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开头四句写曹操身后寂寞,雄风已逝,给人以悲凉冷落之感。“武皇”即指曹操。“金阁”,犹言金阙,宫观楼台之美称,此指铜爵(雀)台。台建于建安十五年,在邺城西北,“高十丈,有屋百余间。”(《水经注》卷十)楼台之顶置大铜雀,舒翼若飞。又其“西台高六十七丈,上作铜凤,窗皆铜笼,疏云毋幌,日之初出,乃流光照耀”(《艺文类聚》卷六十二引《邺中记》)。浮光跃金之楼观,以“金”状之,确也非常贴切。但是,如今人去楼空,已无复当年的英风雄威、歌舞升平,留给后人的,只是一片凄凉寂寞。开头两句就这样强烈地渲染出一种物是人非的气氛。“雄剑”,本指春秋时吴国人干将、莫邪所铸之剑,其剑有二,一雌一雄,雄剑进献于吴王,此处是以“雄剑”代指魏武所佩之剑。这剑当年曾伴随他南征北战,削平群雄,而今却已埋没于尘封之中而黯然失色了。“杂佩”亦指魏武所佩之饰物。古人述及人之佩戴物常以剑佩对举,如《说苑》云:“经侯过魏太子,左带玉具剑,右带环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故此处剑佩连类而及。“销烁”,犹言销镕,在此即是荡然无存之意。这二句,由曹操的遗物引出,再申前意,补足文气。
接下去“秋至”四句,则从《遗令》中的“月朝十五”生发而出。三五之夜,皓月当空,正是曹操要求诸妓向帷帐歌舞作乐之时。试想活生生的人幽闭于荒台孤馆,且要侍奉空床虚帐,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悲剧!这些歌妓无异是奉献于帝王祭坛上的活的牺牲,因而对她们说来,皎洁的秋夜只会更增加内心的悲感凄凉。这四句写景恰似“主观镜头”,展现出她们眼中特有的悲凉的夜景:风露凄凄,清夜湛湛,孤独摇曳的烛光,将她们的身影分明地投于兰幕之上。全诗悲剧的气氛,至此越加浓重了。
此后六句,转入直抒怨愤,比之上面的托物诉情,感情更为强烈。“抚影”承上“孤烛”句,转接极为自然。众妓顾影自怜,悲从中来,无所适从,但觉心中的忧思,绵绵不绝,难以消解。“薄”即停止之意,如《楚辞·九章·哀郢》云:“忽翱翔之焉薄。”“瑶色”,犹言玉颜,“红芳”即红花,此亦指美人的红颜。“行应罢”,行将衰颓老朽;“几为乐”,为乐能有几时。这二句互文见义,渲染强烈。诗人感叹着妓人的青春难驻、红颜易老,不禁要为她们的不幸生涯洒一掬同情之泪,发一曲不平之歌。最后两句应《遗令》中“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的意思,感情由悲而怨,由怨而愤,达于高潮。这里着一“徒”字,实蕴含无穷的悲思与怨愤。登台歌舞,遥望西陵,对铜雀妓来说,只是侍奉幽灵、虚掷青春的徒劳之举,而对死去的帝王来说,也同样是毫无意义了,因为他最终也成了一堆“蝼蚁郭”,亦即“蚁垤”,蝼蚁之穴,其外壅土如城郭,故云。古人常用它和高山对举,以显示其渺小,如《孟子·公孙丑》云:“泰山之于丘垤。”赵岐注:“垤,蚁封也。”又郭璞《游仙诗》云:“东海犹蹄涔,昆仑蝼蚁堆。”此处用“蝼蚁郭”,一方面说明皇陵虽高,无异于蚁垤一堆,藐视之意可见;另一方面也表示,贵为天子者最终也要与平民百姓同归丘墓,而魏武却要作威福于死后,其自私冥顽虽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但到头来还不是黄土一抔,又复何益!这二句和第一层诗意恰好遥相呼应,使同情歌妓与批判帝王的两个方面浑然统一于诗歌的主题之中。
江淹此诗流丽中有悲壮之气。李调元《雨村诗话》云:“诗之绮丽,盛于六朝,而就各代分之,亦有首屈一指之人,……粱则以江淹文通为第一,悲壮激昂。”而这种悲壮又是通过强烈的对比突现出来的。在写魏武时,将其生时的威武雄壮与死后的寂寞萧条作对比;而在写歌妓时,则以青春、自然之美与其生活、命运之悲作对比。帝王的淫威自私与歌妓的痛苦牺牲则是此诗最根本的一个对比。绮丽的辞藻与悲剧的气氛相反相成,形成此诗凄艳的风格,沈博绝丽之中回荡着幽怨之气,这正是楚辞的传统。
争争老子在自然界万事万物中最赞美水,认为水德是近于道的。它没有固定的形体,随着外界的变化而变化; 它没有周定的色彩,“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它没有固定的居所,沿着外界的地形而流动;它最大的特性就是多变,或为潺潺清泉,或为飞泻激流,或为奔腾江河,或为汪洋大海; 它川流不息,却没有穷竭之时。这不就是老子在前面几章中描绘的道的特质吗?
