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散文小品中，最著名的当属周敦颐的《爱莲说》。该文以莲喻人，赞扬了“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人格。稍后黄庭坚的《书幽芳亭记》，堪称与《爱莲说》相比肩的精美小品。但由于前者被选入中学教材，广为人知；而黄庭坚本人以诗名世，他的散文创作被掩盖了。
黄庭坚是北宋著名的诗人、书法家，“苏门四学士”之首。黄庭坚诗、书、文均有极高造诣，与苏轼并称“苏黄”。他的一生风波跌宕，饱受磨难。在北宋党争中，他属旧党，屡遭贬谪。但无论处于何种艰难的境地，他都以气节自励。此文就是他高尚品德的流露。他以自己的实际行为，达到了“文如其人、人如其文”的至高境界。
中国古代历来有“芳草美人”的传统。这是典型的类比手法：以自然界的某种动植物来类比人的品行。周敦颐建立起了莲与君子之间的牢固类比关系，黄庭坚此文则建立起兰与君子之间的牢固类比关系。
黄庭坚一开始就连用三个类比：国士、国色、国香，将兰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楚之逐臣”是指屈原。屈原在《离骚》里种兰、佩兰、赋兰：“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以兰来象征自己美好的品德。黄庭坚指出兰与君子十分类似：“兰甚似乎君子，生于深山薄丛之中，不为无人而不芳。雪霜凌厉而见杀，来岁不改其性也。”君子就像兰花，从不吹嘘自己，也不因无人赏识而愁闷；在遭受外界残酷的摧残后，也不改变自己的本性。这两句话的精警，可与“出淤泥而不染”相比肩。
为什么黄庭坚要特意点出这两点呢？因为在这两种环境中，最能见出君子的品格。在第一种环境下，君子尚未成名，无人赏识，要耐得住寂寞；在第二种环境下，虽屡遭打击，而不改其操守。“遁世无闷”句，语出《易经》。《乾卦》《文言》：“初九日：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孔疏》：“遁世无闷者，谓遁避世，虽逢无道，心无所闷。不见是而无闷者，言举世皆非，虽不见善而心亦无闷。上云遁世无闷，心处僻陋，不见是而无闷，此因见世俗行恶，是亦无闷，故再起无闷之文。”《易·大过》《象传》：“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孔疏》：“明君子衰难之时，卓尔独立，不有畏惧。遁乎世而无忧，欲有遁难之心，其操不改。凡人则不能然，惟君子独能如此。”可见，只有君子才能在这两种环境中卓然挺立。“含章”句，亦出自《易经》。《易经》第六三章云：“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章，即文采，也就是美德。含章，即藏善，韬光养晦，保养美德。贞，正。含章可贞：蕴含美德，心地守正。时，时机。成，居功。君子应耐心等待最佳时机再行动。含蕴秀美，品德坚贞；如为天子做事，不要居功，则有善终。黄庭坚在这里又一次赞扬君子立身处世的特点：一是含蓄，不张扬，不刻意追求。就像兰花，平时与其他花草混处，香味不明显。二是把握时机。君子一旦有机会能施展自己的才华，就会尽心尽力地报效国家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如兰花，一阵清风吹过，香气芬芳，远近皆知。
接下来，作者特意比较了兰与蕙的不同，指出兰似君子，蕙似士大夫。兰与蕙的栽培环境相同，但两者有花之多少与香味远近不同。“一干一花而香有余者兰，一干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花少，则含蓄，不张扬；香味远，则有真才实学，内蕴丰富。作者还指出，“蕙虽不若兰，其视椒则远矣。”椒，一种香味浓烈的常见草本植物，此处指庸碌之辈。士大夫虽然品德修养不如君子，但较之庸碌常人，又已远甚。可叹的是，椒居然被当世之人称为“国香”。“当门”，指当权者。当权者昏庸，不能辨别蕙与椒，更无法赏识那含蓄的、清幽的兰了。所以，那些品节高尚的“山林之士”，纷纷远离当局，“往而不返”了。在这里，作者寄予了深沉的世道感叹。
