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志不遇的悲哀,莫过于年华蹉跎而志业无成,乃至无望。如果认定无望,反而转向超脱,看破红尘。在封建士人中,多数是明知无望,却仍抱希望,依旧奔波仕途,甘受沦落苦楚。李益这诗即作是想,怀此情。
第二天立秋,第一天照镜子,不言而喻,有悲秋的意味。诗人看见自己两鬓花白如雪,苍老了。但他不惊不悲,而是平静淡漠,甚至有点调侃自嘲。镜中的面容,毕竟只表现过去的经历,是已知的体验。他觉得自己活着,这就够了,身外一切往事都可以一笔勾销,无须多想,不必烦恼,就让它留在镜子里。但是,镜外的诗人要面对第二天,走向前途,不知该怎么办。他觉得后一天恰同前一日。过去无成而无得,将来正可无求而无失。何况时光无情,次日立秋,秋风一起,万物凋零,自己的命运也如此,不容超脱,无从选择,只有在此华发之年,怀着一颗被失望凉却的心,去面对肃杀的秋风,接受凋零的前途。这自觉的无望,使他从悲哀而淡漠,变得异常冷静而清醒,虽未绝望,却趋无谓,置一生辛酸于身外,有无限苦涩在言表。这就是此诗中诗人的情怀。
诗题“立秋前一日”点明写作日期,而主要用以表示此诗的比兴寓意在悲秋。“览镜”,取喻镜鉴,顾往瞻来。前二句概括失志的过去,是顾往;后二句抒写无望的未来,是瞻来。首句,实则已把身世感慨说尽,然后以“在镜中”、“两鬓雪”、“对秋风”这些具体形象以实喻虚,来表达那一言难尽的的遭遇和前途。这些比喻,既明白,又含蓄不尽,使全篇既有实感,又富意趣,浑然一体,一气呵成。
从“荔枝诗”看东坡先生的岭南心境。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
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炙人口,解诗者多以为东坡先生在此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其实这是东坡先生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
不错,从一些现象上看起来,苏轼在岭南时的心情与初贬黄州时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平静,不见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失意与苦闷。《宋史》本传说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贬为琼州别驾后,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介绍: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东坡在岭南时,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交往频繁,诗文中就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这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了避世意识。
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苏东坡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会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实很能说明这个有趣的问题。
晚年的苏东坡似乎很喜欢陶渊明,不厌其烦地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以居岭南时为最多。从绍圣二年正月在惠州贬所到元符三年八月迁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个月里,和陶诗凡四十四次一百余首。东坡先生还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这仿佛在告世人:苏东坡从此绝意仕途,欲效陶渊明归隐园田,长作岭南人了。
有意思的是,东坡先生那位心迹相通的老弟却对东坡自述的和陶诗用意提出了疑问,他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清人纪昀也以为苏轼“敛才就陶,亦时时自露本色”。