争争居善地: 即处于适当的位置,它不一定是最好、最高的位置,还可能是别人最厌恶的地方。我们常常说在社会中最重要的是找准自己的位置,如上学时选择专业,出来后找工作。有时我们太过看重外界的评价,太过注重虚荣,而换来换去,殊不知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即使在别人看来,它很低下。
争争心善渊:人的心要像深潭一样平静而深远,即要有涵养,能包容,不浅薄,不狭隘。有宽广的胸怀才能包容不同的人和事,才能更好地融入社会当中。
争争与善仁:与别人交往要怀有仁慈和爱之心,像水一样善利万物,默默无闻,不求回报,以不争之心而争。
争争言善信:水客观地映照天地万物,人也应像水一样,恪守信用,直行危言。
争争政善治、事善能:治民皆应顺应大道,无为而治; 行事应该效仿水,遵从潮流,圆润而不僵化。
争争动善时:水总是依规律应时而动,人亦当如此,遵规应时,顺势而为。
争争水不像火那么热烈,也不像石那么刚强,但人们义知道,水可以灭火,水滴石穿。王夫之说:“五行之体,水为最微。善居道者,为其微,不为其著; 处众之后,而常德众之先。”以不争争,以无私私,这就是水的最显著特性。它滋润万物而不居功,它甘心停留在最低洼、最潮湿的地方,这正是圣人处世的要旨,即“居下不争”。
争争在本章中,老子用水之特征和作用来比喻最优秀的领导者所应该具有的人格特征。水最基本的特征和作用主要有四点:一、柔弱,水是天下最为柔弱的东西;二、水善于趋下,善于处在低下的位置,善于停留在卑下的地位;三、包容、宽容,小溪注入江河,江河注入大海,因而水具有容纳同类的无穷力量;四、滋养万物而不与相争。老子认为,最优秀的领导者,具有如水一般的最完善的人格。这样的人,愿意到别人不愿意到的地方去,愿意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他们具有骆驼般的精神和大海般的肚量,能够做到忍辱负重、宽宏大量。他们具有慈爱的精神,能够尽其所能去帮助、救济人,甚至还包括他们所谓的“恶人”。他们不和别人争夺功名利益,是“善利万物而不争”的王者。
争争老子在自然界万事万物中最赞美水,认为水德是近于道的。而理想中的"圣人"是道的体现者,因为他的言行有类于水。为什么说水德近于道呢?王夫之解释说:"五行之体,水为最微。善居道者,为其微,不为其著;处众之后,而常德众之先。"以不争争,以无私私,这就是水的最显著特性。水滋润万物而无取于万物,而且甘心停留在最低洼、最潮湿的地方。在此后的七个并列排比句中,都具有关水德的写状,同时也是介绍善之人所应具备的品格。老子并列举出七个"善"字,都是受到水的启发。最后的结论是:为人处世的要旨,即为"不争"。也就是说,宁处别人之所恶也不去与人争利,所以别人也没有什么怨尤。
争争公元前516年周朝覆灭,老子朝逃往楚国,用今天的话说55岁的老子失业了,回到了家乡这时比老子小20岁的孔子曾拜访过老子,向老子请教学问,典故“孔子问礼”就是这样来的。孔子将老子比做“龙”,来形容老子的深不可测、难以着磨。二人见到山中流淌的溪水,孔子说:“逝者如斯乎”,老子却说:“上善若水”。信奉“礼教仁义”的孔子与一心想“回归自然”的老子两位圣人之间的交流,为后来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融合铺下了奠基。
争争《荀子·宥坐》记载了孔子答弟子子贡问水的一段对话:"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偏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洮洮乎不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而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在此处,孔子以水描述了他理想中的具备崇高人格的君子形象,这里涉及到德、义、道、勇、法、正、察、志以及善化等道德范畴。这其中的观点与道家有显而易见的区别,但也有某些相似之处。可以此段引文与《道德经》第八章参照阅读。
