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年），北方的前秦苻坚率领百万大军南下，气焰嚣张，妄图消灭东晋，统一南北。东晋只有八万军队，不到苻坚的十分之一。而淝水一战，晋师大败苻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保住了晋国的安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这对南宋有重大的历史借鉴意义。
上片首先在读者面前展开了一幅长江形势图，眼前只看到长江雪浪，滚滚滔滔，千里奔腾，一泻而下，阻隔南北。据传三国时魏国的曹丕在观望长江时，曾感叹地说：“此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他两次伐吴，都未成功，长江阻隔，是其重要原因。如此天险，北方的金兵是难以逾越的。高宗如果稍有恢复中原之志，就应利用天险，加强设防，固守长江，以遏强虏。当然，天险难逾，并不等于绝对不可逾。三国时东吴孙皓，仅凭天险御敌，终于招致“一片降幡出石头”。所以李纲强调天险难逾，还必须加上“人谋克壮”，天险可凭，而又不可仅凭天险，重在人谋。有天险可凭，又加上人的深谋远略，北方索虏，岂敢吞噬我们的土地？索虏是南北朝时南方人对北方敌人的蔑称。这里既是指前秦，也是指金兵。这段描写兼论述为下文写晋师以少胜多提供了依据。下文很自然地转入到对淝水之战的记述。
苻坚率百万之众“倏忽长驱吾地”。倏忽，言其神速；长驱，言其势猛。这句极言秦兵强大，乃为后面秦兵失败作反衬。欲抑先扬，以突出晋军胜利其意义重大。
当苻坚南侵，大敌当前之时，谢安作为东晋宰相，其主要作用有二：一是决定大政方针：坚决抵抗，决不妥协；二是运筹帷幄，用人得当。他以谢石为征虏将军、征讨大都督，统率全军。以谢玄为前锋都督。还有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龙骧将军胡彬等，协同作战。谢安深信他们的谋略将才，放手让他们发挥主动作用，自己不插手，不直接干预军事，指挥若定，镇静自如。《通鉴》载：“谢安得驿书，知秦军已败。时方与客围棋。摄书置床上，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可见他胸有成竹，料事如神。故词中称赞：“破强敌，在谢公处画，从容颐指。”“颐指”，即指挥如意。
晋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确为历史奇迹，故换头以“奇伟”领起，对这次战争的胜利作了生动的铺叙。谢玄等以“八千戈甲，结阵当蛇豕。”戈甲，代指军队；蛇豕，封豕长蛇之简称。《左传·定公四年》：“吴为封（大）豕长蛇，以荐食上国。”封豕长蛇，比喻强大的贪暴残害者。此借指苻坚。“鞭弭周旋，旌旗麾动”，弭，弓之末梢，用骨质制成，用以助驾车者解开辔结。谢玄、谢琰、桓伊等指挥数千之众，直渡淝水，击退北军，使北军望风披靡。苻坚等登上寿阳城，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为晋军。在败逃路上，夜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军追杀过来。弃甲曳兵，亡魂丧胆，惊慌失措，狼狈北逃。词以十分快意的笔调赞扬晋军出奇制胜、力挫强敌，保住了东晋的江山和人民，免遭“索虏”吞噬。其功业之伟大，虽“周雅”所歌颂的周宣王中兴也不得专美于前了。《诗·小雅》中的《六月》、《采芑》等诗记述周宣王任周尹吉甫、方叔等率军北伐 狁，南惩荆蛮，使西周得以中兴。淝水之捷，其功不亚于此。
全词从长江天险写起，指出既凭天险，又重人谋，何惧“索虏”！接着以主要篇幅描述了淝水之战晋胜秦败的过程及其值得借鉴的历史意义：强大的敌人并不可怕，是可以被打败的。只要弱小的一方敢于斗争，人谋克壮。词还突出了东晋宰相谢安“从容颐指”的作用。曾担任高宗宰相的李纲多么希望自己能起类似谢安那样的作用，可惜他没会机会。他写这首词，意在讽谕高宗以古为鉴，须知少可以胜多，弱可以胜强，强敌不足畏，全在“人谋克壮”。应痛下决心，北伐中原，收复失地，作者的用心是很明显的。
黄巢遗留下来的诗一共三首，其中《题菊花》和《不第后赋菊》流传程度较广。这首《自题像》与两首菊花诗相比，名气就小得多了。甚至有很多人怀疑这首诗究竟是不是黄巢本人的作品。
据说黄巢本人后来战死疆场了，但也有传说黄巢起义失败后在洛阳做了和尚。从这首诗来看，他没有战死，后来削发为僧了。如果真像民间传说那样，这些叱咤风云的农民领袖遁入空门，其人生感触一定非寻常人所能及。比如像这首诗的头两句，“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既表明了黄巢曾经历过的那些不平凡的戎马倥偬岁月，又显示了他后来静如止水的僧侣生涯，其鲜明的对比，令人感慨。尤其是“天津桥上无人识”这一句，生动地描述了英雄迟暮那种无可奈何的苍凉和悲哀，令人叹息。但笔锋一转，“独倚栏干看落晖”一句，又悠然刻画了一种“人生韶华短，江河日月长”的意境，令人回味无穷。原题注：陶毅《五代乱离纪》云：巢败后为僧，依张全义于洛阳。曾绘像题诗，人见像，识其为巢云。
