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的小诗指出江上来来往往饮酒作乐的人们，只知道品尝味道鲜美的鲈鱼，却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打鱼人出生入死同惊涛骇浪搏斗的危境与艰辛。全诗通过反映渔民劳作的艰苦，希望唤起人们对民生疾苦的注意，体现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首句说江岸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十分热闹。自然引出第二句。原来人们往来江上的目的是“但爱鲈鱼美”。但爱，即只爱。鲈鱼体扁狭，头大鳞细，味道鲜美。人们拥到江上，是为了先得为快。但是却无人知道鲈鱼捕捉不易，无人体察过捕鱼者的艰辛。世人只爱鲈鱼的鲜美，却不怜惜打鱼人的辛苦，这是世道之不公平。
后两句将人们的视线引向水面，向读者展示了以下一番景象：起伏的波浪中，一只小船，船上的渔夫正在捕鱼，那小小的渔船在波浪中飘摇颠簸，忽隐忽现，一会儿露出水面,一会儿又被风浪隐没。江上来来往往的人啊，你们只知道喜欢鲈鱼味道鲜美，可以一饱口福，你看那像一片树叶的小船，在风浪里捕鱼多艰难多危险哪！鲈鱼虽味美，捕捉却艰辛表达出诗人对渔人疾苦的同情，深含对“但爱鲈鱼美”的岸上人的规劝。“江上”和“风波”两种环境，“往来人”和“一叶舟”两种情态、“往来”和“出没”两种动态强烈对比，显示出全诗旨在所在。
表现手法上，该诗无华丽词藻，无艰字僻典，无斧迹凿痕，以平常的语言，平常的人物、事物，表达不平常的思想、情感，产生不平常的艺术效果。
首二句“驱马蓟门北，北风边马哀”起手颇奇，在律诗中运用顶针重叠的手法，前两句中两个“北”字前后勾连重复，营造出浓烈的“哀”气。既有以客观写主观的“边马”之哀，更有“驱马”人内心的“哀”，一笔两到，领起全篇。
紧接着“苍茫远山口，豁达胡天开”一联，借用上联的意象写“驱马”前行，“北风”呼啸，征途更为苦寒，将“哀”意更进一层。
“五将已深入，前军止半回”一联，由前两联写自然、个人之“哀”，突转为悼唐军惨烈大败之“哀”，将“哀”字赋予更为深广之社会内容，“哀”士卒，“哀”国家，“哀”用非其人。
尾联再照应首联“哀”字，在前文“北风”、“边马”、路遥、苦寒、唐军惨败等边景、边事、边情之记叙中，以“长剑独归来”的形象描写，将诗人自身“不得意”的情渲染得无以复加，抒发了诗人报国无门的悲愤心情。
全诗极富塞外特色，真实感人，不论是对胡地景色的观察，还是对历史事件的记述都深深打上诗人塞外生活的烙印。先写南行出发时悲寂的的景象，继而刻画塞外独特的风光，有近有远，形象生动；随后旷远的景象又触发了诗人对时局的深深思索，当收回眼光回到现实中时，诗人更感悲愤莫名，感慨自己壮志未酬，报国无门。全诗言辞悲壮、苍凉，将诗人自身哀伤的感情渲染的无以复加。
这是岑参一首很特别的诗，和李白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有些相似，但所蕴含的情感要丰富和复杂得多。李诗只是表达了对朋友的关切之情，而岑参既有对朋友的关心之情，更多的是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 春暮点出了时节，武威和晋昌交代了地点。武威是诗人自己的所在地，晋昌是诗人朋友宇文判官出使返回到达之地。“闻宇文判官西使还”则指出是听说朋友出使西域返回。
首联“岸雨过城头，黄鹂上戍楼”写边塞登楼所见之景：岸雨飘过城头之后带来的漫天大雨，从这雨就告诉读者这边塞环境之苦之恶劣，而一只美丽的黄鹂鸟飞上了戍楼躲雨。这只黄鹂成了这环境恶劣的边塞城楼的一抹亮色，似乎也传达的诗人内心的某种温情。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而在首联，诗人的情感含而未发，并未明言，似有一丝苍凉，更有一缕温情蕴含其中，彰显含蓄之美。
