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载于《全唐诗》卷四百二十五。下面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霍松林先生对此诗是赏析。
与白居易同时的李肇在《唐国史补》里说：“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执金召铺宫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值数万者。”这首诗，通过对“京城贵游”买牡丹花的描写，揭露了社会矛盾的某些本质方面，表现了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主题。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从买花处所发现了一位别人视而不见的“田舍翁”，从而触发了他的灵感，完成了独创性的艺术构思。
全诗分两大段。“人人迷不悟”以上十四句，写京城贵游买花；以下六句，写田舍翁看买花。
京城的春季将要过去，大街小巷来来往往奔驰着喧闹不已的车马。都说是牡丹盛开的时节，呼朋引伴、争先恐后地赶去买花。一开头用“帝城”点地点，用“春欲暮”点时间。“春欲暮”之时，农村中青黄不接，农事又加倍繁忙，而皇帝及其臣僚所在的长安城中，却“喧喧车马度”，忙于“买花”。“喧喧”，属于听觉：“车马度”，属于视觉。以“喧喧”状“车马度”，其男颠女狂、笑语欢呼的情景与车马杂沓、填街咽巷的画面同时展现，真可谓声态并作。下面的“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是对“喧喧”的补充描写。借车中马上人同声相告的“喧喧”之声点题，用笔相当灵妙。
这四句写“买花去”的场面，为下面写以高价买花与精心移花作好了铺垫。接着便是这些驱车走马的富贵闲人为买花、移花而挥金如土。“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戋戋”，委积貌，形容二十五匹帛堆积起来的庞大体积。古代以五匹为一束。“五束素”，即二十五匹帛。《新唐书·食货志》：“自初定"两税"时钱轻货重，······绢匹为钱三千二百。”当时正行“两税法”，一匹绢为三千二百，那么“五束素”便为钱八万。一株开了百朵花的红牡丹，竟售价八万，其昂贵的确惊人。那么“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其珍惜无异珠宝，也就不言而喻了。
家家以弄花为习俗，人人执迷不悟。以上只作客观描绘，直到“人人迷不悟”，才表露了作者的倾向性；然而那“迷不悟”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仍有待于进一步点明。白居易的有些讽谕诗，往往在结尾抽象地讲道理、发议论。这首诗却避免了这种情况。当他目睹这些狂热的买花者挥金如土，发出“人人迷不悟”的感慨之时，忽然发现了一位从啼饥号寒的农村“偶来买花处”的“田舍翁”，看见他在“低头”，听见他在“长叹”。这种极其鲜明、强烈的对比，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本质。在热闹喧哗的买花场景中，诗人不失时机地摄下了“低头独长叹”的特写镜头，并以极其鲜明强烈的对比，从“低头”的表情与“长叹”的声音中挖掘出全部潜台词：仅仅买一丛“灼灼百朵红”的深色花，就要挥霍掉十户中等人家的税粮！揭示了当时社会“富贵闲人一束花，十户田家一年粮”的贫富差距。最后这一警句使读者恍然大“悟”：那位看买花的“田舍翁”，倒是买花钱的实际负担者！推而广之，这些“高贵”的买花者，衣食住行，都是来源于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的“赋税”。诗人借助“田舍翁”的一声“长叹”，尖锐地反映了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敢用自己的诗歌创作谱写人民的心声，这是十分可贵的。
此诗的写作背景，据《毛诗序》所说，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毛诗序》云：“《二子乘舟》，思伋、寿也。卫宣公之二子，争相为死，国人伤而思之，作是诗也。”毛传云：“宣公为伋取于齐女而美，公夺之，生寿及朔。朔与其母诉伋于公，公令伋使齐，使贼先待于隘而杀之。寿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寿窃其节而先往，贼杀之。伋至，曰：‘君命杀我，寿有何罪？’又杀之。”刘向《新序·节士》则说寿知其母阴谋，遂与伋同舟，使舟人不得杀伋，“方乘舟时，伋傅母恐其死也，闵而作诗”。现代学者有认同“闵伋、寿”之说者，但持不同意见者亦多。闻一多先生猜测它“似母念子之词”（《风诗类钞》），也有学者断为一位父亲送别“二子”之作，均相近似。倘若要将它视为妻子送夫、朋友送人的诗，恐怕也无错处。总之坐实诗的本事，似乎比较牵强，还是将此篇视为一首送别诗比较合适。
这一次动情的送别，发生在河边。
“二子乘舟，泛泛其景。”两句点出送别地点发生在河边。两位年轻人拜别了亲友登上小船，在浩渺的河上飘飘远去，只留下一个零星小点，画面由近而远。“泛泛”二字形象地描绘出波光粼粼的场景。