《草堂吟》是一首七言古诗。作者薛令之，福建长溪县（今福安）人。福建那个地方在唐朝时还是很闭塞的，读书做官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事。“家贫耽读人皆笑”很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风气。饭都吃不上，还读什么书呀！不过薛令之是个有志向的人，从他诗中所说到的“苏秦与韩信”、“佩黄金印”、“自古公侯未遇时”等语句来看，完全是“觅封侯”的架势。神龙二年（706），薛令之考上进士，成为福建第一位进士。开元中，官左补阙、太子侍讲。应该说基本上实现了他的理想。
这首诗是写他在灵谷草堂读书情形的。开头四句写草堂读书，草堂坐落在灵岩山谷，诗人就在草堂读书，一直读到很晚。这里人迹不到，惟有白云相伴。陶弘景《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白云缭绕，平添了一种高洁的意蕴，也富含隐逸的味道。
“春日”四句写草堂生活，一是垂钓，一是弹琴。写垂钓还是春光烂漫的，写弹琴就写出愁绪来了。“猿鹤寥寥愁转深”中的“猿鹤”如何解释？“寥寥”又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人说：“胡猿野鹤也像是暗喻着一些政坛小人。”不过，这种说法太复杂了，当时的薛令之还是个青年，还没有踏入政坛，对朝廷中的变故不可能了如指掌，而且，接下来的“寥寥”又作何解释呢？另有人注释时转引了《太平御览》中《抱朴子》的话：“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猿鹤”并用，应该说就是用了这个典故，其意也就是“君子为猿鹤，小人为虫沙”，那么“寥寥”也就是“数量少”的意思。于是他“携琴独理仙家曲”，“仙家曲”是指高妙的琴曲，一般人自然无法理解。
“曲中”四句，上接“仙家曲”，是写他的忧愁。在薛令之当时所处的环境里，一来没有同道，“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这不能不是读书人的忧伤，“子期能说宫商调”折射出没有知音的苦恼；二来读书的行为不为人理解，“家贫耽读人皆笑”便是说明这种情况的。尤其是在没有读出成就之前（鱼未成龙剑未飞），更是如此。
当然，他自己是信心满满的，“君不见”四句是他引用的论据，“家贫”就不能“耽读”了吗？你看苏秦和韩信都是出身贫苦，而后来却成为大人物。苏秦是古代苦学的典范，“引锥刺股”是他的典型事例。
最后四句是勉励自己坚持读书。“男儿立志需稽古”是说他在古人的事迹中得到了鼓舞，那些“公侯”在没有遇到圣明的君主前，他们都是耐得住寂寞，刻苦攻读的。这些事例说服了自己，更坚定了他读书求进的志向。
这首诗表现了苏轼初得赦免诏书时的欣喜之情，抒发了风烛残年、万念俱冷的深沉感慨。
首联写一阵雷雨之后的黄昏时刻，作者独自登高，凭栏远望。古人常以雷霆之怒，霹雳之威喻皇帝的威怒，这里既是写实景，也是以霹雳收威暗喻哲宗去世，徽宗继位，朝政更新。“暮雨”的“暮”，也是含义双关，暗示以前朝政的昏暗；“开”，表现了他对徽宗的幻想，以为朝政从此清明，徽宗刚继位，想清除朝廷的党争，似乎将大有作为，苏轼当时还不可能看清他的真面目。《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也说：“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这四句几乎可作“霹雳”句的注脚，表现了同样的幻想。对句刻画了诗人凭倚栏槛遥望的神态。出句抒发的是欣喜之情，对句的“独”字则表现出孤寂之感，为尾联作好了铺垫。
颔联写登高所见，既是写眼前实景，又是象征时局。这是全诗最好的一联。夏天雨后多出现虹霓，是眼前实景；但作者不以彩虹入诗，而以暗淡的雌霓入诗，这是有寓意的。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苏轼得到诏书时，迫害元祐党人的二惇（章惇、安惇）、二蔡（蔡京、蔡卞），已受到台谏的排击，“雌霓云端下”正象征了政敌的失势。雄风喻帝王之风，与“庶人之雌风”相对，语出宋玉《风赋》。儋耳四周皆海，雄风来自海上，这既是写海风之快意，又是暗喻内移诏命的降临。
颈联记双喜临门。一是野老之喜，苏轼初到儋州，遇上连年灾害，元符三年（1100年）喜获丰收。苏轼与海南人民休戚与共，野老的喜事就是他的喜事。二是诗人之喜。苏轼谪居海南，无时不盼望北归。就在这年的正月七日，他还感慨说：“三策已应思贾让，孤忠犹未赦虞翻。”（《庚辰岁人日作》）贾让是汉哀帝时人，曾上治河三策，其中上策是引黄河北入海。苏轼在元祐年间也多次提出类似的主张，不被采纳。元符二年（1099年）黄河再次决堤北流，他的主张得到了应验。虞翻是三国时吴人，因得罪孙权，被长期流放交州。苏轼此时总算“赦虞翻”，赦书已到，逐下即将北归，他的心里十分高兴。
尾联写以后的打算，说年事已高，只要能吃饱饭，有栖身之地，就再无奢求了。杜甫《病后过王倚饮赠歌》有“但使残年饱吃饭”语，上句即用其意。《庄子·秋水》载坎井之蛙语：“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坎井之乐，此亦至矣！”庄子是讥井蛙的浅薄，但后人却以“专一丘之欢，擅一壑之美”表现“轻天下，细万物”的隐逸思想（陆云《逸民赋序》）。苏轼的用法与此相同。他晚年思想很矛盾，由于政治上一再遭受打击，经常发出“心似已灰之木”（《自题金山画像》）一类的感慨。但其思想深处仍是“报国心犹在”（《望湖亭》），“少壮欲及物，老闲余此心。”（《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诗的末句虽略赚消沉，但全诗的基调清雄慷慨，颇具浩然之气。