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在一开始就直抒胸臆，顿感一种悲怆感伤的情绪油然而生。诗人在草堂的北窗独坐，极目北望，感慨万千。此联对仗极工，“南”、“北”二字迭用对映，以“南京” 对“北望”、以“南亩”对“北窗”。
颔联由抒怀转入描写在成都的客居生活：“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此情此景富有诗情画意，是一种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乡野生活。波光云影伴着棹声、嬉闹声，杜甫望着眼前这位同他患难与共的糟糠之妻杨氏，两鬓业已有些斑白，细细的皱纹开始悄悄爬上了曾经细嫩的面庞，回想起和她一起看过的风景和一起走过的人生旅程，今生有伊相伴，纵然再苦也甘之如饴，这或许就是一起吃苦的幸福吧。想到这里，杜甫内心深处的感情犹如潮水从心底奔涌而出，多年漂泊与流离的苦痛和如今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幸福，两种冰火两重天的情感交杂在一起，最终化作颈联“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这两句。“俱飞蛱蝶”和“并蒂芙蓉”，如双栖鸳鸯一般，都是成双成对的，象征着夫妻或两个相爱的恋人双宿双飞，永不离分，唯美的梁祝化蝶所表达的也正是此意。
末联诗人又把游走的思绪拉回现实中来，将视线转移到随艇携带的“茗饮”和“蔗浆”上来。“茗饮”这一叫法最早出自三国曹魏张揖的《广雅》一书中：“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可见，在三国时期，荆巴一带（今湖北、四川交界一带）把茶汤称作“茗饮”，而且煮饮的方式也比较特别。另据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记载：“菰稗为饭，茗饮为浆”，“时给事中刘镐，慕肃之风，专习茗饮”。“茶”字最早首见于唐显庆中（656～661年）苏恭的《本草》中，距离杜甫写此诗的时代已有百余年，而成都位于巴蜀一带，自古以来就是饮茶成风，这在张载的“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登成都白菟楼》）中可窥见一斑。杜甫在诗中用“茗饮”而不用“茶”，足见他移风易俗，受当地饮茶习俗影响颇深。诗人在尾联中至少寄寓了两层意思：一是道出他的人生滋味，二是表达他的人生价值观。于杜甫而言，他的人生只有“苦”和“甜”两味，而且苦是远远多于甜的，早年多舛的命运和后来的尘埃落定恰如这清苦的“茗饮”和甘甜的“蔗浆”。他与妻子经历了多少的离别、思念之苦，如今能手牵手、肩并肩同乘一艇，是在尝尽苦辛之后换来的甜蜜，来之不易。“茗饮蔗浆携所有”，把苦茗与甜蔗都同置一艇上，时饮茗来时饮浆，时苦时甜，恰如在回味一段人生。至于人生价值观，在此时的杜甫眼里，茗饮蔗浆都用普通的再也不能普通的瓷坛来盛放，一点儿也不逊色于精美的玉缸。瓷坛与玉缸，虽功用相同，内涵却有天壤之别，一朴质，一奢华；一象征着简淡平凡的生活，一象征着穷奢极恶的生活。诗人认为“瓷罂无谢玉为缸”，意味着他的人生价值观发生了重大转变，由追求显达仕途转变成追求陶然田园，由勃勃雄心转变成淡泊宁静，这一过程也诚如茶由醇厚渐转淡薄的过程。
天岂无情？天也解、多情留客。向向暖、朝来底事¹，尚飘轻雪？君过向来纡²组绶(shòu)³，我应归去耽(dān)⁴泉石⁵。恐异时、怀酒忽相思，云山隔！
这是一首送别词，题目交代了写作缘由。词作直抒惜别之情，委婉深挚，亲切感人。
词一开始，便写友情难舍之意：“天岂无情？天也解、多情留客。”这是借“天气”写“人情”。说天也懂得多情留客，那么，人意岂不比天意更切？不言已，而言天，这是借景抒情的曲致，深婉而又自然之笔。为了说明天的”多情留客“之意，接着又一反问：”春向暖，朝来底事，尚飘轻雪？”是呀，正月里来是新春，正月中旬，春讯已报，为什么不早不晚，就在文安国决定还朝的时候，天一亮就飘起雪来了呢？这不分明是天也很多情地劝客莫归吗？话不在多，而在情衷；语不在华，而在恰切。只此两句，便借节侯异象申足了留客之意。
