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首句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史实作为切入点，明叙暗议，用略带夸张的手法揭示了焚书与亡国之间的矛盾。次句紧承首句，又从另一角度揭示秦王朝灭亡的教训，有利天险也不能守住基业。第三句在点题的同时，进一步对焚书一事做出了评判。最后一句以议论结尾，借刘邦、项羽二人不读书之史实抒发感慨。这首诗以史家笔法，独辟蹊径，把“焚书”与“亡国”看似不相关的事情联系到一起，层层推进，自然圆转，言辞夸张，言他人所未言，巧妙的讽刺了秦始皇焚书的荒唐行为。
诗的首句点出焚书坑中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当年秦始皇下令搜集民间的儒家典籍和百家之书，并进行销毁，诗人用“竹帛烟销”简练概括这一史实，而用“竹帛”这一文字的载体，来代指儒家典籍和百家之书，则是故意夸大秦始皇的罪过与荒谬。紧接着，诗人用“帝业虚”三字来将秦始皇“焚书坑儒”所酿就的后果概括出来，就仿佛秦始皇焚烧书籍的飞烟袅袅升起的时候，他千辛万苦创下的秦国基业也被销毁了，本可以流芳百世的千秋伟业霎时成为虚空。
“帝业虚”引出了次句对“虚”的具体描写，这里的函谷关、黄河仍在，秦始皇以为它们是可以保卫秦朝天下万世长存的天险，但是这些天险并没能守住始秦朝的宫殿，没能守住他奠定的基业，“帝业虚”得到了具体化的阐释。同时，首句和次句构成了递进的关系，前者说秦始皇焚书是为了禁锢民众的思想，使他们不能产生反抗朝廷的思想，后者则是说秦始皇把函谷关和黄河这些天险看做帝业永固的地理屏障；前者为抑的方式，后者为扬的方式。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只是秦始皇美好的愿望，他的愿望最终还是“虚”“空”了。
诗人将始皇帝的两项重大举措都予以否定，说明作者认为帝业永固绝不是压抑民众的思想和凭借险要的地理优势能够做到的，进而提出问题：究竟什么才能使帝业永固。其中“祖龙”一词用得很有深意，因为祖龙是始皇的意思，点明了秦始皇的野心，即希望秦朝的天下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然而事与愿违，秦朝只经过二代就灭亡了，以至于秦朝宫殿没有得到任何扩建，一直只是“祖龙居”。这里用“祖龙居”来代指秦朝帝业，形象地说明了秦朝的短命。
第三句将拓展开的思路转回到全诗的主题——焚书坑上，并紧跟对秦始皇焚书一事的调笑，进一步强调秦始皇采用焚书的策略试图稳固帝业的举措，实荒唐可笑。“坑灰未冷”紧承首句的“竹帛烟销”而来；焚书之烟已经飞尽，而焚书之灰还未冷却，山东农民起义就爆发了，“烟销”到“未冷”极言发生战乱之快，说明焚书对稳固帝业根本就没有一点作用。
然后诗人紧跟一句反语，他说因为刘邦是市井无赖，项羽则是不好诗书的武士，他们这样的起义者根本就不读书，所以焚书的策略没有任何用处。这是句有趣的戏谑，没有说焚书无用，而是认为焚书没有发生作用的原因是起义者不读书，这看来很可笑，然而诗人正是要读者在这一笑中理解他对焚书策略的批判。末句以揶揄嘲讽的手法，紧扣焚书坑的主题，再一次确认秦始皇焚书的荒谬，也再一次否认焚书这样压抑民众思想的方式能阻止亡国命运的到来，再一次唤起读者对亡国原因的思考。
这首诗否定秦始皇焚书策略，认为这一举措对稳固帝业毫无用处，但是诗人没有提出切实的措施能帮助秦始皇稳固基业，也没有探讨秦代灭亡的真正原因，而是将这种思考留给了读者。这种方式既可以说是对艺术手法的巧妙运用，也在另一方面透露出诗人见识的不足，难以给读者一种思想上的警醒。
议论性的诗歌，既要剖析事理，又要显示意象，委实很不容易。这首诗采用了近乎喜剧的表现手法：揭示矛盾，使秦始皇处于自我否定的地位。这样写表面似乎很委婉，很冷静，其实反对的态度和憎恶的感情十分鲜明。这是一种“怨而不怒”的艺术表现手法。
词一起两句如高山坠石，劈空而来，力贯全篇。《晋书》卷六《元帝纪》载：西晋亡，晋元帝司马睿偕西阳、汝南、南顿、彭城四王南渡，在建康建立东晋王朝，做了皇帝。时童谣云：“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此借指宋高宗南渡。“经纶”，整理丝缕，理出丝绪叫经，编丝成绳叫缕。引申为筹划治理国家。王安石《祭范颍州文》：“盖公之才，犹不尽试。肆其经纶，功孰与计？”南渡以来，朝廷中缺乏整顿乾坤的能手，以致偏安一隅，朝政腐败。此二句为全篇之冒，后面的议论抒情全由此而发。
接“长安父老，新亭风景”，连用两典：一见《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桓温率军北征，路经长安市东（古称霸上，即咸阳），“居人皆安堵复业，持牛酒迎温于路中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此指金人统治下的中原人民。一见《世说新语·言语篇》：东晋初年，“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北宋沦亡，中原父老盼望北伐；南渡的士大夫们，感叹山河变异“可怜依旧”。这就是宋室南迁近六十年来的社会现实！宋高宗在位三十五年，这是个彻头彻尾的投降派，“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文征明《满江红》）。任何屈膝叩头的事都做得出来，只求保住自己的小朝廷皇位。宋孝宗初年还有些作为，后来又走上老路。
