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主要写诗人日夜思念着家乡和亲友。
“朝朝翠山下,夜夜苍江曲”两句以诗人的行动表现其思绪,白天和夜里,山下和水边,都割不断对家乡亲友的思念。
“复此遥相思,清尊湛芳绿”两句描写对亲友相聚共欢的盼望,想象着美妙的景色以及与亲友共醉的情景,这更衬托出此时此刻相思的孤独和寂寞。
这首诗叙述了一位老将的经历。他一生东征西战,功勋卓著,结果却落得个“无功”被弃、不得不以躬耕叫卖为业的可悲下场。边烽再起,他又不计恩怨,请缨报国。作品揭露了统治者的赏罚蒙昧, 冷酷无情,歌颂了老将的高尚节操和爱国热忱。
全诗分三段,开头十句为第一段,是写老将青壮年时代的智勇、功绩和不平遭遇。先说他少时就有李广之智勇,“步行”夺得过敌人的战马,引弓射杀过山中最凶猛的“白额虎”。接着改用曹操的次子曹彰故事,彰绰号黄须儿,奋勇破敌,却功归诸将。诗人借用这两个典故,描绘老将的智勇才德。接下去,以“一身转战三千里”,见其征战劳苦;“一剑曾当百万师”,见其功勋卓著;“汉兵奋迅如霹雳”,见其用兵神速,如迅雷之势;“虏骑崩腾畏蒺藜”见其巧布铁蒺藜阵,克敌制胜。但这样难得的良将,却无寸功之赏,所以诗人又借用历史故事抒发自己的感慨。汉武帝的贵戚卫青所以屡战不败,立功受赏,官至大将军,实由“天幸”;而与他同时的著名战将李广,不但未得封侯授爵,反而得罪、受罚,最后落得个刎颈自尽的下场,是因“数奇”。这里的“天幸”,既指幸运之“幸”,又指皇帝宠幸;“数奇”,既指运气不好,又指皇恩疏远,都是语意双关的。诗人借李广与卫青的典故,暗示统治者用人唯亲,赏罚失据,写出了老将的不平遭遇。
中间十句为第二段,写老将被遗弃后的清苦生活。自从被弃置之后老将便“衰朽”了,岁月蹉跎,心情不好,连头发都白了。他昔日虽有后羿射雀而使其双目不全的本领,但久不习武,双臂就如同生了疡瘤,很不利落了。古人常以“柳”谐“瘤”,并且“杨”“柳”通假。在这里诗人以“杨”谐“疡”(疮)是照顾到诗的平仄声调。老将被弃,疡生左肘,却还得自寻生计,“路旁时卖故侯瓜”。“故侯”,指秦东陵侯召平,秦破,为布衣,种瓜于长安东城。这里说他不仅种瓜,而且“路旁时卖”,可知生活没有着落;“门前学种先生柳”,也是指他以耕作为业的意思。陶渊明门前有五柳,因自号“五柳先生”。至于住处则是“苍茫”一片“古木”丛中的“穷巷”,窗子面对着的则是“寥落寒山”,这更见世态炎凉,门前冷落,从无宾客往还。但是老将并未因此消沉颓废,他仍然想“誓令疏勒出飞泉”,象后汉名将耿恭那样,在匈奴疏勒城水源断绝后,与战士们同甘共苦,终于又得泉水却敌立功;而决不像前汉颍川人灌夫那样,解除军职之后,使酒骂坐,发泄怨气。
最末十句为第三段,是写边烽未熄,老将时时怀着请缨杀敌的爱国衷肠。先说西北贺兰山一带阴霾沉沉,阵战如云,告急的文书不断传进京师;次写受帝命而征兵的军事长官从三河(河南、河内、河东)一带征召大批青年入伍,诸路将军受诏命分兵出击。最后写老将,他再也呆不住了,先是“拭拂铁衣如雪色”,把昔日的铠甲摩擦得雪亮闪光;继之是“聊持宝剑动星文”,又练起了武功。他的宿愿本就是能得到燕产强劲的名弓“射天将”擒贼擒王,消灭入寇的渠魁;并且“耻令越甲鸣吾君”,绝不让外患造成对朝廷的威胁。结尾为老将再次表明态度:“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立功勋”,借用魏尚的故事,表明只要朝廷肯任用老将,他一定能杀敌立功,报效祖国。魏尚曾任云中太守,深得军心,匈奴不敢犯边,后被削职为民,经冯唐为其抱不平,才官复旧职。
