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刚刚到得成年就被嫁出,因其尚不解风流韵事,故而在出嫁之后不能完全适应新婚生活的情形。上片写这位少女婚前的美艳和天真,下片写她婚后的羞怯。
词的上片写及笄女孩娇羞怯懦,形态心境一一活脱画出,可谓丹青妙手。首句写女子身材,抓住腰细得只有一把,身材苗条;次句写其年龄,“方当笄岁”,才步人成年,正当豆寇年华。“刚被风流沾惹,与合垂杨双髻。”二句可见这女子性意识刚刚觉醒,才把头上两个下垂的发髻挽合在一起盘了起来,即俗称“上头”,这是从姑娘到新妇的发式变化,意思是她初做新妇。
“初学严妆,如描似削身材,怯雨羞云情意,举措多娇媚。”新妇与姑娘在妆束上的区别是,姑娘数活泼为佳,新妇以端庄为美,所以,新妇的第一项任务学习“严妆”;再一个重要区别是,姑娘是单栖,新妇要过夫妻生活。这是用典。由于是新妇,看起来她那弱不禁风的身材,对性生活还有点承受不起。她那一举一动都妩媚多姿,十分可人。
词的下片,写女子不习惯婚后生活。“争奈心性,未会先怜佳婿。”过片承上片而来,是说这女子还有点像做姑娘时那样任性,没有学会疼爱自己的丈夫。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事层层展开,其心理活动的复杂与丰富活现纸上,生动如画。羞怯之中,洋溢着新婚生活的甜蜜与喜悦,简直是一幅风俗画。整个下片着重抓取了几个动作,来进一步将人物写活,使其更具立体感。一是对丈夫不懂得温存,二是不肯脱衣就寝,三是背灯而立,四是着令丈夫先睡,全然是一个不懂规矩、人世未深的孩子。结三句尤妙,但使丈夫哭笑不得,无可奈何。留下一片令人忍俊不禁且想象不尽的空间。
此词全部主旨都集中在两个字上——“娇羞”,在不同的场景、从不同的角度倾力表现了词中女性的这一心理状态。通首香艳至极,却不堕恶趣。在主题上虽未能免俗,但其对女子心性之感悟能力、描写之笔力都足以弥补这一缺憾。
有人认为柳永此度赏玩的是一位既解风情、又不失清新的雏妓,最得狎客欢心。作者无所顾忌地用俚言俗语将自己的“猴急”心态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这种狎妓病态心理在当时的病态社会里,反而显得十分正常,被众人、乃至社会文化所认可。
头巾气重的道学先生以为此词儇薄,斥柳永无状。不必讳言,语词相当刻露。柳词轻薄、秽亵的罪名是难以推脱的,然而细绎词意亦或是写好人家小儿女初嫁的情形,作者体味细腻真切,描摹生动传神,颇值得反复揣摩。此当是柳词中别一种笔调。
刘朔斋名震孙,字长卿,蜀人。曾任礼部侍郎、中书舍人。斗南楼原址在广州府治后城上,始建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年间。其特色是在此地观海山之景,别具情致。
起笔二句:
极有气势,站在斗南楼上,万顷海涛,千仞云山,尽收眼底,使人视界大开,胸襟舒畅。
“黄湾”,即韩愈《南海神庙碑》所谓“扶胥之口,黄木之湾”的黄木湾,位于今天广州东郊黄埔,是珠江口一个呈漏斗状的深水港湾。唐宋时期,这一带已成为广州的外港,中外商船往来贸易均在此处停泊。
“白云”,指广州城北的白云山。“万顷”、“千仞”虽是诗词中常见之语,但用于篇首,气势尤显雄壮。
“一亭收拾”,即一楼览尽之意。据《广东通志》载:于此可以“东瞰扶胥浴日之景,西望灵洲吞纳之雄,南瞻珠海,北倚越台。森列万象,四望豁然”。
“一亭”句与首二句相衔接呼应。由于一亭览尽胜景,词人心神俱爽,暑热顿消,达到清凉境界。该句中的一个“豁”字,将词人暑热顿消的情志、精与气都表现出来。
“潮候”句,分承“万顷”、“千仞”句发挥。潮水的早晚涨落,山色的雨晴变化,这正是岭海特有的景色。“天送双眸”句,一个“送”字,便把天际的景色,轻轻移来眼底。此处上接前两句,写出景致的变化,丰富了景色的内涵。
词人眺望天边:在万顷烟波之外的遥远地方,在那波浪中起伏的无数船只,是往来穿梭的商船。“绝域”二句,写出了中外通商贸易的繁忙景象,为宋词中绝无仅有。
上阕:
主要是写眼前雄奇壮阔的景色,下阕则浮想联翩,感慨万千。“风景别”三句,写出词人对故乡的自豪感。他认为,这里可以览海观山,远胜于南昌的滕王阁和徐州的黄楼。滕王阁与黄楼是古时的两座名楼,分别因诗人王勃与苏辙、秦观写序作赋而名声鹤起②。作者在题斗南楼时,比之以“滕阁”、“黄楼”,有不让前贤之意。