但客人毕竟要如期还朝的，所以下面便转入对友人的衷心祝愿和抒发自己此刻的情怀：“君遇时来纤组授，我应老去寻泉石。”上句是实意真清而带对时政的隐讽，下句是纯粹的牢骚。不说做宫而说腰系绶带（官员系玉的丝带），这就把抽象的祝愿具体形象化了。但说“纡组绶”得等到“遇时来”（政治昌明）方可，这就含有对时政的讥讽了。至于说自己要归休泉石，去过隐居生活，这牢骚就更深了。词人曾以“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自许（《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这绝非说大话，而是道其真智，言其实情。但现实却硬逼着他走，“······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静夜无尘》）的道路。这是因现实所逼，在这送别友人之际，词人便一吐其苦，而发出“我应归去寻泉石”的牢骚。这里应注意一个“应”字，“应”是忖度之词，是坎坷中无可奈何之想，意思是除非现实逼我无路可走，我还是轻易不肯走这条“不食人间烟火”的消极道路的。虽然词人毕竟是热爱人民，热爱生活，但复杂的现实又很难说不逼他走这条归隐之路，所以接下去说：“恐异时杯酒复相思，云山隔。”这里应注意一个“恐”字，恐怕如何，即不愿如何，此字道出了“云山隔”非其本愿。因而可以说，上阕是以送客叙友倩为主，但也有借送客而述怀的成分，而述怀中虽有“寻泉石”、“云山隔”等想归隐的字句，但寻绎词旨，这些都是送别中的一些激愤之词，牢骚之语。这是词人那种高尚人格、进取精神与现实相矛盾的反映，是词人“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而又不得实现的变态反映。
词虽分上下两阕，但上下阙之间确实意脉贯通、语气相连的。因而下阕一开头边说“浮世事，俱难必。人纵健，头应白。”“浮世事，俱难必”六字写出了“咄咄怪事出”、“人问底事无”的现实，抒发了真理难寻、直士难作、壮志难伸而又不甘苟且从流的痛苦和牢骚；而后六个字，又写出了时光易逝、时不我待的痛切之苦，同时，它又巧妙的把话题归回到送客劝酒的正题上来。“何辞更一醉，此欢难觅”这里是说，老朋友，我们还是举大杯痛饮吧！大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味道，大有宁做酒中仙，不为名利客的感慨。
为了让友人多饮几杯，故不做悲酸语，而写旷达情：“不用向佳人诉离恨，泪珠先已凝双睫。”当劝别人不比痛苦之时，也正是自己心中酸楚之时，因此，词人虽写的是旷达之语，但实际上表现的却是相别时共有的痛苦难舍之情。“但莫遣新燕却来时，音书绝。”词人非正面说，而是以反话出之，这就更充分表现了词人对友谊的珍惜、主动、迫切感。同时，按密州的“节候”说，属于农谚中“七九河开，八九燕来”的区域。按正常年份，正月十三，尚属“数六九”之末，但十天之后，便属“新燕”飞来的“八九”，诗人不说“你到京就马上来信”，而以“新燕”云云，这就把抽象的思想变成了有时空感、形象感、有韵味的艺术语言，很是新美。
本文记叙了北宋著名建筑家喻皓用“布板”“实钉”来加强了结构整体性，以解决木塔不稳定的问题，说明早在一千多年前，我国在建筑理论和技术方面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本文叙述了梵天寺木塔由“动”到“定”的过程，揭示了木塔“定”的缘由，即“六幕相持，自不能动”。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巧妙的建设建筑结构与超高的工艺水平。
文章叙述描写也颇显功力，从而增强全文的感染力。如以“患其塔动”，“而动如初”为下文的“塔遂定”作铺垫；又如“贻以金钗”的细节描写，“皓笑曰”的语言描写都十分生动得当，与说明的内容丝丝相扣。
本文共分三层，如下：
第一层：
钱氏据两浙时，于杭州梵天寺建一木塔，方两三级，钱帅登之，患其塔动。匠师云：“未布瓦，上轻，故如此。”乃以瓦布之，而动如初。
这句话说了：建塔过程中塔身出现不稳定的问题，凭工匠们的认识和实践都未能解决。
第二层：
无可奈何，密使其妻见喻皓之妻，贻以金钗，问塔动之因。皓笑曰：“此易耳，但逐层布板讫，便实钉之，则不动矣。”匠师如其言，塔遂定。
无可奈何写出了匠师的无能，反衬了喻皓的技艺精湛。
笑写出了喻皓的胸有成竹，并讽刺了匠师的无能。
这句话说了：喻皓采用“布板”“实钉”的方法，解决了塔身不稳定问题。
第三层：
盖钉板上下弥束，六幕相联如胠箧，人履其板，六幕相持，自不能动。人皆伏其精练。
这句话说了：解释“塔定”的原因，并写了众人对此事的反应，也体现了喻皓建筑工艺水平的高超。
