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作于公元755年（天宝十四载）。这是一首典型的咏物诗，呈给友人，是用以互相勉励之意。
开篇二句叙述移栽柏树的原因，言辞极为朴实、淡雅，颇有古韵。“爱尔青青色，移根此地来”，以如此恬静、闲适的笔触引领全文，令人如处炎炎夏日，避身于柏树浓阴之下，一股清凉之气溢满全身，令人心驰神往。
颔联二句是诗人对这株柏树命运的叹惜：“不曾台上种，留向碛中栽。”很明显这是诗人引以自喻，即自己不能被任用于朝堂，只好兀兀效力于边塞。其实，柏树无论栽于何处，那“青青”秀色是不变的，也正如诗人不论身处庙堂之高还是居身于边塞之远，都能时时以报国为己任，其高风亮节如翠柏常青，千载而后浓阴仍能荫庇后人。
“脆叶欺门柳，狂花笑院梅”二句运用了拟人和倒装的修辞手法，十分生动传神地表达了诗人对那些窃居高位，却不思加强自身修养、为国为民，只是一味地饰言媚上、互相倾轧、争权夺势的无耻之徒的蔑视与嘲笑。
最后，“不须愁岁晚，霜露岂能摧”，夸赞柏树有四季常青的优良品质，足以傲视严寒。同时也是诗人自明心志，表达了任何挫折困难都无从磨灭自己一心为国的志向。
全诗清新、秀雅，颇有建安风骨之气象。先写移栽的原因，饱含着对柏树青葱本色的赞赏；承此而叹惜柏树的命运，又蕴涵对其不弃沙漠之地，仍然茁壮成长的钦佩之情，转而贬斥杨柳与梅花的无聊、纤弱，更衬出柏树的不同凡响；最后高扬柏树的岁寒本色。全诗的意境也同这柏树之品质的升华一样登上更高的台阶。
全诗五章，写冬寒时节诗人复还藩邑雍丘时的复杂情思。第一章以朔风起兴，抒写怀念魏都之情；第二章转入抒写自己身世飘泊的感伤；第三章慨叹自己的处境；第四章透过朔风素雪，向疑忌他的远方君王发出责询；第五章抒写对未来生活的瞻念之情。此诗时而借用典故，时而化用前人名句，时而运用对仗和比喻，显示了诗人对诗句的锤炼之工，见出曹植之诗“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特色。
大约诗人落笔之际，正是朔风怒号之时，所以首章即以朔风起兴，抒写“用（以）怀魏都”之情。魏都洛阳，远在雍丘西北。诗人在那里，曾经度过美好的青春时光，留下过少年的宏大梦想。从黄初四年（223年）七月离开那儿以来，至今又已五年了。朔风北来，听去似乎全都是往日亲朋的呼唤之声。古诗有“代马依北风”之句，说的是北方代郡的良马南来，一闻北风之声，便依恋地嘶鸣不已。马犹如此，人何以堪。诗人因此凄楚地吟道：“愿骋代马，倏忽北徂（往）。”他是十分希望驱策代马，迎风扬蹄，飞快地驰往洛阳。不过，诗人此时的怀念国都，已不是为了寻回少年之梦，而是志在“捐躯济难”、列身朝廷、报效国家。每当凯风（南风）吹拂，他总要记起“蛮方”（指江南）还有“不臣之吴”。他在此年上明帝的《求自试表》中，就以“辍食忘餐，奋袂攘衽，抚剑东顾，而心已驰于吴会矣”之语，表达了愿为征吴大业效力的急不可待之情。此章结句“愿随越鸟，翻飞南翔”，亦正化用了古诗“越鸟巢南枝”之典，抒写了诗人南征孙吴的壮志和渴望。其辞促情迫，正与上引《求自试表》之语异曲同工。
然而，诗人的这一壮志，总是化为碎坠的泡影。他的政治生涯，大多是在不断流徙的“汲汲无欢”中度过的。诗之第二章，由此转入对自己身世飘泊的感伤抒写。“四气（节气）代谢，悬景（日、月）运周”，时光荏苒。诗人于太和元年（227年）徙封浚仪，至此复还雍丘，这一别正如一俯一仰，相隔并不太久。但在痛惜于光阴流逝的诗人眼中，却是“脱（忽然）若三秋（年）”，未免生出年华不再的失落之感。回想当时“初迁”，雍丘还是百花盛开的春日；而今重返故地，却已是“素雪云飞”的冬季。这四句，化用了《小雅·采薇》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将自身流徙往返的凄怆之感，与千年前西周戍卒重返家园的物换星移之伤，融为一体，显得愈加深沉、酸楚。