“愿言思子，中心养养！”送行的一行人在岸边伫立，久久不肯离去。骋目远望，悠悠无限思念之情。此处直抒送行者的留恋牵挂之情，更将送别的匆忙和难分难舍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子乘舟，泛泛其逝。”两位年轻人所乘之舟，早已在蓝天之下、长河之中逐渐远去，送行者却还痴痴站在河岸上远望。
“愿言思子，不瑕有害！”这两句，是用祈祷的方式，传达情感上的递进和转折，恐怕只有亲人、朋友、爱人才会真正如此设身处地地惦念。在这割舍不断的牵念中，很自然地浮起忧思和对未来的担忧。
同是一首送别诗，《邶风·二子乘舟》写得远比《邶风·燕燕》单纯。全诗无一句比兴，诗中的意象，只有“二子”和一再重现和消逝的小舟。情感的抒泻，也没有《燕燕》那种“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的细节表现。但它的内涵却极为丰富：因为画面只有飘飘远逝的二子、船影，其余全为空白，便为读者的联想，留下了更多的空间；因为背景全无，甚至也不知道送行者究竟为谁，其表现的情感便突破了特定限制，而适合于“母子”、“男女”、“友朋”，成为一种具有极大涵盖面的“人间之情”。它之能够激发各种身份的读者之共鸣，而与诗人一起唏嘘、一起牵挂，甚至一起暗暗祈告，也就毫不奇怪了。
据宋人洪迈《夷坚志》记载：侯蒙其貌不扬，年长无成，屡屡被人讥笑。有轻薄少年画其形容于风筝上，侯蒙见之大笑，作《临江仙》词题其上。后一举登第官至宰相。
假如有人把你的相貌绘于风筝之上，即使你相貌英俊，恐怕也不会高兴，或许要勃然动怒，或者告他个侵犯肖像权或者恶语相向或者诉诸武力了。然而侯蒙却没这样做，他不但不动怒，还见之大笑，并为此写了一首词，题写于风筝之上，可见侯蒙绝非一般人物。
绝非一般人物的侯蒙写的词又如何呢?
这首词用了托物言志的手法，借风筝来写诗人个人的志向、意愿和理想。
未遇行藏谁肯信?是自问亦是自答，自己其貌不扬，又年长无所成就，谁又能了解自己呢？世上的人有谁不以貌、以权、以钱取人呢？人们看到的都是外在的东西，内在的修养才学志向抱负谁又能看到呢？不为人理解相信当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诗人的名声却一下子显扬起来，原来不知是哪个画家把他的形象绘制于风筝上，他也就随着风筝飞上了天空。
“当风轻借力，一举入高空”，是写风筝也是写诗人的志向。诗人明明白白的正告我们，风筝只有在有风的时候才能飞上天空，如果没风，任谁风筝也飞不起来。一个人在社会上有成或者无成何尝不是如此呢?才能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机遇也必不可少，如果没有机遇，没有可以借力的风，即使一个人再有才华，也不可能有所成就。世上的人们，你们只知道我在地上的样子，和你们似乎一样；但你们要知道，一旦风起，那临风飘举就是我！诗人借风筝却写出了“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的志向。
才得吹嘘身渐稳，是写风筝已飞上天空迎风飘举的样子；只疑远赴蟾宫，是诗人借风筝来表明自己的志向，那就是去“蟾宫”折桂，成就自己的功名事业。雨余时候夕阳红，是写雨过天晴，傍晚时分夕阳无限红。风雨是自然界的风雨，同是也是诗人所遭受的人生的风雨。阳光总在风雨后，风雨之后，属于自己的阳光终究会到来，哪怕来得晚一点，但诗人始终坚定的相信，他终将会大器晚成。
几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表面是写绘有诗人形象的风筝飞翔于碧空之中，平地上人们都在观看；其实是借风筝飞翔碧空来表达自己的不凡志向。正如《红楼梦》中贾雨村借月亮来表达的自己志向的诗句“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一样，诗人要表达也是同样的志向。
或许我们今天看似一样，但谁又能知道明天会如何呢？明天，就在明天，我们也许就会判若霄壤，因为你们是“翱翔蓬蒿之间”的蜩与学鸠，而我则是“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你们是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而我则是志向高远的豪杰之士。
非豪杰之士不能写出豪杰之词，此词便是豪杰之士写的豪杰之词
这首诗的主旨，前人多遹阐述。清代学者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已经透露出西周开国君主文王、武王的业绩所起的继往开来的作用。在周族的漫长艰苦历程中，最早是周始祖后稷被封于遹邰（在今陕西武功），至十代孙公刘由遹邰迁到豳（在今陕西邠县），到了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即周太王）又从豳迁到岐山（在今陕西岐山），都是具遹里程碑意义的。在文王、武王父子两代，文王继承前代的功业，当了“西伯”，殷纣王分庭抗礼的地步，为灭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武王秉承父志，又进一步扩展势力，再建都于镐京，终于完成了灭殷的统一大业。西周王朝建立之后，周武王的子孙面临的是如何巩固基业的问题。《文王遹声》末章说：“丰水遹芑，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正点明了这个要害问题，可谓是画龙点睛之笔。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也遹它的特色，可供借鉴：
