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首联倒装。按顺序说，第二句应在前。其中的“独宿”二字，是一诗之眼。“独宿”幕府，眼睁睁地看着“蜡炬残”，其夜不能寐的苦衷，已见于言外。而第一句“清秋幕府井梧寒”，则通过环境的“清”、“寒”，烘托心境的悲凉。未写“独宿”而先写“独宿”的氛围、感受和心情，意在笔先，起势峻耸。
颔联写“独宿”的所闻所见，清代方东树指出：“景中有情，万古奇警。”而造句之新颖，也非同一般。七言律句，一般是上四下三，这一联却是四、一、二的句式，每句读起来有三个停顿。诗人就这样化百炼钢为绕指柔，以顿挫的句法，吞吐的语气，活托出一个看月听角、独宿不寐的人物形象，恰切地表现了无人共语、沉郁悲抑的复杂心情。
前两联写“独宿”之景，而情含景中。后两联则就“独宿”之景，直抒“独宿”之情。“风尘”句紧承“永夜”句。“永夜角声”，意味着战乱未息。那悲凉的、自言自语的“永夜角声”，引起诗人许多感慨。“风尘荏苒音书绝”，就是那许多感慨的中心内容。“风尘荏苒”，指战乱延续的时间很长。诗人时常想回到故乡洛阳，却由于“风尘荏苒”，连故乡的音信都得不到。“关塞”句紧承“中天”句。诗人早在《恨别》一诗里写道：“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草木变衰行剑外，兵戈阻绝老江边。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好几年又过去了，诗人却仍然流落剑外，一个人在这凄清的幕府里长夜不眠，仰望中天明月，不由得心事重重。“关塞萧条行路难”，就是那重重心事之一。思家、忆弟之情有增无已，因为他还是没有办法回到洛阳。这一联直抒“宿府”之情。但“宿府”时的心情很复杂，用两句诗无法写完。于是用“伶俜十年事”加以概括，意蕴深远。
尾联照应首联。作为幕府的参谋而感到“幕府井梧寒”，诗人联想到《庄子·逍遥游》中所说的那个鹪鹩鸟来。“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他从安史之乱以来，“支离东北风尘际，飘泊西南天地间”，那饱含辛酸的“伶俜十年事”都已经忍受过来了，如今却又要到这幕府里来忍受“井梧寒”。用“强移”二字，表明他并不愿意来占这幕府中的“一枝”，而是严武拉来的。用一个“安”字，不过是诗人自我解嘲。诗人一夜徘徊徬徨、辗转反侧，心中并不安宁。
诗中抒发的感情还是伤时感事，表达出作者对于国事动乱的忧虑和他飘泊流离的愁闷。正是始终压在诗人身上的愁苦使诗人无心赏看中天美好的月色。前六句具体写出了诗人对风尘荏苒、关塞萧条的动乱时代的忧伤。最后两句虽写“栖息一枝安”，但仍然是为他辗转流离苦闷。总之，诗人当时境遇凄凉，十年飘泊辗转，诗风沉郁。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首联“溪边石蟹小如钱，喜见轮囷赤玉盘”，写蝤蛑之大。梭子蟹是蟹类中之大者，比河蟹大得多。为了说明蝤蛑之大，先说溪蟹之小：小溪小沟里的石蟹，是路人常常见到的，它形体很小，小得像一枚钱币。然而，蝤蛑煮熟了，端上桌，它屈曲着，犹如一只赤玉的盘子。“赤玉”喻其色，“盘”喻其大，因为是“轮囷”蟠屈着的，故以圆“盘”来比喻就显得十分贴切。又对照又比喻又描绘，把“喜见”的感情色彩突现了出来：哇，多大的蝤蛑呵，它团缩着，好像一只赤色的玉盘！
颔联“半壳含黄宜点酒，两螯斫雪劝加餐”，写蝤蛑之美。打开蝤蛑的背壳，澄黄澄黄的，此时酒兴就来了；斫出大螯的肉，雪白雪白的，此时饭量就增加了。“半壳含黄”，即蟹黄占满背壳；“两螯斫雪”，即螯肉斫下如雪。这一联里的“雪”字，是从语言矿藏里提炼出来的绝妙字眼，从历来的咏蟹诗看，常常比喻为“玉”（杨万里：“酥片满螯凝作玉”；张未：“螯肥白玉香”），东坡则喻为“雪”，而且与“斫”字结合，更显一种动态的美，斫螯，酥片，如雪，构成了特殊的美不可言的意境，美到什么地步？似乎在催人喝酒、劝人加餐。
颈联“蛮珍海错闻名久，怪雨腥风入坐寒”，是写蝤蛑之名。南蛮之地，沿海一带，海汇万类，品种繁多，然而，对于蝤蛑这一款，却早就知道了，是一种珍品，是一种佳肴，如今品尝，名不虚传，的确为一款美味。这一天吃蝤蛑，下着怪雨，刮着腥风，入坐的时候感到了一种寒意，在如此季节和气候里，对这一餐留下了尤其难忘的印象。主观感受是：以前闻名久，现在印象深。从又一个侧面夸赞了蝤蛑。