第三章慨叹自己的处境。
从黄初二年（221年）以来，诗人东封鄄城、北徙浚仪、二徙雍丘。八年之中，正如翻越于高山峻谷，忽而“俯降千仞”，忽而“仰登天阻（险）”，尝尽了颠沛流徙之苦。诗人因此慨叹于身如“风飘蓬飞’，不知何时才有安定之所。这两句，与次年所作《吁嗟篇》中“宕宕当何依”、“谁知吾苦艰”之语一样，饱含着诗人无数酸辛和泪水。如果仅仅是飘徙，倒还罢了。最使诗人痛苦的是，当局还明令禁止他与同胞兄弟相往来，这简直令诗人绝望。诗中接着四句，便是诗人绝望之中的凄厉呼号：“千仞易陟（登），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别！”极言险阻之可翻越，更反衬出当局者之禁令正如无情的“雷池”，难以跨越半步。兄弟的分离，恰似生死永别，令诗人怆然泣下。
诗人当然明白这悲剧是谁造成的。诗之第四章，即中断对自身飘泊痛苦的泣诉，透过朔风素雪，向始终疑忌他的远方君王，发出了责询。
前四句运用屈原《离骚》的比兴方式，以“芳草”喻忠贞之臣、“秋霜”比小人，愤懑地大声责问：你（君王）说过喜爱芳草，我就牢牢记着要把它们进献给你；谁料到它们荣华繁茂之际，你却驱使秋天的严霜，使它们归于憔悴凋零！“君不垂眷”以下，诗人又以凛然之气，表明自己的心迹：即使君王毫不顾念，我的忠贞之心，也决无改易。请看看寒霜中的秋兰，朔风前的桂木吧：它们何曾畏惧过凝寒，改变过芬芳之性、“冬荣”之节！“秋兰可喻”二句，于悲愤中振起，显示了诗人那难以摧折的“骨气”之“奇高”。
第五章为全诗结尾，抒写诗人对未来生活的瞻念。
君王既不眷顾，诗人的流徙生涯定是绵长无尽的了。想到这一点，诗人不禁忧从中来。弹琴放歌，虽可借以倾吐心曲，但无知音，没有人能和他同销忧愁；雍丘之地，自然亦有川泽可供“泛舟”，但无同志，没有人能了解他临川思济的政治怀抱。在《求通亲亲表》中，诗人曾这样描述他的孤寂生涯：“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绝。”“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这正是诗人最感痛苦的，难怪他在结句中发出“岂无和乐，游（交游）非我邻（同志）；谁忘泛舟，愧无榜人（撑船者）”的啸叹了。
前人称曹植的诗“肝肠气骨，时有块磊处”（钟惺《古诗归》）。《朔风诗》正是一首颇有“块磊”的抒愤之作。诗人抒写胸中愤懑，吸收了《诗经》、《楚辞》运用比兴的成功经验，借助于“朔风”、“素雪”、“芳草”、“秋霜”、“飘蓬”、“天阻”种种意象，情由景生，物随意驱，辉映烘托，将心中的思情和壮志、哀伤和怨愤，表现得九曲回肠、悲惋感人。诗中时而借用典故，如“代马”、“越鸟”之喻；时而化用《诗经》名句，如“昔迁”、“今旋”之比；时而运用对仗和比喻，如“别如俯仰，脱若三秋”等等，均思致灵巧、意蕴深长，显示了诗人对诗句的锤炼之工。
诗人运笔的徐疾变化、辞气的抑扬宕跌，更表现了一种“兔起鹘落”的气象。就一章来说，诗情时有起伏。如首章前四句叙怀思，哀婉低回；后四句抒壮志，辞促情迫。就全篇来说，章与章之间，亦往复回环、顿跌奋扬，呈一波三折之形。首章徐徐振起，二章平缓悠长，三章啸叹直上，四章于结尾忽作金石掷地之声，五章复以悠悠之叹收束。这些，都可见出曹植之诗“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特色（王世懋《艺圃撷余》）。
