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写于作者于公元1094年（绍圣元年）谪居地处西南的戎州（今四川宜宾）时。词中以豪健的笔力，展示出作者面对人生磨难时旷达、倔强、伟岸的襟怀，表达了荣辱不萦于怀、浮沉不系于心的人生态度。整首词笔墨酣畅淋漓，洋溢着豪迈乐观的情绪。
开头三句描写开阔的远景：雨后新晴，秋空如洗，彩虹挂天，青山如黛。词人不说“秋空净”，而曰“净秋空”，笔势飞动，写出了烟消云散、玉宇为之澄清的动态感。“山染修眉新绿”，写远山如美女的长眉，反用《西京杂记》卓文君“眉色如望远山”的故典，已是极妩媚之情态，而一个“染”字，更写出了经雨水洗刷的青山鲜活的生命力。
接着写赏月。此时的月亮是刚过中秋的八月十七的月亮，为了表现它清辉依然，词人用主观上的赏爱弥补自然的缺憾，突出欣赏自然美景的娱悦心情，他接连以三个带安感情色彩的问句发问。三个问语如层波叠浪，极写月色之美和自得其乐的骚人雅兴。嫦娥驾驶玉轮是别开生面的奇想。历来诗人笔下的嫦娥都是“姮娥孤栖”，“嫦娥倚泣”的形象，此处作者却把她从寂寞清冷的月宫中走出来，并兴高采烈地驾驶一轮玉盘，驰骋长空。旧典翻新，非大手笔不能为也。
此下转而写月下游园、欢饮和听曲之乐。“年少从我追游，晚凉幽径，绕张园森木”，用散文句法入词，信笔挥洒，写洒脱不羁的词人，正带着一群愉快的年轻人，张园密茂的树林中徜徉。“共倒金荷，家万里，难得尊前相属”，离家万里，难得安今宵开怀畅饮！
“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爱临风曲！”三句把词人豪迈激越之情推向顶峰。这三句是此词最精彩之处。《世说新语》记载东晋瘐亮武昌时，于气佳景清之秋夜，登南楼游赏，瘐亮曰：“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老子，犹老夫，语气间隐然安一股豪气。
作者说自己这一生走南闯北，偏是最爱听那临风吹奏的曲子。“最爱临风笛”句，雄浑潇洒，豪情满怀，表现出词人处逆境而不颓唐的乐观心情。
最后一笔带到那位善吹笛的孙彦立：“孙郎微笑，坐来声喷霜竹。”孙郎感遇知音，喷发奇响，那悠扬的笛声回响不绝。
此词以惊创为奇，其神兀傲，其气崎奇，玄思瑰句，排斥冥筌，自得意表，于壮阔的形象中勃发出一种傲岸不羁之气。作者自诩此篇“或可继东坡赤壁之歌”，确乎道出了此词的风格所。词人与苏东坡一样，饱经政治风雨的摧折，却仍保持着那种倔强兀傲、旷达豪迈的个性，这一点，充分体现他的诗词创作中。
这首诗是诗人南奔途中创作的一首感时感事的诗，首联描写出发时的场景，中间两联叹家身兼伤国事，尾联收束到离别之上，又与时事密切相关。此诗精巧用典，含蓄吞吐，气脉连贯，沉郁浑厚，叙述伤时感事有杜甫沉郁苍茫的气韵，堪为佳作。
“商水西门语，东风动柳枝。”地、时、事兼叙，于地，则商水西门；于时，则东风动柳，是早春时季；于事，则临别告语。“语”字大约从杜诗学来。杜甫《哀王孙》：“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所与“语”者，当是前来送别的人；当然也似可兼指附近的商水河，言河水潺援之声，也如珍重话别。“东风动柳枝”，其时正是春季。既是眼前之景，又于景中含不尽之情。那柔弱的柳枝，给人一种缠绵的感觉，正是离情别绪的写照。吴文英说得好：“一丝柳、一寸柔情。”（《风入松》）。伤春又伤别，倍感无奈。这与《诗经·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名句殊为相近。这两句，又大有杜甫《发同谷县》“临歧别数子，握手泪再滴”之意。诗人此次南行，是迫于兵灾，更有许多不得已。此意含而不露，却待其后申叙。
“年华入危涕，世事本前期。”句叙而兼议，将首联暗蓄之意进一步发明。“年华”承“东风”，“危涕”接别语，虽重在个人感受，而实有伤时之感寓于其中。孟子有“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之语，江淹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恨赋》）之句，故简斋之危涕，实有孤臣之悲。“入”字提炼得新鲜有力，自是江西诗派之家法。“世事”主要特指眼下国有累卵之危，民有倒悬之急。如此窘境，绝非偶然，而是事出有因，执政者失策之种种，只要联系当时历史状况，自然不难明白。
“草草华公策”，紧承“世事”句，追究前事之因。“华公策”，用刘宋时征北将军华道济“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事，讥刺北宋朝廷避金人、求苟安的失计。诗人用华道济典故，追咎宣和七年（1125）北宋朝廷退避金兵，以致军机贻误、汁京被占的罪过。国家与个人的命运原本相连，诗人不得不在颠沛流离中度日了。
“茫茫杜老诗”，杜甫在入蜀以后以及在湖湘时期，写到安史之乱或各地军阀的战争时，多用“干戈茫茫”字眼。如《南池》诗：“干戈浩莽莽。”又如《惜别行送刘仆射判官》诗：“九州兵革浩茫茫。”诗人平生极为推崇杜诗，在创作上经常模仿；更重要的是老杜后半生多在战火中度过，而其伤时忧乱之作特多。时异事同，而孤臣之心难诉，他只好在吟诵杜诗之求得安慰了。
尾联所云，尽管仍然与时事密切相关，但在诗意上则收束到离别之上。“山川马前阔”，则前路漫漫，不见尽头；“不敢计归时”，则归期杳杳，未有已时。身世之感，黍离之悲，充盈弥漫。
欧阳修深受庄子的影响，他的许多文章都有融《庄子》于其中的痕迹，但他却能不圈于庄子思想的束缚，这篇寓言性的哲理文章，便是通过园丁要求伐树一事，对庄子“才者死，不才者生”的看法提出了疑问，驳正了庄子以“无用”来保全自身的虚无逃世、消极出世的人生态度，反映了作者初入仕途，准备积极参与社会，有所作为的思想。认为凡物的各种遭遇，幸与不幸的命运，均因环境、时势来决定，不是一成不变的。强调事物的生存与消亡都应以对社会有益无害为准绳。无用之才如若长于无用之处，尚可尽享天年，但若妨害了有用之才，就应砍伐，否则就不是无用而是有害了。有用之才的生死亦是如此，杏树得生，是因为它有花可赏，有果可食，于人有益。而桂漆所以不能逃避斤斧，躲开厄运，只因它们“有利之者在死”。文章用问答形式，层层递进，条疏理通，反映作者对“才与不才”“幸与不幸”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认识过程和思辨过程，也使文章有了鲜明的形象性和生动的域染力。
这篇文章展示了作者乐观上进，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也表现了他卓越的见识和深厚的学养，以及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