这首诗十句一段,章法整饬,大量使事用典,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刻画出“老将”的艺术形象,增加了作品的容涵量,完满地表达了作品的主题。沈德潜《唐诗别裁》谓“此种诗纯以对仗胜”。诗中对偶工巧自然,如同灵气周运全身,使诗人所表达的内容,犹如璞玉磨琢成器,达到了理正而文奇,意新而词高的艺术境界。
这首小令赞颂了隐居生活的安逸恬适。起首两句即道明因现实社会中布满险恶,遂隐居山林过着闲适若仙的生活;紧接着以“诸葛茅庐,陶令松菊,张翰莼鲈”三句鼎足对,具体显示隐居的优越性;在列举事实之后,作者更概括诸葛亮、陶渊明、张翰受人尊敬的原因在于“不顺俗,不妄图清高风度”,这正是隐者的精神风貌;结句“任年年落花飞絮”与首句“荆棘满途”相对比,突出了隐居是明智的选择。全曲语言流畅自然,用典朴直。
曲子开篇,作者便直接抒发归隐的缘由,及对隐逸生活的神往。“荆棘满途”,道破了作者对仕路风波之险恶、人事繁复之多艰的无限感慨,人生旅途,苦恼已多,回首时路,荆棘密布,举步维艰,时有“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唐李白《行路难三首》)的痛苦与无奈。现实生活已然险恶,如履薄冰,还是回归田园山林,去到“蓬莱闲住”,寻求隐居生活的无限安静与祥和,乐得逍遥。于此,作者对比了现实与隐居生活的两种境界,既突出了现实生活的世逼事危,又彰显了园田林下生活的安闲自得,作者的生活选择已然不言自明。
由“蓬莱”一词过渡而来,作者很自然地引出“诸葛茅庐,隐令松菊,张翰莼鲈”三句。诸葛亮、陶渊明、张翰这三位历史人物的隐居事迹是享誉士林的。作者借三位隐逸名士作比,紧扣这三位历史人物的隐居生活状况,具体描述了他们的品貌风格:诸葛所居草庐,陶潜之松菊做伴,张翰家乡的土产莼羹鲈鱼。此处描写亦虚亦实,既可视为虚写前贤往事,亦可看做作者本人安贫乐道生活情趣的实叙。且为了这份久违的自在逍遥,心灵放逐,作者又直抒胸臆:“不顺俗,不妄图,清高风度”,表明心迹决不随波逐流,追名逐利,永葆高洁清雅之隐逸风度。一任其花谢花飞,春来春去,作者誓将那份淡薄与闲适的隐逸生活进行到底。此处曲已尽,情未了。作者因现实之无情与冷漠,回归隐逸,自适安然,看似平淡,亦满含无奈与辛酸。
整首小令格调从容自然,与作者所要表达的归隐情怀相得益彰。尤其在使事用典上,妥帖自然,作者以淡雅的草堂庐舍,味美的莼菜鲈鱼,傲岸的青松,迎霜吐艳的黄菊,描述了隐士身之所居、口之所食、目之所及的生活画面。同时,小令中用典,既是一种高度浓缩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深情委婉的抒情方式,于此可谓将用典发挥到了极致。
陈给事即陈京。韩文公早年与陈有旧,可后来,韩文公被贬去广东阳山县当县令,而陈京却因精通礼仪得到了皇帝的欣赏。韩文公经“落实政策”“平反昭雪”后回到京师,可这时的陈京却表现出相当的冷漠和寡言。韩文公陷入迷惘的境地,认为陈京是念旧情的,他对自己的漠然完全是对自己不勤于登门的抱怨。
韩愈在信中述写了与陈京交往和疏远的原因,历敷了与陈给事的见面情况,希望与对方恢复交往,代为引荐。信中处处体现其诚惶诚恐的心态;同时字里行间又透露出其不甘低眉之情。
803年(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关中地区大旱,年成歉收,民间饥馑,韩愈上书奏请减免徭役租赋,因此得罪了权贵,由监察御史贬为阳山县令。陈给事却在这年得到了升迁。此年皇家准备举行祭祀大典,陈给事奏请祭祀必尊太祖,而且祖宗灵位的排列,以及参加祭祀人员的排列,都要分出尊卑长幼的先后次序,必须讲究礼仪。他因此得到皇帝的赞赏,自考功员外郎迁给事中,可谓宦海扬帆,春风得意。而韩愈却因爱民而被贬,极为苦闷,茫然若失。但他对仕途仍充满了幻想,希望能有人荐举,重返朝廷做官。所以他对这位备受皇帝欣赏的新迁给事中陈京,还抱有很大的希望。