《解连环·孤雁》是宋亡后之作，是一篇著名的咏物词。它构思巧妙，体物较为细腻。在写其外相的同时，又寄寓了深微的含意。这首词可以透视出张炎词深厚的艺术功力。作者揉咏雁、怀人、自怜而为一，抒发了他的家国之痛，漂泊之苦，凄婉动人。词咏孤雁，实则借孤雁寄托作者宋亡后的伤感，也反映了宋遗民普遍生活体验及感触，具有典型意义。
上阕前三句写孤雁失群；接着写失群后的孤独。“楚江空晚。怅离群万里，恍然惊散。”以困顿惆怅的情怀起笔，伴孤雁一起飞来。起句境界暗淡、空旷、寂寥、肃杀。楚江，指湖南地方。衡阳有回雁峰，又雁多经潇湘。潇湘、衡阳皆楚地。作者把雁置于这空阔的空间，不惟反衬雁之“孤”“小”，且为全词定下低沉的基调。惟其“空”，才愈见离群雁之“孤”；惟其“晚”，才更显离群雁之“凄冷”：可谓景中含情。这特定的审美感受，却是通过自然而平常的四个字，由视觉贯通了读者的触觉来传达的，下笔不可谓不“空”。“怅离群万里，恍然惊散”。离群而“散”，已觉“恍然”，而“万里”，更足可悲，这怎能不使孤雁在“惊”悸之余感到“怅”然若失呢？仅一传神之“怅”字，写事更写情，它把“离”前之可恋，“离”时之痛苦，“离”后之茫然的复杂的感情，曲折婉转地表达出来了。
这三句写出了孤雁之遭际，使人意识到了作者心绪之凄惨。南宋末年，国势垂危，生于此时的词人，对于时局自己深感无能为力，不胜忧愤，只好借物抒怀以寄托一腔幽怨。
既离群万里，则渺渺天地间惟一孤雁而已，自顾其影则不免生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之感，故只有另寻栖身之所，“自顾影，欲下寒塘”正是这种孤栖自爱神态的写照。顾影，表示有深自珍惜。特别是一“欲”字，更是对这种想下未下、犹豫迟疑的神态的深刻把握和维妙维肖的刻划。“正沙净草枯，水平天远。”在惊魂未定之际，目光所到之处， 只有寒水暮天相接，漠漠荒沙、瑟瑟衰草，依然荒寥而已。来亦孤单，去也孤单，只好徘徊顾影，使人进一步体味它的孤独。
“写不成书”两句，是写雁群飞行，排成一字或人，孤雁单飞排不成字，故说写不成书信，只能成一点，带回一点相思。从而巧妙地表达出前朝对遗民的思念。古人常以雁为传书使者。“只寄得、相思一点”，激起人们多少相思之苦与家国之苦，已无从分辨。如果说，“恍然”离散已使孤雁怅然若失因而无奈去别寻栖所的话；如果说，依然荒寥更足以使之凄怆伤神的话，那么，“写不”两句所表达的那种痛苦竟无人可告之情则转而化为某种程度的悲壮了：雁既失群于万里之外，不能和同伴共排雁字，只有向他们遥寄一片相思之情了，此其一；因此，违误了久困于胡地的“故人”的凝盼之情（“故人”殆指沦于北人之手切盼南归的故园父老），此其二；联系作为宋朝遗民的张炎当时朋友散失、家国破碎、孤身一人、满目凄凉的处境，可以想见，即使有书可传，那“故人”之愿又将告于何人？此其三。然而这种种复杂的思想感情，却是通过作者极疏淡自然之笔（两句用一事而又一气贯注）写出的。这正是“清空”特色的表现之一。
“料因循误了，残毡拥雪，故人心眼。”这是为雁立传，可以看到作者思想轮廓。表面上是说孤雁误了寄书，和苏武托雁寄书的心事。“残毡拥雪”，用苏武“武卧啮雪，与旃（毡）毛并咽之，数日不死”事表达心声。
从对上阕简单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作者无论写景还是状物，都能“不滞留于物”（《词源·咏物》），特别是对孤雁外部形象的描写和琐屑事件的叙述，即使是最简单的交代都省略了，而是摄神遗貌，紧紧抓住最能表现孤雁内心情感的神态（如“欲下”），把笔触伸向孤雁的内心世界（如“怅、惊、料”），栩栩如生地刻划出孤雁孤寂索漠的内心世界，给人一种艺术上的去芜存精的澄净感，而作者的思想感情也在此得到了曲折委婉的表达，即所谓“调感怆于融会之中”。