此词具有一种潜在的思想力量。上片称赞严子文侍女不同流俗，才貌出众，频频发笑，满座粲然，不断带来欢乐和活力。首句用吴语“侬”称呼侍姬，所谓“吴侬软语”，想必这一位侍姬是吴人，“侬”是她的家乡话。作者用“桓彝嵚崎历落”这个典故来形容侍女，这就等于说这位叫“笑笑”的侍女，竟是一位杰出不群的值得钦佩的伟丈夫式的人物。这作为对一个侍女的歌颂，确实有点不伦不类。这当然不是作者没词了，不懂得用典而胡乱比附。以他这样一位写起词来“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的大家，不可能不懂用典，更何况他“其秾丽绵密处，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为女人作艳语，原也当行。那么就只有从文字的本意来理解了。这就是说笑笑一定有其不凡之处，所以作者才会许之以如茂伦那样的嶔崎历落，可钦可羡之人。古时侍姬，固多不凡。如张愔之关盼盼，石崇之绿珠，但那还多是忠于故主而已。而这里的笑笑，可惜没有留下更多的记载，其主既未故，那无妨反求之于辛弃疾所钦羡的事物。辛弃疾此时在建康作一行政之副职，且是“添差之员”，形同虚设。以如此之壮年，抱一腔热血而来的盛气之英雄，仅给这样一个冷板凳坐，其心情之抑郁是可想而知的了。所以他在这同一时期作的《满江红》中就说：“笑人世苍然无物。”他对于主和派掌权的这个朝廷，认之为无人，也是理所当然的。对满朝公卿将相视之为“无物”的辛弃疾，却以“嶔崎可笑”许一侍姬，以这些猥琐的须眉作衬，则红粉之磊落也就非常形象、可以感触的了。
下片写笑笑的颦笑。她“歌笑颦时还浅笑”，让人舒心；“醉逢笑处却轻颦”，使人清醒。南宋小朝廷是一个萎靡世界。在这时，每一个有良心的人，歌时应当是痛苦的，但这还是一般的感情。而她却于痛苦中反要浅笑。这不是写她麻木不仁，不是写她纵情欢笑，而是说她在本来笑颦之处，却发出了“浅笑”。这就透露了她这笑含有凄伤之情。这无法或不屑纵声的“浅笑”，只能是嘴角那苦苦的一撇，是冷然的微哂，是笑笑不得之强颜。总之它是内心痛苦之极的一种反态。长歌当哭，它是比哭更凄惨得多的。是以当别人快乐地喝醉了酒，作出种种丑态时，她却又不由地皱起了眉头，一股讨厌鄙弃之情溢于眉宇。这一颦一笑之间，就把她那种高傲的秉性，活脱脱地写了出来。正如屈原之“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一样，她是很有点不同流俗而别具慧心的。这两句词中也可以看出笑笑的杰出之所在。在那样的社会里，竟有这样一位不趋炎附势、不同流合污，反而很有点脱俗超凡的女子，的确令人高兴，无怪乎作者要由衷地赞叹她“宜颦宜笑越精神”了。颦其所颦而笑其所笑，是以曰“宜”。那么这个“精神”就不单是指她那一种女性的美的外露，而更是指她一颦一笑所表现出来的高尚的精神境界。
从这里可以看到辛弃疾对于这一种傲态的钦佩，无此傲态作为底色，则轻颦浅笑，都显轻薄，徒见其不“宜”了。那么由此可见：笑笑的颦笑，定与抗战派的思想感情合拍，这固然是当时广大人民的普遍意愿，也不排斥她就是因坚持抗战而获罪以作奴婢的家属。因而她的见解很合乎辛弃疾的思想，所以才有“一笑坐生春”的感觉。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在此家宴中高谈阔论，笑笑时发如花妙语，说得那样中听，有助豪情，使人感到周身舒畅。故此作者对于的“开口笑时频”寄予了那样真挚而热烈的感情。当此之时，酒酣耳热，小小天地尽是他们主战派的世界，更难得的是，红粉居然知己，所以就更感到她越笑越精神，她此时，已完全不是一个歌舞妓，而直是他不能不钦佩的嶔崎历落的大丈夫了。
这阕《浣溪沙》词虽是赠妓调笑之作，全篇俳谐有趣，但决不是纯粹的无聊文字，那怕是从仅仅不小瞧侍姬这类卑贱的小女子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辛弃疾的不凡。他把一位侍女抬高到了这样高的地位，这就完全不是庸俗的捧角儿，而是他把对于祖国的热爱看得高于一切，用以衡量一切：谁不爱国，谁不维护国家的统一，虽卿相君主，他亦视为“无物”；而赞成国家统一的，则虽歌妓侍女，也可以许之为“嶔崎历落”之人。从这个侧面，令人又看到了辛弃疾对于祖国有着无比深挚的感情。也正是这种爱国主义的感情，使得他颠倒了对于大人物和奴婢尊卑的陈腐见解，从而具备了进步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