这首诗是作者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名篇。作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诗人从武功主簿调任明堂主簿时。据《旧唐书·文苑传》记载,这首诗又题《上吏部侍郎帝京篇》,诗的前面曾有一篇“启”,作者投赠给当时的吏部侍郎裴行俭,传遍京畿,“以为绝唱”。
全诗描绘帝京长安的繁华,颇多壮词,显示出大唐帝国的强盛和蓬勃向上的时代风貌,提出了“未厌金陵气,先开石椁文”的居安思危的警示,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悲愤。诗的结构严谨,共分四个段落:
从开头到“黄扉通戚里”为第一段,描绘京城胜状;从“平台戚里带崇牖”到“宁知四十九年非”为第二段,描写王侯贵戚的豪奢习气和下层社会的悠游宴会生活;从“古来荣利若浮云”到“罗伤翟廷尉”,是第三段,描绘上层社会变幻莫测的斗争;“已矣哉”以下抒发个人滞留京都无人赏识的苦闷,气势遒劲。清人沈德潜评介这首诗时说:“首叙形式之雄,宫阙之壮;次述王侯贵戚之奢僭无度,至‘古来’以下,慨世道之变迁;‘已矣哉’以下,伤一己之湮滞。”(《唐诗别裁》)诗中“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二句,突出帝京长安一代关塞之险与宫阙之胜,气势宏伟,艺术效果极佳,堪称名句,历来脍炙人口。从艺术手法上看,作者在本篇中运用赋法,为盛唐歌行的创作开了新生面,是一篇“卓荤不可一世”(陈熙晋语)的艺术杰作。
该诗约作于上元三年担任明堂主簿时。诗前有《启》,介绍说是应吏部侍郎“垂索”而作的。该诗取材于汉代京城长安的生活故事,以古喻今,抒情言志,气韵流畅,有如“缀锦贯珠,滔滔洪远”,在当时就被视为绝唱。它不仅是诗人的代表作,更是初唐长篇诗歌的代表作之一,堪与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媲美,被称为姊妹篇。
全诗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从“山河千里国”至“黄扉通戚里”),状写长安地理形势的险要奇伟和宫阙的磅礴气势。此部分又分作三个小层次。开篇为五言诗,四句一韵,气势凌历,若千钧之弩,一举破题。“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对仗工整,以数量词用得最好,“千里”以“九重”相对,给人一种旷远、博大、深邃的气魄。第三句是个假设问句,“不睹皇居壮”。其后的第四句“安知天子尊”,是以否定疑问表示肯定,间接表达赞叹、惊讶等丰富复杂而又强烈的情感。此处化用了《史记·高祖纪》中的典故:“萧丞相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见城阙壮甚,怒。萧何曰:‘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悦。”只有熟悉这一典故,方能更好体会出这两句诗的意韵。它与开篇两句相互映照,极为形象地概括出泱泱大国的帝都风貌。以上四句统领全篇,为其后的铺叙揭开了序幕。
第二个小层次描写长安的远景:“皇居帝里崤函谷,鹑野龙山侯甸服。五纬连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横地轴。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这六句七言诗,从宏观角度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庞大壮丽的立体图景。天地广阔,四面八方,尽收笔底。星光辉映,关山绵亘护卫,沃土抚育,帝京岂能不有!六句诗里连用“五”“八”“一百二”“三十六”等多个数字,非但没有枯燥之感,反而更显典韵奇巧,构成鲜豁之境和独特的景象。此为首句“山河千里国”的细致绘写。
