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在一开始就直抒胸臆,顿感一种悲怆感伤的情绪油然而生。诗人在草堂的北窗独坐,极目北望,感慨万千。此联对仗极工,“南”、“北”二字迭用对映,以“南京” 对“北望”、以“南亩”对“北窗”。
颔联由抒怀转入描写在成都的客居生活:“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此情此景富有诗情画意,是一种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乡野生活。波光云影伴着棹声、嬉闹声,杜甫望着眼前这位同他患难与共的糟糠之妻杨氏,两鬓业已有些斑白,细细的皱纹开始悄悄爬上了曾经细嫩的面庞,回想起和她一起看过的风景和一起走过的人生旅程,今生有伊相伴,纵然再苦也甘之如饴,这或许就是一起吃苦的幸福吧。想到这里,杜甫内心深处的感情犹如潮水从心底奔涌而出,多年漂泊与流离的苦痛和如今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幸福,两种冰火两重天的情感交杂在一起,最终化作颈联“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这两句。“俱飞蛱蝶”和“并蒂芙蓉”,如双栖鸳鸯一般,都是成双成对的,象征着夫妻或两个相爱的恋人双宿双飞,永不离分,唯美的梁祝化蝶所表达的也正是此意。
末联诗人又把游走的思绪拉回现实中来,将视线转移到随艇携带的“茗饮”和“蔗浆”上来。“茗饮”这一叫法最早出自三国曹魏张揖的《广雅》一书中:“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可见,在三国时期,荆巴一带(今湖北、四川交界一带)把茶汤称作“茗饮”,而且煮饮的方式也比较特别。另据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记载:“菰稗为饭,茗饮为浆”,“时给事中刘镐,慕肃之风,专习茗饮”。“茶”字最早首见于唐显庆中(656~661年)苏恭的《本草》中,距离杜甫写此诗的时代已有百余年,而成都位于巴蜀一带,自古以来就是饮茶成风,这在张载的“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登成都白菟楼》)中可窥见一斑。杜甫在诗中用“茗饮”而不用“茶”,足见他移风易俗,受当地饮茶习俗影响颇深。诗人在尾联中至少寄寓了两层意思:一是道出他的人生滋味,二是表达他的人生价值观。于杜甫而言,他的人生只有“苦”和“甜”两味,而且苦是远远多于甜的,早年多舛的命运和后来的尘埃落定恰如这清苦的“茗饮”和甘甜的“蔗浆”。他与妻子经历了多少的离别、思念之苦,如今能手牵手、肩并肩同乘一艇,是在尝尽苦辛之后换来的甜蜜,来之不易。“茗饮蔗浆携所有”,把苦茗与甜蔗都同置一艇上,时饮茗来时饮浆,时苦时甜,恰如在回味一段人生。至于人生价值观,在此时的杜甫眼里,茗饮蔗浆都用普通的再也不能普通的瓷坛来盛放,一点儿也不逊色于精美的玉缸。瓷坛与玉缸,虽功用相同,内涵却有天壤之别,一朴质,一奢华;一象征着简淡平凡的生活,一象征着穷奢极恶的生活。诗人认为“瓷罂无谢玉为缸”,意味着他的人生价值观发生了重大转变,由追求显达仕途转变成追求陶然田园,由勃勃雄心转变成淡泊宁静,这一过程也诚如茶由醇厚渐转淡薄的过程。
天岂无情?天也解、多情留客。向向暖、朝来底事¹,尚飘轻雪?君过向来纡²组绶(shòu)³,我应归去耽(dān)⁴泉石⁵。恐异时、怀酒忽相思,云山隔!