其实此信中并没有实质的内容,只是要同陈给事联络个人感情而已。然而文章的通篇围绕着一个“见”字,历敷了与陈给事的见面情况:上半篇从见说到不见,下半篇从不见说到要见。好像通幽曲径,峰回路转;如柳暗花明,若断若续。信中处处自贬自责,表现了韩愈诚惶诚恐的心态;同时在字里行间,又微微透露出其不甘低眉伏首的慷慨情态。
全诗即由观胡人吹笛,闻秦地之声,随寓而发眷恋宗国之情,或谓身在江海,而心存魏阙之意。
全诗一二两句点题,叙写感慨的由来,是因为胡人所演奏的笛子曲中,有一半是秦地的曲调,闻国都所在的秦地之声,撩动了忧国之情,从而为下面的叙事抒情作了必要的铺垫。接下四句即写所闻所感。三四两句侧重叙事,“十月”点明时间,“敬亭”点明观胡人吹笛的地点。“吴山晓”是写秋季肃爽,吴地的山丘更为疏朗。经过这两句交代叙写,“观胡人吹笛”一事的情况,读者就了然于心了。五六两句侧重抒情,抒写闻笛的的感受。诗人听了苍凉悲壮的《出塞》古曲,自然会联想起当时北部边境隐伏之患,忧国之心也就油然而生。一个“愁”字,道出了诗人对国家政治前途的担心。然而,自天宝三载遭谗被逐以来至今已近十年之久,在这十年之中,诗人眼看着国事日非,危机四伏,而自己却没有报国之路,作为被放逐的诗人来说他的心情是极其沉痛的。为此写出了“泪满逐臣缨”悲凉慷慨的诗句。更足以见诗人对国家的一腔忠愤。诗至此叙事抒情已经归结到了诗的主题。这就自然引出结尾两句的点睛之笔,“却望长安道,空怀恋主情”。言诗人闻笛以后,愁肠百转,起身遥望西入长安的大道,烟尘浩渺,深感国都遥远,融景生情,流露出诗人一片眷恋人主的苦情!“恋主情”三字之前冠以“空怀”二字,写尽了诗人忧愤之深。
全诗先点出“秦声”二字,继而写闻《出塞》曲以后的愁绪,最后归结到西望长安,空怀恋主之情。叙事抒情层次井然,结构完整。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于自然平淡之中又兼有一种苍凉激越的格调。所谓自然平淡,是从全诗的语言特点来说的。这首诗的语言既无夸张又无藻饰,诚是一派肺腑之言,所谓苍凉激越,是指诗句中寄寓的感情异常激烈。但是这种激烈的感情,又几经压抑,因而又有一种苍凉遒劲的况味。应该说这种特点是和诗人忧思之深分不开的。李白的五言诗,在其全集中所占的分量并不少。许多人往往只注意诗人的七言古诗、七言乐府以及七言绝句,因为那些诗大都表现了诗人奔腾咆哮、豪迈飘逸的风格特点,但对于他的五言古诗论者却不多。其实这也是应该加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王阮亭《五言诗选凡例》中说:“唐五言古诗凡数变,约而举之:夺魏晋之风骨,变梁陈之俳优,陈伯玉之力最大,曲江公继之,太白又继之”。《居易录》也指出:“唐五言诗,杜甫沉郁,多出变调。李白、韦应物超然复古,然李诗有古调,有唐调,要须分别观之。”前人的这种观点首先指出了李白继陈子昂“复古”的大旗,一反梁、陈宫掖之风。同时又指出李白的五古,有古调、有唐调,这就是说,李白所提倡的复古并不是一味地走回头路,而是在恢复从《诗经》到建安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开拓,要求诗应该发自真情,真率自然,不因袭别人,不伪饰造作,创造出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格调。由此可见,此诗既有“古调”,又有“唐调”,具有推陈出新的新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