情地遣责了权贵者贪婪残忍的本性。诗人以麂比善良人士，以“衣冠兼盗贼”痛骂奸佞小人。讽刺贪婪成性的人本身就是“盗贼”，有着“鱼肉人民”的本性。此诗构思巧妙，寓意婉转，虽为咏逐诗，却不给人咏逐之感。
此诗首联点题。“魂梦悠扬”，向读者显示：下文“还在故人家”云云，皆为梦游，并非实事。悠扬，指飘忽无定。“奈何”，处置、对付的意思。李商隐《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宴作》诗云：“悠扬归梦惟灯见，濩落生涯独酒知”，大致与此联境界相似。整句是说：魂梦悠扬，不由自主，直至夜来，还在故人之家。“故人家”，即指旧时所恋之人家。元稹《酬乐天见忆兼伤仲远》诗云：“瘴畏新病骨，梦到故人家。”也写因思念而魂驰故人之家。
颔联写相会时的情景。“香蒙”对“户映”；“蜡烛”对“屏风”；“时时暗”对“故故斜”，对仗十分工整。上联已点出夜晚，这里“蜡烛”之语承上文而来，很是自然。而用了“香蒙”、“时时暗”等语，则更有朦胧之致，正是幽会时的情景．下句写户上的屏影。烛光欲明还暗，飘移不定，照射于屏风而投在户上的影子，也就摇曳不定而“故故斜”了。“故故斜”三字，用语十分婉丽。故故，是屡屡、常常的意思。杜甫《月三首》 诗：“时时开暗室，故故满青天。”也以“故故”与“时时”构成工整的对仗。
颈联转到“故人”。“檀的”是古代女子脸上点饰的红点，如杜牧《寄沣州张舍人笛》诗云：“檀的染时痕半月，落梅飘处响穿云”。慢调，则是指随意调弄。银字管，指有银字作饰的管乐器，古代笙笛类管乐器上常用银字作饰，以表音色的高低。白居易《南园试小乐》诗有“高调管色吹银字，慢拽歌词唱《渭城》”之句，其中“银字”就是“银字管”。云鬟，是古代女子的一种发式，鬟是指环形的发髻，云鬟也称云髻，形容女子发髻浓密如云。折枝花，是指插于云鬟之上的饰花。从这一联中可知，梦中的“故人”，乃是一位女子，她云鬟高耸，檀的为饰，正在华年。弦管悠扬，表明她又是妙解音律。这一联中，“檀的”对“云鬟”；“漫调”对“低缀”；“银字管”对“折枝花”，对仗也十分工丽。
尾联写惜别。虽然佳期难得，但是临近天明，又不得不别。一个“又”字，透露出无限惜别情意。洞口，指神仙所居的洞口，这是从刘晨、阮肇入天台遇仙女的典故化来，唐人李阳冰《阮客旧居》诗云：“阮客身何在，仙云洞口横”；赵嘏《早出洞仙观》也有“露浓如水洒苍苔，洞口烟萝密不开”之句。此处用“洞口春深”之语，正暗示一别之下，夭上人间，后会难期，故云“人间别”。赊，是长、远的意思。李商隐《无题》 诗云：“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这末联的意境正与此相似。诗人虽未明说，然而相怜之深、相思之苦，溢于言外。
历来咏西施的诗篇多把亡吴的根由归之于女色，客观上为封建统治者开脱或减轻了罪责。罗隐这首小诗的特异之处，就是反对这种传统观念，破除了“女人是祸水”的论调，闪射出新的思想光辉。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一上来，诗人便鲜明地摆出自己的观点，反对将亡国的责任强加在西施之类妇女身上。这里的“时”，即时会，指促成家国兴亡成败的各种复杂因素。“自有时”表示吴国灭亡自有其深刻的原因，而不应归咎于西施个人，这无疑是正确的看法。有人认为这里含有宿命论成分，其实是出于误解。“何苦”，劝解的口吻中含有嘲讽意味：你们自己误了国家大事，却想要归罪一个弱女子，真是何必呢！当然，挖苦的对象并非一般吴人，而是吴国统治者及其帮闲们。
“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后面这两句巧妙地运用了一个事理上的推论：如果说，西施是颠覆吴国的罪魁祸首，那么，越王并不宠幸女色，后来越国的灭亡又能怪罪于谁呢？尖锐的批驳通过委婉的发问语气表述出来，丝毫不显得剑拔弩张，而由于事实本身具有坚强的逻辑力量，读来仍觉锋芒逼人。
罗隐反对嫁罪妇女的态度是一贯的。僖宗广明年间（880—881），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皇帝仓皇出逃四川，至光启元年（885）才返回京城。诗人有《帝幸蜀》一首绝句记述这件事：“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阿蛮”即“阿瞒”的通假，是唐玄宗的小名。前一回玄宗避安史之乱入蜀，于马嵬坡缢杀杨妃以堵住天下人之口。这一回僖宗再次酿成祸乱奔亡，可找不到新的替罪羊了。诗人故意让九泉之下的玄宗出来现身说法，告诫后来的帝王不要诿过于人，讽刺是够辛辣的。联系《西施》作比照，一咏史，一感时，题材不同，而精神实质并无二致。这样看来，《西施》的意义又何止为历史作翻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