颔联“塞花飘客泪，边柳挂乡愁”尤其巧妙，融情于景，景中有情，情景水相互融。一个“飘”字把游子思乡之泪随塞外飞花漫天飘舞的情景描述出来，形象地突出了客泪之多，乡愁之浓。而“挂”则化无形的情感为有形的形象，把乡愁与杨柳联系在一起，诗人很巧妙杨柳意象中留别的内涵。“柳”和“留”同音，因而在古诗词中柳就有留恋之意。“边柳挂乡愁”把游子的那种浓浓的乡愁具体化、形象化了，好像这乡愁变成了实体物质，挂满了边塞的杨柳树。这沉甸甸的乡愁，这思乡的痛苦，就很生动地表达出来了，就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把无形的情感——愁绪，形象化具体化，是诗人的匠心所在。
颈联“白发悲明镜，青春换敝裘”直抒胸臆，抒发的是年华已去而功业未成的感慨。“白发悲明镜”与李白在《将进酒》中“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的情感是一致的，抒发的都是年华已去的感伤。而“青春换敝裘”则补充说明了为什么要悲白发。生老病死本是人生难免，而诗人对年华的失去如此悲伤，是因为大好青春年华居然没有建功立业，居然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裘”是名贵的皮大衣，是达官贵人才穿得起的，在这里暗指功业。因为封建时代的读书人讲究的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而盛唐时代的诗人更加是以天下为己任，几乎个个都觉得自己有宰相之才，能够辅助皇帝成就一个盛世。岑参毫无疑问也会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但一个“敝裘”就明白的说出了自己心中的不得志。
尾联“君从万里使，闻已到瓜州”抒发了两种情感，一是为好友宇文判官出使顺利返回瓜州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但同时又为自己仍然滞留在边塞（武威）而归期无着落而感到伤感与无奈。高兴又伤感的情绪交织在一起，丰富而复杂的情感从字里行间若隐若现的透露出来。诗歌的结尾含蓄而有意味深长，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无情未必真豪杰”，边塞诗人不仅仅书写那些雄心壮志，那些塞外奇景，那些男儿豪情，还书写心中的那一缕柔情。
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
贾岛这首《忆江上吴处士》诗载于《全唐诗》卷五七二。此诗“秋风生（吹）渭水，落叶满长安”一联，是贾岛的名句，为后代不少名家引用。如宋代周邦彦《齐天乐》词中的“渭水西风，长安乱叶，空忆诗情宛转”，元代白朴《梧桐雨》杂剧中的“伤心故园，西风渭水，落日长安”，都是化用这两句名句而成的，可见其流传之广，影响之深。
此诗开头说，朋友坐着船前去福建，很长时间了，却不见他的消息。
接着说自己居住的长安已是深秋时节。强劲的秋风从渭水那边吹来，长安落叶遍地，显出一派萧瑟的景象。特意提到渭水是因为渭水就在长安郊外，是送客出发的地方。当日送朋友时，渭水还未有秋风；此时渭水吹着秋风，自然想起分别多时的朋友了。
此刻，诗人忆起和朋友在长安聚会的一段往事：“此地聚会夕，当时雷雨寒”──他那回在长安和这位姓吴的朋友聚首谈心，一直谈到很晚。外面忽然下了大雨，雷电交加，震耳炫目，使人感到一阵寒意。这情景还历历在目，一转眼就已是落叶满长安的深秋了。
结尾是一片忆念想望之情。“兰桡殊未返，消息海云端。”由于朋友坐的船还没见回来，自己也无从知道他的消息，只好遥望远天尽处的海云，希望从那儿得到吴处士的一些消息了。
这首诗中间四句言情谋篇都有特色。在感情上，既说出诗人在秋风中怀念朋友的凄冷心情，又忆念两人往昔过从之好；在章法上，既向上挽住了“蟾蜍亏复圆”，又向下引出了“兰桡殊未返”。其中“渭水”、“长安”两句，是此日长安之秋，是此际诗人之情；又在地域上映衬出“闽国”离长安之远（回应开头），以及“海云端”获得消息之不易（暗藏结尾）。细针密缕，处处见出诗人行文构思的缜密严谨。“秋风”二句先叙述离别处的景象，接着“此地”二句逆挽一笔，再倒叙昔日相会之乐，行文曲折，而且笔势也能提挈全诗。全诗把题目中的“忆”字反复勾勒，笔墨厚重饱满，是一首生动自然而又流畅的抒情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