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通过描写竹楼的安适和楼主的行动来达一种抛却红尘仕宦、钟情独自隐居的情怀和闲适自得的生活态度。首句概括竹楼的主人的闲散,次句通过取竹建楼的行动具体描写楼主的“闲”,第三句通过反衬手法写出竹楼的舒适凉爽,末句写主人在竹楼中的闲适生活。全诗意蕴丰美,耐人寻味。
“傲吏身闲笑五侯”中所谓“傲吏”,大约指的是那位“王舍人”,他既然身己为“吏”,却丝毫没有俗务缠身,更着不起那些气焰熏天、炙手可热的“五侯”,其生活情趣之高,也就不言自明了。战国时期的庄子,曾在蒙(今河南商丘)做过漆园小吏,楚威王欲拜他为相,被他拒绝了。后世遂称他为傲吏,如晋郭璞《游仙》诗说:“漆园有傲吏。”这里将王舍人比喻成庄子。
接下来,作者紧扣诗题,写王舍人的“竹楼”。这里作者着重强调了两点:其一,“西江取竹”。西江历来为产竹之地,而竹却又被视为“岁寒三友”之一,既“直”又有“节”,所以作者表面上是写竹,实际上却是在写这位“傲吏”的品格。其二,“起高楼”。本来,以竹为楼,不可能搭得很高,但作者特意拈出“高”字,一下仅能进一步暗示这位“傲吏”非同一般,同时也为下文的“南风”徐来打好了基础。
诗的后两句表面上是在写竹楼内的生活,实际上仍在写这位“傲吏”蔑视功名、闲适自得的人生态度。“南风不用蒲葵扇”,一是说 “傲吏”在竹楼上享受着徐徐吹来的南风,其悠然自得、无争无竞的心情显而易见;另外,它还隐隐借用了“南凤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之句,巧妙地说明只要沐浴王风,宣扬教化,自然可以使所治之民安居乐业,无需多费精神,碌碌多劳。
而“纱帽闲眠对水鸥”句,则更进一步写出这位“傲吏”的心态:他头戴“纱帽”,悠然地对着水鸥入睡。此处的纱帽,是指平民和官吏均可戴的凉帽,与后世的“乌纱帽”即官帽不同。纱帽作为官帽,那是明代以后的事情。唐宋人诗里,纱帽则多指夏季戴的轻便帽子,官民皆可戴。如白居易《夏日作》诗:“葛衣疏且单,纱帽轻复宽,一衣与一帽,可以过炎天。”“水鸥”在这里可能暗用了典故,据《列子》记载,从前有人在水边每日与鸥鸟为戏,鸥鸟飞临其身而不惊怕。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也用这个典故。当然,此处说他没有用典也是可以的,水鸥在水边自由自在,悠然起飞,与王舍人与世无争的心境正相契合。用典而使人不觉其用典,正是诗家推崇的一种入化的境界。诗人对王舍人的生活情趣及他的竹楼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也就等于表白了自己的心迹:他不仅是这位“傲吏”的知音,而且无时无刻不在向往这种生活。
这首诗运用了一些典故,对丰富诗歌的内涵、深化诗歌的主题,具有明显的作用。全诗意蕴丰美,耐人寻味。
词的上半阕主要是刻画王长官的高洁人品,下半阕则描绘会见王长官时的环境、气氛,以及东坡当时的思绪和情态。
上阕全就王长官其人而发,描绘了一个饱经沧桑、令人神往的高士形象。前三句“三十三年,今谁存者,算只君与长江”,一开篇就语出惊人不同凡响,在将长江拟人化的同时,以比拟的方式将王长官高洁的人品与长江共论,予以高度评价。“凛然苍桧,霜干苦难双”二句喻其人品格之高,通过“苍桧”的形象比喻,其人傲干奇节,风骨凛然如见。王长官当时居住黄陂(今武汉市黄陂区),唐代武德初以黄陂置南司州,故词云“闻道司州古县,云溪上、竹坞松窗”。后四字以竹松比喻托衬他的正直耿介。“江南岸”三句是说倘非王先生送陈慥来黄州,恐终不得见面。语中既有词人的自谦,也饱含作者对于王先生人品的仰慕之情。