“胡床”句由斗南楼联想到南楼,晋朝庾亮曾于秋夜登武昌南楼,坐胡床与诸人谈咏,高兴地说:“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胡床”是当时一种可折叠的躺椅。“胡床老子”,指庾亮,这时用典借指刘朔斋。“珠玉”,比喻优美的诗文,这里指刘朔斋的原作。
“胡床”句称誉刘朔斋醉中挥笔,在南国留下美好的词章,对题目作了呼应。
词人写到这里,感情奔放,大有飘飘欲仙之意。他放怀抒发:“稳驾大鹏八极,叱起仙羊五石,飞佩过丹丘,”他要驾起大鹏,唤醒已化为石头的五只仙羊,在仙境中遨游。“八极”指八方之极远处,指广阔的空间。“佩”,指仙人的玉佩,传说系上它便可在天上飞行。“丹丘”,指仙境。《楚辞。远游》之“仍羽人于丹丘留不死之旧乡”,即以“丹丘”指仙乡。
“叱起仙羊五石”一句:
来自两个典故。据《术平寰宇记》载:传说周夷王时有五个仙人,分别骑着口衔六支谷穗的五只羊降临楚庭(广州古名),把谷穗赠给当地人,祝他们永无饥荒。仙人言罢隐去,五羊化石。广州因此又名羊城。《神仙传》又载:有皇初平者牧羊,随道士入金华山石室中学道。其兄寻来,只见白石,不见有羊。初平对石头喝了一声:“羊起!”周围的石头都变为羊。这两个典故,一为羊化石,一为石化羊,合用在一起,使人觉受到作者随心所欲、指挥万象的豪情!
“一笑人间世,机动早惊鸥”一句:
笔锋一转,由天上回到人世。“机动”句反用“鸥鹭忘机”之典。《列子·黄帝》载:古时海上有好鸥鸟者,每从鸥鸟游,鸥鸟至者以百数。其父说:“吾闻鸥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次日至海上,鸥鸟舞而不下。“机”即机心,指欲念。意思是人无欲念,则鸥鸟可近。陆游《登拟岘台》之“更喜机心无复在,沙边鸥鹭亦相亲”,便用此意。此处反用,即设若欲念一生,鸥鸟便惊飞远避了。二句表明了作者的生活态度。
此诗的主旨,历来有两种相反意见。《毛诗序》云:“《鳲鸠》,刺不一也。在位无君子,用心之不一也。”朱熹《诗集传》则云:“诗人美君子之用心平均专一。”方玉润《诗经原始》对于上二说基本同意朱熹说,而亦不废《诗序》说之一端,取调和态势。方氏云:“诗中纯美无刺意”,“诗词宽博纯厚,有至德感人气象。外虽表其仪容,内实美其心德”,“回环讽咏,非开国贤君未足当此。”又云:“后人因曹君失德而追怀其先公之德之纯以刺之。”第四章眉评亦云:“全诗皆美,唯末句含讽刺意。”忽而“美”,忽而“刺”,自相矛盾,很难自圆其说。此诗从字面传达的信息来看,确实是颂扬“淑人君子”而无刺意。但文学作品由于欣赏理解角度不同,若说此诗反面文章正面做,那当然也可备一说。
诗四章,都以鳲鸠及其子起兴,实包含两层意思。一是鳲鸠即布谷鸟,该鸟仁慈,“布谷处处催春耕”,裨益人间。又喂养众多小鸟,无偏无私,平均如一。《诗集传》谓:“(布谷鸟)饲子朝从上下,暮从下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鳲鸠氏,司空也。”杜预注:“鳲鸠平均,故为司空,平水土。”二是“鳲鸠在桑”,始终如一,操守不变,正以兴下文“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不忒”的美德,与那些小鸟忽而在梅树,忽而在酸枣树,忽而在各种树上的游移不定形成鲜明对照。小鸟尚未成熟,故行动尚无一定之规。因此,各章的起兴既切题旨又含义深长。
各章起兴之后,即转入对“淑人君子”的颂扬。首章就仪表而言,“如一”谓始终如一地威仪棣棣,包括庄重、整饬等,而不是指老是同一单调服饰。关于这一点,《诗集传》引“陈氏曰”解说得很好:“君子动容貌斯远暴慢,正颜色斯近信,出辞气斯远鄙倍。其见于威仪动作之间者,有常度矣。”仪表从表面看仅是人的外包装,其实质则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外露,由表及里,首章也赞美了“淑人君子”充实坚贞稳如磐石的内心世界。次章举“仪”之一端,丝带、缀满五彩珠玉的皮帽,将“仪”之美具体化、形象化,让人举一反三,想像出“淑人君子”的华贵风采。