下阕更以化实为虚的方式体现了张炎词的“清空”本色。换头承前，叹息北去的南宋宫室艰难险恶的处境。而孤雁只能在夜雨中哀鸣，若是能在玉门关重新见到离失的伴侣，该是何等的惊喜！因“离群万里”，因而“谁怜旅愁荏苒”。“荏苒”表达迁延的意思。在形容时间光阴之绵长的“荏苒”前面冠以“旅愁”，其旅途之劳顿和愁之绵绵可知，且作者并不正面说此愁无人怜而以反问出之曰“谁怜”，除更觉情切动人外，已微透“怨”的消息，故下面紧接写道：“谩长门夜悄，锦筝弹怨。”说长门夜悄与锦筝弹怨。典出汉武帝陈皇后罢退长门宫故事。“长门”所“弹”者，昔陈皇后之“怨”；而筝柱斜列如雁行，故在此又是孤雁之“怨”。“谩”字，极度渲染孤雁的哀怨。作者以“浑化无迹”之笔，借陈皇后之事，将人、雁之“怨”一起写出，从而抒发了自己亡国之思家破之愁无人可告亦无人怜之的一片愁怨之情。
孤雁之哀愁既无人可告，那么雁之凝盼思归的急切心情是可以想见的。它多么盼望自己早一天飞到同伴身旁啊！可它不说自己身落寒塘之实境，却首先代同伴着想： “想伴侣、犹宿芦花。”不说眼前自己思念同伴之实情，却透过一层，言伙伴曾念自己在来年春前“去程应转”。伙伴们春天到来之前，应该回北方去了。这又是化实为虚，使虚中有实，虚实相生，既婉转又空灵，它比正面诉说更能见孤雁之一往之深情。
“暮雨相呼，怕蓦地、玉关重见”。随即是个飘渺的幸福的设想。玉关春雨，北地黄昏，却是将怎样和旅伴们重见呢？“怕”字含意深微。孤雁由“离群”之“怅”而生“谁怜”之“怨”，又由“怨”而生“暮雨”中之“呼”，从“呼”又生“怕”，于是读“暮雨”二句，读者脑海里会出现这样一幅动人的情景：瑟瑟秋风、潇潇暮雨中，望伴情切的空中孤雁，一声又一声呼叫，找寻着同伴，它要尽最后一丝力量飞到它们身边，倾诉离后之情。它坚信，同伴们就在不远的前方。然而，突然之间它又由“呼”而“怕”了：是怕见同伴于忽然之间，“怕”自己不胜那突如其来的巨大的喜悦和幸福潮流的冲击。一个 “怕”字，生动而逼真地刻划出雁经过长途跋涉，备尝离群之苦后幻想自己即将在“蓦然”间重见同伴时那种喜悦、激动而又有些不安、焦躁的复杂矛盾心理。
至此，孤雁之情已至深至切似乎无法再写，但作者意犹未尽，再次从虚处下笔，进一步替孤雁设想：“未羞他，双燕归来，画帘半卷。”长期的期待与渴望，一旦相见期近，反怕春期之骤至。虽能相见也无愧于寄身画栋珠帘双双紫燕了。从用意上看，此二句实承以上而来。即如上所述，孤雁之愁已至浓至厚，无法解脱，其望归思伴之情已至深至切，无以复加，但退一步说，即使雁之愿望无法实现，它也绝不愿像在春日融融中翩翩归来的“双燕”（暗指归附元朝者）一样，寄人檐下，以博主人一笑，从而表现出雁之孤高自傲的情怀，使其形象得到了升华。而在这空灵蕴藉中，作者不愿事奉新朝的心迹也得到含蓄而委婉的表露。这在情感上，表现为异军突起；在格调上，则表现为某种程度的峭拔。
由于作者在这首词里没有刻意于静态的摹写，而着重从孤雁内心情感的发展变化上——由“怅”而“怨”，由“怨”而“呼”而“怕”，写出了动感，因此，在意脉和情感节奏上，于自然流转之中包含着起伏跌宕，于空灵之中见出流动，从而给人以和谐的美的享受。
通观全篇，状物言情极尽精巧而不着雕饰痕迹，词人遣词炼意、体物抒情的精湛造诣淋漓尽现。全词多处用典，堪称咏雁佳句。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曰：“玉田《高阳台》，凄凉幽怨，郁之至，厚之至，与碧山如出一手，乐笑翁集中亦不多见。”张炎词善于咏物。从咏物词的整个方法、风格和寄意来说，这首咏孤雁的《解连环》更有代表性。词人刻画孤雁的形象妙肖传神，在咏物的方法上，紧扣一“孤”字展开描写，烘托渲染，以物喻人，将咏物与抒情合而为一，通过对孤雁的描绘，把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感尽蕴含在对孤雁这一形象的描绘中。