这是一首送别词,题目交代了写作缘由。词作直抒惜别之情,委婉深挚,亲切感人。
词一开始,便写友情难舍之意:“天岂无情?天也解、多情留客。”这是借“天气”写“人情”。说天也懂得多情留客,那么,人意岂不比天意更切?不言已,而言天,这是借景抒情的曲致,深婉而又自然之笔。为了说明天的”多情留客“之意,接着又一反问:”春向暖,朝来底事,尚飘轻雪?”是呀,正月里来是新春,正月中旬,春讯已报,为什么不早不晚,就在文安国决定还朝的时候,天一亮就飘起雪来了呢?这不分明是天也很多情地劝客莫归吗?话不在多,而在情衷;语不在华,而在恰切。只此两句,便借节侯异象申足了留客之意。
但客人毕竟要如期还朝的,所以下面便转入对友人的衷心祝愿和抒发自己此刻的情怀:“君遇时来纤组授,我应老去寻泉石。”上句是实意真清而带对时政的隐讽,下句是纯粹的牢骚。不说做宫而说腰系绶带(官员系玉的丝带),这就把抽象的祝愿具体形象化了。但说“纡组绶”得等到“遇时来”(政治昌明)方可,这就含有对时政的讥讽了。至于说自己要归休泉石,去过隐居生活,这牢骚就更深了。词人曾以“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自许(《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这绝非说大话,而是道其真智,言其实情。但现实却硬逼着他走,“······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静夜无尘》)的道路。这是因现实所逼,在这送别友人之际,词人便一吐其苦,而发出“我应归去寻泉石”的牢骚。这里应注意一个“应”字,“应”是忖度之词,是坎坷中无可奈何之想,意思是除非现实逼我无路可走,我还是轻易不肯走这条“不食人间烟火”的消极道路的。虽然词人毕竟是热爱人民,热爱生活,但复杂的现实又很难说不逼他走这条归隐之路,所以接下去说:“恐异时杯酒复相思,云山隔。”这里应注意一个“恐”字,恐怕如何,即不愿如何,此字道出了“云山隔”非其本愿。因而可以说,上阕是以送客叙友倩为主,但也有借送客而述怀的成分,而述怀中虽有“寻泉石”、“云山隔”等想归隐的字句,但寻绎词旨,这些都是送别中的一些激愤之词,牢骚之语。这是词人那种高尚人格、进取精神与现实相矛盾的反映,是词人“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而又不得实现的变态反映。
词虽分上下两阕,但上下阙之间确实意脉贯通、语气相连的。因而下阕一开头边说“浮世事,俱难必。人纵健,头应白。”“浮世事,俱难必”六字写出了“咄咄怪事出”、“人问底事无”的现实,抒发了真理难寻、直士难作、壮志难伸而又不甘苟且从流的痛苦和牢骚;而后六个字,又写出了时光易逝、时不我待的痛切之苦,同时,它又巧妙的把话题归回到送客劝酒的正题上来。“何辞更一醉,此欢难觅”这里是说,老朋友,我们还是举大杯痛饮吧!大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味道,大有宁做酒中仙,不为名利客的感慨。
为了让友人多饮几杯,故不做悲酸语,而写旷达情:“不用向佳人诉离恨,泪珠先已凝双睫。”当劝别人不比痛苦之时,也正是自己心中酸楚之时,因此,词人虽写的是旷达之语,但实际上表现的却是相别时共有的痛苦难舍之情。“但莫遣新燕却来时,音书绝。”词人非正面说,而是以反话出之,这就更充分表现了词人对友谊的珍惜、主动、迫切感。同时,按密州的“节候”说,属于农谚中“七九河开,八九燕来”的区域。按正常年份,正月十三,尚属“数六九”之末,但十天之后,便属“新燕”飞来的“八九”,诗人不说“你到京就马上来信”,而以“新燕”云云,这就把抽象的思想变成了有时空感、形象感、有韵味的艺术语言,很是新美。
本文记叙了北宋著名建筑家喻皓用“布板”“实钉”来加强了结构整体性,以解决木塔不稳定的问题,说明早在一千多年前,我国在建筑理论和技术方面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本文叙述了梵天寺木塔由“动”到“定”的过程,揭示了木塔“定”的缘由,即“六幕相持,自不能动”。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巧妙的建设建筑结构与超高的工艺水平。
文章叙述描写也颇显功力,从而增强全文的感染力。如以“患其塔动”,“而动如初”为下文的“塔遂定”作铺垫;又如“贻以金钗”的细节描写,“皓笑曰”的语言描写都十分生动得当,与说明的内容丝丝相扣。
本文共分三层,如下:
第一层:
钱氏据两浙时,于杭州梵天寺建一木塔,方两三级,钱帅登之,患其塔动。匠师云:“未布瓦,上轻,故如此。”乃以瓦布之,而动如初。
这句话说了:建塔过程中塔身出现不稳定的问题,凭工匠们的认识和实践都未能解决。
第二层:
无可奈何,密使其妻见喻皓之妻,贻以金钗,问塔动之因。皓笑曰:“此易耳,但逐层布板讫,便实钉之,则不动矣。”匠师如其言,塔遂定。