如果说一、二章是颂“仪”之体,则三、四章是颂“仪”之用,即内修外美的“淑人君子”对于安邦治国佑民睦邻的重要作用。三章的“其仪不忒”句起到承上启下的转折作用,文情可谓细密。四章的末句“胡不万年”,则将整篇的颂扬推至巅峰,意谓:这样贤明的君王,怎不祝他万寿无疆?对于一个暴君昏主,人们是不会如此祝釐的。因此《诗集传》谓此句为“愿其寿考之词也”,其实不错,反观方玉润谓此句“含讽刺意”,似乎有点牵强。
一个正直无私、胸怀广阔的古代贤者形象跃然纸上。祁奚很有自知之明,年纪大了请求退休,绝无老马恋栈的患得患失心态。晋悼公五次三番征求意见,正是对祁奚人品的高度信任。仇人解狐得到推荐,难道是祁奚刻意讨好献媚吗?让儿子接任,副职之子辅佐,难道不怕授人以结党营私的话柄吗?然而这些,丝毫没有影响祁奚的心态,他已经到了“从心不逾矩”的年龄段。作为老臣,祁奚拥有圆熟的政治智慧和良好的判断力,他公私分明,思虑严密周详,洞察力强,处事很有分寸。“建一官而三物成”,祁奚勇敢无私的政治良心令人肃然起敬。
识才用才是贯穿人类发展的始终话题。人们总希望自己能遇到伯乐。其实,伯乐华而不实,他不过是替君主找找千里马顺便讨些劳务费的帮闲人而已。君主爱作秀,与伯乐沾边,自然也就博到爱才的美名。只有祁奚,才真正懂才、识才、起才,他相当务实,政治经验丰富,思维冷静清晰,更可贵的是正直的政治品格,这就保证经他挖掘乃到推荐使用的人才,含金量更纯,成才率更高。历史上,管仲、萧何、徐庶、鲁肃、魏征、狄仁杰、欧阳修、元脱脱、李善长、曾国藩等,也都是与祁奚同类的贤者仁人,他们举荐了众多忠臣良将,因了他们的合力,中国封建王朝的“龙脉”得以成为世界史上延续最长的典型。
题目是“再经胡城县”,诗人自然会由“再经”而想到“初经”。写“初经”的见闻,只从县民方面落墨,未提县宰;写“再经”的见闻,只从县宰方面着笔,未提县民,这就留下了广阔的想象余地。如果听信封建统治阶级所谓“爱民如子”之类的自我标榜,那么读到“县民无口不冤声”,只能设想那“冤”来自别的方面,而不会与县宰联系起来;至于县宰呢,作为县民的“父母官”,必然在为县民伸冤而奔走号呼。读到“今来县宰加朱绂”,也准以为“县宰”由于为县民伸冤而得到了上司的嘉奖,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诗人在写了“初经”与“再经”的见闻之后,却对县宰的“朱绂”作出了“便是生灵血染成”的判断,这真是石破天惊,匪夷所思。
结句引满而发,对统治者的揭露与鞭挞不留余地,这与常见的含蓄风格迥乎不同。但就艺术表现而言,诗中却仍然有含而不露的东西在,因而也有余味可寻。“县民无口不冤声”既然是“去岁”的见闻,那么县民喊的是什么冤以及喊冤的结果如何,诗人当然记忆犹新,但没有明写。县宰加朱绂“既然是“今来”的见闻,那么这和县民喊冤的结果有什么联系,诗人当然很清楚,但也没有明写。而这没有明写的一切,这就造成了悬念。最后,诗人才把县宰的朱绂和县民的鲜血这两种颜色相同而性质相反的事物出人意外地结合在一起,写出了惊心动魄的结句。诗人没有明写的一切,就都见于言外,获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县宰未加朱绂之时,权势还不够大,腰杆还不够硬,却已经逼得“县民无口不冤声”;如今因屠杀冤民而赢得了上级的嘉奖,加了朱绂,尝到了甜头,权势更大,腰杆更硬,他又将干些什么,诗人也没有明写,然而弦外有音,有很强的震撼力。
全诗构思巧妙,诗人描写了他两次路过胡城县的见闻,把这两次见闻写进诗中,构成对比,使主题更加鲜明醒目,这一对比,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朝廷的忠奸不分,官吏残暴无耻。害民的官吏反而高升了,封建社会的本质就在这对比中表现出来了。这首诗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清末的刘鹗在长篇小说《老残游记》中,写山东巡抚玉贤因害民升官的诗句“血染顶珠红”便是从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脱化而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