上片写景，由室内写到帘外，是寓情于景。
“帘幕疏疏风透，一线香飘金兽”这两句通过对细风透进帘幕、香炉缕缕飘香的描绘，明写官妓刘淑奴闺房的幽雅芳美，暗写前来幽会告别的环境气氛，隐含越是美好、越是值得留恋，越是幽静、越是格外凄清的弦外之音。
“朱栏倚遍黄昏后”二句，紧承首二句而来，由室内转而写室外，由黄昏写到深夜，勾勒出倚遍每一根栏杆、凝视着画廊上如昼月光的生动画面，传达出回忆往昔并肩倚栏，携手赏月，而今恋恋不舍，依依惜别的愁绪。原来她从寂寞空房的炉烟袅袅记起当时两情绻缱的往事，如今离分两地，叫人思量。所以她不禁由室内走出帘外，在朱栏绕护的回廊上，一遍又一遍地倚栏望着，从白天盼到黄昏，从黄昏盼到浩月流辉的深夜。“月华如昼”，说明这是一个月白风清的良夜，往日相聚，两人浓情密意，喁喁低语，何等欢爱；可是而今天各一方，形单影只，欲语无人谁诉。教人深深惆怅。上片四句全部写景，而字里行间则洋溢着离愁别绪，因为往昔天天如此，而从今以后却不复再见了，对景伤情，万般无奈之意，尽在不言中了。这两句主要从时间上着笔，写离别之人从黄昏到深夜，倚遍栏杆，离愁无限，对月无绪的痛苦情态。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上片写法正是如此。
下片在上片写景的基础上，着重抒情，借外景反衬内心的苦闷，是以景衬情。
“别离滋味浓如酒，著人瘦。”这两句是全词的主调，这种“别离滋味”只有自己深深地感到，要说出来却又十分抽象。词人在这里用“浓于酒”一词来形容描写这种离愁别绪的浓烈程度，这就使抽象的情感物态化、具体、形象，它不仅将比酒更浓烈的离愁别恨极为生动形象地勾画出来，而且将词人借酒浇愁的神态巧妙勾出，收到一箭双雕的艺术效果。正因为如此，“著人瘦”一句便水到渠成，落到了实处。这种离愁竟使人为之憔悴，其滋味便可想而知了。
“此情不及墙东柳，春色年年依旧”紧承前句而来，前两句写离愁滋味超过浓酒，进行正面对比；这两句写别情不及墙柳，则从反面衬托：柳叶只枯黄萎落于一时，春风一吹，柳色如故。言外之意，人一离别，各自天涯，是否能再续旧情，可就说不准了。这一反衬，由眼前的墙东柳触发而起，既信手拈来，又新奇贴切，极为深切地道出了内心深处的惆怅之情和缠绵悱恻之意，这就成为全词的点睛之笔。
这首词写景纯用白描，毫不雕饰，清新流丽，而情寓其中；写情，直抒胸臆，决不做作，层层转跌，入木三分。其中绝无香泽绮罗之态，唯有不加矫饰之情。使词作具有清新流丽的风格特征。（池万兴）这首词风调清丽，情致缠绵，在婉约词中也属上乘之作。 （郑临川）
《座右铭》是东汉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
开篇“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两句可归结为慎言。 “无道人之短”就是不直言他人的短处。儒家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对于小人的短处，不能说，说了会得罪小人；而对于君子，因为君子能够“吾日省吾身”，能够不断地自省自查自纠，所以不必说：正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
