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写深深之恋，颇有李商隐《无题》的韵味。李诗写别后相思，希望有人传书递简：“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欧词写虽有青鸟传信，却仍不能相唔之苦。
作者表现这种缠绵悱恻之情，出以含蓄之笔，构思跳跃性较大，是其特征。“见好花颜色，争笑东风。双脸上，晚妆同。”这四句无难字，字无僻义，写的是女子貌美如花，其超忽处在忽见春花，忽生联想，轻灵自然，比喻而兼有起兴作用。需要思考的是见者，思者是谁，如系女子，迹近自夸，不免减色，所以突兀而起的一句主语是作为男子的抒情诗主人公。他在无边的春色中看见在东风里摇曳而色泽艳丽的花，就好像又一次目睹了自己所爱的那位女子晚妆后的容颜。可惜一见之后，她孤处深闺，连春光也难以照射进去。他想象她和自己一样别后不能重逢，一定十分痛苦。“三五夜，偏有恨，月明中。”农历十五日夜，月亮圆了，清辉在地，按常情正是令人赏心悦目之际，可她偏有幽恨。这样连用三个三字句便把女子月圆人不团圆的悲感和夜不成眠的苦况含蓄地写出来了，堪称神妙之笔。
如果说上片是写词人眼中、心中的女子，那么下片是写词人自己的“偏有恨”和热望获得幸福生活之情了。从上片的描写看，词人确实是绵绵相思，不能自己。他虽然“信曾通”，但仍无缘相见，一个“曾”字写出了时间之久，失望之大。“满衣犹自染檀红”是睹物伤怀，回忆往事。唐五代妇女涂口唇或晕眉喜用檀。韩偓《余作探使因而有诗》说“檀口消来薄薄红”。汤显祖评此词专论说：“画家七十二色中有檀色，浅赭所合，妇女晕眉色似之。唐人诗词惯喜用此。”作者这句是说当日相唔，女子啼哭时檀红染上了自己的衣服，而今只能空对啼痕了。想到这里，他羡慕起自由自在任意飞翔的双飞燕了：“恨不如双燕，飞舞帘栊。”欧词《贺明朝》下片也说：“碧梧桐锁深深院。谁料得两情，何日教缱绻？羡春来双燕，飞到玉楼，朝暮相见。”它可以移作“恨不如”两句的注释。
最后三句“春欲暮，残絮尽，柳条空”，以景语作结，把时光的流逝写得愈具体，愈生动，愈能强化相思之情，也能给人更多的回味。
思想内容
《学记》全文共1229个字，其篇幅短小精悍，内容相当丰富、精辟、深刻，是中国先秦时期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学记》是以《大学》为其政治基础，以《中庸》为其哲学基础的。其内容涉及教育作用、教育目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以及师生关系、教师问题等方面。
《学记》专门对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学制、学校管理和教育教学原则方法等有关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做了比较系统而精辟的概括和理论上的阐述，含有丰富的教育思想。
一、教育目的与作用
《学记》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一贯思想，把教育作为实施政治，进行社会管理的最有效手段，所以《学记》一开篇就用格言式的优美语言论述了教育的目的与作用。《学记》开篇指出，自古以来，凡是有作为的统治者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仅仅依靠发布政令、求贤就士等手段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统治者要想使百姓遵守社会秩序，形成良风美俗，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必须发展社会教化，通过社会教育手段，提高全体国民的文化素养和道德自觉来实现。另外，人虽具有天生的善性，但是，不接受教育，不经过努力学习，就无法懂得道理，更不能遵守”王者”的法令。这就像一块美玉一样，质地虽美，但不经过仔细地雕琢，就不能成为美器，古代的帝王深谙此理，他们在建设国家，统治人民的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发展教育，使其优先发展。
《学记》的作者以托古改制的方式，用格言式的精美语言阐发了教育在移风易俗和建国君民中的作用，强调了教育为社会政治服务的目的，从而把教育与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密切相联，尤其突出了教育的政治功能，形成了中国古代教育的突出特色。
二、教育制度与内容
《学记》在强调教育的作用，阐明了教育目的的同时，规划了学校教育制度，提倡建立严格的学校考核制度。
首先，《学记》的作者规划了教育体系。他提议在不同的地方行政机构中建立不同等级的学校，在中央建立国立大学和小学以形成纵横交错的教育网络，塾、庠、序、学就是设在家、党、术、国的学校。这一提议对中国古代教育体制的形成影响极大，汉代以后，逐渐形成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并立的教育体制。其次，《学记》的作者提出了确立学年编制的设想。他主要谈到了大学的修业年限和时间安排。他把大学的教育划分为“小成”和“大成”两个阶段。“小成”阶段学习年限为七年四级，“大成”阶段为二年一级。这是古代学校教育中最早的关于年级制的设想。