过片到“相对残釭”句写三人会饮。“摐摐”二字拟(雨)声,其韵铿然,有风雨骤至之感。“疏雨过,风林舞破,烟盖云幢”几句,既写当日气候景色,又通过自然景象的不凡,暗示作者与贵客的遇合之脱俗。“愿持此邀君,一饮空缸”,充满了酒逢知己千杯少的豪情。“居士先生老矣”,是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感叹。“真梦里,相对残缸”,写主客通宵达旦相饮欢谈,彼此情投意合。
末三句写天明分手,船鼓催发,主客双方话未尽,情未尽,满怀惜别之意。
全词“健句入词,更奇峰特出”,“不事雕凿,字字苍寒”(郑之焯《手批东坡府府》),语言干净简练之极,而内容,含义隐括极多,熔叙事,写人、状景、抒情于一炉,既写一方奇人之品格,又抒旷达豪放之情感,实远出于一般描写离合情怀的诗词之上。词中凛然如苍桧的王先生这一形象,可谓东坡理想人格追求的绝妙写照。
词的上片极写皇宫中秋景,为太平盛世、皇帝出游铺下华美祥和的背景,首韵三句写自然秋光,叶落云飞,天高地阔,淡远而明快。前两句化用了柳恽《捣衣诗》诗句“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次韵二句概写宫廷气象,宫殿耸立佳气缭绕,高贵而吉祥。第三韵三句细写言中花卉,深黄浅红,香气氤氲,静植于殿宇阶下,美艳而芬芳。末韵三句以“玉宇”、“仙露”、“碧天”将天意与人事结合,安和而祥瑞。
下片颂皇帝出游。首韵四句先点明“升平”时代,再点明皇帝之日理万机,这是侧面歌颂皇帝的政绩,并以“澄鲜”的“夜色”、“迢递”的“漏声”烘托和平安谧的气氛。次韵二句以祥瑞的天象兆示天下的安康。有了这两韵的铺垫,第三韵三句才出现了皇帝的“凤辇”,伴以“清脆”悦耳的“管弦”声,以车驾和音乐侧写帝王的华贵雍容,至高无上。末韵三句以宫廷中“波翻”、“帘卷”、“月明风细”的适意景况收束此次“宸游”,又暗喻了天下的和平安泰。
为了歌功颂德的需要,柳永创制此词,调用了多种手段, 特别是语言的运用上。其一,多处借用前人的诗文、典故、传说,一扫俚俗之语,使词章现出古雅之色。其二,对偶句俯拾皆是,对偶形式多种多样。如“亭皋”、“陇首”二句对偶,“嫩菊”、“拒霜”二句对偶,“夜色”、“漏声”二句对偶,“太液”、“披香”二句对偶;“玉宇”、“金茎”、“碧天”三句形成鼎足对;“宝阶”与“香砌”二词、“月明”与“风细”二词又是句中对。不满百字的一首词,七处对偶,使词章现出繁富工整之气。其三,“醉蓬莱”一调,本以四字句为主,其中五个五字句词人又都化为上一下四的领字句式,以和谐匀齐的韵律,显示出庄重端严之势,此外词中色彩鲜明、声味谐美,无处不是太平景象, 这些,都看出柳永创作这首歌功颂德之词所用的心力。
可能由于柳永词人的气质,也可能由于他过于依赖自己敏捷的才思,这首词虽意在歌颂皇帝,但缺少一些雍容华贵、富丽堂皇之态。正如《诗人玉屑》所指出的:“‘嫩菊黄深,拒霜红浅’,竹篱茅舍间,何处无此景物?”不仅如此,仅读开篇一韵,并不能看出这是一首歌颂皇帝之词的开端;再如“夜色澄鲜”、“漏声迢递”、“月明风细”诸景物的叙写,也与歌颂帝王的主题略显不谐和,这或许也是此词不能博得皇帝称赏的另一个原因。不过,也正因如此,这首词若抛开它歌功颂德之意,不少地方以颇具美感,较之柳永其他颂词、投献词,更有词的韵味。
这首词的创作,对柳永来说本是一个机遇,或可多少改变其多舛的命运。柳永深知此意,故在词中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但柳永未免有些迂腐,凭着一支生花妙笔,挥洒而下,却未对相关情况了如指掌,以致于出现颂词竟有语句与悼词暗合,犯了大忌,再加仁宗本对他有成见,故而多方挑剔,以致这一次不仅机遇与柳永擦肩而过,且使柳水“自此不复进用”,加重了其命运的不幸。柳永这位宋代专事写词的文人,一生却两次因词而被祸(另一首是《鹤冲天·黄金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