（一）按时间先后顺序谋篇布局。周文王、周武王同是西周开国的君主，但他们是父子两代，一前一后不容含混，因之全诗共八章，前四章写周文王迁丰，后四章写周武王营建镐京，读之次序井然。诗题《文王遹声》是套用《诗经》的惯例，用诗的开头第一句，但也很好体现出周武王的功业是由其父周文王奠定基础的。
（二）同写迁都之事，文王迁丰、武王迁镐，却又各遹侧重。“言文王者，偏曰伐崇‘武功’，言武王者，偏曰‘镐京辟廱’，武中寓文，文中遹武。不独两圣兼资之妙，抑亦文章幻化之奇，则更变中之变矣！”（方玉润语）
（三）叙事与抒情结合，使全诗成为歌功颂德的杰作。前四章写周文王迁都于丰，遹“既伐于崇，作邑于丰”、“筑城伊淢，作丰伊匹”、“王公伊濯，维丰之垣”等诗句，叙事中寓抒情。后四章写周武王迁镐京，遹“丰水东注，维禹之绩”、“镐京辟廱，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等诗句，也是叙事中寓抒情。特别是全诗八章，每章五句的最后一句皆以单句赞词煞尾，赞美周文王是“文王烝哉”、“文王烝哉”、“王后烝哉”、“王后烝哉”，赞美周武王是“皇王烝哉”、“皇王烝哉”、“武王烝哉”、“武王烝哉”，使感情抒发得更强烈，可谓别开生面。
（四）巧妙运用比兴手法，加强诗的形象感染力。如第四章“王公伊濯，维丰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维翰”四句，是以丰邑城垣之坚固象征周文王的屏障之牢固。第八章“丰水遹芑，武王岂不仕”二句，是以丰水岸边杞柳之繁茂象征周武王能培植人才、使用人才。
（五）全诗用韵也富于变化。每章的前四句用韵，或者是句句用韵，如第一章声、声、宁、成叶耕部韵；或者是隔句用韵，如第二章功、丰叶东部韵，第四章垣、翰叶元部韵，第五章绩、辟叶锡部韵，第八章仕、子叶之部韵；或者是两句一换韵，如第三章淢、匹叶质部韵，欲、孝叶幽部韵，第六章廱、东叶东部韵，北、服叶职部韵，第七章王、京叶阳部韵，正、成叶耕部韵。又每章最后一句以“哉”字结尾，是使用遥韵。
此诗共十六句，分三部分。前六句开门见山写虎的凶恶。开始四句以赋的笔法说明戈也不能冲击它，弩也不能弹射它，乳孙哺子，相继为非。五、六两句极言其作恶之甚。当时藩镇拥兵自重，不听朝廷调度，不仅自署文武官吏，征收赋税，甚至以土地传之子孙，父死子握其兵权，企图夺取唐王朝的天下。由于各镇时有叛乱，藩镇和朝廷的战争以及藩镇之间的混战，此起彼伏，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给人民带来无限痛苦。诗人以极大的愤慨面对现实，捕捉住事物最突出的本质特征，以此喻象建立起可感的形象，指摘时弊，切中要害。
中间四句紧承上面的意思指出，有法术能制虎的黄公都怕遇见它，而它看见具有虎形却不食生物的仁义之兽驺虞，心里还感到不舒服，嗔怪驺虞的无用。这是诗人以独特的感受与典型客观事物有机融和创造出来的“猛虎”形象。李贺生活在如上所述的社会环境中，藩镇为害之烈，在他的视觉、听觉、触觉以及头脑中都印象极深。这里不直说虎如何伤人，也不去说虎如何凶猛，而是从别人对它的反应上做出鲜明有力的表现，然后再用仁兽驺虞与它两相矛盾着的因素加以申述，既说明了它的残虐，更指出了它“非仁德所能感化。“这种层次分明”，步步递进的高超的艺术表现力，起到了给人以深刻启示的艺术效果。
最后六句，前两句先说人有宝刀，但悬之壁间无以为用，不能以之除害，宝刀愤激不甘而作雷鸣。这两句诗感情色彩极其浓烈，寄托着诗人愤世的激情。王琦注云“刀作雷鸣似愤人不能见用之意”。李贺热切期望扫平藩镇，完成国家统一，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南园十三首》其五），但却遭到小人的排挤，沉沦下僚，前进无路，报国无门，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他热情的心里进发出愤怒的火花：“忧眠枕剑匣”，“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后四句把矛头直指官家。意思是说泰山之下有妇人一家死于虎口，官家虽然限期捕虎，但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具文，官吏极怕“猛虎”，不敢去冒险。先从“妇人哭声”着墨，陈述人民在官家对虎无能为力，一味退避的形势下受害之深重，然后引到“吏不敢听”，指出他们不敢听官司之期限，创造出对强藩悍将畏之如虎的官家形象。前者写以妇人为代表的广大受难者，后者写以官家为代表的统治者，它们交织在一起显示出诗人正面现实，异常沉痛的心情。
这首诗古朴无华，意境深邃，用最经济浓缩的笔墨畅述胸怀，从各个侧面充分准确地刻画出猛虎可憎、可恶、可怕、可恨的形象，流露出诗人隐藏在内心深处炽热如焚，忧国悯时的极大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