《学记》提倡大学必须建立严格的成绩考核制度，平时的小考要经常进行，大的成绩考核要每隔一年进行一次，每次考核必须有明确的标准。大学每年都招收新生入学，大的成绩考核每隔一年进行一次：第一年考察学生”离经辨志”，即给经书析句分段的能力和学习志趣；第三年考察其是否“敬业乐群”；第五年考察其是否能够做到“博习亲师”；第七年考察其“论学取友”的能力，符合标准的，叫“小成”；再过二年即九年考察学生能否做到“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即对知识能融汇贯通，其思想和行为皆能坚实不移，符合标准的就叫“大成”。
《学记》指出，天子委派的政府官员或天子本人不到夏季大祭完毕，不要到学校里来视察和考核学生的学业成绩，以使学生有更充裕的时间按自己的志趣从容地学习。这种天子视学制度后来被继承下来，成为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优良传统。
由此可见，《学记》所提倡确立的成绩考核制度具有循序渐进，智德并重的特点，反映了中国古代教育重德重智的传统。
三、教育原则与方法
《学记》总结先秦以来教育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从指出问题为切入点，提出教育、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原则和应该采用的方法。
首先，《学记》指出当时教育、教学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所谓“呻其占毕”就是教师只让学生大声朗读课文，而不让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多其讯言”就是只烦琐地提问，一味地教训、灌输，而不注意学生主动精神的培养；“及其数进而不顾其安”的意思就是在教学过程，教师只顾赶速度，抢时间而不考虑学生接受能力；“使人不由其诚”的意思是教学只从教育者的愿望出发，而不考虑学生的内心需要；“教人不尽其材”是指教师不考虑学生在个性及才能上的差异，教学一刀切，没有因材施教。这几大弊端对教学工作的危害极大，它导致学生讨厌学习和怨恨教师，把学习当成是痛苦的事情，而体会不到其中的乐趣，这样虽然表面上看学生是每天都在学习，但却在学业上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步，即使勉强结束了学业，也会很快遗忘掉。
为了纠正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学记》论述了“教之所由兴”和“教之所由废”的道理，提出了教学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与方法，即“预时孙摩”四条重要教学原则：一、“预”，就是预防为主的原则。《学记》提倡“禁于未发”，即当学生的坏思想、坏毛病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实践证明改造旧的要比塑造新的艰难得多，正如《学记》所言，“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所以无论是文化知识的教学，还是道德品质的养成，都应坚持预防为主，塑造为主，改造为辅的原则。二、“时”，就是“当其可”，是及时施教的原则。《学记》要求教学必须把握住恰当的时机，及时施教。这具体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青少年要适时入学，在最佳的学习年龄入学读书，莫失良机；二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把握住施教的关键时机，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当学生对知识有强烈渴求的时候，给予及时点化。否则，错过了学习的最佳年龄，错过了形成某种心理品质的关键期，“勤苦而难成”。三、“孙”，就是“不凌节而施”，即循序渐进的原则。《学记》强调“学不躐等”，其主要意思：一是必须考虑学生认识活动的顺序，即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安排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二是遵循科学知识内部的逻辑系统进行教学，否则“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四、“摩”，就是“相观而善”的原则。《学记》强调师友之间的切磋琢磨，互相取长补短，在集体的研讨、争鸣、竞争中借助集体的力量共同进步。否则，如果一个人孤独地学习，脱离集体环境拒绝学友的帮助而闭门造车，必然造成“孤陋而寡闻”的窘态。但是，择友又必须要慎重，如果与不三不四的人结交，不仅不能达到“相观而善”的目的，反而还会违背师长的教诲，甚至荒废了学业，正所谓“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
《学记》对中国教育史，也是对世界教育史的最大贡献还在于它首次提出了长善救失、臧息相辅的教学原则，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以来倡导的启发诱导，即善喻的教学原则。
