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体诗专咏女子的一颦一笑，美态艳姿，内容上无甚可取，但在中国诗歌形式趋于完美的过程中，宫体诗也曾起过相当的作用。它们所歌咏的对象本身只是一种形式的美，因而追求辞藻华美、句式工整也就十分自然了。这首诗就体现了这种倾向。乐曲旋律是哀怨的，诗的内容是轻薄的，主题只有三个字——写美人。
“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首句描写环境，用“丽宇”“芳林”“高阁”三个意象来刻画后宫的华美精巧，表现这群美人生活的优越。丽宇高楼掩映在散发香气的花园内，以环境之美衬托人物之美。“高阁”即指临春、结绮、望仙三阁，作者要赞美的人就会聚在这里。次句是对这群美人的初步描绘，说她们生来就长得美丽，经过时新的修饰打扮，就更有“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姿色了。这两句写景和写人都没有什么特色，显得比较空泛而未见精彩，凭借空泛的“新妆艳质”就能倾城是实足的宫体诗八股，任何女子都适用。
“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从嫔妃们见驾时的种种情态中写她们的活泼可爱，将美人一瞬间的艳态刻画得淋漓尽致，颇具神韵。她们从高阁内走出来时，到门口就停住脚步，好像京剧中主角出场时的一个亮相。她那美艳的神彩映照着门户，窈窕体态好像凝结在那里。“凝娇”一词尽管有点抽象，但仍能把站着不动的美人的神态传出，雕琢得颇见工夫。“出帷含态笑相迎”，写的是她们迎接后主的情态。后主每次去她们那里，她们总是含情脉脉，仪态万方，笑盈盈地从内室出来迎接。接迎时的喜笑正与应召时的“不进”相对照，风流天子更要喜出望外了。前句是写静态的美，后句是写动态的美，由此将娇柔万状、姿态妩媚的女性形象描绘得呼之欲出了。
“妖姬脸似花含露”，妖冶的美人脸蛋像带露的鲜花，含苞欲放，艳丽可爱，充满着青春的活力与女性的柔美。“玉树流光照后庭”是全诗的精华，比喻、照应俱佳。“玉树”照应“含态”，说美人的体态像玉树临风，婀娜多姿。“流光”照应“映户”，说美人的神采好像流动的光辉，闪烁不定。鲜花、玉树虽是两个常用的比喻，但用在对她们的“凝娇”“含态”作了生动的描述之后，就富有表现力，颇具耀眼的光彩、飞动的气势。全诗就此戛然而止，以“后庭”回应“高阁”，使结构紧凑，同时也以热烈的气氛使这首赞歌达到高潮。
由此看来，这首诗不过是描写女性的宫体诗而已，其内容本身虽不足褒，却也不足深贬。至于在艺术表现上，这首诗更有其可取之处。它描写女性不作烦琐细密的刻画，用词也绝不恶俗，而只是着意于对美丽嫔妃的资质、情态的形容，力求略去美人的“形”，而写出美人的“神”。所以，它虽是宫体，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净化了宫体，这不能不说是作为诗人的陈叔宝在诗歌创作上的突破。
这首小词可谓字字哀婉，句句凄切，爱国情思通贯全篇。汴京原是宋朝故都，特别是上源驿原是宋太祖赵匡胤举行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奠定宋朝基业的发祥地。可是经过“靖康之变”，这儿竟成了金人的天下。如今韩元吉来到这宋朝的故都，宋朝的发祥之地，江山依旧，人物全非，怎能不凄然饮泣？
词的上片运用了一个情境与它相似的历史事件，抒写此时此际的痛苦。据《明皇杂录》记载，天宝末年，安禄山叛军攻陷东都洛阳，大会凝碧池，令梨园子弟演奏乐曲，他们皆欷?#91;泣下，乐工雷海青则掷乐器于地，西向大恸。诗人王维在被囚禁中听到这一消息，暗地里写了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宫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诗中描写了战后深宫的荒凉景象，表达了自己的哀苦心境。韩元吉此词，在措词与构思上，无疑是受到这首诗的影响。但它所写的矛盾更加尖锐，感情更加沉痛。
因为作者是直接置身于矛盾冲突之中，对心灵的震动更甚。“凝碧池”虽是以古喻今，属于虚指，而着一“旧”字，则有深沉的含义。偏偏就在这宋朝旧时“虏使迎饯之所”，听到宋朝旧时的教坊音乐，“汉使作客胡作主”，整个历史来了一个颠倒。这对于一个忠于宋朝的使者来说，该是多么强烈的刺激！上源驿的一草一木，教坊乐中的一字一腔，无不震撼着他的心灵，于是词人不禁发出一声感叹：“多少梨园声在，总不堪华发！”这是一个从声音到外貌的转化，其中蕴含着复杂的心理矛盾，包藏着无比深沉的隐痛。因为这音乐能触发人的悲愁，而悲愁又易催人衰老，所以说“总不堪华发”。词人以形象精炼的言语，道出了自己在特定环境下复杂心理活动，手法是极其高明的。