第三个小层次为长安的近景刻绘:“桂殿嵚崟对玉楼,椒房窈窕连金屋。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复道斜通鳷鹊观,交衢直指凤凰台。”直入云宵、耀眼辉煌的宫殿,温馨艳冶的禁闱;宽畅而通达的大道,复道凌空,斜巷交织。此为对“皇居壮”的具体刻划。六句诗阐明了帝京的壮观、繁华、气度,不由令人念及天子的尊贵与威严。
第二部分(“由剑履南宫入”到“宁知四十九年非”)重点描绘长安上流社会王侯贵戚骄奢纵欲的生活。诗人由表面的繁荣昌盛落笔,意在阐释兴衰祸福相倚伏的哲理。此部分又可分为两个层次。诗的前二十六句为第一层次,主要绘写权贵们及其附庸的日常生活。“剑履南宫入,簪缨北阙来。声明冠寰宇,文物象昭回。”细致传神地刻划出享有殊荣的将相们,身佩宝剑,昂然出入宫殿的情景。他们的美名扬于天下,形象题于画阁,业绩载入史册,光荣如同日月。“钩陈肃兰,璧沼浮槐市”,写的是天子的学宫圣境,静穆清幽;学士们漫步泮池、文市,纵论古今于青槐之下,何等的风流儒雅!教化之推行,言路之广开,由此可见一斑!“铜羽应风回,金茎承露起”,既写景又抒情。那展翅翱翔的铜乌殷勤地探测着风云的变幻,期盼国泰民安;那高擎金盘的仙掌虔诚地承接着玉露,祈愿天子万寿无疆!“校文天禄阁,习战昆明水”,指的是文武百将各司其职,文将治国安邦,武将戍边拓疆。“朱邸抗平台,黄扉通戚里”,说的是权贵们的居所,如同皇帝的离宫一样众多华丽。他们不但身居华屋而且饮食考究,“炊金馔玉待鸣钟”,真是气派。“小堂绮窗三千户,大道青楼十二重”是他们娱乐的场所。娼优之多可想而知。她们是由于统治阶级生活需要而滋生的附属阶层。她们的生活自然也豪华奢靡:“宝盖雕鞍金络马,兰窗绣柱玉盘龙。”这样的生活是“朝游北里暮南邻”的锵金鸣玉的王侯贵人所带来的。除了北里南邻的“多近臣”,还有那些失势的旧臣元老和专宠的新贵:“陆贾分金将燕喜,陈遵投辖正留宾。赵李经过密,萧朱交结亲。”他们也都有各自的活动场所和享乐消遣之法,游说饮宴,兴高采烈,逍遥自得。这是朝廷之外的另一番热闹景象。
第二个层次是描绘长安的夜生活,从暮色苍茫到更深漏残,绿杨青桑道上,车如流水马如龙。一边是艳若桃李的娼妓,一边是年少英俊的侠客。碧纱帐里,彩珠帘内,皇帝与宠妃,使君与罗敷,出双入对,相互依偎,厮守之状如胶似漆。歌舞场上,轻歌曼舞。王公贵人,歌儿舞女,沉迷于灯红酒绿的梦幻里。他们便是如此浑浑噩噩度过自己的一生,岂能如蘧伯玉一般,“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呢?现实是残酷的,乐极必定生悲。因而诗人在第三部分(从“古来荣利若浮云”至“罗伤翟廷尉”)以其精练灵活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动人心弦的历史画卷,把西汉一代帝王将相、皇亲国戚你死我活的残酷的斗争景象和世态人情的炎凉,状写得淋漓尽致。考究用典,精到的议论,生动的描绘,细腻的抒情,惊醒的诘问,交叉使用,纵横捭阖,举重若轻地记录了帝京上层社会的生活史。这部分重点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无法逃脱的没落命运。
“古来荣利若浮云,人生倚伏信难分”!从古到今,统治阶级都是一样的。诗人生活的武则天时代,朝廷内部争权夺利激烈,酷吏罗织罪名陷害忠良,正所谓“倏忽搏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有谁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呢?面对唐朝的现实,诗人发出无可奈何的慨然而叹:“已矣哉,归去来”!继而诗人列举了汉代著名的贤才志士,他们的升迁湮滞,都不取决于个人学识才智的高低,而取决于统治者的好恶。司马相如辞赋再佳,怎奈景帝不喜欢辞赋,只得回到临邛卖酒为生;后来武帝赏识他的辞赋,经过狗监的推荐,才被召任为郎。扬雄学识尽管渊博,然而成、哀、平三位皇帝都不赏识他,他也就无法被提升。“十年不调几邅回”,语意双关,既指张释之十年为骑郎事,也是叹息自己十年没升迁的境遇。汲黯因为直谏而遭到忌恨,贾谊因为才高而被谗言所害。这一结尾,婉转地表达了忠直之士难以被容纳之意。