长善救失原则：《学记》指出在四个方面的缺点或失误，或贪多嚼不烂；或知识面太窄，片面专精；或避重就轻；或浅尝辄止，畏难而退。这四种缺点是由于学生学习时的心理状态不同所造成的，即“心之莫同也”。做为教师，必须了解学生的学习心理，了解不同学生之间的心理差异，做扬长避短，补偏救弊的工作，促进学生的正常发展。
臧息相辅原则：《学记》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善于处理好正课学习与业余爱好之间的关系，使正课学习有主攻方向，业余爱好广泛多样，而且使业余爱好有助于正课的学习。它指出业余爱好即“居学”可以辅助正课学习，因为如果课外不弹奏各种乐器，课内就不能熟练地学习琴瑟；课外不学习歌咏，不吟咏杂诗，课内就不能深刻地理解《诗经》；课外不练习洒扫应对进退这些杂事，课内就不能很好地学习礼仪。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正确处理课堂学习与业余爱好之间的关系，使正课学习，即“藏”有主攻方向，学有所成（修）；业余爱好，即“息”活泼多样，饶有兴致，使整个教学活动成为张弛有节、严肃活泼的愉快过程。
启发诱导，即善喻原则：《学记》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鼓励学生积极思考，使教学过程成为师生双边共同活动的过程，这是从教必须遵循的指导性原则。它指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启发诱导。引导学生却不要硬牵着他们的鼻子走，这样才能使师生之间和悦相亲；对学生严格要求，但却不要压抑其个性与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感到学习虽有压力但却容易达到目标，不至于“苦其难而不知其益”；引导学生打开思路，但不要急于提供现成的答案，才能养成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在教学过程中真正做到了“和易以思”，就算是善喻了。这是《学记》对孔子启发诱导教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四、教学管理与教师
《学记》提出了学校管理的具体措施，首先特别重视大学的入学教育和对学生日常行为的管理。《学记》把入学教育作为大学教育的开始，要求在开学当天，王子率领文武百官亲临学宫，参加典礼，用新鲜的蔬菜、水果等祭祀先圣先师，以表示尊师重道之意。开学典礼结束后，新生入学首先学习的内容是《诗经·小雅》中《鹿鸣》、《四牡》和《皇皇者华》三首君臣宴乐的诗。这是为了告诉学生，大学教育是培养政府官员的，上了大学就是”官其始也”，就等于踏上了仕途的第一步，就要思考如何才能做一名忠于君王、勤政爱民的好官。入学教育结束之后，进行日常教学工作。教学过程中有一定的训诫仪式。上课时，学生只有听到鼓声才能打开书箧取书，目的是培养学生对待学业的严肃认真的态度。教师上课之前应准备好惩罚学生的教鞭（即”夏楚”），目的是严肃课堂纪律，使学生不敢因懈怠而荒废了学业。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经常考察学生的学习状况，及时发现问题，进行正确引导，但不要指手画脚说得太多，要给学生独立思考的余地，让学生充分体会学习的乐趣，培养强烈的求知欲和自学能力。年幼的学生要注意多听少问，依循由浅及深的学习顺序，做到”学不躐等”。这是大学进行日常教育教学管理的基本规程和行为指南，明确具体，具有很强的可行性。
《学记》继承了先秦儒家，尤其是孔子和荀子重视教师问题的传统，认为教育教学成败的关键在教师。有了好的教师，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可以得到斧正，不科学的内容体系可以获得调整，不明确的教育目标可以明确突出。关于教师的作用以及教师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学记》均有论述。
《学记》赋予教师以崇高的地位，用“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来形象地说明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主导作用。由于人才的成长离不开教师，社会的进步亦离不开教师，所以《学记》提出了尊师的思想主张。
《学记》提出教师的主要职责是“长善救失”。教师的责任是重大的，全社会都应尊重教师：“三王四代唯其师”，这就必然对教师应具备的素质提出很高的要求。教师应该具备“为长”“为君”的素质。