尾联“堪笑吴兴馋太守，一诗换得两尖团”，写诗人之馋。诗人苏轼与丁公默，同科进士，友谊甚笃，又沾亲带故，交情更深，诗作往还本是平常之事。这次，苏轼寄诗丁公默，丁却送来了蝤蛑，于是，诙谐幽默的苏轼竞说成了由于自己的“馋”，是用“诗”换来了“蝤蛑”。苏轼走南闯北、奔东跑西，吃过不少方物，很多是他激赏的，比如江瑶柱、河豚鱼之类，却从未用过“馋”字，唯对蝤蛑，竟自称馋太守、以诗换蝤蛑，可见，苏轼对蝤蛑之大、之美，食蟹之乐、之趣，倍加青睐，给予一份特别的评价。
苏轼反复说过，“我生涉世本为口”、“自笑生平为当然，他不是一个糊口充饥的人，而是一个口感如尺、秤的美食家，于此，世问才有所谓东坡肉、东坡饼、东匀经过他品评的蝤蛑、河豚也有了在食界不可动摇的地家都说苏轼是个“开派”者，诗开了“苏黄（庭坚）”派，“苏辛（弃疾）”派，散文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书法是宋家之一，那么，从对食物品鉴的角度看，他又是个独占开派鉴赏家。
《触龙说赵太后》一文开篇就描绘了一个气氛极为紧张的局面：赵君新亡，秦兵犯赵赵求齐助，齐要长安君作人质爱子心切的赵太后不肯让儿子去冒这个风险，严词拒绝了大臣们的强谏，并声称“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在这样剑拔弩张的情况下，触龙的谏说显然要困难许多。他深知要能说服赵太后，就必须让她明白“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道理。然而，若从正面去讲道理，则将不但无济于事，反而会自取其辱。因此，必须顺着太后溺爱长安君的心理因势利导，巧说妙谏。
在争取到面见太后机会后，触龙先用缓冲法关切地询问太后的起居饮食，并絮絮叨叨地与她谈论养生之道，使本来“盛气而揖之”、戒备心极强的“太后之色少解”。这样，就从感情上消除了太后的逆反心理和敌对情绪，为进谏的成功拆除了第一道屏障。接着，触龙用引诱法恳切地为自己的幼子舒棋请托，以期让太后产生共鸣，从而引出她的心事。果然很快就勾起了太后的爱子之情。在她看来，触龙简直可以算得上是同病相怜的“知己”了。她不仅“笑曰”了，而且饶有趣味地与触龙争论谁更疼爱幼子的问题，开始毫不掩饰地向触龙袒露心迹了。这就为下一步谈论如何爱子的话题奠定了基础。
触龙抓住契机，引出太后爱燕后的话题。女儿远嫁，长期不见，而出於一个君主的威严又不能提起，这是一个母亲埋在内心的隐痛。有人提起，对太后是个释放郁结的机会，当然也愿意听了。左师说起燕后远嫁，太后曾为她“泣”“哀”“思”，可每到祭祀却祝：“必勿使反。”借此提出“父母一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命题。然后把太后为燕后长远打算的爱与为長安君短浅计议的爱作比较，并由远及近的提出帝王的子孙不是都不好，而祸及其身是因为“位尊而无功，俸厚而無勞”所致。最后直指“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与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国。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托於赵。”话说到这里，太后已心服口服了。左师劝谏的使命圆满完成。他俩在長安君质齐问题上达成共识，心与心在同心点上重合了。
触龙的谏说自始至终未有一语提及“令长安君为质”，而太后情不自禁地说出“恣君之所使之”，同样没有直接说穿派长安君入质于齐的话，与触龙的精彩说辞彼此配合，相映成趣。双方心照不宣，达成默契，丝毫不显尴尬。文末用“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作结，使首尾圆合，结构谨严，同时也增强了故事的喜剧色彩，彰显了触龙谏说的卓著成效。
触龙的攻心术，使趙太后从抵触到对撞再到接纳最后到契合，始终未提長安君质齐这个话题。可听了触龙一席话后，太后主动要求触龙派遣長安君使齐为质。看似无心插柳，实是以情一动人，这就是智者的风采与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