沈德谮曾这样评论《帝京篇》:“作帝京篇,自应冠冕堂皇,敷陈主德。此因己之不遇而言,故始盛而以衰飒终也。首叙形势之雄,次述王侯贵戚之奢侈无度。至古来以下,慨世道变迁。已矣哉以下,伤一己之湮滞,此非诗之正声也。”诗论家评诗,立场不同,标准各异,结论自然相左。陈熙晋曾反驳沈祐谮说:“窃谓不然,夫陈思王京洛之篇,每涉斗鸡走马;谢眺金陵之曲,不离绿水朱楼,未闻例效班、张,同其研铄。此诗为上吏部而作,借汉家之故事,喻身世于本朝,本在摅情,非关应制。……篇末自述邅回,毫无所请之意,露于言表。显以贾生自负,想见卓荦不可一世之概。非天下才不能作是论也。沈说非是。”按如今的理解,沈祐谮所说的“次述王侯贵戚之奢侈无度”,并不是该诗的缺点,反而是其生命力之所在。诗人以汉事讽唐,大胆揭露统治阶层的荒淫腐败,以至于“衰飒”,也正是其最富有现实意义之处。
《帝京篇》的特色,正象闻一多先生所评论的那样,是“洋洋洒洒的宏篇巨作,为宫体诗的一个巨变。仅仅篇幅大没有什么,要紧的是背面有厚积的力量撑持着。这力量是前人谓之‘气势’,其实就是感情。所以卢骆的来到,能使人麻痹了百余年的心灵复活。有感情,所以卢骆的作品,正如杜甫所预言的,‘不废江河万古流’。”
这首诗是呈给吏部侍郎的,因此内容比《长安古意》庄重严肃 ,气势也更大。形式上较为自由活泼,七言中间以五言或三言,长短句交错,或振荡其势,或回旋其姿。铺叙、抒情、议论也各尽其妙。词藻富丽,铿锵有力,虽然承袭陈隋之遗,但已“体制雅骚,翩翩合度”,为歌行体辟出了一条宽阔的新路。
上片重在赞扬赵晦之不以个人升沉得失萦怀的胸襟和品德。开头一句“贤哉令尹”,赞颂之情溢于言表。接着以“三仕已之无喜愠”来加以申述。这里运用了出自《论语·公冶长》篇中的典故,概括了赵晦之出仕与罢官两方面的经历,以及赵晦之的忘怀得失的主观态度。在官位观念极重的封建时代,赵晦之这种超脱的态度是十分难得的,所以苏轼以“贤哉令尹”相许。苏轼这样措辞,表达了苏轼对失官的友人的理解、敬重和宽慰。后两句转到说苏轼自己,很有点自愧不如、自惭形秽的意思。这是苏轼的谦虚,而苏轼对赵晦之的推重以及惜才的心理,也见于言外了。
下片紧承上片,写自己归隐田园的愿望。“二顷良田”,用了《史记》中的典故,带有几分幽默感。:当初由于“良田”全无,才走到仕途上来的。可是出仕与归田相比,苏轼此时企图选择的还是归田,“不如归去”。然而说是归田,却是无田。这下,苏轼不知道怎么办,在结尾处,苏轼打趣说:还是回去吧,要等到有良田不知是何年何月呢。由此可见苏轼归田(实际是退隐)心情的迫切。这样写,表现了苏轼在出处之间徘徊的人生态度,但主要还是为了进一层淡化赵晦之的功名心理,消除可能因罢官而引起的失落感,表明自己是同道之人。在当时情境下,这是最得体也最有效的宽慰之辞。
全词,采用对比、用典的写作手法,以散文句法入词,引用《论语》中的语句,以及陶渊明《归去来辞》中的语句,表达了苏轼体贴慰勉的情意。
全诗二十二句,离合成“鲁国孔融文举”六字。表示孔融字文举,鲁国(国相当于郡)人。每四句为一单位,离合成一新字,六字本应二十四句,但因“文”是独体字,只离不合,故只二十二句。
具体离合情况,以前四句为例。第一句渔父屈节,看不出要离哪一个字。第二句水潜匿方,才暗示“渔”字的偏旁“水”潜藏了,离得“鱼”字。第三句与时进止,第四句出行施张,暗示“时”(汉碑作“旹”)字的偏旁“出”(近似)远行了,离得“日”字。“鱼”与“日”合成“鲁”。以下五字,照此类推。值得注意的是古今字体不同,今又繁体简化,加上诗人又持灵活态度,故今天离合,不免有些困难。
这种离合诗,类似于春秋时代的廋辞,战国时代的隐语,魏晋至今的谜语、灯谜,在文化娱乐活动中,颇能引人入胜。