《学记》具体谈到教师应具备的素质，则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具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和道德觉悟，因为“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二是要有广博的知识。“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也其听语乎”，只靠事先备好的课，然后照本宣科，背诵现成的答案，是当不好老师的，做一名合格的教师，必须有广博的知识基础，且精通自己所教授的专业知识，做到博大精深，能够随时回答学生所提出的问题，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三是要懂得教育规律。知道“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的道理，“然后可以为人师也”；要灵活地运用教育原则和方法，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做到“博喻”，即善于启发教学。既了解所传授知识的重点、难点，又洞悉学生资质方面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地教学是一个合格教师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四是要求教师必须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意思是说，教师在讲解问题的时候，应该做到语言简明而透彻、精微而稳妥，举例不多但却具有典型性，能够充分地说明问题。
关于教师如何进行自我提高的问题，《学记》在世界教育史上首次提出“教学相长”的命题。“教学相长”本意是指教师自身要不断地向书本学习和向教育实践学习。由于这两种学习活动的相互推动，才使得教师不断进步，因此，《学记》提倡教师一方面必须向书本学习，只有学习才能发现自己在知识积累上的缺陷和不足，使自己不断进步，这是自我提高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就是要在教学实践中学习，在教学实践中发现自己还有给学生讲不明白的问题，即“知困”，才能促使自己自强不息，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只有通过“学”的实践，才会看到自己学业方面的差距；只有通过“教”的实践，才会看到自己知识和经验方面的贫乏。看到差距，才能力求上进，看到贫乏，才能鞭策自己，从而得出“教学相长”的结论。后来也将“教学相长”引申为师生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彼此激励的辩证统一关系。无论是本义，还是引申义，“教学相长”命题的提出都是《学记》对世界教育史的重大贡献。
《学记》主张课内与课外相结合，课本学习和实际训练相结合，既要扩大知识领域，又要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学记》重视启发式教学（“开而弗达则思”），重视教学的循序渐进（“不陵节而教之谓孙”），强调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机，培养学生学习的自觉性；重视因材施教；主张从了解学生学习的难易，才质的美恶，作为启发诱导的依据；主张由浅入深，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的教学顺序，并且提出一条积极性的教育原则，即要在学生不良的行为没有发生前，引导他们向善的方面发展；并指出在学习过程中同学之间要取长补短。
艺术特色
《学记》是中国古代教育理论、教学原则、教学方法的总结。它的语言多用对比，从正反两方面论述，得出简明的结论，而没有采取滔滔论辩的方法，但其论辩性仍旧可以觉察得着的。比如“大学之法……然后可以为人师也”一段，开头用对比说明问题，先正后反，最后一句总结，条理井井，使人一目了然。
《学记》在论述中，多采用排比的方式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然后得出结论，简洁鲜明，不枝不蔓。比如“虽有嘉肴……教学相长也”一段，先运用类比的手法引出要阐明的观点，强调学与教的关系，最后归纳出教和学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的结论，思路清晰，文势流畅，层层递进，文气贯通，给人一气呵成之感。
史达祖本来是一位“婉约派”的词人。前人之所以盛赞他，主要是因为他具有那种婉丽细腻的词风。其实，他的词风并不局限于“婉约”一路。像这首词，就抒发了他胸中不常被人看见的豪气激情，在风格上也显得沉郁顿挫、激昂慷慨，语句铿锵，意境深沉，运笔稳健，充满了激荡今古的豪气。这就可以大大帮助读者加深对其人、其词的全面了解。
中秋海潮，是大自然的壮观景象。早在北宋，苏轼就写过《八月十五看潮五绝》，其首绝曰：“定知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月寒。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南宋辛弃疾也写过《摸鱼儿·观潮上叶丞相》等上乘之作。史达祖这首题为“中秋夜潮”的《满江红》，在某种程度上看，就正是继承苏、辛“豪放”词风之作，它写出了夜潮的浩荡气势，写出了皓洁的中秋月色，更借此而抒发了自己胸中的一股激情，令人读后产生如闻钱塘潮声击荡于耳的感觉。