“无说己之长”则是提醒自己不要自我张扬。《道德经》中有言： “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白矜者不长。”“说己之长”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肯定、赞赏，进而获得利益。这种行为与儒家秉持的观念相悖。《论语·学而》有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过分强调自己的优点，就会名过其实，从而与作者所提倡的“无使名过实”相背离。无论是慎言人之短还是己之长，都是要求做人要慎言二在《论语·学而》篇中，孔子要求弟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讷言即慎言。这是守愚的方式之一。此“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与下文“守愚圣所臧”是一脉相承的。
“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是说施恩于他人不要再想，但接受他人的恩惠要铭记在心。《庄子·养生主》中云： “为善勿近名”，意思是做善事并不是为了博得好的名声。“受施慎勿忘”则是一种感恩意识、报恩观念的体现。两句中都有一个“慎”字，就是要提醒自己要时刻谨记，不可忘却。
“世誉不足慕”与“谤议庸何伤”两句则从荣与辱两个方面阐发作者的思想。无论是赞誉，还是毁谤，都要坦然视之、淡然对之。《道德经》中写道：“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在作者看来，宠辱若惊不可取，为人应该做到宠辱不惊：为此必须要坚持以正确的人生准则衡量自己的得失，审视自己的言行。仁就是这唯一的“纪纲”。
“隐心而后动”，就是要在行动之前先审度自己的心是否合乎“仁”，只有合乎这一标准之后才能行动。 “守愚”也是“唯仁为纪纲”的具体实践。此外，从“在涅贵不淄，暖暖内含光”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守愚并不是指要愚昧无知．作者所说的“守愚”其实只是外表的愚，内心则要追求一种高洁的人格品质、近墨不黑的独立节操。
在做人的方式上，崔瑗强凋外柔内刚，以柔取胜：《道德经》中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犒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难量”一句表明为人太过刚强会招致祸患。
在行为方面，作者要求自己做到上文所说的“慎言”，也要做到“节饮食”。这是因为饮食是物质生活的重要方面，没有节制，便会贪婪争抢而要做到这两点，就要在观念上做到“知足”。
此文在艺术上有两点很突出。
一是在结构上，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显示出戛戛独造的修养和品德来。这样，全文的结构便由这两句一意的单元所组成，颇类似后世律诗的结构。
二是在语言上，采用五言形式。铭文这种形式，一般都是用在比较正规的场合，开国大典，盖世奇功，往往刻山勒石，以传诸后世。听以它多采用四言形式，以示典雅庄重；叩以《文选》所收铭文为例，前有班固《封燕然山铭》，后有张载《剑阁铭》，都是四言形式。而崔瑗比文，则通篇采用五言形式；确颇独特。其时五言形式，仅在民间流传，汉乐府民歌中比较多地采用这一形式，而文人圈子里则不太多见。前此虽有班固《双咏史诗》通篇一五言，但技巧颇为生疏，“质术无文”（钟嵘《诗品》）。崔瑗采用此式，大概是因为“座右铭”，写给自己看的，所以显得比较随便；而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崔瑗较注重从汉乐府民歌汲取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