继指责朝廷中一些大臣清谈误国：“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夷甫即王衍，西晋大臣，曾任宰相。“衍将死，顾而言曰：……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附王衍）。后桓温自江陵北伐，“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这里借桓温对王夷甫的批评，斥责南宋当权者使中原沦陷，不思恢复。
通过上述种种有力的议论，于是指出：“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戎”，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泛称之一。这里指金人。辛弃疾在带湖闲居，提出“平戎万里”这样严肃的政治问题，既是对韩南涧的期望，更表现出他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对国事的关怀。
此词的上片，重在写景，通过描述触目所见之景，传达出心中的感伤之情。
首句作者以赞美口吻将河山胜景比作五代时大画家荆浩、关同的山水画卷，充满了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赞叹和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第二句笔锋陡转，指出这美好景色已因历经战火而残破不堪。一扬一抑，伤时忧国之心毕见。“历历”句徒然一抑，战争给这大好山水留下分明可数的伤痕：处处可见残破之状。“乱鸦”三句，是对残山剩水的渲染和补足，渲染出离乱、饥馑、荒寒的冷色调，加深了山河衰败，民众流离的感叹。末句虽没有道出渔樵对话的具体内容，但易代之悲，破国亡家之痛已是不言而喻。
词的下片，则重在抒情，抒写出“登临”之下所触发的悲伤怨苦，同时也是上片“渔樵话”的继续，顺势将自己因家国沦落而泪洒荒原野蔓之间的悲痛尽落纸间，同时把自己对家国的热爱用“自古有情终不化”表白得淋漓尽致。换头二句，紧承上片“渔樵话”的兴亡之感。“自古有情终不化”，是极为重要之句，它既说明了泪洒荒原的感情内因，又进而强调了这种感情的贞坚不化。末三句，则将这种缅怀故国之情形象化，具体化。诗人以此坟头之草不死、坟头野土不散的意象，来表述凑结心头“终不化”的怨苦之情，凄艳绝伦，不同凡响。
词的上片前三韵，一扬一抑，深沉悲慨已溢见笔端，伤乱忧国心跃现。下片变为主观抒述，聚焦点在“自古有情终不化”之“化”字上。结之以鹭鸯瓦、青娥冢，凝结心头之怨苦，被意象烘托得极凄苦、极悸动，也极见凄艳美。上片下片的收缩都以三个相应观照句，效果均佳。
此词平直中见委婉，议论中寄深情，是写景，也是咏史，它把古代军阀混乱造成的罪恶，活生生展现在读者面前，比一般咏史之作更为感人。词虽从写景入手，却蕴含着特定时代的沉思哀苦，因此产生一种凄厉、惊心的效果。
乐府《大堤曲》这一诗题多是描述水乡船家女子爱情生活的。六朝人题作《大堤》或《大堤行》，唐人始用《大堤曲》这一诗题。
李贺的这首《大堤曲》写的是一个住在横塘的美丽女子与北来商客的一段爱情生活。开头两句交待了这个女子的居所。横塘在当时是一个商船往来聚集的繁华之地。古代也有人根据《大堤曲》这一诗题推测，此处所指当是大堤附近的另一横塘（清代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卷一）。其实这里只是泛指横塘、大堤这样的水乡，所以诗中大堤横塘参差互用，也就是互指。“红纱满桂香”是说透过那绯红的窗纱，沁出闺房的桂香。而后“青云”两句通过写这个女子青云般的发髻和明月宝珠制作的耳珰，描述出其貌美动人。这是采用汉代乐府《陌上桑》的衬托手法。下面“莲风起”四个三字句，交待了这个女子与那个“北人”恋爱的经过。在那莲叶随风起舞的春季，由北方来经商的“北人”，因两人相爱而停驻在这繁华的大堤，而留连在“红纱满桂香”的闺房。下面“郎食”两句，以饮食之精美，极言两情之绸缪，爱情生活之美好。因为在古代，人们常以猩唇鲤尾作为男女情爱的隐语。结尾“莫指”四句是女子劝对方珍惜眼前的欢聚，勿有远行别离之念。“襄阳道”指其行程。菖蒲花开于春末，此处喻女子易逝的青春年华，因古人认为菖蒲难得见花。这四句是女主人公以绿浦中的行舟多一去不复返之事来劝情人莫生远行的念头。最后用花树喻人易老，说明应珍惜欢聚的时日。
李贺这首诗全无其“风樯阵马”的奇诡幻诞风格，而是力摹乐府古体。以一个笃情女子口吻写出秦淮水云商女真挚而热烈的爱情生活。也在一种淡淡的哀怨之情中，透出其离多合少之苦。在这方面是《古诗十九首》的遗风。而诗中喜用美言绮语，清丽动人，深得六朝乐府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