苏辙不信其兄会真心归隐,几百年后纪昀的看法也一样。他们的看法可以在苏东坡和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其十八曰:“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明年起华堂,置酒吊亡国。”其二十曰:“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咏三良》有:“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都可以看出苏轼恬淡的外表掩饰不了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
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首先借汉唐故实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恶本质:“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千年以后,我们尤可想见苏学士老泪纵横,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恋恋不忘国运民生终于没能做到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
文章讲述了巢谷一生中的三件事情,一是改应进士考试为应武举;二是完成朋友的托付;三是不远万里看望苏轼兄弟。这几件事情都表现了巢谷为人的卓异之处,表明巢谷是一个急难之时可以托付的义士。然后文章引用高恭事赵襄子的历史典故来说明巢谷对于朋友的古道热肠,不因时势而变迁的豪侠性格。作者通过对巢谷这个人的描写也从侧面对于那些趋炎附势、落井下石者进行了批判。文章叙述生动感人,不用粉妆玉琢,自然平实,而于简洁文字中蕴含了厚重的知音友情。
从结构上看,这篇传记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弃文学武。首句依一般传记惯例,写被传者姓名、字、父名,籍贯、职业等。“眉山农家”四字不可忽视,“眉山”,指出传主巢谷与作者是同乡。“农家”指巢谷出身微寒,并非官宦人家或豪门贵族,尽管如此,作者愿为之立传,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实属不易。下面写巢谷曾经被举进士,到过京师。“见举武艺者,心好之”,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弃文学武。这段以“业成而不中第”作结。“业成”指习武之业有所成就,理当“中第”,但“不中第”,隐含科举之弊。
第二段,金石之交,缓急可托。先写巢谷漫游西方边疆,结交当地秀杰为好友。接写巢谷与韩存宝二人结为“金石之交”。下面用具体事例加以说明:存宝得罪,自料必死,托后事于巢谷,谷许诺,重义如山。末句作者自言认识巢谷,并且知道他的“志节”,显示了文章的真实性,进而用“缓急可托”四字总结了巢谷重义的品德。
第三段,万里步行,以行其志。可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写“予之在朝”做高官时,巢谷不曾来见一面。只短短一句话,就把巢谷不愿阿谀奉承,趋炎附势的人品表现了出来。第二部分写苏氏兄弟被贬谪后,巢谷“欲徒步访”,在道义上给以慰安、支持和力量。作者几乎用了整段的篇幅来详写巢谷不远万里,不辞辛苦,矢志不渝的大义大勇,与第一部分鲜明对比,在对比中显示出巢谷的义气和品德来。第二部分,先写苏氏兄弟被贬后,“士大夫皆讳与予兄弟游,平生亲友,无复相闻者,”这与平日不相闻,处于逆境时却坚决来访的巢谷形成鲜明的对比,文章多次用“对比法”,都很巧妙。接写“闻者皆笑其狂”。“闻者”指眉山县得知巢谷万里访苏氏的人们,他们都耻笑巢谷发了疯,十分狂妄,这说明他们与巢谷思想境界相差甚远,他们是无法理解巢谷的志节和行为的,他们与巢谷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从反面衬托出了巢谷的志节非凡。这里运用了“反衬”的手法:相见之前,巢谷梅州修书,予惊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为下段引出古人“高恭”作了埋伏,这是伏笔。接着写“循州相见”,“握手相泣”,感情激动,场面感人。后写巢谷“将复见子瞻于海南”,中途病死于新州。时年七十三岁。元丰六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巢谷曾来拜访,馆于雪堂,并教苏轼之子迨、过二人读书,所以这里用“将复见”。巢谷虽然半道病死,但其义气、志节永存,苏辙“哭之失声”,读者也深受感动。