黄庭坚对兰的推崇，是在北宋推崇君子气节的大环境下提出来的。周敦颐《爱莲说》就说：“莲，花之君子者也。”黄庭坚也说：“兰似君子。”此文写于他贬居戎州之时。戎州有山名兰山，上有野生兰花。他将之移植于院中，建一小亭，名为“幽芳亭”。在北宋党争中，黄庭坚属苏轼党，屡遭新党打击。但是，他并无怨恨詈骂之词。苏轼称赞他：“意其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非独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虽如轼之放浪自弃，与世阔疏者，亦莫得而友也。”（《答黄鲁直书》）评价高得不能再高了。黄庭坚将居处先后命名为“任运堂”、“槁木庵”，表现了他随缘任运的人生态度。他为人“内刚外和”，有如兰花，含蓄，不张扬，内蕴深厚，讲求气节。他的诗也反复吟咏了兰花的高洁品质，如《以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为韵寄李子先》、《丙寅十四首效韦苏州》、《次韵答和甫卢泉水三首》、《答李康文》、《和答刘中叟殿院》、《寄晁元中十首》、《寄傅君倚同年》、《次韵答黄与迪》等诗。他还亲手书写了唐韩伯庸的《幽兰赋》，流传至今，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行书佳作。
黄庭坚学识广博，善用典故。他提倡广泛学习古代优秀文学作品，厚积薄发，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在这篇短文中，黄庭坚随手引用《易经》、《离骚》，展示了他深厚的学养。
《狼三则》都是写屠夫在不同情况下遇狼杀狼的故事。第一则着重表现狼的贪婪本性，第二则着重表现狼的欺诈伎俩。第三则着重表现狼的爪牙锐利，但最终却落得个被杀死的下场，作者借此肯定屠户杀狼的正义行为和巧妙高明的策略。三个故事都有生动曲折的情节，各自成篇，然而又紧密相关，构成一个完整统一体，从不同侧面阐发了主题思想。
蒲松龄是同情人民疾苦，憎恶贪官污吏的作家，在《聊斋志异》另一篇故事《梦狼》中，把贪官写成牙齿尖利的老虎，把衙役写成吃人血肉的狼；它们大吃大嚼，造成“白骨如山”的惨象。作者“窃叹天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梦狼》)，认为他们“可诛”“可恨”(《王大》)。《狼三则》形象地揭露狼的吃人本质，凶狠狡诈的特性，表现了对豺狼不能抱有幻想，不能怯懦退缩，只能勇敢机智地把它们杀死的主题思想。本则所写屠户遇狼，始而迁就退让，几乎被吃，继而奋起杀狼，使自己转危为安的生动曲折过程，更是突出了这一主题。《狼三则》的故事是富有深意的，可以说是对《梦狼》的补充，实际上寄寓了作者鞭挞贪官污吏的思想。
这是一首咏物词，是咏范南伯家文官花的。文官花，又名锦带花、海仙花。
词的上片主要写文官花的颜色多变及其原因。王僧孺《夜愁示诸宾》诗说：“谁知心眼乱，看朱忽成碧。”“倚栏”二句反用其意，言凭倚画栏观赏文官花，初看碧绿，转眼变为朱红色，而白色花苞也不经意地褪了色。两句之中，写出了该花由粉(白)变碧(绿)再变为朱(红)的变化，且造语自然，可谓健笔。“上林”三句写其由红变紫。上林，这里指翰林院。“紫云衣润”，言其变为紫色。如果说前两句写了白、绿、红三色，意象很密；而“上林”三句则用三句词写了一种紫色，而意象极疏，一疏一密，相得益彰，可知此词深得疏密相间之旨。“几许”三句另辟一境，探寻其颜色多变的原因。“春风”，一语双关，既指春风，又可指人。言文官花之所以粉、碧、绯(红)、紫见于一日之间，变态尤异于腰金紫，是春风“朝薰暮染”的结果，也是种花者精心培育的结果，这种解释虽然还没揭示出此花“变态”的真正原因，但在当时的科学还欠发达的条件下，也许只能如此解释。《全芳备祖》卷二十七引王元之《海仙花赋序》说：“予视其花”，未开如海棠，既开如文瓜，而繁丽袅弱过之。”又说“好事者作花谱，以海棠为花中神仙，予视此花不在海棠下，宜以仙为号”，因名海仙花。故“笑旧家”三句，指出桃李虽“东涂西抹”，强作艳丽，也不及文官花“繁丽袅弱”之风韵，为其在花谱中争得一席之地。