因为是写“中秋夜潮”，所以全词就紧扣海潮和明月来写。开头两句“万水归阴，故潮信盈虚因月”，即分别交待了潮与月两个方面，意谓：水归属于“阴”，而月为“太阴之精”，因此潮信的盈虚——潮涨潮落，皆与月亮的圆缺有关。这里所用的“归”和“盈虚”两组动词，就为下文的描写江潮夜涨，蓄贮了巨大的“势能”。大江东去，这其中本就蓄积了许多的“力量”。此时，在月球的引力下，它又要返身过来，提起它全身的气力向钱塘江中扑涌而去，这是非常壮观惊险的。故而在分头交待过潮与月之后，接着就把它们合起来写：“偏只到，凉秋半破，斗成双绝”。只有逢到每年的中秋（即“凉秋半破”时），那十分的满月与“连山喷雪”而来的“八月潮”（李白《横江词》：“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才拼合成了堪称天地壮观的“双绝”奇景。它们“壮”、“奇”之所在，以下两句即分写之：“有物揩磨金镜净”是写月亮，它似经过什么人把它重加揩磨以后那样，越发显得明亮澄圆：“何人拏攫银河决”是写江潮，它就像银河被人挖开了一个缺口那样，奔腾而下。对于后者，不妨引一节南宋人周密描绘浙江（即钱塘江）潮的文字来与之参读，以加强感性认识。《武林旧事》卷三《观潮》条里写道：“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方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既而渐近，则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至于前者（中秋之月），则前人描写多矣，无须赘引。总之，眼观明月，耳听江潮，此时此地，怎能不引起惊叹亢奋之情？但由于观潮者的身世际遇和具体心境不同，所以同是面对这天下“双绝”，其联想和感触亦自不同。比如宋初的潘阆，他写自己观潮后的心情是“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酒泉子》），主要言其惊心动魄之感；苏轼则在观潮之后，“笑看潮来潮去，了生涯”（《南歌子》），似乎悟得了人生如“潮中之沙”（“寓身化世一尘沙”）的哲理；而辛弃疾则说：“滔天力倦知何事？白马素车东去。堪恨处，人道是、子胥冤愤终千古”（《摸鱼儿》），在他看来，那滔天而来的白浪，正是伍子胥的幽灵驾着素车白马而来。但是史达祖此词，却表达了另一种想象与心情：“想子胥今夜见嫦娥，沉冤雪。”这里的一个着眼点在于“雪”字：月光是雪白晶莹的，白浪也是雪山似地喷涌而来，这正象征着伍子胥的“沉冤”已经洗雪干净。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写时近中秋、月夜泛湖的情景道：“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又云：“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这实际是写他“通体透明”、“肝胆冰雪”的高洁人品。史词的“子胥见嫦娥”则意在借白浪皓月的景象来表达伍子胥那一片纯洁无垢的心迹，也借此而为伍子胥一类忠君爱国而蒙受冤枉的豪杰平反昭雪。这表明：史氏虽身为“堂吏”，胸中亦自有其政治上的是非爱憎，以及对于国事的关注之情。
下阕继续紧扣江潮与明月来写。“光直下，蛟龙穴”是写月，兼顾海：月光普泻，直照海底的蛟龙窟穴：“声直上，蟾蜍窟”是写潮，兼及月：潮声直震蟾蜍藏身的月宫。两个“直”字极有气势，极有力度，充分显示了中秋夜月与中秋夜潮的伟观奇景。“对望中天地，洞然如刷”，则合两者写之：天是洁净的天，月光皓洁，“地”是洁净的“地”，白浪喷雪；上下之间，一派“洞然如刷”，即张孝祥所谓“表里俱澄澈”的晶莹世界。对此，词人的心又一次为之而激动万分、“激气已能驱粉黛，举杯便可吞吴越。待明朝说似与儿曹，心应折！”这前两句，正好符合了现今所谓的“移情”之说。——按照这种“移情论”，在创作过程中，物我双方是可以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比如，把“我”的情感移注到“物”中，就会出现象杜甫《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之类的诗句；而“物”的形相、精神也同样会影响到诗人的心态、心绪，如人见松而生高风亮节之感，见梅而生超尘脱俗之思，见菊而生傲霜斗寒之情。史词明谓“激气已能”、“举杯便可”，这后两个词组就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这种激气豪情，正是在“光直下”、“声直上”的伟奇景色下诱发和激增起来的。——当然，这也与他本身含有这种激气豪情的内在条件有关。在外物的感召之下，一腔激情直冲云霄，似乎能驱走月中的粉黛（美人）；这股激情又使他举杯酌酒，似乎一口能吞下吴越两国。这两句自是“壮词”。一则表现了此时此地作者心胸的开阔和心情的激昂；另一则——如果细加玩味的话，也不无包含有对于吴王夫差、越王勾践这些或者昏庸、或者狡狯的君王，以及那当作“美人计”诱饵的西施的憎恶与谴责，因为正是他们共同谋杀了伍子胥。所以这两句虽是写自己的激气与豪情，但仍是暗扣“月”（粉黛即月中仙女）、“潮”（吴越之争酿出子胥作涛的故事）两方面来展开词情的，因此，并不能视为走题。末两句则“总结”上文，词人说：若是明朝把我今夜观潮所见之奇景与所生之豪情说与你辈（“儿曹”含有轻视之意）去听，那不使你们为之心胆惊裂才怪呢！词情至此，达到高潮，也同时戛然中止，如觉有激荡难遏的宏响嗡嗡回旋于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