第四段,借古喻今。用“昔”字引出先秦时代赵襄王“晋阳之难”的故事。赵襄王被围困于晋阳,断绝粮草,“易子而食,群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礼”,解围之后,“行赏群臣,以恭为先”。作者引用此典,是为了说明“谷于朋友之义,实无愧于高恭者”。这里借古喻今,正于上段“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相照应,上文采用的伏笔,正在这里揭示、显现。从另一角度看,这里引古人高恭以比巢谷,从正面衬托出巢谷之“义”。最后用“惜其不遇襄子”发抒感叹,巢谷如遇襄子,必得首功之奖;而自己虽知巢谷之贤,但处在贬谪的逆境中,无权“以发之”,只能提笔写出这篇传记,颂扬巢谷的志节,将来有机会时交给巢谷在泾原军中的儿子,从而交代了写作这篇文的缘由,表现出作者对巢谷志节的崇敬和无力报答的惋惜。
从写作方法上看,首先是选材典型,紧扣主题。巢谷一生的事迹很多,作者只选择了三件事情:一、弃文学武;二、与韩存宝结为金石之交而且缓急可托;三、写苏氏兄弟处于逆境,士武夫及生平亲友都不再来往的时候,巢谷却徒步万里相访,结果死于途中。选取这三件有代表性的材料,足以表示巢谷一生重义笃志的人品。其次,作者在处理这三件典型材料时,不是平均使用笔墨,而是有详有略,详略得当。巢谷青少年时弃文学武,与众不同,作者叙述简约概括。第二件事描述稍详,第三件事是重点,详细描述,重点突出。而在描述这一重点部分时,也不一切都详,而能作到详中有略。譬如写苏氏兄弟青云直上时,巢谷不曾一见,作者只用了一句话,十分简略;当作者写到“予兄弟”处于逆境,巢谷万里步行而相访时,则不惜笔墨,不厌其详。这样写法给人一种疏密相间,详略得当的美感。再次,文章还采用了伏笔、照应,引用、对比、衬托等手法。
从诗题中不难看出这是一首邀请朋友赴约的诗歌,诗人着力刻画他的书斋的清幽雅致,意在表达对杨补阙的盛情,期待他能如期来访,而这些主要是通过对书斋周围景物的准确、细腻的描绘来实现的。
首联中“茅茨”为“茅屋”之意,在这里指的是诗人简朴的书斋。“薜帷”指“薜荔的墙帷”。应理解为墙上长满了薜荔,显示了居所的自然状态。句中用得最妙的是“带”字,应为动词“像带子一样环绕”,与第二句中的“生”相对应,能充分的引发读者的想象:山泉沟壑萦绕着诗人的小屋,浮云彩霞似从小院中升腾而起。此联为全诗的起笔,远观书斋,山环水绕,云蒸霞蔚,如赏人间仙境。
颔联与颈联写书斋周围的景物,“竹怜新雨后,山爱夕阳时。”是此诗是最出彩的句子,二者为倒装句,先突出了竹林山色令人怜爱,而后又以“新雨后”“夕阳时”修饰,指出它们令人怜爱的原因是雨后新绿、夕阳渲染,如此遣词造句,不仅让这些景物融入了人的情感,而且让它们具有了极强的色彩感,使读者很有质感地感受到竹林高山的清秀壮丽。
“闲鹭栖常早,秋花落更迟。”写了这里的鸟与花。白鹭早早的休息,只因一个“闲”字,充分说明了这里的幽静:鸟儿少有人打扰,便可过着悠闲舒适的生活。秋花迟迟不肯落下,只能说明这里的环境适宜它们生长,便可久驻枝头。写鸟、花意在突出书斋环境的清幽雅致、清新宜居。
尾联写诗人早已让家人把那缀满绿萝的小径打扫干净,原因是昨天与杨补阙的约定。一如“花径缘客扫,蓬门为君开”之妙。诗人在上文极力地推崇书斋的环境,意在引出这个约定,希望朋友能如约而至。
此诗用字精准,形式工整,手法独到,写景唯美,表意含蓄,值得后人品读。
这首词是作者晚年的作品,艺术的锤炼上比早年更为成熟。历来的评论家,极推崇王安石晚年写景抒情的小诗,而往往忽略这类风格的词。其实,这首词比其同类的诗还要出色。此词的主要特色,是善于融诗入词。
起首二句写得极为娟秀,为人所称誉,乃融化他人诗句而来。吴聿《观林诗话》记王安石“尝于江上人家壁间见一绝,深味其首句‘一江春水碧揉蓝’,为踌躇久之而去,已而作小词,有‘平岸小桥千嶂抱,柔蓝一水萦花草’之句。盖追用其词。”此见词人善于融炼诗句,浑然天成。他用“一水”来概括“一江春水”,添“萦花草”三字烘托春光烂漫,丰富了原句的内容,提取原诗精华,调合得巧妙自然。“柔蓝一水”,形容水色清碧,“柔”下得轻盈贴切,形象生动,使词的画面呈现出一种美丽、清新、宁静的色彩美。“茅屋数间窗窈窕”三句,以“窈窕”形容窗的幽深,反映出茅屋“千嶂抱”着的竹林里的深窈秀美。他同期写的《竹里》诗可与此参读:“竹里编茅倚石根,竹茎疏处见前村。闲眠尽日无人到,自有春风为扫门。”此即词中“茅屋数间”的一般情景。“茅屋”三句,包涵了《竹里》诗的全部情景,但情韵连续,融成一片,更见精严。“午枕觉来闻语鸟”一句,见出词人那种与花鸟共忧喜、与山水通性情的悠闲的情致与恬淡的心境。“欹眠”句,从睡醒闻鸟声,联想到当年从政早朝时“骑马听朝鸡”,恍如隔世。这并非久静思动,却是绚烂归于平淡后常有的心理反应。
其比较的结果,马上的鸡声还是比此时枕上的鸟声动听。此意由下文再补足。“忽忆故人今总老”,反衬自己之已老。而此时贪爱闲话的午梦,已丢却卢生邯郸道上所作的“建功树名,出将入相”的黄粱幻梦(见唐沈既济《枕中记》)。全词以景起,以情结,而情与景之间,由茅屋午梦加以沟通,使上下片写景与抒情之间不觉截然有分界。
王安石晚年这首山水词所表现的是一种恬静的美,词中反映出他退出政治舞台后的生活情趣和心情:对世途感到厌倦,而对大自然则无限向往,动辄借自然景物以抒发自己的幽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