词的下片写对文官花的告诫和对范南伯的同情。其中前五句写告诫之意。“拟倩”二句言花之荣华“易消难整”，而借流莺之口“说与”，用笔极婉。朱熹《春日》说：“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而“人间”三句则反用朱诗，言万紫千红虽然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犹如“人间得意”之事，然而“转头春尽”，“人间得意”也将随着“春尽”而消失。这既是对文官花的忠告，又巧妙地引出了对范南伯“官冷”的惋惜之意。“白发”六句向范南伯致意。杜甫《奉赠韦左丞丈》诗云：“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范南伯曾赋诗谓：“伊人固可笑，历落复奇嶔。略无资身策，而有忧世心”，可知南伯确为儒者。刘宰《范大夫行述》说：“公治官犹家，抚民若子，人思之至今”，仅做了两任县令，便不得不弃官家居，故作者以“儒冠曾误，平生官冷”惜之。据刘宰说：“公岁晚居贫而好客，客至辄饬家人趣治具，无则典衣继之，须尽乃白”，仍保持中原豪杰的本色，所以作者在结尾三句中谓其“风流未减”，但“年年醉里，把花枝问”，这虽然表示出他对花的爱恋，但晚景之凄凉，心绪之愁苦，也就可想而知。这几句词语极婉而情极痛，确实感人之至。
这首诗；《毛诗序》谓“美”，郝敬谓“讽”，二说视角不同，自然见解相反，然也有共同点，那就是皆着眼于此诗的言外之意，非诗中的基本内容。见仁见智，各有所取，此姑且不论，如果就诗说诗，当以朱熹说为胜。
此诗首章起句不凡。开头四句郑重提出“人性”这一命题，哲理意味甚浓。前人多认为这是最早的“性善论”，故孟子在《告子章》中引此四句与孔子的阐释作为论“性善”的理论依据。但从全诗考察，似乎诗人并不是倡导什么“性善论”，他只不过是借天赋予人以善性，为下文歌颂仲山甫张本。第一章颂扬仲山甫应天运而生，非一般人物可比，总领全诗。接下去二至六章便不遗余力赞美仲山甫的德才与政绩：首先说他有德，遵从古训，深得天子的信赖；其次说他能继承祖先事业，成为诸侯典范，是天子的忠实代言人；再次说他洞悉国事，明哲忠贞，勤政报效周王；继而说他个性刚直，不畏强暴，不欺弱者；进而回应前几章，说他德高望重，关键靠自己修养，不断积累，因而成了朝廷补衮之臣。诗人对仲山甫推崇备至，极意美化，塑造了一位德才兼备、身负重任、忠于职守、攸关国运的名臣形象。七、八两章才转到正题，写仲山甫奉王命赴东方督修齐城，尹吉甫临别作诗相赠，安慰行者，祝愿其功成早归。全诗基调虽是对仲山甫个人的颂扬与惜别，但透过诗中关于仲山甫行事与心理的叙述，从中大体能体察到处于西周衰世的贵族，对中兴事业艰难的认识与隐忧，以及对力挽狂澜的辅弼大臣的崇敬与呼唤。不难理解，此诗对仲山甫的种种赞美，是真实的、现实的，然而也不排除其中有某些理想化的成分，包含着诗人所代表的这一阶层的期盼。有人斥此篇为“谀词”，似乎过苛。
此诗主要以赋叙事，开篇以说理领起；中间夹叙夹议，突出仲山甫之德才与政绩；最后偏重描写与抒情，以热烈的送别场面作结，点出赠别的主题。全诗章法整饬，表达灵活，为后世送别诗之祖。在《诗经》中此篇说理成分比较浓厚，在诗歌发展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笔，后世“以理为诗”当溯源于此。此诗语言也很有特色，尽管多用说理、议论，却不迂腐呆滞，这除了诗人的激情之外，还在于语言运用独具匠心，诗人多以民间俗语入诗，如表现仲山甫扶弱锄强的性格特征、赞美仲山甫重视修身立德，都是反用俗语来衬托，这比直说简洁、形象，又有理趣，说理中注进了诗味，故姚际恒称此为“奇语”（《诗经通论》）。诗中一些形象生动、富有哲理的语言，有的经后人使用或提炼，至今仍活在人们口头，如“小心翼翼”、“明哲保身”、“爱莫能助”、“穆如清风”等。善用虚词与叠字词本是《诗经》的语言特点，此篇独特之处是“之”字的运用，全诗十二个“之”字，用于句尾的有九个，其中第六章连用五个“之”字收句，娓娓道来，委婉有致，起到了特有的抒情效果，姚际恒指出“多用‘之’字，见缠绵之态”（《诗经通论》）。第十、八两章连用“业业”、“捷捷”、“锵锵”、“彭彭”、“骙骙”、“喈喈”等叠字词，铺叙送行场面的壮观和行动的迅捷，绘声绘色，增强了诗的形象性与节奏感。此诗押韵复杂，除五、六两章用一韵外，其余各章皆用两韵，韵脚也变化不定，如第一章则、德为韵，下、甫为韵；而第二章德、则、色、翼、式、力为韵，若、赋为韵；第三章考、保为韵，舌、发为韵；几乎无规则可循，后五章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