“诗言志”(《尚书·尧典》),“发乎情”(《毛诗序》)。严羽《沧浪诗话》据以重申:“诗者,吟咏情性也。”此篇离合体既是篇幅不短的四言诗,其中又有“我”,自然表达了诗人的情志。《文心雕龙·谐隐》云:“古之为隐,理周要务”,意思是它的用意同国家大事结合得很紧。细绎这诗,确是如此。诗人虽“遁辞以隐意”,但由于“志在靖难”,仍然情见平辞。
从《后汉书》本传看,诗人初入仕途,即检举中官亲族,陈对罪恶,言无阿挠。后居九列,则对曹操书疏倨傲。时人脂习与融相善,每戒融刚直,责令改节,也没听从。此诗“与时进止”,“隐曜”、“韬光”,似乎不是出自诗人之手。但事物往往是复杂多变的。郗虑承望曹操风旨,以微法奏免融官。诗人要矢志不渝,就只能改变斗争策略和方法,以退为进,这即此诗的主旨。可以推测,此诗的创作时间,应在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即其免官三年以后。
开头四句,提纲挈领,宣示了今后的斗争策略。屈节即折节,他觉得应该折节易行,像渔父一样在水乡潜藏,隐匿方直个性。不是长往而不反,“与时进止”,时机一至,还得“出行施张”,大展“靖难”素志。《易·乾·文言》:“与时偕行”。又《艮·彖辞》“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两句秉承《周易》哲理,作为指导今后行动的纲领。“吕公”四句,用吕尚隐钓渭滨的典故来比况自己今后的潜隐不言。一“饥”一“钓”,写出了吕尚卖食棘荆、屠于朝歌、钓于渭滨、初时仅为劳动谋生的纯朴形象,及其闭口不言政治的原因。当然还有更大原因:“九域有圣,无土不王”,殷王朝君临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吕尚开初是不敢也不暇谋人之国的。以上八句是第一段。
“好是正直,女回予匡”,转而追溯自己斗争历程。“好是正直”是《诗经·小雅·小明》成句。好,爱。“女”,通“汝”。“回”,奸邪不正,包括了董卓、刘表、褒绍、袁术、曹操等军阀。《后汉书》本传云:“会董卓废立,融每因对答,辄有匡正之言”,“及献帝都许,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论建渐广”。正是这种正色立朝的高志直情,博得了史家范晔对他所做的“山有猛兽者,藜藿为之不采”的赞叹。他不只是让奸雄害怕而已,他还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措施。以下两句就此展开描述。“海外有截”见《诗经·商颂·长发》,其上句为“相土烈烈”,原是歌颂契的孙子相土的。相土在夏后之世,承契之业,入为王官之伯,威武烈烈,四海之外,截尔整齐,皆守其所职,不敢内侵外畔。诗人引此,亦以自励,表达了一匡天下的远大抱负。但空有抱负还不能济事,“隼逝鹰扬”,表现了诗人为实现抱负而要采取的行动和姿态。逝、扬同义,即鹰隼飞扬。《诗经·大雅·大明》“时维鹰扬’,描写将帅勇武,如苍鹰搏击,勇猛迅速。《左传》引臧文仲教子事君的话说:“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诗人在《荐祢衡表》中说:“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这些都是这诗句的注脚。
以上四句写的是诗人的黄金时代。感情炽烈,令人神往。以下写反曹斗争的失败、原因及退却。“六翮不奋”,当是暗喻祢衡被逐、董承等被诛、及诗人自己被黜等一系列曹操排斥、屠戮反对派的事件。班固《拟连珠》:“臣闻鸾凤养六翮以凌云,帝王乘英雄以济民。《易》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六翮”、“羽仪”均喻辅佐王朝的英雄、表率。六翮不能奋飞,正是诸人被逐、被诛、被黜的形象描写。祢衡《鹦鹉赋》:“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清人何焯评这赋说:“全是寄托,分明为才人写照。正平(祢衡)豪气不免有樊笼之感,读之为之慨然。”然则这诗句还暗喻献帝和自己均由此而有樊笼之感和俯仰由人之痛。班固所引《易》,是《渐》上九爻辞。意思是鸿鸟渐进,至于高顶,进处高洁,其羽乃可用为物之仪表,可贵可法。这诗句说“羽仪未彰”,则说明渐进还没至高位,羽毛还不可用为仪表,暗喻时机还不成熟,力量还不雄厚。董承等人轻举妄动,结果招致失败,引来杀身之祸。血的现实既然如此,诗人便转入退却。