无可奈何写出了匠师的无能,反衬了喻皓的技艺精湛。
笑写出了喻皓的胸有成竹,并讽刺了匠师的无能。
这句话说了:喻皓采用“布板”“实钉”的方法,解决了塔身不稳定问题。
第三层:
盖钉板上下弥束,六幕相联如胠箧,人履其板,六幕相持,自不能动。人皆伏其精练。
这句话说了:解释“塔定”的原因,并写了众人对此事的反应,也体现了喻皓建筑工艺水平的高超。
此词具有一种潜在的思想力量。上片称赞严子文侍女不同流俗,才貌出众,频频发笑,满座粲然,不断带来欢乐和活力。首句用吴语“侬”称呼侍姬,所谓“吴侬软语”,想必这一位侍姬是吴人,“侬”是她的家乡话。作者用“桓彝嵚崎历落”这个典故来形容侍女,这就等于说这位叫“笑笑”的侍女,竟是一位杰出不群的值得钦佩的伟丈夫式的人物。这作为对一个侍女的歌颂,确实有点不伦不类。这当然不是作者没词了,不懂得用典而胡乱比附。以他这样一位写起词来“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的大家,不可能不懂用典,更何况他“其秾丽绵密处,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为女人作艳语,原也当行。那么就只有从文字的本意来理解了。这就是说笑笑一定有其不凡之处,所以作者才会许之以如茂伦那样的嶔崎历落,可钦可羡之人。古时侍姬,固多不凡。如张愔之关盼盼,石崇之绿珠,但那还多是忠于故主而已。而这里的笑笑,可惜没有留下更多的记载,其主既未故,那无妨反求之于辛弃疾所钦羡的事物。辛弃疾此时在建康作一行政之副职,且是“添差之员”,形同虚设。以如此之壮年,抱一腔热血而来的盛气之英雄,仅给这样一个冷板凳坐,其心情之抑郁是可想而知的了。所以他在这同一时期作的《满江红》中就说:“笑人世苍然无物。”他对于主和派掌权的这个朝廷,认之为无人,也是理所当然的。对满朝公卿将相视之为“无物”的辛弃疾,却以“嶔崎可笑”许一侍姬,以这些猥琐的须眉作衬,则红粉之磊落也就非常形象、可以感触的了。
下片写笑笑的颦笑。她“歌笑颦时还浅笑”,让人舒心;“醉逢笑处却轻颦”,使人清醒。南宋小朝廷是一个萎靡世界。在这时,每一个有良心的人,歌时应当是痛苦的,但这还是一般的感情。而她却于痛苦中反要浅笑。这不是写她麻木不仁,不是写她纵情欢笑,而是说她在本来笑颦之处,却发出了“浅笑”。这就透露了她这笑含有凄伤之情。这无法或不屑纵声的“浅笑”,只能是嘴角那苦苦的一撇,是冷然的微哂,是笑笑不得之强颜。总之它是内心痛苦之极的一种反态。长歌当哭,它是比哭更凄惨得多的。是以当别人快乐地喝醉了酒,作出种种丑态时,她却又不由地皱起了眉头,一股讨厌鄙弃之情溢于眉宇。这一颦一笑之间,就把她那种高傲的秉性,活脱脱地写了出来。正如屈原之“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一样,她是很有点不同流俗而别具慧心的。这两句词中也可以看出笑笑的杰出之所在。在那样的社会里,竟有这样一位不趋炎附势、不同流合污,反而很有点脱俗超凡的女子,的确令人高兴,无怪乎作者要由衷地赞叹她“宜颦宜笑越精神”了。颦其所颦而笑其所笑,是以曰“宜”。那么这个“精神”就不单是指她那一种女性的美的外露,而更是指她一颦一笑所表现出来的高尚的精神境界。
从这里可以看到辛弃疾对于这一种傲态的钦佩,无此傲态作为底色,则轻颦浅笑,都显轻薄,徒见其不“宜”了。那么由此可见:笑笑的颦笑,定与抗战派的思想感情合拍,这固然是当时广大人民的普遍意愿,也不排斥她就是因坚持抗战而获罪以作奴婢的家属。因而她的见解很合乎辛弃疾的思想,所以才有“一笑坐生春”的感觉。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在此家宴中高谈阔论,笑笑时发如花妙语,说得那样中听,有助豪情,使人感到周身舒畅。故此作者对于的“开口笑时频”寄予了那样真挚而热烈的感情。当此之时,酒酣耳热,小小天地尽是他们主战派的世界,更难得的是,红粉居然知己,所以就更感到她越笑越精神,她此时,已完全不是一个歌舞妓,而直是他不能不钦佩的嶔崎历落的大丈夫了。
这阕《浣溪沙》词虽是赠妓调笑之作,全篇俳谐有趣,但决不是纯粹的无聊文字,那怕是从仅仅不小瞧侍姬这类卑贱的小女子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辛弃疾的不凡。他把一位侍女抬高到了这样高的地位,这就完全不是庸俗的捧角儿,而是他把对于祖国的热爱看得高于一切,用以衡量一切:谁不爱国,谁不维护国家的统一,虽卿相君主,他亦视为“无物”;而赞成国家统一的,则虽歌妓侍女,也可以许之为“嶔崎历落”之人。从这个侧面,令人又看到了辛弃疾对于祖国有着无比深挚的感情。也正是这种爱国主义的感情,使得他颠倒了对于大人物和奴婢尊卑的陈腐见解,从而具备了进步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