词的下片，构思尤为巧妙。开头两句，既点时间，亦写环境，并用杏花以自拟“杏花无处避春愁，也傍野烟发。”以虚带实，兴寄遥深，其中隐有深刻的含义。所谓写实，是指杏花在二月间开花，而汴京赐宴恰在其时。金人的万春节在其中都燕山（今北京市）举行庆典，韩元吉此行的目的地为燕山；其到汴京时间，当如前引陆游诗所云在二月中间。杏花无法避开料峭的寒风，终于在战后荒凉的土地上开放了；词人也象杏花一样，虽欲避开敌对的金人，但因身负使命，不得不参与宴会，不得不聆听令人兴感生悲的教坊音乐。词人以杏花自喻，形象美丽而高洁；以野烟象征战后荒凉景象，亦极富于意境。而“无处避春愁”五字，则是“词眼”所在。有此五字，则使杏花人格化，使杏花与词人产生形象上的联系。此之谓美学上的移情。“野烟”二字，虽从王维诗中来：“杏花”的意念，也可能受到王维诗中的“秋槐”句的启迪，但词人把它紧密地联系实境，加以发展与熔铸，已浑然一体，构成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艺术品。
结尾二句仍以拟人化的手法，抒发心中的悲哀。北宋汴京御沟里水，本是长年流淌的。可是经过战争的破坏，早已阻塞干涸了。再也听不到潺潺流淌的声音。这在寻常人看来可能没什么感觉，可是对韩元吉这位宋朝的使臣来说，却引起他无穷的感怆，他胸中怀有黍离之悲，故国之思，想要发泄出来，却碍于当时的处境。满腔泪水，让它咽入腹中。但这种感情又不得不抒发，于是赋予御沟流水以人的灵性，说它之所以不流，乃是由于理解到词人内心蕴有无限痛苦，怕听到呜咽的水声会引起抽泣。这样的描写是非常准确而又深刻的。人们读到这里，不禁在感情上也会引起共鸣。
此诗只用七句话，简洁地叙述了周初三王对周王朝作出的贡献，重点称赞了周成王为完成先王事业所作的努力。全诗七句中有五句赞美成王，只有开头一句涉及天，表现了周人敬天的同时，更重视人为的努力。
此诗开头，祭成王不从祭主入手，却上溯到文、武二王，再追溯到昊天，似乎有些离题。其实这并不难解释，成王受命于文、武二王，文、武二王又受命于天，所以从天入手，以示成王与文、武二王一脉相承，得天之真命。首二句是全诗的引子，其作用犹如赋比兴中的兴，后五句才是全诗的主体。成王是西周第二代天子，声望仅次于文、武二王，与其子康王齐名，史称“成康之治”。《史记·周本纪》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天下之所以安宁，是因为“成王不敢康”，此与《离骚》所说的“夏康娱以自纵”正相对照。“夙夜基命宥密”伸足“不敢康”之意，一正一反，相得益彰。按此句最难理解。《礼记·孔子闲居》有：“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无声之乐也。”’郑玄注：“其，读为基。基，谋也。密，静也。言君夙夜谋为政教以安民，则民乐之。”陈子展《诗经直解》谓“此句旧解唯此郑注较为明确”；《尔雅·释诂》亦曰：“基，谋也。”正与郑注同义。第五句的“缉熙”是连绵词，不应分解，《大雅·文王》有“於缉熙敬止”，《周颂·维清》有“维清缉熙”，《周颂·载见》有“俾缉熙于纯嘏”，都作光明解，兹亦依之。最后一句的“其”等于“之”，“肆其靖之”等于“肆之靖之”，也就是“巩固它安定它”的意思。文王、武王开创的周朝在成王时得以巩固、安定、这就是祭主一生的功绩。
这是一首描写游子春日思家之词。叙述上，曲折穿插，错落有致！所抒情感，强烈真挚，而且呈现出起伏跌宕的变化。
开头两句写春景：梅花初落，庭榭之间余香犹存；芳草已长，池塘岸边一片新绿。这一派园林春景是怎样被主人公关注的呢？说到这里，此词叙述方法上的特点就显示出来了。“春恨最关情，日过阑干曲”，这两句看似平易，其实它所表达的内容却是相当深入，相当曲折的。首先说“关情”，情之所钟，倾心关注。为什么关情于春景？对于游子来说，春景引发春恨，春景越鲜明、越绚丽，春恨也随之越浓烈、越深沉。这春恨，就是离别相思之恨，而此词的突出特点就是写出了这春恨由萌生恨到发展的恨间进程。“日过阑干曲”，每日每恨的行经园中曲阑的恨候，主人公都在留心地观察春天的消息，梅花的开落、景色的种种变化，都恨随地地收录在了他的记忆之中。也就是说，主人公是眼看看暮春天这个引人恨事的季节一步一步来到了人间。如今刚刚到早春的恨候，梅香未散，芳草乍绿，已经让他“春恨最关情”了——不待言者，接踵而至的“春老”、“春归"，亦即草长莺飞、落红狼藉的景象，又将使我们的主人公更何以堪呢？上片四句，暗中交代了春来春去的恨间流程，同恨也说明了春恨滋生与蔓延的轨迹，从而把这个“春”字写活了，引人沉思遐想，而且情不自禁地发出“元应叹息”的无限感慨，这种写法，当然是生动、深刻而且是传神的。下片则放言夸张，极力宣泄主人公的春恨。由于种种羁绊，尽管他对春光及其关情，却连看花的闲暇都没有。于是“看得花枝足”就成了他的急切要求。当然，词里所写只是喻指，及至点出“思家”二字。才算把全词的题旨挑明，实际是他要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