以下几句,详说“退却”,回应到开头。“龙蛇之蛰”见《易·乾·文言》:“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求伸、存身,互文见义。诗人引此成句,意在不是消极存身,而应积极求伸,待时而动。“俾也可忘”见《诗经·邶风·日月》。也,之,代词。要麻痹对手,使自己成为可忘之人,不加戒备。“玟璇隐曜”以下五句都承上蛰伏铺开描写。“放言”有二解。《论语·微子》“隐居放言”,包咸注曰:“放,置也,不复言世务也。”《易·坤·文言》:“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括囊,闭束袋口,后因以比喻闭口不言。可见这两句不求名利,不言世务,亦非消极存身,而在谨慎进取。
“按辔安行”,压住缰绳,使车马安闲徐进。这一句似乎是承上“放言深藏”,表现诗人悠然自得的隐士生活。然而下面“谁谓路长”,一句兜转,锋芒毕露。它与《论语·泰伯》“任重而道远”、《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相反,是一种真理在手,胸有成竹,稳操胜算的乐观信念,这也再现了诗人在青州被围,“流矢雨集,戈矛内接”的危急情况下,“隐几读书,谈笑自若”,从容镇定的可爱形象。这首诗的确是诗人免官后的行事准则。孔融在免官后年余,又拜太中大夫,退居闲职,宾客日盈其门,融常叹曰:“坐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他确实做到了没有失言。后来路粹枉状杀他,只好算老帐,抓他二十年前在北海说的和十年前与祢衡说的所谓“大逆不道”的话,而这些话尽是路粹和曹操的夫子自道,曾教鲁迅发笑过的。人为刀俎,己为鱼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曹操们太卑鄙了。所以苏轼作《孔北海赞》曰:“文举在天,虽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视公如龙,视操如鬼。”(《东坡集》卷二十)
这首诗的艺术特征,也有值得一谈的地方。首先,此篇是政治抒情诗,却用离合体来表达,一身二任,难度很大;若无高超笔力,难免顾此失彼,无异作茧自缚,旱海行舟。但在言出祸随的黑暗时代,不是回互其辞使人昏迷的离合体,又难以表达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诗人匠心独运,因难见巧,居然写得珠联壁合,两全其美,凑泊无迹,浑然天成。正如《文心雕龙·风骨》引刘桢语说的:“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
其次,使事用典,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经常运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但堆垛故实,翻腾旧句,则又如眼着金屑,不能卒读。而这首别有寄托的离合体则不然,它借重经史成句以售其巧,典故越习见,越多,表达效果反而越好。诗人因利乘便,正好“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若有意,若无意;若连贯,若不连贯。久经咀嚼,义蕴深远。加上“四言文约意广”(钟蝾《诗品序》),一字又可虚涵数意,故能广包众理,耐人寻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好调动欣赏者的再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